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宽量｜展望全球音乐学

来源：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

导语：

2019年9月下旬，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理论研究与文化引领”学科创新团队邀请国际音乐学协会(International Musicological Society)现任主席、香港大学音乐系主任蔡宽量教授举办题为“展望全球音乐学”(Global Musicology)的专题学术讲座。蔡宽量教授(Daniel K.L. Chua)系著名华裔音乐学者，在剑桥大学获得音乐学方向哲学博士学位，并长期在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等著名学府任教。主要从事贝多芬研究、音乐哲学与神学研究、“绝对音乐”的历史与理念研究，代表性论著有《绝对音乐与意义的构建》(Absolute Music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Cambridge, 1999)、《贝多芬与自由》(Beethoven and Freedom, New York, 2017)等，另发表多篇学术论文。蔡宽量教授于2017年出任国际音乐学协会主席，是该协会理事上第一位亚裔人士担任此职。在《展望全球音乐学》这篇学术报告中，他从国际音乐学协会主席的身份出发，以当前全球社会、文化一体化的情势为前提，对音乐学的学科发展作了视野开阔而又充满洞见的前瞻性展望。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系青年教师徐璐凡（香港中文大学博士）担任了此次学术讲座的现场口译，并完成了讲座英文稿的汉译。我们认为，这篇演讲稿对大陆的音乐学人如何站在全球角度思考自身的学术发展并推动我们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特此推荐。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 杨燕迪

展望全球

音乐学

撰文：蔡宽量·丹尼尔（Daniel K.L. Chua）

翻译：徐璐凡

蔡宽量·丹尼尔（Daniel K.L. Chua）

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对全球音乐学这个观点的思考。这些思考来自我担任国际音乐学学会(International Musicological Society)主席的经历，我认为国际音乐学学会作为一个国际的协会需要朝着这个目标发展。因此，这些思考并非是理论化的，而是出于非常实际的考量。在此，我想把我的这些思考与你们分享。我也希望这能帮助大家去探索，自己作为全球城市上海的音乐学家在全球化的中国所扮演的角色。

这是一个探讨定义的讲座：主要关于两个定义：“全球”(global)是什么？“音乐学”(musicology)是什么？对此，我并不期望对这些定义盖棺定论。事实上，我的定义也许过于非黑即白，简化，粗糙，并带有刻板印象。但为了激发讨论，我依然想把它们呈现给大家，期望它们可以成为大家继续思索的铺路石。让我们从“全球”的定义开始。

01

01

全球

“全球”是什么？我认为对全球最好的定义方式是与另两个相关的概念对比而得，“国际”(international)与“世界”(world)。这三个词经常混用。换言之，它们的意义相重合。今天，我想用这三个不同的词来定义音乐学家与更广阔世界互动的方式。我用这些词来区别不同的观点:

首先关于“国际”。

我是国际音乐学学会的主席。国际音乐学学会是国际的，我们的名字如此。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国际”这个词由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em]在1789年首次提出。边沁使用这个词是在法学的背景下：这个词关于法律。国际法是多国之间就使用同一法律所拟的合约。“国际”意味着一法通行多国。同样，国际音乐学学会意味着多国位于一样的音乐之下。1927年，国际音乐学学会成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重创的背景下，试图以音乐重整破碎的欧洲。国际音乐学学会以1920年巴黎和会期间成立的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为范本。正如国际联盟下的多国缔结了一个和平条约，在国际音乐学学会中，多国仰望同一个的音乐。当然，在这个年代，音乐被认为是普世的：即，只有一种官方认可的音乐。国际音乐学学会成立的1927年，恰逢贝多芬去世100周年。两者之间的关联并非偶然。贝多芬的音乐跨越了地域界限。贝多芬是普世音乐之神。他象征着同一个音乐。国际并不总等同于“全球”。国际并不需要包括整个世界。构成“国际”，在最小的范围内，只需要两个国家参与便可以达成。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渴望，并能够在一个法律、一个合约、或一个音乐的框架下参与其中。也并非每一个国家都“够格”成为其成员。但是，参与国家的数量越大，我们也就越接近统合的普世性目标。参与国际音乐学学会的国家越多，这个世界也就越接近音乐学的普世性这个目标。“国际”是一种整合的模式。按此构想，许多参与者按照一个法则合作。正如“可口可乐”是一个在许多国家都有的商标。国际意味着遍地都是相同的。

