帮亚裔学生起诉哈佛歧视的白人律师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兼职讲师、SFFA诉哈佛案首席律师莫塔拉（中），图源：哈佛校报

把哈佛告上法庭的“公平录取学生组织”（SFFA）的首席出庭律师亚当·莫塔拉（Adam Mortara）曾是个懒惰的高中生。当其年轻的亚裔委托人正在努力学习为进入名校发奋图强的时候，高中时期的莫塔拉则拒绝交作业，而且要么逃课要么在课上打盹儿。莫塔拉认为自己闲暇时间应该玩《龙与地下城》，以及为他自己的地下报纸工作。成绩单上点缀着C和D的他参加大学先修物理考试时竟然用蜡笔答题。到12年级时，校方对他开出了约50次的课后留校处分，但其中绝大部分最后都没有履行。“我对在高中取得成绩缺乏兴趣，”亚当·莫塔拉说道：“聪明如我即使什么都不做也能在高中混日子，因此我就什么都不做。”

与亚当·莫塔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SFFA帮助的都是上进的亚裔学生，他们辛苦做对每件事，却因为自己的肤色遭受大学招生体系的愚弄，他们希望纠正带有种族意识招生惯例导致的缺陷。

莫塔拉差强人意的高中成绩以及他哥哥就读芝加哥大学这一事实，令人质疑他是否受益于校友优待。“有可能，但没人能确定。”莫塔拉说道：“但我坚信不疑芝加哥大学是个适合我的学校。”他进一步指出，那时候的芝加哥大学录取率接近50%，他承认要是在今天申请，自己肯定进不了芝加哥大学。

尽管莫塔拉高中时期是个不折不扣的懒汉，但是到了大学期间，他变得非常勤奋。莫塔拉估计，他在校园里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夜晚是在雷根斯坦图书馆度过的。整整四年大学生涯，他离开海德公园不足12次。

“我理想中的约会就是在雷根斯坦图书馆苦读的时候邂逅一位可能已经熟识了的女生，然后开始攀谈。。。，‘你愿意和我一起喝杯酸奶吗？’”他说道。

当没在学习或到实验室工作的时候，莫塔拉担任商务联席主席为芝加哥大学纪录片组干活。（译者注：Doc Films全称是The Documentary Film Group，是美国伊利诺斯州芝加哥大学的一个学生运营的电影社团。2007年《芝加哥论坛报》的一篇文章称其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电影协会”，它也可能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电影协会）。他毕业时获得了化学学士学位，并荣膺全美科学基金会研究生科研资助，随后，莫塔拉获得马歇尔奖学金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天体物理。

莫塔拉将自己的转变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兄长，贾斯汀·莫塔拉（Justin Mortara）。他哥哥读大学后养成一种全新的学习好习惯，并把成绩单寄回家，莫塔拉清楚地记得家里冰箱上贴着哥哥的成绩单。他回忆道：“《人类与公民》得A；《自我、文化和社会》得A；《大学新生荣誉物理》得A。”

莫塔拉也想让父亲同样自豪，尽管那时他与父亲关系平平。莫塔拉觉得两人关系不佳是因为他让父亲感到失望。

莫塔拉表示： “在学校表现一贯不好，甚至惹麻烦，确实会影响家庭关系。但是父亲那时候为我支付大学学费，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让他自豪责无旁贷。”

每个季度，莫塔拉都会给家里打个电话提醒父亲，他付出的学费换来的远不止是一个成绩全优的化学系学生。他说：“很显然，这让他很高兴，他开心我也开心。”

直至剑桥大学最后一年的某个晚上，莫塔拉都未曾慎重考虑过学习法律。那晚他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实验室老同事的电话，告知莫塔拉他最亲密的导师，即化学系主任杰瑞米·博德特（Jeremy Burdett）不幸离世。这使得莫塔拉的化学研究之路壮志难酬。

“我对此第一反应是，‘这实在是一个不该开的玩笑，’”莫塔拉说道。博德特就职于剑桥大学的莫德林学院，莫塔拉在马歇尔奖学金的资助下就读于该学院。莫塔拉打算在博德特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

