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亲历的“国旗事件”

作者：江培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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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生于山东平度，幼年随父闯关东到大连、吉林；1956年9月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58年9月入北京大学东语系日语专业学习；1962年毕业即被选调到外交部工作，先后在外交部翻译队、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中国驻日本国大使馆、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和综合处工作，1991年起赴中国驻伊朗、泰国、韩国等使馆担任一等秘书、首席馆员、研究室主任等职，2000年退休；参加编写孙平化的《中日友好随想录》《章汉夫传》、黄华的《亲历与见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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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深秋，我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吉林双阳，原来穷乡僻壤的故里，如今已经成为了省会长春市的一个区了。回到家中，第一件事就是去母校看看我50年前亲手升起国旗的地方。往事如烟，半个世纪前的情景历历在目。走进原来的双阳县一区完全小学校，已经完完全全变了模样。

当时是新中国刚刚成立后的第二个秋天，我上小学六年级。学校由年级不全的山村小学，扩展成县里唯一的一所完全小学，并决定9月开学第一天换挂新校牌、升国旗，以示庆祝。

时值1950年国庆前夕，很有些节日气氛。学校专门购买了一批大小洋鼓和乐器，成立了由音乐老师培训的鼓乐队，入选的同学每天抓紧排练。在操场大理石台旁边，安装了一根简单的木制旗杆，准备用来升起学校有史以来第一面五星红旗。

我当时是少先队的大队长、学生会主席，所以荣幸地被推举为升旗手。指挥唱国歌的是文艺尖子、五年级的齐秀清。我戴着鲜艳的红领巾，在鼓乐和国歌声中把一面国旗升到了旗杆顶端并行队礼致敬。看到庄严的五星红旗在旭日微风中飘扬，感到很是光荣自豪，激动非常。

校长特意作了简短的讲话。我清楚地记得他说：“国旗在我们完小第一次升起，我们要对着它庄严宣誓：好好学习，成为保卫和建设国家的优秀人才。”

多年来，我始终记得校长的讲话，没有辜负作为一名升旗手的光荣职责。我相信从双阳一区完全小学走出来的每一位同学都会记住校长的话。从那时起，我也更加懂得了国旗的尊严和价值。

后来我上了大学，学日语，毕业后从事外交和中日友好工作。但是1958年发生在日本长崎的“国旗事件”真让我触目惊心。

岸信介与蒋介石、宋美龄合影

当时，中日两国尚未复交，日本当政的岸信介政府执行亲美反华路线，与台湾方面维持着“外交关系”。

尽管如此，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和往来是无法阻拦的。本来中日双方贸易团体和友好组织通过谈判，在1958年3月达成协议，签订了第4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同意互设贸易办事处并可在常驻机构建筑物上悬挂国旗。

然而墨迹未干，岸信介内阁就出面公开反对，官房长官还发表声明——日本政府不能同意挂中国国旗。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才发生了“长崎国旗事件”。

滨屋百货所在地——长崎滨町商业街

1958年4月3日，日中友协长崎支部在长崎百货公司“浜屋”举办的“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开幕，会场上悬挂着五星红旗。台湾驻长崎总领事馆的“总领事”常家铠出面，提出所谓“交涉和抗议”。长崎市政府把情况转告主办单位。日中友协长崎支部支部长荒木德五郎对中国很友好，他没有理睬市政府的转告。

5月2日，台湾“驻东京大使馆”到日本外务省“抗议”并要求日方通知“浜屋”拿下中国国旗。

下午4点半左右，两名日本暴徒冲进会场，把我国国旗撕毁，造成了侮辱中国尊严的政治性事件，激起了我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5月11日，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发表声明，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日方严惩侮辱中国国旗的暴徒。陈毅副总理还宣布了我方要采取的相应措施。

周恩来与日本“钢铁大王”稻山嘉宽签订了为期五年的钢铁协定。遗憾的是，1958年，由于长崎国旗事件，这一贸易总额达2亿英镑的大宗贸易被迫中止了。

随后我方通知日方：废除签字不久的中日钢铁长期贸易协定；不再延长为期一年的东黄海中日渔业协定；原定由鲁迅夫人许广平率领的中国妇女代表团推迟访日；取消北京市准备派出的由浦洁修为团长的和平代表团；正在日本访问的吕骥率领的中国歌舞团，停止演出提前回国。

陈毅副总理的声明表明了我方的严正立场，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心声。神圣庄严的中国国旗不可侮，强大的中国人民不可侮。

