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勒 | 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
告读者
作为《技术与时间》一书的第三卷，《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不妨以独立的方式被阅读。当然，要想理解这一卷，就必须知道前两卷已经介绍了哪些研究问题。不过，在该卷中，那些问题会重新被介绍、深入分析和考察，使读者不必为了理解第三卷而去参阅前两本书。从某种角度来看，可以说《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堪为《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和《迷失方向》的最佳引言。
从《迷失方向》出版到这本新书完稿，历时五年。早在五年前，原本构成《技术与时间》第三卷的书稿就已从1992年开始逐渐写成，基本成形，本可以而且也应当紧随《迷失方向》之后出版。不料，种种原因导致了书稿出版的延期，同时也使内容和出版次序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这样一来，那部本该成为第三卷的作品，即《必有的缺陷》，就不仅落后于这本《电影的时间》，也落后于即将面世的《象征与魔鬼或精神之战》了。
当我把《迷失方向》递交给伽利略出版社之后，《必有的缺陷》并未如我所愿地与前两卷书一起相继出版。我找不到无可置疑的力量，不觉得我的文本受到了无可争议的必要性的驱使。为了达到整个计划的初始同时也是终极的目标，我仍需继续工作，因为《技术与时间》最后一卷的最初版本写于二十年前，从那时起，它已构成一个初始目标，此后一直伴我左右，而先于它的一切，包括现在的这本书，都可以看作它的引言，对它所必有的缺陷以及它所缺乏的东西作出解释。
然而，在《迷失方向》一书于1995年完稿的过程中，当我觉察到这一延续中的脱节之时，我再一次阅读了《纯粹理性批判》，它是现代哲学的核心，是各种哲学道路的交汇之处，也是思想的十字架，而我一直以来总有一种感觉，似乎尽管我已多次重读，但仍然与其意义中的精髓擦肩而过。1995年的重读经历带我走向了一个假设，我立即察觉到，这个假设使我跨越了一道鸿沟，使我终于熟悉并理解了一个之前仅远远一瞥的地带：康德哲学的问题。我觉得，这次阅读引发的假设一旦得到证实，那么对于我接下来的工作必将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假设在本书中将有陈述，其形式虽已确定，但它的论证仍需再等五年，因为我当时致力撰写的新书由于职业生涯中的一次变动而突然中断。在贡比涅大学的研究活动领域内完成了一项任务之后，我受邀出任法国音像研究所主任，1996年春任职，1999年离任。
那三年宛如地狱，历险重重，使我几乎筋疲力尽，不过这部书却也拜其所赐——这样的结果使我事后对那次奇异的考验同时也是机遇深感欣慰，何况之前我对康德的思考也需要经历一个缓慢的转变。就这样，尽管俗事缠身，使我没有任何时间去思考、去研究，甚至连那些迫在眉睫的学术义务也难以完成，但是它在我内心运作：“它”，指的正是《纯粹理性批判》以及1995年的那次重读。之前的假设又一次走进了我的思想。我没有对这一假设给予任何关注，但是它仍在独自运作，与此同时，我正为了那些表面上看来属于另一个种类的俗务而忙忙碌碌。
然而，也仅仅是“表面上看来”，因为确切地说，面前的这第三卷正是通过将康德的问题与我在法国音像研究所承担的课题——时间客体新工业的发展——结合起来而最终成型的。对此，读者随后即可了然。
2000年11月14日，迈涅雷-蒙蒂
在《迷失方向》的最后一章里，我引入了一个论题，认为工业时间客体已成为20世纪的决定性因素：程序工业，尤其是广播电视信息传媒工业，大量地生产着时间客体，它们的共同特征是被上百万个，有时是上千万、上亿乃至十几亿个“意识”同时收听和收看：这种时间上的大范围重合使事件具有了新的结构，与这一新结构相对应的，是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新形式。