他回忆道：“我那时才意识到有点狭隘地把自己限制在化学领域，杰瑞米的辞世让我顿感手足无措。”

法学院给了他重启人生的又一次机会。他的大学好友们希望他知道，他会喜欢上法律的。他决定回到海德公园上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渴望重返母校！

毕业后，莫塔拉从2002年到2003年在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Justice Clarence Thomas）手下担任助理。当时，格拉特诉博林格（Grutter v. Bollinger）平权案正在审理中。在该案中，被拒入学的白人申请人芭芭拉·格拉特（Barbara Grutter）指控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把种族作为录取过程中的“主导”因素。

通过第一次真正接触到平权运动的法律框架，莫塔拉开始重新审视那些声称看重种族多样性的人。

“对我来说密歇根大学及其法学院的多样化显然只是流于表面，”莫塔拉说道。“他们根本不在乎密歇根法学院的非裔学生中存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男女比例失衡这一严重现状，从未真正表现出任何形式或实质上的关注，而只是一味想招收长着黑皮肤的学生。”

莫塔拉声称可以把自己从托马斯法官那里学到的一切写成一本书，但最终只是给了如下建议：“永远不要在原则问题上让步。永远不要害怕说出你的想法，因为一旦违反了上述任一项原则，你就失去了最重要的一部分自我。”

莫塔拉参与到“公平录取学生组织诉哈佛”案中（SFFA v. Harvard），是基于其中的一条原则以及另一句格言：“我认为人生中有一件事，那就是要相信你的朋友”。莫塔拉说道。“相信那些从来没有理由去怀疑的人。”

去年春天，有一位名叫威廉·科斯沃伊（William Consovoy）的好友向莫塔拉求助。科斯沃伊的公司，名曰“科斯沃伊麦卡锡和帕克（Consovoy McCarthy Park，注，Park是位韩裔姓氏），自2014来以来就担当SFFA的律师。该律所总共不足10名律师，即将与哈佛大学聘请来的大型律师事务所——美国威凯（WilmerHale）律师事务所展开正面交锋。当科斯沃伊告诉他这个案子可能对簿公堂，莫塔拉向他推荐了几位律师。两周后，科斯沃伊再次打来电话。“我已经决定了，那个真正应该和我并肩作战的人，不是别人，就是你。”

起初，莫塔拉极为犹豫是否加入此案。“我的第一反应是，‘天呐，不能接这个案子，我可不想作为一个带头终结平权法案的律师被载入史册。‘”

尽管莫塔拉反对平权法案，但他从来没有为之热血沸腾。然而，科斯沃伊告诉莫塔拉：一旦加入律师团队并接触到机密诉讼证据，他会意识到哈佛诉讼案将成为自己一生中做过最重要的事情。经过一番考虑，莫塔拉同意帮助科斯沃伊。后来，回忆起那通电话，莫塔拉承认科斯沃伊所言非虚。

他回忆道：“通过哈佛大学招生办的内部PPT获悉，他们在招生体制中确实对亚裔学生存在偏见，这令我感触颇深潸然泪下。从2014年至今，哈佛对此没有任何改进。”

这起诉讼始于2014年，去年10月进行了第一次联邦庭审，指控哈佛大学系统性歧视亚裔，并在招生过程中实施种族平衡以及限制性配额。

据《纽约时报》报道，哈佛大学招生流程的一个环节是根据五个主要类别对申请人进行评分：学术成就、课外活动、体育运动、个性特质和总分（哈佛校报列出了14条，添加了推荐信和校友评分等）。每个类别由1至6分进行评级，1分是最棒的。作为歧视性招生实践的证据，SFFA提交了相关资料，证明哈佛招生官一直以来给予亚裔美国申请人的“个性特质”类别中诸如亲和力、勇气和社区尊重等分项的评分低于其他种族。尽管亚裔在学术成就和课外活动类别中是表现最好的种族群体，且获得了校友面试官们更高的个性特质评价，招生官仍然给予低分。

