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电影《我的姐姐》：成也“姐姐”，败也“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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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姐姐》是一部经过精准设计、特别建构的“她电影”。

但正如标题所言，它成也“姐姐”，败也“姐姐”。

“姐姐主题”先行，导致了“姐姐情节”编织太刻意，刻意到有违历史真实，有违常识。而这样的败笔，对现实题材电影而言，实乃致命伤。

“姐姐话题”的过于被强调、被突出，也遮蔽了这桩事件的另一个本质，或者说，更深层的本质：安然所面对的困境，在当下的文明中，其实首先是“生而为人”的伦理困境。它并不是“生而为姐姐”所带来的独特性别处境。

1. 成也“姐姐”

在女性意识（或者说女权意识）高涨的时代，《我的姐姐》因为极强的“她话题”，或者说“姐姐话题”，引发了一般电影所无法企及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我关注的不少公众号，都写了《我的姐姐》；在快手上，《我的姐姐》目前位居影视榜No. 1，＃我的姐姐＃话题标签下，目前计有7.9万个作品，共超过30亿的播放量。

“姐姐议题”之外，又因为影片对观众愤怒情绪与泪腺的强刺激，成功触发了特定“姐姐群体”的普遍共情，如今，这部低成本电影，票房已过6亿，成为清明节档期最亮眼的黑马片——

是谓：成也“姐姐”。

不由想起去年《乘风破浪的姐姐》甫一播出时的盛况。

当时，人们对这档综艺的超高关注，也更多是源自于节目设置的“姐姐议题”。女性观众对节目投注的强烈情感，携带着节目品质之外的社会势能。

这几年，伴随着女性主义的又一波全球化浪潮，聚焦“她问题”的女性题材，无论是在影视领域还是综艺领域，都是“大热”，电影《找到你》，电视剧《欢乐颂》、《三十而已》、《我的前半生》、《都挺好》、《流金岁月》皆如此。

不论作品本身品质究竟如何、对女性主义精神内核的呈现究竟如何，它们都因为引发了广泛的公共讨论，获得了巨额流量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业成功。

但无论如何，代表女性发声，呈现问题，引发关注与讨论，这已经非常有意义。这一点，值得鼓励也值得掌声。

2. 败也“姐姐”

但是，没有批评的一味赞美，是无意义的。

正如我们当初一边肯定《乘风破浪的姐姐》，一边批评它的各种不足，我们也不该回避《我的姐姐》之弊。

不可否认，《我的姐姐》所反应的“重男轻女”现象，的确存在，否则不会有那么多“姐姐”共情，但问题在于，这部根植于现实土壤的电影，因为要突出“姐姐话题”，在诸多情节的设计上刻意编造，不断地在违反现实、违反常识，有多处硬伤。

比如，安然被父母篡改高考志愿，比如姑姑当年被要求放弃上本科的机会，而让弟弟去读中专。

下面就具体说说。

• 关于姐姐安然的bug

在姐姐安然因生而为女孩所背负的悲剧命运中，一个最重要的伤害，就是她的高考志愿被父母私自篡改。

她高中毕业，原本自己填报了北京的医学院，专业是临床医学系，前途是做一名医生，却被父母给悄悄改成了省内学校的护士专业，即我们通常知道的卫生学校，简称卫校。父母的理由是，女孩子就是要早点工作赚钱，能照顾家里就好。

编剧大概是没有好好做功课了解我国的卫校培养制度。

我国的卫校，主要的招生对象并非高中生，而是初中生。

电影的故事发生在成都，咱们就以成都卫生学校为例吧，大家也可自行上其网站查阅。

通常，初中毕业上卫校，学三年后拿中专文凭；如果读的是3+2，拿大专文凭。

也会招收应届高中生就读卫校，那么连考都不需要考的，直接免试入学。也就是说，高中毕业去读卫校的，通常是高考失利后的无奈之选。

所以，如果安然的父母那么希望她早点工作当护士赚钱，还背着她改志愿，难道不该是在她初中毕业填报志愿时，就帮她改成卫校？三年一毕业，就可以拿个中专文凭当护士了。

可电影里，安然的父母却做了一个“最不经济的”、也堪称极其愚蠢的“安排”。先让安然读了3年高中，再让她去读卫校专科，这么一来，读到大专毕业，就又得三年。原本可以三年就达成目标的事情，硬是拖成了六年。

如果你非要说安然的父母是为了让她获得大专文凭，那最好的选择也是读3+2，一共五年。

在高中毕业后，还去读卫校的大专——对，是比读本科少了一年，可从投资回报比看，只要是智力正常的父母，都该算得出，在中国当下的现实里，四年本科文凭&医生职业，和三年大专文凭&护士工作相比，哪个能赚到更多的钱，哪个条件下的女儿会有更好的实力照顾父母——既然他们要那么算计女儿。

