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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纽约到犹他,美国医生抗疫漫漫之路

陌上美国 2020-10-11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闲风年间 Author 闲风年间

陌上美国

文章经作者本人同意,译自The New Yorker 杂志 8月2日一期。作者Dr. Dhruv Khullar, 耶鲁大学本科,研究生,医学博士,哈佛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硕士。目前为纽约长老会医院住院医生,康奈尔威尔医学院助教。业余时间为纽约时报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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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纽约疫情爆发期间的志愿者,返家后发现病毒蔓延而至。



三月末的一天,犹他大学重症监护医师斯科特·艾博格在医院食堂就餐,从电话上看到一条本科室实习医生间传发的电子邮件。邮件源自美国胸腔协会,一家肺部疾病及重症护理的专业组织。


“众所周知,新冠疫情正在纽约蔓延,”文中写到。“情况迫切. . . 纽约同行急需援助。”邮件说明,将为前往纽约的志愿医生提供当天资历执照证明服务、免费机票及所有食宿。信息如此不同寻常,艾博格怀疑它是否属于诈骗邮件。


艾博格自小在俄亥俄州离克利夫兰六十英里的一个小型养马农场长大。父亲在西尔斯百货店从事销售工作,后转为驯马和出售与畜牧相关器材。艾博格是家中第一个大学生。


1997年冬天,他在俄亥俄州立医学院读三年级时,曾跟随重症护理界传奇人物詹姆斯·嘉迪医生轮岗实习。一天,嘉迪听说某实习医生的亲戚在几小时以外的一所医院,被当地医疗小组确认医治无效,嘉迪乘急救车将病人运回自己的重症病房治疗,病人得救。亲历导师所为,艾博格决定以之为样板。于是,他回复美国胸腔协会,表明愿意参与纽约志愿行动。


与此同时,艾博格的同事,高级住院医师托尼·爱华斯也看到同一邮件。爱华斯的妻子艾希莉曾是重症病房护士。2014年利比亚埃博拉病毒扩散,随时可能爆发之际,二人曾在达拉斯参与治疗第一位被感染的美国人。


当时,托尼是传染病房住院医师,艾希莉所在的重症病房则被指定专门接收埃博拉病人。病毒虽被抑制,一位患者仍不幸离世,两名护士感染,爱华斯夫妇间中经历有惊无险。“我们也算演习过,”艾希莉说。“那次经历为此刻做足准备。”


晚饭时,托尼提及那封邮件,艾希莉早已读过,并希望一同前往:重症病房在很多情况下更急需专业护士。之后不久,爱华斯夫妇得知艾博格也已报名参与。三人开始准备,艾博格舍去与家人一起度假,爱华斯夫妇则着手请人照顾十四个月大的女儿。


托尼母亲玛丽安听到二人决定后担忧哭泣,但还是同意驱车从丹佛赶来盐湖城照顾他们的幼女。夫妇临走前购买的人身保险要一个月以后才生效,他们从中找乐,托尼对母亲说:“万一感染,一定要让我们活到保险生效之日。”


四月初,纽约市日增五千新冠病例之际,我在东区自己所在医院的临时重症病房见到艾博格。会面地点在护理中心附近,周围的医护人员忙碌不堪、警钟不断、监控器上红灯闪烁。


所有病房的木门都已被金属门取代,透过门上的大型玻璃窗,可以看到房内靠呼吸机维持的病人。每个玻璃窗上,满是用干擦白板笔写下的呼吸机设置、含氧标准、药物配比和病人用以维生的管道及支架的编码和位置。


强健直率的艾博格看上去很放松,“如果有人需要帮忙,那就帮忙好了,”他向我解释自己的决定时说。“不需要帮忙的话,人们是不会提出来的。” 他几天前刚到,住在街对面医院所属的一家酒店,房间比爱华斯夫妇的高两层。他已诊治过数十位新冠危重病人,每天早上,与托尼在重症病房会面讨论前一夜的情况:有的病人好转,可以拔管;有的恶化,急需治疗。然后二人一起查房。


