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不是“传声的机器”

作者：施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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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民公益基金会会长；外交部英文专家，长期担任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口译、重要外交文件的英语定稿等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到美国的外交官；曾任驻欧共体使团及驻比利时使馆参赞、外交部翻译室主任、驻卢森堡大使、驻法国使馆公使衔参赞；主要译作有《命运悠关的决定》《英迪拉·甘地和她的权术》《豪门秘史》《大座钟的秘密》《企业家——世界名牌创始人小传》；荣获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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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我在外语学院学习时，接触的外国人就是学校的外语专家，听到的英语也是他们讲的英国英语，口语听力练习机会很少。

到了外交部翻译室，最大的变化是能够听“敌台”（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了。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围着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听美国之音的新闻。这台半导体收音机还是外交部特批，请驻外使馆从国外买来的。收音机已很旧，加上干扰大，经常听不到整句。

1957年，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总部内的总控室，工作人员正在工作。

那时，周恩来总理对提高外交干部的外语水平很关心，他在日理万机中还经常想到翻译。他多次批示，要求我们每天要有3个小时练基本功（听、说、写、读、译），互相经常用外语对话。

1969年，我在广东潮汕牛田洋解放军农场劳动时，周总理在十分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还想到有这么一批年轻人在“接受再教育”，派出外交部干部司长张永宽到牛田洋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看望我们。张司长传达总理的指示：“每天必须要有两个小时学外语。”可惜连队未予落实，有人甚至认为张司长的讲话是“大毒草”，应予批判。我们学外语的计划因而付诸东流了。

外交文件的翻译要求所有的专有名词、引语等都要查清楚。这对我们新入部的同志是很大的考验，有时翻译某国总统的名字，明明查了，抄到初稿上，无意中会漏写或多写一个字母。定稿人没时间去核对专名的译法，往往会放过。所以翻初稿的人粗心大意就会给整篇译文留下很多“陷阱”。我们几乎隔三差五都要被“敲打”一下：专名没写对，这个译法查了没有？打字缩行太短……

翻译室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也是在周总理的“敲打”下逐渐形成的。听说早在1951年，关于缅甸驻华大使任命的上呈文件上，缅甸大使的名字在同一页纸上出现两种译法：吴敏敦、吴敏登。周总理在上面指示：“姓名未统一译好，请注意！”我佩服周总理连这么一个小错都能发现，我们天天同文字打交道，却还常出差错，太不应该了。

周总理在阅读外文报纸

英美、欧洲等国的人名按照发音翻译就行。日本人的名字最难译，他们用的是汉字，例如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外语的发音完全不同，只能死记硬背。日本领导人有时换得很频繁，在外事活动中遇到一个不熟悉的日本人名，翻译连“忽悠”的办法都没有。

周总理体谅翻译的困难，就指示新华社编写《常见日本人名、地名手册》，发给每位翻译。我们都十分爱惜，出差时必带在身上。

冀朝铸为周总理会见外宾做翻译

冀朝铸、唐闻生等高翻活动回来后，经常有些“风”要吹，对我们启发很大。有一次，听他们讲到总理考他们的地理知识，要求从东到西顺序说出拉美国家的名字。英语翻译往往对与自己工作有关的国家比较注意学习，除美、英、澳、新外，还有一些说英语的亚洲和非洲国家。

当时拉美国家与我国建交的不多，在外事活动中也难得提到它们，所以我们不太关心拉美国家的情况。冀、唐两位高翻未能通过周总理的“考试”，总理要他们回来好好看地图，以后还要“补考”。

拉丁美洲政区图

在政治会谈中，中央领导经常提及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类似“绥靖政策”“闪电战”“苏台德区”等，都有固定的外语表述，不能随便译。

还有一些历史人物，如克劳塞维茨、梅特涅

等，需要了解他们是谁、在历史上起什么作用等。这些历史词汇和历史人物也经常是周总理的“考题”。

他还告诫外语干部要懂得外语环境。“现在很多外语不只限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你要搞语言，就要懂它（有关地区）的历史、地理。”

从一些高翻的介绍中，我逐步懂得翻译扩大知识面是多么重要。有一次过家鼎同志给周总理当翻译，说起赵朴初是“居士”，老过不知道什么是“居士”，总理就解释说：“居士是不出家的信佛的人。”老过译为：layman Buddhist，顺利通过。

1963年5月16日，周恩来总理接见巴基斯坦工商联主席阿哈德（右二为过家鼎）。

另一次，总理与一位非洲国家的总统会谈，我作为“见习翻译”，也参加了。总理提到木薯淀粉利用的问题，高翻冀朝铸傻眼了，木薯的英文怎么说？毕竟是老翻译，他不慌不忙地想用解释的办法“忽悠”过去。“贵国有一种植物含淀粉量很高……”话没说完，被我国驻该国的大使打断了。大使提醒说“cassava”，把老冀从困境中解救了出来。