SFFA指出，哈佛大学机构研究办公室在2013年进行的一项机密研究证明，哈佛存在歧视性的录取做法。该研究表明，学校的招生政策对亚裔产生负面影响，但哈佛从未采取任何行动（对此改进）。据《哈佛校报》发表的一篇文章称：对于一份没有结论性和不完整的研究，校方不予理会。

 “公平录取学生组织诉哈佛案”（SFFA v. Harvard）有可能颠覆美国大学数十年的平权政策，引发对该政策更严格的审核。预计初审判决将于今年夏天公布，双方都做好了继续向最高法院上诉的准备。

作为一个白人，莫塔拉由于自己在此案中所处的角色而饱受攻击，不只是因为他的肤色，还因为他主张终结考虑种族因素的招生政策。

今年4月，当联邦学会邀请莫塔拉在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就其诉讼案中所涉及的工作发表演讲时，一位学生致信亚太法学院学生协会（APILSA）抱怨：“我大为震惊，莫塔拉正在利用我们这个群体来强化白人至上的反黑人主义，作为斯坦福法学院的亚裔学生，我们必须对他进行谴责他并澄清一个事实，那就是此案与我们无关。”

在本案首次聆讯约一个月后，芝加哥大学泛亚团结联盟在芝加哥大学校报发信谴责莫塔拉本人及其宣称与亚裔同盟的言论。就莫塔拉而言，他希望更多人关注他的工作，但令他失望的是并没有人面对面反驳其观点。“你们有没有在谴责我的信上签名？”在采访期间他询问另外两位大学生。谁也没签，莫塔拉对他们缺乏主动性的表现感到失望。

莫塔拉表示：“我认为当今很多年轻人只是从夸夸其谈中得到满足，但很难让他们耐心倾听。” 莫塔拉邀请那位写信抱怨的斯坦福法学院学生与他对话，但对方始终没有回应。

我第一次遇见莫塔拉是在其位于他在芝加哥卢普区附近的办公室，那是一家名为Bartlit Beck的律所，专门从事庭辩和公司业务。这家公司所在的办公楼就是法院大楼，承载着深厚的法律历史并与芝加哥大学有关联：它曾是利奥波德（Leopold）和勒布（Loeb）谋杀案的庭审地，此案中两名富裕的芝加哥大学学生因绑架并谋杀一名年仅14岁的男孩而被判终身监禁。

45岁的莫塔拉有些秃顶，戴着一副全框灰色眼镜。他的手在讲话中时而用力敲打桌子，使得桌面都会有点摇晃。莫塔拉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兼职授课，但他的本职工作是在贝克公司担任专利庭审律师，专攻医药行业。

在法庭上，并非所有人都认为他为SFFA效力是出于善意。他说：“在哈佛这场诉讼中，我第一次因为自己的肤色而遭到负面评论。我的队友和我本人由于身为白人而饱受非议。所以在整个聆讯过程中，我努力与法庭沟通，不仅仅是与法官，而且与在场的每个人，陈述我个人与此案的利害关系。”

莫塔拉本身的大学申请过程与他的委托人截然不同。芝加哥大学是他想申请的仅有的两所学校之一，而对该校的兴趣主要来自于他想要追随三年前来此上学的兄长。如果莫塔拉没有被芝加哥大学录取，他很可能选择去明尼苏达大学，尽管大多数同学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就读，他就是要表现得与众不同。在很多人打印大学申请表的当年，莫塔拉草草地用圆珠笔填完申请表提交了事。

高中阶段，莫塔拉投入大量精力学习中国文化。那时最热门的外语是西班牙语，“西语老师们大概都讨厌我。”他说道。他最初对汉语只是出于猎奇，不过渐渐地，这门语言的非拼读化特性、记忆汉字结构的挑战、以及汉语诗词的美妙让他爱不释手。莫塔拉恳求父母让他参加位于明尼苏达州的一个语言浸润营。连续两个夏天，他每天花四五个小时跟随训练营辅导员学习汉字。11年级的暑假，莫塔拉周游了中国各大城市，受到了中国人的友善招待，可谓感人至深的一段经历。

