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谈外交 | 国与家（中）

  作者：吴建民

  1939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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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5年到1971年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首批代表团工作人员。

在5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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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兔傍地走”

1991年施燕华担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时，我是外交部第十任新闻司司长。三年后，我刚就任中国驻荷兰大使，她就被任命为驻卢森堡大使，我俩成为外交部第一对同时担任大使的夫妇。我们两口子同年出生，都属兔，有媒体形容我们为“双兔傍地走”。

我和施燕华都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但是我比她高三届。1958年，我快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毕业的时候，施燕华才考入这所学校学习英语，可以说我俩在互不相识的状态下做了短暂的校友。

研究生毕业后，她本应留校教书。但外交部看到她英文不错，就把她借调到外交部，后来就留下了。我俩首次相遇是在共青团中央。那时我的组织关系还没有完全转回外交部，而她也被临时借调到团中央当翻译，参加接待外国青年代表团的工作。我们偶有工作接触，这样才知道她原来是我的校友。

当时团中央有些文件需要翻译成法文，发出前会让我看一看。我发现施燕华参与了不少法文翻译成英文、法文翻译成中文的工作，心想，她是专攻英文的，还懂点法文，挺爱学习的嘛。

后来，陆续听到周围的同事评价这个女孩工作蛮好，我便留意起来，渐渐对她有了好印象。她个子蛮高，眉清目秀，看起来依然像是个文静的大学生。

回到外交部翻译室后，施燕华被推选为团支部委员，后来又担任副书记。而我入党早，被党支部安排为团支部的书记。这样，我们在工作上的接触就更多了。

施燕华祖籍宁波，生在上海，非常勤奋，做事踏实。有些女孩子比较虚荣，她却很实在，我就看上她这个人的实在。她读研究生时就学会了打字，打字既快又好。

有一次，人民大会堂召开青年团干部会议，我俩正好碰上。一个说：“你开会去吗？”一个答：“是啊，开会去。”“那我们一起走着去吧。”“好，一起走吧。”只恨路短。就这么一次，被别人注意到了，“咦，这两个小青年怎么走一块儿去了？”

1965年12月31日，北京饭店举行一个舞会，周恩来总理也去了。外交部打招呼让一些青年干部参加，我和施燕华都去了。舞会上，她主动邀请我跳了一次舞，我觉得这是她对我有好感的一个信号，便鼓起勇气向她敞开了心扉。很快，我们便确定了恋爱关系。

当时我俩都已经26岁，在那个年代是不折不扣的大龄剩男剩女了。我从匈牙利回国后，外交部的同事曾给我介绍过几个，但我觉得还是自己看上的比较好。我们能走到一起，后来我总结，施燕华不虚荣、实在、用功和沉稳的性格，让我感到有种自然的默契。她是个好学生，从小学到大学一路拔尖，不像我，小学调皮，初中平平，高中才开始发奋。她对我的评价则是：工作认真、勤奋，富有朝气，积极向上，从不慵懒懈怠。

跟所有恋爱中的年轻人一样，我俩也有过花前月下。离外交部不算很远的天坛公园，是我们去过次数最多的公园。我们有一次还步行去了那里，中午就在附近一家小饭店吃包子，再喝一碗“高汤”，就很满足了。

我有几次出国，给施燕华带回巧克力。一次，她把一块没有吃完的巧克力放在办公桌上，结果被老鼠吃了。后来施燕华常借此打趣我：“别人谈恋爱，总要送些丝巾、衣料，而你只有半块巧克力和清汤一碗……”

1967年2月底，我们结婚了。那时候正在搞“文化大革命”，我们没有举行婚礼，我买了10元钱的水果、糖，给翻译室各个办公室分一分，就算宣告我们结婚了。外交部分给我们一间在三里屯宿舍楼的房子，只有10平方米，厨房与厕所与别人共用。我俩叫了一辆三轮车，驮上两个人的全部家当，就算把家安上了。

1968年，吴建民、施燕华夫妇。

1968年底，我们的女儿出生了，可4个月后，施燕华就被安排到广东省汕头地区的牛田洋军垦农场锻炼。还在哺乳期的女儿只好由上海的外婆来照管。我因为参加工作早，不用下放，但也被领导派到外地出差，比施燕华更早离开北京。

我现在还记得离开北京的那天下起了鹅毛大雪，深及膝盖，天特别冷，特别阴沉。施燕华推着自行车送我去火车站，大家心里都很不好受。好端端的一家人，如今要天各一方。我在北京，她要去牛田洋，女儿在上海，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

后来我回到北京，一人对着空荡荡的小房间，觉得孤独万分。每天下午别人都下班回家了，我还留在办公室发呆，不愿意回去。

1969年7月28日，强台风大海啸袭击汕头牛田洋后灾情实景。

施燕华到广东后，牛田洋发生特大海啸，卷起几十米高的海潮，当时的极“左”思潮让人手挽手顶着海啸到堤坝上，很多年轻人一去再没回来。幸亏她所在的女子连连长人不错，营里下命令要她们去护堤，连长却把大家全拉到山上去，说这批人是国家的财富，要保护好。当时就算不去护堤，如果不上山也没命了。

当时宣扬的是“备战”思想，好像战争迫在眉睫。燕华给我写信，说“打完仗我们再见吧”。我在北京，对形势比较了解，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可又不能说。听说牛田洋出事，我着急得不行，但又没法打电话，好像表现出这种感情就不是“无产阶级”了。

1970年3月19日，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从苏联飞抵北京，周总理率领众人在机场亲自迎接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1970年3月，柬埔寨发生政变，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来到中国，外交部工作量陡然增多，翻译室人手不够了，开始召回下放人员。施燕华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极“左”行为，便被召回北京。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去上海把女儿接回家，但那时我俩经常要加班，常常半夜电话一来，骑上自行车就走。施燕华怕女儿从床上滚下来，就把枕头堆起来，拦在床边。

1971年11月15日，吴建民作为中国代表团代表之一见证了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971年，施燕华在纽约联合国担任翻译。

1971年底，我们夫妇被选入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做翻译，出发前一天，施燕华把女儿送到上海外婆家去，不敢向孩子告别，怕她哭，自己偷偷抹抹眼泪走了。后来孩子到处找妈妈，自言自语地说：“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后来外婆告诉我们这件事，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外交人员的生活就是这样，有风光也有心酸。

- 未完待续 -

文字 |《吴建民谈外交》（本书出版于2015年）

作者 | 吴建民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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