后来,我在酒店见到托尼和艾希莉。我们戴着口罩和手术帽,坐在小餐桌旁,保持六英尺距离。他们回顾了从决定参与志愿到抵达纽约数周内的抓狂经历。期间,早已从重症护理转行到介入放射科的艾希莉,重温了重症护理流程和用过的教科书;托尼在犹他治疗重症病人的同时试着打理纽约州行医资证事宜。出发前十二小时,航班被取消。他们匆忙转订另一班。前往机场的路上,托尼忐忑不安。“他真的害怕了,”艾希莉说。“他全身开始发抖,说不出话来。我意识到他终于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了。” 


飞机上,不到十名乘客,全部佩戴口罩。途中不提供食物或饮料。他们于午夜后抵达肯尼迪机场,饥肠辘辘的走过空旷的航站,经过坐在一旁形单影只的安监人员,心中的不安逐渐加深。优步司机看上去也不轻松。在酒店,吃的是在网上外卖的披萨。五小时后,托尼领取医院门卡证件开始工作。艾希莉则前往纽约中区处理资证事宜。事后,她步行至时代广场,那里灯火依旧通明,但人迹稀疏。他们以前来过纽约,记忆中远非如此。


对托尼来说,紧张刺激很快演变为条件反射。第一天尚未来得及认识新同事,病人就已络绎不绝:前一位病情刚刚稳定,后一位呼吸急促或已插管的立即补上。稍有空闲,还要与治疗小组一起切磋病毒理论,探讨新出炉的相关学术研究。


让他感到迷茫的,不光是病房里的动荡和病毒导致的不安,更因为周围的陌生面孔和医院里的陌生环境。


一天早上,他走进休息室,精疲力尽的坐进一张椅子。“嗨,你就是那个犹他来的,”一位医生招呼道。周围,人们正忙着审查病例,讨论治疗方案。他只知道自己所在楼层病房都已改为新冠病房,此时意识到整个医院都已如此。


他下楼走到手术区域,巡视楼道两边的手术室,终于体会到疫情的真正规模:每间房内,都是一排排连接在氧气机上失去知觉的病人,空荡的走廊诡异的回荡着氧气机的声响。“那简直就是科幻影片里的场景。”他回忆道。


晚上,托尼回到酒店。艾博格有时会过来一起晚餐或喝点什么。吃的都是些剩饭菜或是为数不多的外卖。之后艾博格回房间与家人视频聊天,爱华斯夫妇也会与玛丽安和他们的幼女视频对话。


随着时间推移,离家的诸多不便显现。艾希莉的资证延期,只好准备提前赶回犹他。随着纽约对重症医护人员的需求,托尼和艾博格的职责却在日益增加。除了看病,他们还要为住院医师、心脏科医生等其他专科医生提供重症护理方面的培训。面罩、防护服、手套、眼罩全副武装之下,二人每天早上带领这些医生查房。他们示范如何安置病人、调整呼吸机、控制镇静药物,并详解原因。每天,只要有一位病人拆管都值得庆祝。


艾希莉飞回犹他,托尼和艾博格留下继续与团队一起工作。轮班后,他们都要与小组商讨当天情况和第二天一早计划,下班的时间越来越晚。


以后的日子里,纽约疫情在达到每天死亡近千人的高峰后,开始趋于平缓。病人逐渐减少,更多医生参战,托尼和艾博格开始准备回家。离开纽约前,他们在重症病房结识的贾斯汀·金格里医生交给他们一封告别信。


在这封写给“斯科特和爱华斯”的信中,金格里首先描述了自己“在西弗吉尼亚州煤矿”长大时,体验过的那种”强大的社群意识”。那时,金格里写到,煤矿日益关闭所带来的的绝望被一种“互助互促”的氛围取代。每每回忆到邻居死于矿井,金格里脑子里出现的不是悲剧性的结果而是社群所做的回应。离开西弗吉尼亚来到纽约,他觉得那种意识氛围绝不会再现。


然后我遇到你们两位,从犹他飞到世界疫情最危险的城市,没有义务却仍出现在我们面前。两位完全可以像世界上其他人一样,在安逸的生活里为我们祈祷,而你们却在这里,提供一流重症治疗并传授经验......总而言之,临危不惧了不起。