其次，关于“世界”。

“世界”与“国际”正好相反。世界并非以将不同国家整合在同一个普世信仰下为目标。“世界”意味着多样性与差异性。世界音乐是关于本地的，而非普世的。世界并不是遍地都是相同的；世界关于遍地都是差异。世界需要分类法——一个关于种族的分类，承认每一个种族都有独特的信仰与文化。世界的观念与百科全书类似，尝试列出一份尽可能全面的清单，其中，每一个族群都有不同的条目，它们随机排列，并无重要性的先后次序。世界模式下，人们不需要将这些条目整合；相反，人们只是收集定义。每一个条目或独立存在，或供大家做比较与对比。当你打开一本世界百科全书时，可以发现一个静止的、分类的、相对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国家之间不需要互相关联，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自身的统一性[integrity]与身份认同。如果说，国际是关于普世的，世界则是关于独特个体的。因此，世界的方法基于分类与比较。用非常直白的话来说：国际与世界模式之间的区别正如旧式音乐学与旧式音乐人类学之间的分别：其中，音乐分别被视为一种文化以及多种文化。

最后，我们看“全球”。

当然，“全球”讲述的关于“全球化”。“全球化”以整个世界的相互关联为特征。世界上所有的差异编织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全球好比一张“世界范围的网络”，跳动着各种信息（“世界范围的网络”是万维网www的字面意思翻译）。“全球”刚好是“世界”的反面。全球的空间不是静止的，对不同文化的分类。全球的空间是流动的，此消彼长，是一个不稳定的，充满信息与转化的系统，它使所有文化互相关联起来。全球并不探讨单一的身份认同，而是各种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全球关于相遇、缠绕、互动、互渗、网络编织、流动与混杂。与“国际”的视角不同，“全球”的视角没有统一的身份认同。与世界的方法不同，全球的方法没有多种身份认同。相反，在全球的模式中，各种身份认同通过它们之间差异的互动而建立。为了让这三个定义更为清晰，让我们以西方音乐的三种视角作为例子：在国际的概念下，西方音乐是一个普世的法则，令多个国家合作。使用世界的观点，西方音乐只是许多音乐文化中的一支：欧洲、亚洲、非洲、美洲位于一个平面上；西方音乐与其他事物一样，只是平面上的一件事物。在全球的视角下，西方音乐通过它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被定义；写作一个没有西方音乐实体参与的西方音乐史完全可行！你不需要聚焦于欧洲，因为西方音乐是全球音乐生态中的一部分，且一直在流动；西方关乎于东方，正如其关乎于自身。西方音乐充满外国元素。我们需要后退一步，去分析在纵深的时间线下，膨胀的空间里，全球的力量如何得以运作。“全球”的模式既不是国际式的整合也不是世界式的分类学：全球的模式是一种生态学——一个充满动力的生态学[Ecology]。

在21世纪，我们需要“全球”的视角。“国际”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我们，因为音乐学的研究对象并非只是一种音乐。“世界”同样不够，因为音乐间的各种差异是互相关联的。这里，我对“全球”的定义正是国际音乐学会理解自己名称的方式：对我们来说，“国际”意味着“全球”。我们是研究音乐动力生态环境的音乐学家。不知在坐各位对此意见如何？作为上海的学者，作为正在积极跨越地界，寻找位置的中国音乐研究学会的学者们，你们现在正在采用哪一种模式呢？哪一种模式你想在将来用上？我建议大家需要使用“全球”的视野，因为“全球”不在远方，“全球”已经在上海，在这个房间里。因为上海一直是“全球”的，是许多文化流通的港湾，有多种音乐存在。上海的历史正是“全球”互相关联历史的一部分。而现在我们聚集一堂，我们都互相关联着。在一个全球的世界中，我们的身份被他人所决定；正如他人的身份也被我们所决定。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定义：“全球”。

