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边界谈判往事回忆（上）

作者：李家忠

自1956年起，先后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北京大学东语系和越南河内综合大学；1961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94年3月至2000年7月，先后任驻老挝和驻越南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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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1991年11月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在诸多领域的交往与合作迅速扩大、互信增强，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领土问题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我在外交部工作近40年，从20世纪70年代到2000年退休，有机会直接参与了有关边界问题的谈判。

谈判的准备

1974年下半年，中越两国政府举行了关于北部湾划界问题的副外长级谈判。1977-1978年，又举行了同样级别的陆地边界谈判。在这两次谈判中，我均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的翻译。

为搞好这两次谈判，中方事先组成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成员分别来自外交部亚洲司、条约法律司，公安部、总参作战部、测绘局和海军司令部。这些人后来成为了中国政府谈判代表团的固定成员。

要追溯中越边境问题的由来，还得回到清朝末年。

中越陆地边界是由中国清政府和法国政府在19世纪80-90年代签约划定的，是已定界。由于当时技术所限、条约文字记载和附图对边界线的标示均不够精确，再加上近百年来边界两侧地形地貌和界碑的位置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中越两国政府同意以中法界约为基础，参照现实情况，通过谈判重新确定边界线走向。

为了解决陆地边界和北部湾划界问题，中方工作班子需对中法界约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把中法界约的中文文本和法文文本搜集齐全，印刷成册，人手一本。

《中法续议界务专条》（1887年6月26日）

所谓中法界约，实际上包括1887年签订的《中法续议界务专条》和1895年的《中法续议界务专条附章》在内，总共有12个文件。

为确保准确，我们还到北京图书馆查找了大量历史资料。图书馆领导听说这项工作直接关系到国家的领土主权，都极为重视，为我们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有时深夜去找资料，对方也都热情配合。图书馆根据我们需要，把能够提供的约上万页资料全部复印出来、装订成册，无偿赠送给外交部，分文不取。

我记得赠送当天，图书馆一位副馆长激动地表示：对北京图书馆来说，还有什么比能够直接为政治服务更光荣呢！

与此同时，外交部还派人到法国外交部图书馆，查找中法签约的相关资料，并请郑州大学一位历史学教授到北京，协助把我们理解的边界线走向标在一幅大比例尺的地图上。

当时的知识分子正被视为“臭老九”，这位教授得知外交部请他帮忙，异常兴奋，感到无尚光荣。启程那天，郑州大学历史系的领导和多位教师到车站为他送行。后来，这位教授还把部分工作带回学校继续完成。

一天，教授打来电话反映说，学校军代表认为他完成外交部交办的工作耽误了劳动和拔草的时间，对此很有意见。我立即给军代表打电话说：“边界谈判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希望学校能在时间上给予保证。”军代表听说是“政治任务”，当即表示：“请放心，一定照办！”

中越边境的友谊关

1975年春，上述工作班子兵分两路，到广西和云南进行现场边界考察。我参加的是广西组，由我国前驻意大利大使沈平带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领导对我们的工作极为重视，自治区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韦国清同志亲自听取沈平大使的汇报。为了在人力上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韦国清同志当场决定补充任命两位自治区外办副主任，参加我们考察的全过程。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从广西西部起，走过了六县一市，即那坡、靖西、大新、龙州、宁明、凭祥（市）和东兴，对中越边界广西段的重点地区进行了现场考察。一方面进一步熟悉了界务，同时对如何解决一些地段的领土归属提出了初步方案。

谈判现场

北部湾划界和陆地边界谈判分别在北京东交民巷42号宾馆和台基厂头条三号宾馆（今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举行。中方代表团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越方谈判代表团团长先后由副外长潘贤和常务副外长丁儒廉担任。越方翻译是越南外交部中国司专员阮庭榜。

现场布置得朴素、庄重。大厅中央摆有一张大谈判长桌，上面铺有绿色桌毯，两个代表团正式成员相向而坐。每个座位面前都放有带盖的茶杯，服务员事先把茶水沏好，谈判中间还酌情为每人添加。两位团长坐在中间，翻译坐在团长的右边，记录人员坐在后排。

开始时，双方团长说几句寒暄的话，然后分别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各自阐述对解决两个问题的原则和立场主张，读一段、翻译一段。尽管对双方发言时间长短未作规定，但一般都在30分钟左右。

双方商定互不交换发言稿，而是各自作现场记录。如有某些地方没听清楚，可以要求对方重复一遍，或在会后由双方工作人员对记录进行核对。

团长发言后，休会约20分钟，各自就对方的发言进行背靠背的议论，研究如何进行评价。这时宾馆为双方代表团准备了茶点、水果和饮料。但大家都忙于准备下一阶段的评论，无心去品尝茶点。

当时中越双方缺乏相互信任，谈判的立场和主张距离颇大、难于靠拢，所以评论时基本上是互相批驳。到1978年，两国关系进一步紧张，谈判中的用语更加尖锐和激烈，几乎每场谈判都是不欢而散。

中方曾试图通过会下的接触缓和气氛，加强沟通，希求谈判取得些许进展，为此曾安排过两场电影招待会，但那时除了样板戏，几乎找不出什么可供对外招待的影片。我记得放映的是动画片《大闹天宫》和反映阶级斗争的故事片《向阳院的故事》，具体情节早已忘光，只留下内容枯燥无味、既无故事性又无艺术性的印象。在当时两国关系的大背景下，很难通过观看电影达成有效的沟通。不久，中越关系全面恶化，两种谈判彻底中断。

- 未完待续 -

文字 | 《印支外交亲历》    作者 | 李家忠

图片 | 本书及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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