信封里,还夹有一枚煤矿开采的纪念品:老一代矿工在当地小店购物用的金属硬币。这是,金格里写道,“阿巴拉契亚山脉矿工们深厚社群意识的实物象征,几近于你们今天所带来感觉。”


四月中,托尼乘机飞离纽约。疫情在他身上开始产生负效应:新冠病人源源不断,其中许多不可救药。“我无法忍受再多轮一班岗,”他说。肯尼迪机场航站和来时一样空旷;步履沉重的走在电动步道上,托尼感觉空虚麻木。归程并不顺利:由于许多航线限飞,他从纽约出发,中途在底特律和明尼阿波利斯转机后才抵达盐湖城。


艾博格也随后离开。星期天晚上回到家后,他第二天一早便回到犹他大学医院重症病房工作。所有人都好奇他的经历。“我能告诉他们的,就是新冠确有其事,”他说。“它真的能让无数人危在旦夕。”


他和艾华斯一起在部门会议上分享了所学的东西。医生护士们都想知道具体应对措施;医院管理层希望了解疫情给医护人员带来的身心压力:如何支持他们?怎么保障他们的安全?医疗程序是否需要调整?艾华斯则强调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周围若没有一些核心人员互相交流,那么你很快就会心力交瘁,”他说。


为防疫备战,犹他大学医院开始取消日常门诊,推迟预约,重整病房。五月里的医院仍很平静。“我们称之为单调的五月,”艾博格回忆道。因为感染人数增长缓慢,很多重症监护医生跑去纽约志愿服务。


犹他州的平和曲线应部分归功于摩门教会:教会领袖罗素·尼尔森是位九十五岁的心脏科医生,曾最早推出心脏搭桥手术所用的心肺仪器。犹他州三百二十万人口总数中,两百万属摩门教会成员。三月十二日,当纽约市长尚在鼓励纽约市民外出就餐,犹他学校尚未关闭时,摩门教会就已将教堂礼拜转至各自家中,同时将四月的总集会改为网上活动。尼尔森强调精神和科学并重,教会元老们联系当地其它宗教组织,敦促所有人戴口罩,为他人利益牺牲小我舒适。


随着纽约疫情趋缓,犹他居民开始侥幸病毒不会从震中进一步扩散。当高峰未能如期而至,人们开始掉以轻心:有人觉得戴口罩保持距离所做的牺牲毫无意义。政府官员开始推动犹他开放计划。在杂货店,爱华斯夫妇多次看到聚集的人群里很多人没戴口罩;艾博格和做护士的妻子为去科罗拉多边界野营做准备,前往体育用品店购买驱熊喷洒液时,看到许多购物者近距离接触,不戴口罩,二人紧张的空手而去。


“我们严格把控过很长一段时间,”犹他大学传染病学助教琳赛·基冈告诉我。“人们一开始很认真,但疫情并未立即蔓延,可以理解人们疲于应对。同时天气转暖转好,大家开始放松。”


基冈认为阵亡将士纪念日是疫情转折点:纪念日十天后的六月五日,犹他州创下单日最高新冠确诊人数(554)。犹他大学与州卫生部门联合组织的一项接触追踪调查表明,五月底,每位新确诊的病毒携带者平均有五位接触者需要追踪;几周后,有病人接触人数多达三十位。这表明在确诊病例增加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接触仍很密集。


艾博格和爱华斯夫妇,在一个与其毫无关联城市的疫情高峰期,曾离家远行,吃住于酒店,志愿相助。数月后,他们意识到自家也将面临同样情况。平静的五月过后,艾博格六月里目睹医院日渐爆满,开始觉得疫情的蔓延如同一场消耗站。


病毒不疾不徐,穷追不舍,耐心等待机会,趁人大意时出击。曾亲见病毒杀伤的艾博格和爱华斯夫妇,此时开始思忖是否每州都要遭受各自的混乱和死亡。“只有当人们看到自己的朋友、亲人遭此劫难时才能认真对待新冠,”托尼说。“到时候就太晚了。”


犹他州新冠确诊人数,至今已达三万九千人,其中一半在盐湖城。如此骤增数字与德克萨斯、佛罗里达、亚利桑那州相比,则逊色的多:亚利桑那州人口是犹他州的两倍,每天确诊病例却高出五倍,至今已有三千多人死于新冠,犹他则不到三百人。尽管如此,犹他病例增加速度仍未达到重启标准。