安然的父亲自己就是靠中专文凭跳出的农门，孰利孰弊，他应该非常清楚。

如果说安然的父母一直都呆在农村，实在是没见识且极其愚蠢也就罢了，可并不是。上世纪80年代直到90年代初期，能考上中专的，尤其是从农村考出来，可都是一级学霸。

这里，实在说不通，存在明显bug。

安然一家定居于成都，在这样的省会城市环境里，尤其是在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施了快20年之后（根据情节来推断，片中的安然大概出生于1996年或1997年），固然有些中国父母的确重男轻女，但在现实（一孩政策）无力扭转的情势下，现实里更常见的情况会是什么呢？

即使生了一个女儿，也会望女成凤——而不是，蓄意扼杀女儿的前途。

这得是多坏多蠢的父母，才能对亲生女儿下得了这样的狠手？而且，分明是损人不利己。

这样的奇葩父母，就算有，也只会是少数派吧。若不信，诸位不妨环顾四周去认真地找一找？

我毫不怀疑重男轻女现象的存在，但我却严肃怀疑，重男轻女就会让“可怜天下父母心”的“父母们”变得如此坏与蠢，以至于竟如此极端地“草菅”女儿的前途。

更偏爱家中的男孩，乃至要求女孩对男孩做出一定忍让与牺牲，和彻底无视女儿、对她的生命彻底漠然、完全将之视为“工具”，其间是有本质不同的。

“姐姐”安然相关的情节设计中，另一个无法解释的大bug是，编剧一方面安排她被父母如此冷酷且愚蠢地对待；另一方面，又安排她闹离婚的父母，甘愿把家里唯一一套学区房写在她名下。

彼时，安然的父母都才中年，中年离婚意味着什么？未来多半还要婚姻重组。而财产，是婚姻重组、未来生活保障必不可少的一环。一般来说，夫妻闹离婚，通常都会因分产而刀剑相向，可这对夫妻却甘愿退出争产“游戏”，把唯一一套学区房完整地留给女儿。

试问这样为女儿着想的父母，又怎会只把女儿当工具？并且，那么残酷且愚蠢地草菅女儿的前途与命运？

Again, 实在是很难说通。

反“重男轻女”很好，为“姐姐”遭遇的不公而呐喊也很好，但我们并不必因此而刻意地强化二元对立，制造非黑即白，将冲突人为地推向“极端化”。

常识告诉我们，更常见的家庭生活里，多的是层层叠叠的灰，并没那么简单化。

• 关于姑姑的bug

违反现实与常识的“硬伤”，同样发生在“姑姑”身上。

在编剧安排姑姑所背负的悲剧命运中，姑姑与弟弟（也就是安然的父亲），同时考上了本科与中专，但姑姑最终被家里要求放弃俄语系本科，以让弟弟去读中专。理由是，家里只能供一个。

哎，这位出生于1986年的编剧，再次没有去做历史功课。

我们可以从片中已有的情节推断出，这对姐弟之间所谓“牺牲与成全”的上学故事，大概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一个线索是，“姑姑”18岁工作，一个月工资45元，要赞助15元给读中专的弟弟。从工资水平和生活费水平看，这基本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水平。

另一个推断线索，就是安然姐弟的年龄。

从弟弟的年纪看，他就是2015年10月国家放开二孩政策后怀孕出生的，到今年刚好虚6岁。

从未见过弟弟的安然，则应该是在弟弟出生前参加的高考，并和父母断绝了往来。但她应该工作并没太久，所以“收入养活自己一个人都还困难”，还一心惦记着考研，改变当护士所遭遇的职业歧视。因此，她大概率是2014/15年，在18岁时参加了高考，刚毕业两三年左右。倒推一下，她应该生于1996/1997年左右，而她的父亲，则可推断大概生于1970-1972年间，所以是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考的中专。

好，这两个重要线索大体可以帮我们锁定“八十年代”。

那“八十年代”，乃至90年代初，考上中专或者大学究竟是个什么概念呢？

不论你是考上本科，还是中专，都是要杀过千军万马才能挤上的独木桥，即便是中专，也丝毫不亚于今日的985，能考上的都是学霸。

当时，国家对中专生、本科生的培养力度都非常大，拨了很多财政补贴。在上世纪80年代，无论是本科还是中专，基本只要考上了，农村户口的就可以转城镇户口，上学不用交学费，住宿费全免，每月还有生活补贴发放，节约一点的还能有盈余寄回家，毕业后还包分配，身份是“国家干部”。不论本科还是中专，都算得是当时的天之骄子。

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并不存在家庭供养不了中专生或大学生的问题，因为是国家在培养人才。

姑姑的这条被刻意编造出的“牺牲”，放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还可信，但在那之前，就严重有违历史现实。