02

音乐学

其次，我需要为“音乐学”定义。更确切地说，我需要破除“音乐学”的定义。音乐学遵循定义，因此，受困于重重子领域和子学科，变得狭隘。我想拆掉所有这些分类，回到最基本的意义上——“音乐学”是关于音乐的研究。

我知道在中国内地，有很多系和协会代表各种音乐学科。在其他地方，这些不同的音乐学子学科是一个复杂历史分化过程的产物。过去，音乐学一直以细胞无性分裂繁殖的方式成长壮大：群组先是分裂，然后成为独立的细胞。在美国，这种趋势尤为明显。历史音乐学、音乐人类学、音乐理论、音乐行为学、声音文化研究之间泾渭分明。这些群体为了工作、学生、或自己的利益争夺优先权。没有一个词汇可以统合这些碎片。我想用音乐学这个词来整合大家。当然，这里的音乐学不是旧式的“音乐学”！在过去，（甚至是现在），“音乐学”被狭隘地限定为历史的、西方的、只服务于艺术音乐的研究。但是这种定义狭隘局限，现在显得非常落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破除定义来重新定义的原因。

我想用“音乐学”这个词来涵盖所有音乐，同时认为全部音乐可以使用所有的方法来研究。我所定义的“音乐学”是指对音乐最广泛意义上的研究，包括历史的、理论的、分析的、人类学的、民族志的、身体的、生理的、机械的、数码的、认知的、心理的、与哲学的角度。我眼中的音乐学无所不包。对音乐学的再定义是采用上述全球视角所带来的结果。如果说，“全球”意味着我们通过我们之间的相关性而被定义，这也意味着我们音乐学的子学科与子领域也互相关联。它们从世界各地，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并相遇。我们不应该以分裂的方式成长，我们应该以互相关联的方式成长。在这房间内，每位学者都带有各自的国籍与学科边界。如果我们想要变得“全球”与“音乐学”，我们需要跨越这些边界。现在，我们不需要废除这些边界（来假装差异并不存在），但是我们需要开放这些边界。或者说，回到我先前关于细胞分裂的比喻，我们需要彼此之间的渗透膜。

让我通过最近的一个研究项目来凸显我上述观点。六年前，莱因哈特·施德罗姆[Reinhardt Strohm]在国际巴赞基金会的支持下，启动了一个研究项目——关于全球的音乐历史。这个项目从一个基础的问题出发，即把历史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区分开来的前提。直言不讳地说，历史音乐学对欧洲音乐的痴迷并不扩展到全世界。因此，历史音乐学在地域上受限。相反，音乐人类学企图为全世界撰写民族志，却忽略了历史。因此，音乐人类学对全球的辐射缺乏历史的深度。当然，这种对现象二元对立的描述在现实中有着更微妙的变化，也充满了可喜的例外。不管怎么说，上述描述勾勒了一个现实，这种现实让音乐研究变得无力，酝酿了许多狭隘的方法论与研究，它们在意识形态与政治先入为主的臆想与不自知的偏见中卡了壳。

现在，当你把“全球”这个词加到历史音乐学前面，或者把“历史”加到音乐人类学后面，这两个学科之间的区别（这种定义了学科的区别）不再有任何意义。历史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交融在一起。边界可被渗透，两边同时开放，允许许多不同的方法与文化互相流通，互相重新定义。所有音乐都有历史，所有音乐都有民族志。由此，音乐人类学获得了历史的深度，而历史音乐学拓展了地域的维度。这些链接的时刻创造了一个相遇与缠绕的动力性流动，而音乐在这些不同时空中的互动定义了我们研究的目标。这种互相关联性使音乐成为了一个更加复杂，更具有三维立体特性的研究目标。历史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之间获得了一个新的关系，他们共存，并跨越对方的边界。在这种交融中，两个学科也都失去了自己的中心：历史音乐学不再以欧洲为中心。音乐人类学也不再有一个单一的视角，即只关注当下。历史分散了当下的核心位置，打开了多条通往过去的道路，构建了组成当下身份可能的多重叙事角度。重要的是：所有的音乐都拥有民族志的和历史的双重维度。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都显而易见，非常显而易见。然而，正是这种显而易见展示了我们实践中一些意识形态的缝隙。让我再次直言不讳一下，“音乐学”破碎不堪。音乐学四分五裂，它们的部分无法相连。这些不足不仅从历史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的对立中显示出来，在所有领域亦然。我并不确定全球音乐学是否可以弥合这些分裂，但它一定可以展示我们研究方法背后认识论与本体论上的缺陷。同时，这为我们指出了另一个问题——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对音乐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存在不足，我们便失去了工作的基础——音乐的知识与定义缺乏基础。