此外，我在封底处以另一种方式重新提到了这一观点：当某一客体的时间流与以该客体为对象的意识流相互重合（例如音乐旋律），那么该客体即为“时间客体”。在新的时程区划中，全世界入的“意识流”与程序工业产品的时间流相互重合，其结果是“事件化”过程（“到来之事”，发生之事，使时间与空间相像、相结合之事的“事件化”）受到了震撼。同时，这一震撼也影响了生物事件，支配着数字化的“即时性”。
对记忆的工业化进行分析，意味着再一次提出“综合”这一哲学问题（意识流统一性的综合，判断力的综合），但不同之处在于：它与无法对代具这种“综合”进行反思的东西相互分离。
从代具性出发来反思“综合”的问题，这便是我们在本书中通过阅读《纯粹理性批判》而进行的思考的核心。
自《迷失方向》出版以来，以被普遍称为“internet”的众网之网为核心，紧凑的数字化进程成了刚刚落幕的20世纪最后十年的主要特征，而与此同时，工业时间客体的普及骤然加速并复杂化，在此背景下，“综合”这一哲学问题便越来越清晰地凸显出来。因特网其实就是数字设备之间的一种互用性协议，即TCP-IP协议的应用，这一协议使无数新型服务、工具和用途相继出现，与此同时，它与文本、图像、声音的各种压缩标准相结合，导致了被称为“信息科技、远程通讯科技、视听科技的聚合”这一广泛存在的现象。不仅如此，随着移动通讯设备、车载电子设备以及最新的UMTS多媒体移动通讯协议的发展，冶金技术、汽车产业技术等也跻身上述聚合的各种科技之中。
人们一致认为，上述事实所导致的震撼是一个对于工业社会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现象，同时是“全球化”进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阶段。然而，这一震撼只迈出了一步，当前它正在迈出第二步，这将使数字网络终端大为增多，其影响是一种新型的时间客体即可非线性的、可离散的客体，它是超视频链接科技的结果——的出现。
毋庸置疑，当前的发展进程将使在各类“屏幕”前消磨的时间再次增长，其中最主要的是电视屏幕，电视的“概念”已有创新，它的功能已被重新定义（成为远程行为的终端），它的用途已扩大到各个领域，尤其是学术领域。除此之外，当前发展进程将继续进行，并且将会使诸多意识在工业上的时间化更为复杂和完善。这是因为，科技的聚合（参见本书第三章和下一卷）在使物流产业（信息技术）、传输工业（远程通讯）、象征符号产业（视听节目）相融合的同时，还会促使记忆术体系与物质资料生产的技术体系在科技、工业、资本、功能等层面上相互融合（参见第四章），使工业社会发展到超工业化阶段，而且使整个文化界、知识界、思想界以及艺术创作、高等研究、高等教育等均臣服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各类市场的迫切需求。
要知道，无论是消费品市场还是金融市场，市场首先是意识，消费品市场的意识是消费者，金融市场的意识是投资者和投机者。然而，当市场管理完全听命与“当时当地做出反应”的时候——便会导致“反应性”（réactivité），这个词有两层含义：在管理学中，它指的是高效和适应能力；在尼采那里，它指的是与例外情况相悖而行的感觉与行为——象征符号产业和物流产业的功能性融合就使人们得以完全控制市场，市场是诸多意识的时间流的总和，市场就是要使诸多意识的时间流的总和，市场就是要使诸多意识的时间流共时化。
根据“意识”一词在17和18世纪的含义，意识从本质上说是自由的，也就是说它是历时性的，或者说是特殊的、特别的，是必然属于我自己的——这也被称为“自身性”。
共时状态和历时状态是两种不断相互组合的倾向，但我们将会看到，二者不可能一直对立而不带来消极后果。然而，时间客体的超工业化所分解的，恰恰是共时状态和历时状态的组合。
20世纪下半叶，电视系统以霸权的方式付诸现实：1997年全球共有电视十亿多台，全世界人民，即全球人的意识，受到了相同的工业时间客体的影响。通过电视系统具体化的事物在已经揭幕的新世纪之初将演变成一个远程行为系统。这个演变过程将继续推进一个已经由电视启动的意识活动深层次转变的过程。意识具有时间性，不仅因为它与音乐旋律一样都在不停地流逝，总是刚一出现就会消失，还因为它的形式具有历史性，处于演变状态之中，它不是一个永恒的存在物，而是一次征服、一种结果和一个历程。尽管在演变的过程中，一些倾向、一些动态稳定的结构和一些理想状态的客体维持不变，但是意识的形式却有成百上千种。