莫塔拉表示：“中国成年人对待我的方式是这样的，要是对他们的文化显示出足够的兴趣，你就可以立刻拉近彼此关系……他们请我到家里做客，甚至让我在他们家地板上打地铺。”

莫塔拉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延续到了芝加哥大学，不过当他的中文课与荣誉化学课时间冲突时，他不得不在继续深造汉语还是研究化学之间选择其一。莫塔拉最终选择了化学，这是他高中时期除了汉语之外唯一热衷的学科。

在芝加哥，莫塔拉最亲密的几个朋友都是亚裔。大一时期，莫塔拉遇到了他的第一位挚友——萨利姆·扎法尔（Saleem Zafar），一位来自巴基斯坦化学专业的穆斯林本科生。他们最终都加入了Sigma Phi Epsilon，一个约一半成员是亚裔的兄弟会组织。通过兄弟会，莫塔拉后来结识了信仰古吉拉特印度教的卡尔佩什·帕特尔（Kalpesh Patel），以及信仰菲律宾天主教的麦克·戈麦斯（Mike Gomez）。

在三周庭审期间，莫塔拉用这些经历传达自己与此案千丝万缕的关系，包括在法庭上说中文。“我参与本案是因为我在大学时候最好的三个朋友：麦克·戈麦斯（Mike Gomez）、卡尔佩什·帕特尔（Kalpesh Patel）、萨利姆·扎法尔（Saleem Zafar），“ 莫塔拉在其结案陈词中指出，“他们都有和我女儿年龄相仿的孩子，亚裔孩子。亚裔孩子们应该和我的白人女儿享有同等机会到哈佛念书。”

反对本案的人士普遍担心亚裔正被当成反平权政策的筹码。许多反对者尤其不认同爱德华·布鲁姆（Edward Blum），他是SFFA主席和一位保守派人士，由于长期以来致力推翻具有种族意识的法律而备受非议。布鲁姆因参与“费雪诉德克萨斯大学”案（Fisherv. University of Texas）而声名大振。此案中，他帮助白人学生阿比盖尔·费雪起诉德克萨斯大学，指控该校在录取过程中考虑种族因素违反宪法。该校保证本州每个高中毕业班前10%的学生都有一个录取名额，并在剩余名额的招生过程中考虑种族因素。布鲁姆最终败诉。

从个人经历来看，莫塔拉很难将布鲁姆本人与网络媒体赋予他的邪恶形象画上等号。他认为，“爱德华·布鲁姆满腔热忱地帮助亚裔学生赢得公正待遇，与其坚信平权政策一无是处，并有必要就此画上句号的立场完全一致。“

莫塔拉对哈佛大学的抨击并非为了促进校园白人化。他说：“如果我认为SFFA每一项胜诉将显著降低种族多样化，那么我肯定不会参与本案。”

根据最高法院在“格拉特诉博林格（Grutter v. Bollinger）平权诉讼案”做出的一项裁决，大学在录取过程中不得采用种族偏好，除非他们已经事先制定“严谨、真诚且考虑周到行之有效的种族中立替代方案”。

然而，莫塔拉认为哈佛大学并未认真考虑过这些替代方案。根据理查德•卡伦伯格（Richard Kahlenberg）一项研究表明，加强社会经济背景的倾斜并同时减少对校友和捐赠者的子女的照顾，将使哈佛大学维持大致相同的种族多样性水准。然而，哈佛大学宣称这项分析是颇有疏漏，认为侧重关照社会经济弱势群体将大幅降低入学新生的学术水准和整体素质。

参考资料：

https://www.chicagomaroon.com/article/2019/5/1/ex-lib-yogurts-attacking-admissions-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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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lice Cheng，编译：马奇君、校对：李春燕、原载：芝加哥大学校报，本文译文经授权发表，版权归属作者/译者/原媒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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