“全球音乐学”不能凭空发生——它需要基础。不能只是因为国际音乐学学会的主席这样宣布，音乐学这个术语就可以被重新定义为在全球背景下的音乐研究。就像当前的美国政治一样，不是因为总统说这个是真的（即使可能是错的），事情就会发生改变。为了打破边界，音乐学需要在最基础的层面上被重置，被重新反思，及重新定义。现在，这个学科基础并不存在，依然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

让我用当下音乐理论与分析的现状来展示这个问题。大家可能会认为，音乐理论应该了解音乐是什么。依照定义，音乐理论关于音乐，是对音乐的理论思索。然而，音乐理论真的关于音乐吗？让我们来看看它现在的基础是什么。我想用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明我的观点，这是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在1977年推出的项目，叫作航行者太空任务[The Voyager Space Mission]。在航空者宇宙探索中，美国航空航天局搭载了一张现在被称为金唱片的黑胶唱片，作为给未来可能会发现的外星人们的信息。即使这只是一张黑胶唱片，这个项目具有非常典型的70年代个人化音乐的理念。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音乐杰作的合集，因为，作为一件给遥远的，相隔一个银河之距的外星生命的礼物，金唱片的音乐需要能够代表全人类。当这张合辑历经40000余年的光阴，到达了下一个星系，人类文明也许已经不复存在。事实上，有那么一天，金唱片可能会成为宇宙中人类文化唯一的残存产品。因此，选编这张合辑的赌注变得很高：什么被收录，什么被省略变得至关重要。一个好消息就是中国音乐被收录在这张老唱片里。实际上，这是整张唱片中最古老且最长的曲子：管平湖演奏的古琴曲《流水》（灌制于1977年前，时长7分37秒）。因为只有一张唱片的位置，美国航空航天局在世界音乐的分类在商业世界被确立之前，已经制作了一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世界音乐合集。西方音乐与其他音乐，包括自然声响融合在一起，使没有任何关于地球背景知识的外星人将无法分辨这些音响之间的区别。唱片中包含3首巴赫，和2首贝多芬的作品，以便让外星人来做一些比较性的分析。此外，还有另外一些西方作曲家的作品，比如莫扎特与斯特拉文斯基。流行音乐的代表则是：路易·阿姆斯特朗，查克·贝里，布林德·威利·约翰逊；还有的音乐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与所罗门群岛，也包含多种风格的墨西哥玛利亚奇音乐和印度拉格。美国航空航天局在1977年把当时四分五裂的音乐门类集合在一起。而在当时，历史音乐学、音乐人类学与音乐理论之间的敌对正在发酵；流行音乐研究尚不存在，更不用提对黑人音乐家贡献的正视了。因此，美国航空航天局这种理解音乐的方式，比音乐学群体更为深刻：美国航空航天局在一张小小的唱片中绘制了人类音乐文明的宏大图景。

美国航空航天局没有在金唱片中添加任何音乐理论。但假如他们希望给出一些理论帮助外星人理解地球音乐，他们会借助怎么样的理论？是海因里希·申克对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分析？还是艾伦·福特使用音集集合理论对《春之祭》的分析？很可能NASA发现没有一个单一的理论足以为碟片上精选的音乐提供解释。如果说，贝多芬与斯特拉文斯基已经需要非常不一样的理论模型来解释，那么，怎样的音乐理论能够适用于萨伊的亚马逊矮人女孩模仿之歌、所罗门群岛的排笛、路易·阿姆斯特朗和他的七人乐团？这不单单是因为音乐理论无力承担这些任务，而是因为如果音乐理论尝试去解释专辑上的多种音乐，它的描述将会变得非常分散，导致分散的技法描述的爆炸。也许，需要有一个几卷本的教科书伴随这张金唱片。最终，音乐理论会让外星人继续呆在外太空，让它们摸不着头脑。

