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的中国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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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宋允孚

世界卫生组织前资深外交官，原卫生部外事司司长。18岁留学，后在美国、法国进修，在国际组织任职14年；著有《做国际公务员》《国际公务员与国际组织任职》，合著《新编公务员外事礼仪》；为有关部委和高校做讲座数百场，被多所高校聘为兼职或客座教授、顾问、实践导师。

副主编：徐亚男

中国翻译协会常务理事，曾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中国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特命全权大使、联合国大会和会议管理部文件司中文处处长；杭州大学毕业，后到外交学院深造，之后赴新西兰、英国进修；合译《新中国外交五十年》等十余部著作，获中国翻译协会“资深翻译家荣誉证书”。

副主编：王纪元

中国联合国协会常务理事，国际劳工组织前北京局副局长、东亚分局副局长、泰老柬国家局局长；厦门大学毕业，后到意大利进修；长期从事劳动领域国际交流工作，熟悉联合国在地区和国家的运作机制，对国际劳工组织有较深入的研究，具有较丰富的国际发展管理工作经验。

音频

正文

中国为建立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中国籍职员功不可没。

已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在为《联合国里的中国人1945-2003》作序时，指出：

黄华副委员长

作为联合国创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从一开始就重视秘书处并积极参与和支持秘书处的工作。已故著名外交家、曾代表中国全程参加联合国筹组事宜的顾维钧先生，在其回忆录中对此就有记录。

1945年以来，许多杰出的中国专家、学者及才俊之士曾入秘书处任办事人员，也就是国际公务员，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1971年11月，作为恢复合法席位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和常驻安理会代表到达纽约联合国总部时，在中国名下的官员级职员和口译笔译人员共有百余人，为我们开展工作提供了令人难忘的便利。

该书前言说：“从1945年起，有为数不少的中国人因缘际会，先后参与了这个世界性国际组织的工作，为致力宪章的崇高理想、为实现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服务。他们分别以个人身份，在各自不同岗位上为维护和平与安全、促进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为推进世界非殖民化进程，以及为促进尊重国际法的义务和实现普遍人权等事业尽责效劳、忠于职守、功绩卓著。”

“这些中国人为联合国服务的事迹，对于联合国和中国，对于我们今人乃至后人都很有意义和十分珍贵，亟应辑录弘扬，使之流传久远。可惜至今，这些事迹在国内乃至海外华人社会，仍罕为人知或知之甚少。”

《联合国里的中国人1945-2003》

民国时期有五位著名人士，他们或参与联合国筹建和《联合国宪章》起草，或参与世卫组织筹组和其组织法的起草，或参与国际法院法庭章程起草，或参与第一部《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并把中国理念写进宣言，或任中国在联合国的首任副秘书长。他们如今都已作古，但他们做出的历史贡献不应被忘记。

 1

顾维钧

顾维钧先生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他全程参与联合国的筹建工作，起草《联合国宪章》时提出七条建议，旧金山制宪会议讨论将其中三条列入宪章条文，即∶处理国际争端应注重国际正义和国际公法原则、国际公法的修改应由大会研究并建议、经济社会委员会应促进教育，以及其他文化合作事业。

1945年6月26日举行宪章签字仪式，中国代表团是第一个签字的国家，顾维钧是第一位签字者。他后来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1956年，在他已近古稀之年又出任国际法庭法官，后当选国际法院副院长。1967年，他结束11年国际职员生涯，退休时年79岁。

 2

施耿元

中国是世界卫生组织（简称世卫组织）的创始国，与施耿元先生的贡献分不开。

他1945年提出创建世界卫生组织的倡议，作为技术准备委员会成员，出席1946年巴黎技术准备会议。

1948年，他成为联合国职员，在联合国卫生司为秘书处数千位职员提供服务。

1982年，他撰写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起源》一书，详细记述了当年世界卫生组织的筹建历程。

20世纪80年代，他还到日内瓦访问世卫组织总部，那时他已是技术准备委员会16位成员中唯一健在的委员了。

 3

徐谟

徐谟是第一位出任国际法院法官的中国人。他1945年出席联合国法律专家委员会，参加起草国际法庭章则；1946年当选大法官任职10年；1956年在海牙病逝，受到同行一致好评。