在意识活动转变的进程中，代具有着决定意义，我们将会看到，代具影响了康德所说的图型法的条件。这便是我在《迷失方向》中所说的新型第三持留在发挥作用。第三持留指的是在记忆术机制中，对记忆的持留的物质性记录。在阐述这一概念时，我参考了胡塞尔的第一持留和第二持留这两个概念（我将在第一章里详细分析这些问题）。我将论证这样一个主题，即随着时间客体的工业化生产，构成意识流统一过程的“综合”（这也是康德对“综合”的定义）的代具化过程达到了一个特定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意识的转变能够导致该意识完全被摧毁。确切地说，这意味着，当前正在进行的意识的代具化过程，也即所有持留机制的系统性工业化过程，已成为个性化过程的一个障碍，而意识正是由个性化过程所构成。
物流科技和象征符号科技的发展和融合，导致了吉贝尔·西蒙顿曾分析过的手工劳动社会里的个性化的丧失，这是以机器作为工具的19世纪的典型特征。当机器成为工具之后，“技术个体”便取代了工人，这样一来，工人将知识外在化之后，从此就被剥夺了个性化的可能，也就是说不得不变成无产阶级。物流与象征符号的混同，也即二者之间的融合，导致了思想的无产阶级化，同时也导致了文化的贫瘠。
上述现象导致的结果，是时间流的统一能力逐渐被摧毁，而诸多个体意识正是由时间流所构成。这也意味着，诸多个体意识的投映能力，即它们必然具有特殊之处的意愿，逐渐被摧毁：个体意识除非与“世界”相割离，否则便注定会沉溺于程序工业的“巨流”之中，或是落入“用户归档”（user profiling）的渔网之中，被它次标准化并聚集到一些次级群体中。要知道，这正是针对媒体节目与网络信息的消费者行为监测机制所致力达到的目标，这些机制根据它们的监测结果为广告发布者编制模型，对信息接受群体进行极为细致的分类细化，同时使信息接受者觉得系统是在一对一地对他们进行回复。这种感觉显然纯粹是错觉，因为其实这是把个体行为这种此前未能工业化的东西工业化了，从而使上述体系更为强化，以致消费者无法从中脱身，被禁锢于其中，同时使消费者可以完全被预测和掌控，使诸多不同的个体不再能够个性化，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一般性的群体，变成没有视野的独眼怪物。
在个性化丧失的背景下，“我”成了一个空泛的概念而被体验，“我”不再与“我们”相对，而且“我们”也根本不是融合在同一个时间流中的有“我”的集合（参见本书第三章），因此“我们”不得不解体，变成意义贫乏的泛指代词人们/大家。个性化的丧失导致了普遍的人生苦痛。在最具悲剧性的情况下，这一“近乎不存在”催生了多样的人格，催生了致命性毒品的消费，催生了集体或个体的暴力行为，其中自杀首当其冲。在法国，自杀是致使少年死亡的第二大原因，是青壮年死亡的第一大原因。
这就是“存在之痛”，而今已无人能够完全逃脱。从某些角度来看，或许可以说“存在之痛”是当今时代的特征，假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的问题”仍然成其为问题，假如“时代”这一概念本身没有受到全新的演变历程的影响，假如本体论的无差异没有主导这一演变历程，假如——换句话说——在“病痛”这一问题回归的过程中，“存在之痛”并非“存在的问题”的边界或界限。这里的“病痛”，同时也是演变之痛，是一种恶性演变的载体。
西蒙顿把个性化的丧失看作19世纪的特征，在他看来，这同时也是一个新的个性化过程的揭幕，召唤着他所说的“机器学”（mécalogie）的到来。以这一问题为主线，我们将在本书中着手一项批判工作，而这里的“批判”具有全新的含义，在从康德时代到马克思时代的哲学史上尚无前例。因此，本书致力寻找的是一条新批判之路，它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应当可以做到这一点。根据20世纪被命名为“社会批判”的思想，例如法兰克福学派曾力求实践的那种批判，对当前现实进行批判是可能的，同时也是必须的，但它的代价和前提是对在很大程度上还有待继续完成的现代思想的根基进行一种激烈的批判。