音乐理论本应该对所有音乐的负责。然而，它虽然着迷于音乐分门别类的技法，却并没有提出任何本体论的问题来帮助我们决定音乐究竟是什么。音乐理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通过合适的技法来定义音乐是什么，由此错失了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音乐。对于音乐研究来说，音乐理论没有基础（即没有本体论）。换言之，音乐理论并不是全球的。它没有提供一个将音乐学内所有学科连接起来的基本理论。音乐理论没有帮助我们互相连接。所以，这里展示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全球音乐学”并没有一个最根本的理论基础。我们的工具与观念皆是残破的。这不仅仅只是音乐理论的问题，音乐的所有学科都与之类似。和理论一样，我们也没有真正去问这样的问题：“什么是音乐？”如果你拿到了美国航空航天局的金唱片作为你自己研究的基础，音乐史该如何书写？音乐人类学会怎么样？媒体与声音文化研究又会怎么样？这并非因为美国航空航天局做对了。如果你需要把全世界音乐放在一小张专辑上展示，你想得将会非常不一样。这也正是“全球化”与“全球音乐学”所带来的挑战。它迫使我们发问：跨越各个时间与空间，什么是地球的音乐？什么是我们的音乐？让我再作更激进的阐述：这是否说明“音乐学”（当变得无所不包时）就完全不明白音乐是什么了？

大家可以看到，“全球音乐学”并不只是我建议的一个时髦的观点，并不是我们下一件可以做的时髦的事情。相反，它让我们回归一些非常基础的问题，关于我们的本体论、我们的身份认同、我们的实践、以及我们已先入为主的观念。“全球音乐学”向我们展示了当前的音乐学是何其支离破碎，以及在链接其他学科前，在最基础的层面上，依然有着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03

全球音乐学

我已经定义了两个术语，现在让我们更一步地谈论“全球音乐学”。关于“全球音乐学”，我首先想表达的就是它操作起来困难重重，是极为艰难的工作。让我们来查看一下现实：全球音乐学说得很好听，但确实很难去做；理论构想很好，实践操作很难。

全球化的历史相当长。在现代早期，全球化已经开始发生，横跨大洋的探索把不同的大陆与文化连接起来。当然，在过去100年中，由于技术速度的推动，全球化呈倍数加速。全球化不但是一个快速扩张也是一个快速收缩的过程。当我们把越来越大的世界纳入其中，知识膨胀了；当技术将我们联系在一起时，信息收缩了。我们所知道的越多，地球村也就越小。现在的阶段我们已经不堪再忍受这种双重的运动。我们之间的互相关联性使得知识变得复杂，甚至太过于复杂。在这个多样性的地球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成为万事皆知的专家。计算机或许能够处理大数据，但是信息与理解并不相同。今天，没有人可以完全理解关联的世界中的文化差异与微妙不同。这一切正在当下的音乐学世界中发生：音乐学也许还不是一个全球的学科，但音乐学家却是全球的。我们遍布世界各地，也在世界各个角落接受教育与训练，从巴黎到波哥大，从波士顿到东京，从上海到巴黎。我们快速移动，并跨越边界。因为全球化作用于人群，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音乐学已经是全球的了。这也是为什么音乐学作为一个学科必须跟上人群的原因。这正是国际音乐学学会所面临的挑战——我们的成员是全球的，而我们的学科则尚未变得全球。这给了“全球音乐学”一个奇特的时间维度：从参与的人群来看，全球音乐学位于当下；就一个学科而言，却又尚未走到当下！“全球”既是我们所处的位置，也是我们行进的目标。

但是，如果音乐学正在变得更加“全球”，我们就需要接受它变得太过复杂，以至于难以理解。与“全球化”的其他方面一样，“全球音乐学”也有扩张与收缩的两重运动。全球化音乐学的知识或是太过密集地缠绕在一起，或因太过分散而无法理解。这个向外与向内的矛盾让人左右为难。许多音乐学实践在这两重相反的拉力中，变得僵化，动弹不得。一方面，知识的扩张意味着我们无法再控制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感到迷失。另一方面，信息的收缩则意味着我们可以与世界高速相连，但是却没有办法处理这个密集的网络。我们感觉到受困，动弹不得如同一只在全球化蜘蛛所编织的万维网上的昆虫。我们与一个并不知道的世界连接着。这一切实在令人不知所措！

