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领导人的平民作风

作者：朱应鹿

1987年9月至1991年8月任中国驻突尼斯大使，1990年7月兼任驻巴勒斯坦大使；1991年10月至1993年11月任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大使；1994年2月至1998年6月任驻挪威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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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1994年至1998年，我出任驻挪威大使。挪威的领导人与群众的地位和待遇差别不大，没有多少特权和等级。尤其是挪威领导人的平民作风，甚至偶尔有点绝对平均主义的味道，予人至深印象。

一

我是1994年2月下旬抵达奥斯陆的，正赶上冬奥会在挪威中部小山城利勒哈默举行。国王哈拉尔五世喜爱体育，我多次在电视里看到国王坐在普通观众席上，同国民一起观看比赛。他出访外国或在国内参与活动都不乘专机。

有一次，我从首都出发到西部城市卑尔根出席一个国际文化节，跟随其他旅客上了飞机，猛然发现国王及其随从就坐在前舱里。

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与运动员合影

挪威王室的平民风格在世界上久负盛名。哈拉尔五世的祖父哈康七世和父亲奥拉夫五世在20世纪40年代领导了历时5年的抗德战争，深受人们爱戴。

现国王担任王储期间，有一次开车违反交通规则，不仅交了罚款，第二天还登报向国民道歉。一时间，王室成员的遵法规、无特权传为佳话。王后宋雅平民出身，从事慈善事业，与普通百姓保持接触。

在宋雅王后80岁的时候，并没有坐在宫殿上穿着华服等待人们的朝拜，反而穿上了环卫工人的衣服。宋雅王后来到街头捡垃圾，用这种有意义的形式来为自己庆祝八十大寿，可谓别出心裁、让人敬佩。

我与国王哈拉尔五世几次交往中，感到他了解国内外大事，非常务实。

1994年3月1日，他在王宫不到40平米的办公室里接受我的国书，没有仪式。他谈话亲切，表示一直关注中国经济上的迅速发展，还提到1985年作为王储访华时，结识了当时陪同他的周南副外长。1997年7月访华前，他向我提出主要想了解中国这样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大国是怎样处理自己面临的问题的。

访问中，除北京、上海外，他和王后还专门要求去云南丽江古镇参观。国王对当地保护自然文化遗产的做法赞赏有加。

1997年11月，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左三)首次正式访华，宋雅王后（左二）同行，这是他们在参观故宫时与朱应鹿夫妇的合影。

1998年5月，我还是在王宫这间小办公室向国王辞行。他除了友好的临别话，还有准备地提出两个关于我国国内形势的颇具深度的问题：一是如何解决改革开放中碰到的工人下岗和少数官员腐败的问题；二是亚洲金融风暴对大陆，尤其是香港的影响。

与多数欧洲君主不同，挪威国王是参与国事的。国王出席并主持内阁正式会议。内阁的决议须经国王批准、首相副署方能生效。国王经常参加国内重大政治活动，如在议会听取首相的工作报告、出席诺贝尔和平奖授奖仪式等。

二

布伦特兰夫人曾四次连任挪威首相，达10年之久。1996年她辞去首相，出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5年，此前还担任过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委员会主席。她是挪威和国际上著名的女政治家。

布伦特兰夫人

布伦特兰夫人是我接触最多的一位挪威领导人，她对涉及个人的问题态度严谨。

如她在挪威中部的家乡有一处不大的别墅，有一年她想在上面加盖一层，为此向地方当局提出申请。地方当局根据市容、环保等有关规定未予批准。布伦特兰夫人没有利用自己的首相地位施加影响，而是马上放弃扩建计划。20世纪末，她退休后就居住在这套乡间小别墅中，专心撰写自己的回忆录。

布伦特兰夫人当首相时的亲民作风，我听到不少。有一次她下班后，在从首相府回自己官邸途中，突然发现路旁有人在车祸中受伤。她立即停车，毫不犹豫地让人把伤员扶上自己的车，直送医院急救，第二天还派秘书去医院送鲜花慰问伤员。

另一回，她在国内乘飞机出差，遇到一位旅客突发心脏病。从政前，布伦特兰夫人当过6年医生，所以立即自告奋勇地对大家说：“我是医生，我来抢救。”随即她采取了急救措施，病人的状况得到控制和缓解。直到飞机降落，病人被安全地送往医院治疗后，她才放下心来。

布伦特兰夫人访问中国，与邓小平会见。

1996年10月，布伦特兰夫人辞去首相职务。那天她到王宫向国王告别，仪式简单，但很感人。我从电视里看到布伦特兰夫人向国王递交辞呈书后，以平民身份走出王宫。王宫前甬道两边站满了自发赶来的群众，纷纷向她挥手表示欢送。

十多年来，她为国家发展与稳定作出的不懈努力得到了肯定，虽没有一纸荣誉证书，但在王宫前无声地流淌着温情的送别。

随后，她的丈夫开了一辆私家小车来接她回家。拉开车门的一刹那，我看到布伦特兰夫人的脸上露出真挚的笑容。或许群众挥手作别的场景令她动容，或期待许久的梦想终于来临，安然回归享受天伦之乐和宽松自由的平民生活，于她来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三