当时更常见的情形是啥呢？

如果孩子初中时成绩出类拔萃，农村户口的家庭几乎都会首选让孩子考中专，尽享上述诸多好处不说，还能早早工作赚钱补贴家里。

一个如此重男轻女的家庭，又如此盼望孩子能“跳出农门（姑姑语）”改变家庭命运，怎会让姐姐继续读高中，而让弟弟去考中专？难道，不该反过来？让姐姐先考上中专跳出农门，再早早谋个好工作赚钱，贴补家庭与弟弟……

所以，影片的情节编织，实在难以说服人。

除了这些“姐姐情节”上的硬伤，电影在很多细节的处理上，都存在明显的编造痕迹，有违生活常识，尤其是对6岁弟弟安子恒的失真刻画。此处不再一一赘述。

因为“姐姐主题”先行，导致“姐姐情节”编织太刻意，刻意到失真、失实，是谓：败也“姐姐”。

这样的败笔，对现实题材电影而言，实乃致命伤。

3. “姐姐”的困境，遮蔽了“人”的困境

“姐姐主题”先行，导致的另一个弊端就是，“姐姐话题”的过于被强调、被突出，其实遮蔽了这桩事件的另一个本质，或者说，更深层的本质：

抛开性别不谈，父母突然双亡，面对幼弟/幼女，才二十多岁、还需要面对自己人生的长姐/长兄“该”如何抉择？这里，又到底有没有一个“该”字？

说到根本，这其实是当下文明现实中，“人”的伦理困境，而主要不是“性别”的伦理困境。

很简单，如果不是“姐姐”，换成“哥哥”，这个困境难道就不存在了吗？

如果是像我一样的女性，从未遭遇过一丁点“重男轻女”的歧视，这个难题，难道就不存在了？

而如果没有了姐姐“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先决条件，如果把性别身份换作是哥哥，放弃弟弟的“借口”又从哪里来？正当性何在？

我想，面对这样的人伦困境，仅仅试图从“女性独立”、“女性要为自己先谋求幸福与权利”去看待和处理，注定会走向狭隘，也注定偏颇。“女性主义”，从来不是、也不该是一道万能的“挡箭牌”。

在看完《我的姐姐》之后，我特地去看了是枝裕和的《无人知晓》——

那是一个日本母亲（“她”）遗弃四个孩子，将“养育”三个幼子的责任硬生生“塞”给12岁长子阿明（“他”）的悲伤故事。真正的大师之作，拍得极好。

在这部电影里，一走了之的正是“她”——母亲，而“她”的说辞也正是：“难道我没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吗？”

但是，“她”同时也是“他们”的受害者。

四个孩子，四个父亲，没有一个父亲肯担负责任，无一例外地将养育孩子的责任都甩给了“她”。

带着四个孩子，她知道这样的自己是不可能找到再一个“他”去依附，而为了她自己的幸福，她决然地甩下了“她”的四个“包袱”。

“她”缺席了，承担起照看幼子责任的，是她12岁的长子——少年的“他”。极尽艰难地，这个少年想尽办法、勉力维持四个孩子的生存。

支撑他的，又是什么？

面对手足同胞，面对需要共同面对的生活困境，该与不该的界限，到底在哪？责任与权利的边界又在何处？

那，真的只是“生而为姐姐”的困境吗？

而对于那个一走了之的“她”/母亲，我们是否又能居高临下地做一个简单化的judegement？

恐怕，都不容易给出明晰的答案。

4. 结语

我个人会觉得，作为一部“她电影”，《我的姐姐》如果另寻一条道路来阐述“受伤害的姐姐”的主题，也许会线索更清晰、也更有力。

相比于《我的姐姐》，我会非常推荐大家去看是枝裕和的《无人知晓》。12岁的阿明扮演者，柳乐优弥，当年就凭借这个角色成为了戛纳最年轻的影帝。

影片如流水一般自然，流淌着溪水般的节奏，镜头不远也不近，是一种观察者的距离，清醒而又克制，悲情而又不滥情。

它绝不会强塞给观众过于激烈的情绪，不会用愤怒刺激愤怒，用泪水刺激泪水。它只是，安静地、节制地、后退一步地，去讲一个哀伤而又不尽失希望的故事。

看完之后，你不会泪水滂沱，却眼眶尽湿，久久不能回神。

这是我心里最高级的一种电影。它不manupulate观众，它对观众有敬意。这种尊重体现在“留白”上，它给观众思考的“空间”。

相形之下，我们的热门电影，比如《我不是药神》，《你好，李焕英》，《我的姐姐》，都还是太“重口味”，通篇对观众施以高频的“强刺激”，不论是愤怒，亦或是泪水和笑声。

这个世界，早已开始了“抖音化”进程。你甚至不知道，究竟是抖音化的作品先重构了我们的思考模式和情感模式，还是我们自己，先催生制造出了“抖音化的产品”。你说呢？

谢谢阅读。

非非马

媒体人出身，而立之年赴英攻读电影研究硕士，后为著名文化国企英国子公司创始人、总经理。现事写作和中英文化交流。

个人微信号：feifeima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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