面对全球音乐学，有两种基本的反应：撤退或拥抱。

第一，关于“撤退”。

撤退似乎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反应。事实上，甚至撤退通常不是一个有意识的决定。我们不是故意要后退，我们只是静静地站着，坐视世界移动。我们撤回到我们熟悉的地方，与更广阔的，制造更多混乱的世界切断了联系。这样更为安全。我们与持近似观点的人们一道关注我们可以做好的事物。这是大部分音乐学科、机构、协会的基础。如果说，学术研究意味着追随我们狭窄的研究兴趣，并围绕这些兴趣形成团队，这便导致了音乐学的原子化：音乐学看上去成了各不相连的点，万物都是分裂的，我们会看到不同子学科和专门的音乐学不断地形成。对当下来说，这不完全是一件坏事。事实上，这也会非常棒。当我们与观点相近的人一起关注我们可以做好的事物，将会得到非常优秀的研究与高度的专业化。国际音乐学学会可以这样做。事实上，上述情形曾经也是国际音乐学学会的模式，因为国际音乐学学会不需要拥抱全球，我们的名字并没有这样要求。这意味着只要英国与美国的学者们开展合作，我们便是国际的。这也意味着，只要法国与德国的音乐学家在展开对话，我们便完成了通过国际合作增进研究的使命。在这里，历史音乐学是一个流通货币，我们以之交换知识。在这个模式中，我们可以撤退或者控制我们的货币；我们只是与持有同一货币的贸易伙伴们一起工作，与世界失去连接。国际音乐学学会将会建立起一个强力且高效的专业化身份，我们使用5种欧洲语言作为工作语言，专注于西方传统底下的历史音乐学。国际音乐学学会可以这样。我的工作也会简单。我们只是做我们已经做过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严重的问题。上述观点让我们离开现实：撤退的模式不能反映我们周围所生活的世界。我们与世界毫不相干。在国际与国家的两个层面上，这样都有问题。全球化不只是全球的，全球化也是当地的。现在已经很少有同质的社会。在我们的眼前，文化与人群混杂与碰撞。可以看看我：我从一个叫作香港的小地方来，七百万人口中，只有三十位音乐学家。我不是香港公民。从种族上来说，我是中国人，我出生在马来西亚，在6岁定居英国前，我在新加坡与美国生活过。我在西方接受教育，现在我在英国的前殖民地，属于中国的香港教书。我鼓励香港本地文化发展，同时，也支持香港最大的艺术节法国五月艺术节。我使用来自法国哲学的理论模型来解析德国与俄罗斯的音乐，而我现在在用英语与上海的杰出学者们对话。我是“全球化”的一个缩影。我是全世界不同部分的汇合点。我是跨文化流动的十字路口。我时刻在协调全球与地方之间的张力。我总在不同文化间游走，与各种视角互动。我可以告诉大家，香港音乐学的情形与法国不同，甚至与亚洲的中国大陆、韩国、日本也都不同。香港的音乐学与邻近的此地也非常不同。然而，在这个日渐缩小的地球村里，我们混居一起并通过这种混合，我们不再把音乐学定义为各种碎片的集合。我们之间的差异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历史与民族志过程，关于相遇、纠缠与相互关系。日本与德国的接触创造出了一个独特的音乐学，正如中国与俄罗斯，中国台湾与日本，中国香港与英国，南韩与美国之间的关联。一切都连接起来了。如果音乐学不是全球的，那么它将不能够反映我们身处世界的现实。这不单单会使我们靠边站，也会让我们变得无知。我们不能与这个新的现实互动。最终，我们将落后于时代。地球村并不只是整个世界；它也在上海。如果我们在上海渴望参与到当下的议题中来，那么这些议题必须与全球对话。