州政府公共卫生官员表示,每天新增感染人数一旦超过两百,社交距离措施就应执行。七月中,犹他日均增加病例为六百五十,是五月底的四倍。盐湖城近期强制佩戴口罩政策对曲线趋缓有所帮助,但还不够。“抗疫重心已从‘抑制大规模感染’演变为‘如何在管控的情况下运作经济?’” 犹他大学的琳赛·基冈告诉我。


每当艾博格和爱华斯夫妇聚在一起,都会聊起在纽约的日子以及犹他目前所面临的挑战。医院负责人指出,就目前疫情增长速度,医院势将做出诸如把手术室改为重症病房之类的重大调整,以应对危重病人的数量。即便如此,犹他仍有人施压重启。


许多州,允许三千人以下的室内集会,酒吧电影院自助餐均已开放。犹他州则希望通过人们的自觉自制来避免过分管控并缓解蔓延。这种冒险的赌博很有可能导致恶性结果。疫情最大的挑战是一系列的延误:从感染到出现症状,从出现症状到确诊,从确诊到住院,从住院到死亡,当人看清整个流程时,病毒早已压境,危机四伏了。


与美国各地相仿,犹他州公共卫生官员和政客间意见不一。州长加利·赫伯特无视本州医疗卫生界的建议,试图避免强制佩戴口罩。近几周,为减缓商业开放限制,卫生专家们又被搁置冷板凳。


“总有一种走向灾难的预感。”一所在犹他有好几家分支医疗设施的健康机构负责人指出。“如此下去,所有医院很快就会爆满。” 当州长赫伯特最终决定采取严格管控政策时,立即遭到民粹主义者的反对。普若佛镇一百五十位愤怒、口无遮拦的父母涌进镇政府,抗议其秋季开学后学生需佩戴口罩的决定;一位边远区县的官员甚至推文把赫伯特比喻为希特勒。


美国疫情爆发半年已久,在下放决策到各州政府的过程中,此类抗争不可避免。联邦政府在疫情测试、追踪、沟通、防护生产、发放等政策上早已放手。各州决策自行考量,公共卫生指南执行与否自便。前仆后继般,我们各自不断重复争论或强调那些应对疫情的基本准则,那种共对生死的社群意识和联合抗争行动似乎是遥不可及。


最近,艾博格取消了回俄亥俄州农场探望父母的行程。他担心父母感染病毒的可能性和周围人的态度。“父母身边很多人不以为然,”他说。“我父母只好根据我的经验,扮演敲钟者。”


他与爱华斯以往在纽约重症病房的工作,如今感觉似曾相识,同时也预示着未来。最近一次轮班,爱华斯治疗的是一位讲西班牙语的可爱老人。随时间推移,老人呼吸愈发困难,氧气机噪音也随力度调节加大。当警铃从各式器械上频繁响起,爱华斯把iPad拿到老人床边,接通了视频对话:他想告诉病人及其家属呼吸机是此时唯一的选择。


请来的翻译在警铃、呻吟、医护准备插管的混乱之中解释着。最终,托尼看到泪水挂满所有人的脸:病人和家属都已明白。“这种场面重复过太多次。”他说。


在楼层另一端,艾博格正在诊治的病人已经清楚自己将面临插管治疗。病人唯一的要求是在麻醉时亲属能在电话线上。他告诉家人他爱他们,家人让他挺住。急促呼吸随药性发作趋于缓和,电话从病人手中滑落。


四月的纽约,今天的犹他,明天呢?


译者注:作为一位纽约前线医院医护人员,本文是Dr.Khullar在《纽约客》上所发表的第八篇疫情相关的通讯文章,前七篇 1. "肾上腺素" 2. “无形的声音” 3. “洪水中浮生” 4. "阴魂不散" 5. "高低贵贱" 6. “示威与病毒” 7. “病毒下的医疗产业危机” 均可在公众号闲风年间查阅。

原文链接:
【译者介绍】国际新闻本科,经济管理硕士。目前就职于一家英国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北美地区CFO。微信公众号“闲风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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