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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吊马克思墓

汪大钧 走近外交 2024-03-01

  作者:汪大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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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7月生于江苏省黄海之滨的响水县。于1952年底来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就读,先后掌握了俄、英两种语言,毕业后受命从事俄语翻译。

70年代初跻身于新闻队伍,在波兰和肯尼亚任记者,体验过波罗的海的寒冬风雪和非洲赤道的酷暑雨淋。80年代走上对外文化工作岗位,在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相任副处长、处长和副局长等职,出访过亚、非、欧、美四大洲60余国,曾在中国驻坦桑尼亚、英国和加拿大使馆任文化参赞。1996年退休,任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秘书长。


音频



正文


1990年3月14日,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逝世107周年。下午,我没有重要外事活动,因此约几位同事到西伦敦海格特公墓凭吊马克思墓。

海格特公墓虽然靠近马路,但过往车辆较少,环境幽静。步入其间,但见古树参天、灌木丛丛、曲径通幽,肃穆而有神秘感;墓碑排列整齐,错落有致,形状多样,各具特色。

海格特公墓中的马克思墓


我们循长有青苔的卵石小道往深处走去,转了两个弯来到公墓东北角的僻静处,一尊4英尺高的马克思半身铜像赫然出现在眼前。

这尊马克思铜像系英国皇家雕塑学会主席劳伦斯·布雷德肖的杰作,树立在高8英尺的花岗岩墓碑上。墓碑正面刻有马克思的名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哲学家的任务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

我们一行默默地绕马克思墓走一圈,然后把两束鲜花放在铜像前。那里已有几束鲜花,显然此前有人来过。正当我们准备转身离开时,看见老朋友、原英共中央国际部工作人员保林·保尔老夫妇携手缓缓而来。

保林先生已届耄耋之年,且下肢有疾患,行动不很方便。他们家与文化处仅三条街之隔,他们几次来文化处做客,我也登门拜访过,彼此较熟悉。见他们来,我转身对同来的朋友说:“你们先走,我要陪陪两位老人。”

两位老人也是为纪念马克思忌日而来。保林告:“我一年也就是马克思忌日来一次,故人节不来,因为故人节来这里凭吊亲人的市民很多,相比之下,马克思墓这里很冷清,见了心里不舒服。”

“今天好像还有一些人前来凭吊。”我说。

“比以往少多了。尤其是50年代,不仅你们中国人来,德国人、东欧人都来,英国人来的也不少,墓前每天都有鲜花。可是后来就不一样了,特别是近几年……在东欧一些国家共产党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被宣布为非法。英共现在也很少有人提到,已成为历史古董。”


最初的马克思墓地在海格特公墓的一个角落


我们边走边聊,从保林老人的介绍中我得知:原来,马克思1883年3月14日逝世后3日,即3月17日,就葬在海格特公墓,恩格斯发表的著名悼词,称“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他的英明和事业将永垂不朽”,也是在海格特公墓,但那是另一块墓地。

后来考虑到原墓地太小,马克思及其家属不能安息于一处,于是在1954-1956年间,英共通过国际募捐筹集了一笔经费,购置了现今这块较大的墓地,把马克思迁葬于此,把马克思的妻子燕妮、外孙埃特加·朗克特、女管家海伦·法穆特以及存在英共中央的马克思的女儿埃利塔的骨灰一并迁葬于此。

在谈到马克思在伦敦的生活时,保林说,马克思自1849年8月从法国巴黎被驱逐后,一直居住在伦敦,研究资本主义,积极参加欧洲工人运动,生活十分清苦,仅在恩格斯的资助下勉强维持生活,他的几个孩子均因生病无钱就医而夭折。

位于伦敦索霍区迪恩街28号的马克思故居(1851-1856年)


“马克思享年66岁,其中近乎一半时间在伦敦度过,他在伦敦的住所达六七处之多。现在还能找的有苏霍区迪恩街28号,他在那里住了5年,从1851年至1856年;在梅特兰公园路,他先住在1号,后又搬到41号,从1863年至1883年,前后20年;还有伦敦西北郊肯蒂什镇格拉勿顿街9号(现改为46号)。除了这些,别的就很难找到和辨认了。”

老人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伦敦还有一个纪念马克思的地方就是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那里你去过吗?”

大英博物馆阅览室中马克思的著名座位


我答:“我去过。在阅览室中M排第4号座位是马克思当年经常坐的位置,现在还有标志。他在那里为《资本论》一书作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和研究。”

卡尔·马克思于1874年3月16日在阅览室登记本上的签字。


保林说:“大英博物馆保留这个座位算是办了一件好事,让现代人知道马克思当年是何等勤奋和生活的艰辛。你可想象,从他住处到大英博物馆的距离约有4英里,每日往返完全靠步行,少说也需要一小时……”

少顷,我们又谈到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的评价。保林说:“共产主义者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而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不能割断历史,更不能否定历史。俄国人把共产党历史都否定了。赫鲁晓夫当年骂斯大林是白痴,戈尔巴乔夫现在骂赫鲁晓夫是‘坏蛋’,他现在千方百计讨好里根和撒切尔夫人,被人捧为‘开明的共产党人’,不知他今后有什么好下场。俄国人历史上还有谁值得一提啊?只有彼得大帝!”

他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无论在他身前或逝世后,也无论在论及他的功绩或是批评他的错误,中国朋友始终视他为领袖,是新中国的缔造者。这在共运历史上是不多见的,甚至是仅有的。中国朋友这样对待前人好,令人信服,对后人也是激励。”

“西方人对周恩来特别推崇,把他看作是中国的外交形象……”

我答道:“我们中国人也把周恩来总理看作是一代楷模,他为国家、为人民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

我们不知不觉走出海格特公墓大门。保林夫妇原来是乘公共汽车来的,于是我请他们上我的汽车,径直送其回家。

——本文写于1990年3月





- END -

文字 | 《从英伦三岛到枫叶之国》

者 | 汪大钧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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