正如海德格尔曾按照他的方式所论述的那样，康德哲学思想中最为关键的时刻，也就是说康德在面对批判问题时以一种或多或少有些盲目的方式做出抉择的时刻，他在人类历史中或者至少在现代哲学的历史中以一种极为隐蔽的方式（这种方式甚至界定并长期限制了一切批判的框架）做出决定的时刻，是图型法以及引出图型法的先验演绎。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的核心目标就是从“意识犹如电影”这一角度出发，重新阐释这一批判时刻。“犹如意识的电影”这一概念将在本书第二章中得到阐释，它是一种“大电影”（archicinéma）。在此之前，我将研究“电影的时间”，即电影制作的艺术与方式，这是第一章的主要内容。
这又把我们带回到“何谓在思想中确定方向”这一问题上来。在当今时代，思想变成了“技术科学”，取代科学的传统模式即康德时代的模式，不得不在多种可能性之间做出决定。这些可能性均为虚构之物，但是我们必须对它们进行区别——即在本体论的无差异中进行区别，就像必须对优秀影片和差劲的影片进行区别那样，尽管所有影片（film）都从属于电影（cinéma）这个大范畴。“确定方向”这一问题——以及“迷失方向”的问题——将再次引出康德的“进行区别所依据的主观原则”的问题及其不可分离的理论基础，这是第四、第五和第六章的内容。
马克斯·霍克海默和狄奥多·阿多诺在他们的论述中与美国的文化工业针锋相对，认为图型法可以作为他们论述的基础。很明显，即便不说他们的论述具有预言性、反叛性，那么至少也是既清晰明白又不乏错误之处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论述揭露和阐释了当前的“存在之痛”，但是没有深入领会、看清或真正批判这一病痛，因为他们的论述太过泛泛，而且和演变的内容一样，方向相当混乱，他们对《纯粹理性批判》的重读并没有提出新问题，采取的是一种非批判的姿态。
时至今日，他们的分析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他们既论述了美国，同时又过早地表述了当代生活的“存在之痛”。确切地说，“存在之痛”源自于大西洋西岸，在那里，工业技术是重中之重。在他们的分析中，在已经淹没了整个公共生活的当代的“存在之痛”中，我发现了思想中以及思想之外广泛存在着的一种阻碍因素。
这一形势经受着时间的考验，而时间的考验尚未终结。在《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与《迷失方向》中，我已研究了时间这一进程的问题和各种条件。在时间的问题中，我研究了当代的一种特殊的“中断性”这一问题及其条件，以及我在别处所定性的“中断性的双重重叠”这一难题。我所说的“中断性”，指的是将某一时代所特有的、处于运作中的各种程序悬置起来，同时开启某一新时代的各种条件的事物所具有的性质。
在《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我力图阐明：
（1）上述条件总是根植于贝特朗·吉尔所说的每一时代所特有的技术体系的潜在动力之中，当该技术体系进入革命之中，它就构成了第一次中断性重叠，以及第一次程序的悬置；
（2）只有当技术体系的断裂所引发的“程序的悬置”使一些新的程序得以构成，同时导致了第二次悬置（或者说重叠的重叠），并且借由它，一种新的时空单位、一种新的心理层面和集体层面上的个性化过程得以构成之时，一个时代才会完全地构成。
第一个阶段是一个可称为技术演变的过程；第二个阶段是该演变转变为未来的阶段。
今天第二次重叠的各种条件尚未齐备。
第二次重叠尚未发生。演变，已变得势如闪电，却没有给出任何未来。
——END——
苇草智酷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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