以上是对全球化的第一个反应：撤退。忽略全球音乐学不会让我们变成一个糟糕的音乐学家，但会让我们靠边站、疏离、并落伍。

第二，关于“拥抱”。

第二个反应正好相反：我们拥抱全球化。欢迎多样化很不错。什么能比拥抱世界更有价值?我们当然应该张开双臂，给“全球音乐学”一个大大的拥抱。对人性能够有如此温暖模糊的感情当然很好。但是作出这样的决定，我们将面临怎样的现实？拥抱全球意味着我们将失去控制。这十分令人恐惧，控制是学者、机构与学会的通行做法，是我们专业化身份的一部分。我们是控制的中心：我们定义了参数，我们设定了标准，我们构建了学科。但是“全球”的视角使得这变得不可能，因为一切都太过流动，太缺乏中心，太过复杂。

许多年来，我们的研究某种程度上是由我们的品味所决定。作为专家，作为精通者，作为学者，我们区分了品味，我们限定了什么是好的。这种区分可以使我们划定控制的边界。但是全球化需要我们有一个平等的品味；我们需要不挑剔我们所研究的音乐和使用的方法。我们需要对各种标准，各种准绳一视同仁，因为地球并不是整齐划一的。最尖端的美国音乐学也许对中国毫无意义；欧洲所采用的批评视角也许并不适合，因为经典正在形成与确立的过程中。一视同仁意味着需要同时具备本地与全球的视角。我们需要变得普世，也需要变得独特，两者并行不悖。你们可以看到，一旦国际音乐学学会走向全球，我们必须驱散这个组织曾经的中心。我是学会第一位非欧裔的主席，我们上一届年会首次在亚洲举办——在日本东京。我们曾有5种欧洲语言作为官方工作语言，但我们现在的会议可以用任何主办方觉得合适的语言。突然间，这些变化改变了整个音乐学的视角。当然，亚洲并不是唯一的视角。

让我进一步解释一下我的意思：我们如何代表“世界”？不，我们不可能做到。因为我们地球唯一合法的中心位于核心，究其实质难以碰触也无法栖居。没有人位于中心。我们生活在一个弯曲的平面上，并不存在一个静止点，让我们可以不具任何立场地从其出发，或者可以宣称自己位于等距离的中立面。地球上每一种立场都给出了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标准、不同的兴趣、和不同的经典。这个世界上会有多少种立场？不计其数。没有立场相当于有着不计其数的立场。因此，不仅仅没有一种立场可以让人捕捉全部，因为全部本身无法被捕捉。

那么，我们如何代表“全球”？如果说没有一个立场足以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对此唯一的答案是我们需要建立连接。我们需要打破学者独行侠的模式，而建立一个团队。我将之称为关联着的差异性。这个只可能发生在一个学会里，当人们为了了解其他成员的兴趣，跨越地球相聚一堂。国际音乐学学会应该成为这样的学会。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改变这种观点相近的人们照料自己兴趣的学会模式，转变为一个让不同思维的人们互相关照他人兴趣的模式。

在作出“音乐学破碎不堪”，“音乐学不知道音乐是什么”这番令人震惊的言论之后，我想给大家最后一个令人惊愕的论断：音乐学关于爱。我知道这听起来相当陈腐滥情。然而，这曾是我们用来描述学术圈的词汇。为什么我们会有协会？因为我们需要同行情谊。为什么我们把同事叫作研究员（另有同伴的意思），因为我们需要结伴而行。为什么国际音乐学学会成为一个学会？因为我们需要对他人投入。我们在学术界使用爱的语言；音乐学不仅由我们对音乐的爱所维系，我们也需要热爱他人的差异。让对学术他者的爱成为“全球音乐学”可能的标志。如果，我们可以让尽可能多样立场的学者们聚集起来，我们就有可能以更具体的方式践行“全球音乐学”，发现如何在这种包容的、平等的、多样的环境中表达这种学术。这就是国际音乐学学会的愿景。我也希望这种愿景能带给大家启发，至少激发大家去思索身处上海的自己以及自己的目标。因为上海是“全球”的。

文字：蔡宽量·丹尼尔（Daniel K.L. Chua）

  翻译：徐璐凡

编辑：王之易

审核：邹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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