由于这一不可容忍的政治性事件的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中日关系受到了严重挫折和伤害，贸易和来往都受到极大影响。我方已不再派团访日，日方只有纯民间以及与官方关系不多的团组来华；渔民在我东黄海捕鱼已成为无协定、不安定的状态。这无疑是两国人民不愿看到的。

由于“国旗事件”和岸信介政府顽固阻挠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做法不仅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也激起了日本人民的强烈不满，广大日本人民纷纷起来进行谴责和抨击。许多人联名给主张中日友好的国会议员写信，要他们敦促日本政府“反省和悔改”。日中友好协会、日本文化交流协会等友好团体发动群众，为敦促执政党和政府当局采取行动创造了坚实基础。

1958年6月，中国方面在通知日方不再延长渔业协定期限之际，提出了恢复关系日本政府必须明确承认的三项政治原则，通常被称之为“政治三原则”，即：

1

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

2

不制造“两个中国”；

3

不妨碍两国关系正常化。

后来周总理又在会见日本社会党人士时提出了“政府协定、民间合同和个别照顾”的贸易三原则，使几乎中断了的中日政治、贸易关系展现出了恢复的前景。

另一方面，“国旗事件”发生后，我国采取的一些严正行动在日本朝野引起了极大震动。舆论界在呼吁，日本朋友们在行动，朝野各界及广大公众都在思考和关注中日关系的前途。执政党的有识之士愈加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和自己身负的责任。如何审时度势、顺应时代潮流作出符合人民心愿的贡献，已成为摆在面前的“当务之急”。

到了20世纪70年代，国际和日本国内形势都已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美国封锁、敌视、遏制中国的政策逐渐破产，开始谋求对中国关系的正常化。

对美亦步亦趋的日本佐藤内阁的对华政策走进了死胡同，顺应潮流民意的田中角荣内阁应运而生。中国方面通过民间渠道长期大量对日友好和“以民促官”工作，日积月累，越来越呈现出明显效果。

中国上海舞剧团抵达日本羽田机场时受到了热烈欢迎，下图中间为饰演喜儿的茅惠芳（左）和饰演白毛女的石钟琴（右）。

在中日友好成为大势所趋的形势下，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浪潮席卷日本。我国及时派出代表团访日，通过“乒乓外交” “舞剧外交”推动形势继续向前发展并邀请田中角荣首相亲自访华，谈判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北京大会堂隆重举行。签完字，两国总理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1972年金秋，田中率高官来华，双方经过认真、坦诚的谈判，于9月29日发表了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宣布重建大使级外交关系，并承诺在建馆方面相互提供必要协助。

在参加复交谈判以后，我已经以中国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工作人员的身份赴日工作，建交后当即转到中国大使馆任职，首要任务就是协助米国钧临时代办为建馆而劳碌奔波。

中日复交后，日方已将蒋帮撤离后的“使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有资产，全部完整地交给了我方。当时我跟着外务省的人员去查看过，那里还留有蒋帮人员匆忙撤走时的许多零乱痕迹，给人以很荒凉、杂乱的感觉。要在此地推倒原建筑重新设计、建设一个自己的新馆舍，尚需相当的时日，也还不具备在那里升国旗、挂铜牌开馆的条件。

于是，我们先租用东京新大谷饭店八层部分房间，经过装修，临时作为中国大使馆办公开展工作的地方。米国钧代办特地从国内带来了精致的大使馆标牌和标准国旗。这是我们伟大国家的象征，铜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大使馆的正式标志。大家看了又看、摸了又摸，是那样爱不释手。可是这面标准的五星红旗在临时馆舍怎么使用呢？！

1973年阳春时节，我国首任驻日本大使陈楚偕夫人抵达东京，在申报10天之后就得到了外务省关于递交国书的签复安排。陈楚大使、米国钧政务参赞、肖向前参赞，还有作为翻译、三等秘书的我，一起驱车前往皇宫，向日本元首裕仁天皇递交国书。记得前往皇宫时，车子并没有插国旗，而向天皇递交国书仪式结束后，大使的乘用车前右角小旗杆上便插上了小型国旗，开回临时的使馆新大谷饭店。

东京新大谷饭店

这一天也是大使馆正式开馆办公的日子。经过精心设计的新大谷饭店八层安装了精致的木门。门旁挂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铜牌，而不能挂在楼内的国旗只能拴在自制的旗杆上从窗子伸挂出去。这样人们从外面乃至远处就可以看到中国国旗，知道这儿就是中国大使馆了。

这就是代表我们国家正式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和煦的春风吹拂着大使馆窗户伸挂出去的国旗，看到它，有哪个中国人不无比兴奋激动呢！

— END —

选自 | 《江培柱文存——对日外交台前幕后的思考》  

作者 | 江培柱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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