翻译室无论是口译还是笔译，涉及的面很广，政策性强，经常会遇到敏感问题，表达时特别要注意分寸。如果翻译不了解情况，不熟悉我方的立场，翻译时就难以把握好，会影响沟通，甚至影响我国的利益。

但是我们与外交业务是脱节的，在翻译过程中，对某一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及我们采取某一立场的背景往往一知半解。

周总理发现了这一问题，不止一次地指示部领导要让翻译了解情况，翻译要结合业务。他还说：“翻译不只是一个传声机器，翻译是人，是革命干部，要有自觉性和能动性……”他强调翻译要熟悉业务。

为了让翻译熟悉业务，在地区司准备接待某国领导来访时，要请有关翻译参加讨论。重要文件的翻译，要有领导为翻译答疑。对于口译，总理还特别要求在每场活动前，翻译都要看有关文件。

周恩来与南开大学外文系同学们在一起读外语

我的丈夫吴建民是法语翻译，有一次总理会见一位非洲国家的总统，他去做翻译。外宾到达前，总理问他：“看文件了吗？”吴建民老实回答：“没有。”周总理有些不高兴：“为什么不看？”吴说：“翻译室没有这样的文件。”

总理火了，狠狠批评了在场的主管部领导：“翻译不了解情况，怎么翻？不让翻译了解情况，是最残酷的……翻译要看文电，不仅是参加口译的翻译要看，不参加口译的翻译也要看，此事我已经讲过多次了。”

1965年10月，刚果布拉柴维尔的总统夫人马桑巴·代巴访问中国，吴建民为毛主席做翻译。

第二天，翻译室阅报室桌上多了许多文件，办公厅按照总理指示签发了有关文电和简报。我们可看的文件比其他单位都多，使我们不仅知道了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还了解了我国与有关国家的关系。

在看文件的过程中，我们还相互切磋对有些提法的理解和外文译法。我把一些难点记在小本上，找机会向老同志请教，受益匪浅。

外交翻译政治性强，周总理要求“完整准确，通顺易懂”。“完整准确”不等于“对号入座”，他主张吃透讲话（或文件）精神才能译好。前辈翻译家给我讲的一件事，对我印象深刻：1952年，外交部组织外国驻华使节看电影，总理亲自选了《梁山伯与祝英台》，还通过秘书打电话到翻译室，片名不要直译，建议译成“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

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家喻户晓，而《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国外鲜有人知，借用莎翁作品的题目，有助于外国观众理解。总理这一点拨，使翻译室的同志们更懂得“翻译不是传声的机器”，是交流的桥梁，“对号入座”有时不能达到交流的目的，还必须注意用外国人懂得的语言。

《梁山伯与祝英台》剧照

在外事活动中，经常会提到“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怎么译成英语？开始我们译为Mao Tsetung’s Thought（当时还没用汉语拼音），即“毛泽东的思想”。也有人对“思想”的译法提出了疑义，大家讨论得很热闹，却没抓住要害。

最后请示周总理，总理一针见血地指出：毛泽东思想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译为Mao Tsetung Thought为好。后来，中文人名地名一律用汉语拼音表述，“毛泽东”三个字改为汉语拼音。

那时我们在翻译室里感到很幸福，因为周总理对翻译很重视，很关心。他一直把翻译看作是“外事干部的一个来源”，要求翻译发挥主观能动性，他说：“在外交谈判中，谈判代表本人固然重要，翻译也重要。翻译强的，可以帮助把逻辑上、词句上不够恰当的地方纠正过来。”

遇到重要文件的翻译，周总理总要询问翻译室有什么意见。翻译政府工作报告或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他鼓励翻译提意见、提问题。翻译中共九大文件时，总理主持了四次同翻译的座谈会，讲文件的精神，解答翻译的问题，并征求对草稿的意见。

施燕华（后右）为邓小平做翻译

我在开始外交生涯的时候，有机会耳濡目染周总理的教诲，对外交翻译的重要性、敏感性都有了感性知识，这是我一生中难得的经历，终生受用。

后来我在做翻译时，始终记得周总理的话“翻译不是传声机器”，对每句话、每个词都努力理解其精神。口译中，领导人是边想边说，不免有破句或逻辑颠倒的情况，我就大胆改变语序，使之更有条理，有的领导夸我把他的讲话“变成了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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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我的外交翻译生涯》  作者 | 施燕华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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