据钟嘉谋在题为《记国际法院首任中国法官徐谟》的文章中说∶“国际法院全体法官与徐谟法官共事多年，对他的为人与法学才干非常尊敬与羡慕。他深受中国古老文化的熏陶，也理解西方文化。他表达自己的意见准确明了，虽然功成名就，但仍好学深思。他除了这些才华之外，还有一颗非常善良的心，既谦虚慈爱，也办事灵活。他是仁爱的友人，也是国际正义的斗士。”

 4

张彭春

张彭春先生1948年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参与起草第一部《世界人权宣言》。据澎湃新闻2016年一篇题为《被遗忘的民国名流张彭春》的文章记述，他坚持文化包容，打破西方对人权概念的垄断，反对上帝赋予人权的表述，用中国智慧把“仁”的概念纳入宣言。针对社会与经济权利不具有可执行性（工作权、教育权、社会救助权）的观点，他强调社会经济权利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说：“经济与社会公正在中国有2500年历史，儒家理念认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17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宣言》最终将社会经济权利和公民政治权利置于同等地位。

 5

胡世泽

胡世泽是中国第一位联合国副秘书长，曾作为中国代表参加国际联盟各次会议，在促成联合国创立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旧金山会议发挥过积极作用。

他是秘书处唯一能讲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汉语和德语等6种语言的官员。他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辞呈一年后，于1972年在纽约逝世。联合国前秘书长吴丹称胡世泽是一位“真正可为表率的模范国际公仆”。

1972年4月起，我国政府派出优秀人才出任联合国高级官员，例如唐明照和毕季龙先后出任第一位（1972-1978）和第二位（1979-1985）中国籍副秘书长。他们都是20世纪30年代到美国、50年代回国的老同志。

唐明照在联合国会场

唐明照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进入美国加州大学，任美共加州大学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和书记；1939年起任美共中国局书记达十年之久；1941年进入美国政府纽约新闻处工作；1950年回国，历任外交部专员、中联部局长、中联部副秘书长。

著名外交家毕季龙

毕季龙1936年从南京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毕业，后到美国深造；1950年回国，曾随李克农赴朝鲜参加停战谈判，历任外交部研究室研究员、新闻司专员、副司长、国际条约法律司副司长。毕季龙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期间，主管成立不到一年的技术合作发展部，向百国提供援助、培养人才，受到第三世界国家普遍欢迎。

倪征燠先生在远东国际法庭质问板恒

我国在国际法院也有杰出人才任职。如著名已故法学家倪征燠，于1946-1948年参加东京审判，对侵华主要战犯提出有力控诉，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尊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做领海法律咨询，参加联合国海底委员会及海洋法会议，当选国际法委员会委员。1984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位国际法院大法官。他说：“国际法官是超然的，只有超越国家利益之上，才能取信于世界。”

首位中国籍的国际法院院长史久镛

又如，史久镛1994年任国际法院大法官，2004年当选国际法院院长，是当选国际法院院长的第一位中国人。他一直从事国际法教育和研究，1985-1993年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处法律顾问，参与香港回归问题的中英谈判。他当选时说：“我在国际法院的唯一身份就是法官，我的法律信仰就是按照现行的国际法从事审判。”他的职业操守受到各界好评。

如今，中国人不仅在联合国担任副秘书长，还成功竞选到联合国五个专门机构的总干事（Director-General）或秘书长（Secretary General）。中国在国际组织任职的人员总数也有一定增加。这些中国籍国际公务员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工作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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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中国籍国际公务员：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主席的郝平；曾出任世贸组织大法官的张月姣女士；曾任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的任明辉；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吴红波；曾任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的易小准。

联合国规定，国际公务员必须忠于联合国、忠于《联合国宪章》及其价值观，不得寻求或接受任何第三方的指示。

中国籍国际公务员不是中国的代表，他们为世界人民服务，为会员国服务；与此同时，他们也在特殊岗位上发挥着独特作用——增强中国代表性、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促进中国与国际接轨，从而间接为祖国服务。他们的作用不可替代，他们的工作并不简单。

- END -

文字 | 《国际公务员素质建设与求职指南》 

作者 | 宋允孚、徐亚男、王纪元

图片 | 本书及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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