议长格伦达尔夫人，按礼宾次序仅次于国王。她有很强的亲和力，能团结各派人士，国内威信很高，多次连选连任。

1995年3月，她率领议会代表团访华。代表团出发时，我到机场贵宾室送行。一进屋，我看到议长议会秘书（代表团唯一的工作秘书）和6位团员（均是议员，也是各党派负责人）正分散坐在房间自由交谈，没有安全人员随行，也没有负责人送行。议长招呼我坐在她身边，问了北京气候、习俗等有关情况。

没过多久，机场工作人员前来通知登机。代表团坐的是班机，登机口离贵宾室相当远，他们要穿过候机大厅步行一段路。

只见团员们迅速起身拿起自己的物件，不分顺序往外走。那位秘书拎着装有全团材料、证件的手提箱，自顾不暇，根本无心照顾议长。而议长倒也从容，左臂夹挎着大衣，右手提着公文包，走在中间，与议员们随便交谈，显得轻松自在。整个队伍三三两两，说说笑笑，不时还有别的旅客穿插其中。若我不是驻挪威大使，真看不出里面竟有国家主要领导人。

代表团回国时没有订贵宾室，我只好在普通出口处迎候。飞机落地多时，代表团其他7位成员陆续出来，和我打招呼后就各自回家了，唯独不见议长出现，我心中有些焦急。

许久，议长终于出来了。她五十多岁，拎着两个手提包，走得慢一些，看上去有点疲惫，但面露笑容。一见我十分高兴，马上停下来，摸索着从包里取出一小袋龙井茶，告诉我这次访问很成功，茶叶是她自己在杭州买的，礼轻情意重，送给我聊以回报我的辛劳。我表示感谢，连忙帮她提一个大一点的包，一直送她到候机大厅外她的汽车旁。那天来接议长的，除我之外，只有她的司机。

四

最后，我想回述一下拜访挪威诺贝尔和平奖的评委、前国家领导人努尔利的情况，作为本文的结束。

1994年12月10日下午，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在奥斯陆市政厅举行。由于这一年和平奖得主是巴勒斯坦国总统阿拉法特、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外长佩雷斯，出席的人特别多。

佩雷斯(中)与拉宾(右)和阿拉法特

共同领取诺贝尔和平奖

我和夫人在活动开始前一个多小时，冒着寒风在市政厅前排队等候。突然，一位新到任的某国大使经过我们的队伍时匆忙往前走，边走边念念有词：“外交官享有特权，可以优先进场。”一位老大使赶紧上前把他拽住，指着前面的队伍说：“你看，奥斯陆市长也在排队。”无奈，这位新大使只好回到队尾。

说到诺贝尔和平奖，我想到了努尔利。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过挪威首相，快80岁了，德高望重，访问过中国，对华友好。

20世纪90年代初退休后，他担任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成员（负责评奖）。晚年他住在离首都200公里的一个中部山区省会城市里，也许与他曾在那里当过省长有关。参加完上述和平奖的颁奖仪式，我拜会他老人家的愿望愈加强烈。

挪威前首相奥德瓦尔·努尔利

1995年2月一天中午，天下着小雪，我们驱车穿越盘旋而上的山道前往该省拜访努尔利。他在省政府大楼一间窄小的偏厅里见我，没有服务人员，沏续茶水也是他自己张罗。我们交谈甚欢。最后，我送他一幅松鹤图案的织锦画，祝他长寿。

他激动地说：“您今天冒雪远道来访，说明中国人不忘老朋友。”接着他面露失望，不无抱怨地叹气道：“中国尊敬老人，不像挪威，我退休后就无人照管了。”

谈话结束时已近黄昏，天开始下雨，努尔利从楼上陪我走到下面，几乎看不到人，只剩下门口一名守卫在执勤。他担心我们不认识回首都的路，亲自驾车带路，一直把我们送到通往首都的公路交叉口，然后下车道别，并一再叮咛我的司机：“天下雨，山路滑，车子开慢些，拐弯尤其要小心。”

暮色苍茫，细雨霏霏，望着这位当过首相、省长的老人，步履蹒跚地走向他的汽车，背影渐渐在我的视野中模糊、消失。这位慈祥老人的平易、友情一直感动着我，他那天的亲切形象至今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挪威领导人的平民作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社会的某些特点。中世纪，挪威没有像其他欧洲国家（含邻国丹麦）那样，出现过人身依附的封建佃农制，农民一直保有自由农的地位，所以恩格斯称挪威农民是“倔强”的。

挪威传统的农家房屋和小麦农田

近一百多年来，挪威推行社会民主主义，人民长期接受民主的锻炼与熏陶，领导与群众之间，逐渐形成一种平等、随和、自然的关系，这是十分可贵的。

在这种社会环境和气氛下，下面的真实情况和不同意见比较容易反映上来，有效避免了因问题和矛盾长期积累而酿成全国性大失误或者严重的社会动荡。

— END —

文字 | 《国外见闻与人生思考》 朱应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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