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筷子使用礼仪看中日文化差异》

1924年,蔡元培先生在法国邀请巴黎大学的教授欧乐吃中餐。欧乐看到桌子上摆放着中国的餐具,就对蔡元培说:“你们中国人用筷子而不用刀叉，不大方便吧?”蔡先生则笑着回答:“其实三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也是用刀叉的。但后来觉得刀啊叉啊的都可以当作杀人的武器,吃饭用不够文雅。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是热爱和平的嘛,所以从商朝开始,就用箸,也就是筷子夹菜了。”蔡元培将小小的一双筷子与和平事业挂钩,这样的论断很独到。

筷子原先叫作“箸”:上面是竹字头，因为筷子大多是用竹子、木头做的；下面的者字,表读音。直到今天，日语中的筷子仍然写作“箸”，可在汉语中“箸”却变成了“筷”。这是为什么呢?据说这跟古代江南水乡的民俗有关。“箸”和单人旁的“住”同音,而单人旁的“住”有停止的意思。水乡的渔民最怕的就是船停滞不前，听到“住”字就紧张，连夹菜的“箸”也一并讨厌起来。再说了，“箸”与“蛀虫”的“蛀”也是同音,船要是被虫蛀,就会漏水,十分危险。为了图个吉利,干脆将“箸”改称“筷子”，“筷”与“快速”的“快”同音,渔民们都希望船能跑得快些。

(摘编自李晓愚《从“箸”到“筷”》)

材料二:

汉族用筷禁忌很多,大致说来与死亡相关的有两个。一为三长两短,指的是在多人共同用餐时,使用了长短不齐的筷子。这种做法代表死亡,是不吉利的。因为过去中国人死后装进棺材,棺材由前后两块短木板和两旁加底部三块长木板组成，正好是三长两短。二为当众上香,指的是盛饭时为了方便省事,把一副筷子插在饭中,这被视同给死人上香。中国自古有以食品祭祖的风俗，祭祖时,考虑到死人灵魂出壳,用筷不便,所以在祭品的碗盆上面竖插筷子。

一个民族往往形成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属于自己对待死亡的态度和智慧。在中国的原始宗教中，中国人关于死亡的思考总是与自然或自然现象相联系。虽然生和死都是自然现象,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但由于死亡的神秘性、不可逆性、不可知性及宗教理论对死后世界的恐怖渲染,使人们总是对死亡充满了一种本能的恐惧,以致在生活中忌讳让人联想到死及与死亡相关联的事物，于是在中国产生了用筷时这两大禁忌。

而日本人深受无常观的影响,崇尚瞬间美和消亡美。樱花和武士道就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两大象征。一般来说,人们总是在逃避着死亡，而武士道却要直面死亡,思考怎样去死，去实现死亡瞬间散发的美学价值。这种美学意义上的死亡,被日本人赞誉为落花之美。樱花是日本的国花,隐于叶下,凋零有期,遇有风吹瞬间飘落,这展示了一种生命的价值。如此从美学意义上理解死亡的日本人视筷子为生命之杖。在日本新生婴儿出生后百天时，要举行一项仪式，摆上可爱的小碗和一双用白木做的小筷子等,并向神灵供奉红豆饭及一条完整的鲤鱼,祝愿孩子健康成长,一生丰衣足食。而且还要到神社去参拜,这时神社会送给参拜者一双“初食筷”,寓含孩子一生会倍受神灵的保佑之意。而在日本人的葬礼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是由死者的子女用绑着脱脂棉的筷子沾水，去擦死者的双唇,意思是让死者享用人间最后一滴水。可以说,筷子伴随了日本人的生与死。

可见,筷子虽小,却承载着深厚的民族文化。通过民俗文化中用筷礼仪的对比分析，可以深入了解同为东亚文化圈中的中日文化的差异,特别是生死观的差异。

(摘编自王松华《从筷子使用礼仪看中日文化差异》)

材料三:

中国人使用的两根筷子,长度相同，上方下圆,一阴一阳,使用时一静一动,相互配合。筷子文化体现的是综合思维，兼顾天时、地利、人和,提倡中庸之道,重视人际关系，重视群体，德治和价值理性突出。

印度人、阿拉伯人都喜欢通过自身来亲证自然，这与中国有显著的区别。他们亲证自然与其饮食方式有关,他们吃饭用手抓，不管是什么样的饭，都要用一个大盘子各样都盛一点，然后用手指抓到嘴里吃。

西方人在16世纪以后吃东西多用刀叉，在这以前大概也是用手抓。几乎在用刀叉吃饭的同时,西方形成了工业革命的高潮。我们通过刀叉，可以非常形象地看到西方人思维方式形成的过程。拿过一块肉来用刀子把它切开,切割的过程就与思维方式有关系。从16世纪以后,西方人把古希腊哲学家的逻辑思维开掘出来,加以发展,形成了非常发达的分析思维。

可见，中国文化的筷子代表了一种综合思维方式，它所产生的是发达的人文精神;用手指代表的是印度文化和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文化，亲证自然，创造出来的是辩证思维,结果宗教精神特别发达;用刀叉吃饭的西方人,使用的是分析的逻辑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产生的结果是分割自然,因此自然科学、科学精神特别发达。今天我们应该把三大文化融为一体，也用筷子，也用手指，也用刀叉，然后把它有机地统一起来。

(摘编自蔡德贵《筷子、手指和刀叉:三种饮食方式背后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