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 | 疫中网课观察实录
甚至一些学生大言不惭地称代刷网课的行为是“以形式主义对抗形式主义”，在这些“投机者”的眼中，网课更多是形式主义的产物。
“真怀念在教室里上学的日子。”
“叮”——
清晨七点半，不断响起的微信提示音，提醒着吴林，今天是“线上开学”第一天。
对吴林来说，这无疑是她经历的最没有真实感的“开学”。从小到大，“开学”二字对她而言意味着“某段生活正式开始的仪式”。但由于疫情爆发，学校不得不延迟线下开学的时间，将教学活动改为在网上进行。
仅仅开学一个星期，她就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似乎成了一张张被排满的“打卡清单”，过得比在学校上课还累。学校没有设定统一的网络教学平台，老师们按自身需求“择优录取”，学生们就得“万事俱备”。钉钉、雨课堂、腾讯会议、腾讯课堂、zoom......吴林不停切换着手机里的APP，“到底是慕课还是直播？慕课上的讨论到底要求30次还是60次？到底用哪个软件上直播？”她从微信群、QQ群里费劲地提取有用的信息，忍不住叹了口气：“真怀念在教室里上学的日子。”
/吴林的“打卡清单”/
如果说曾经各门课程分散于教学楼的各个课室，那么现在各式各样的网络学习平台就仿佛分散在校园各个角落的小教室。每一个平台的功能、系统、评分处处不同，光是按照教程在手机和PC端安装着所有需要的APP，记录下每一门课程的上课形式、考核方式，就花费了吴林整整一下午的时间。
每天都要进行的健康打卡、不同平台的上课签到、某些课程的“学习习惯分”、体育锻炼打卡……面对繁多纷乱的打卡时间，吴林只能小心翼翼地记下这些刻板重复的任务——若中间漏了一次，就很有可能体现在期末的学分当中。
上课期间，吴林最经常听到老师说的就是“都睡着了吧”，紧接着屏幕上便一窝蜂涌出“没呢”“醒着”的消息。然而，老师的网络也会出现卡顿状态，并非一定观测得到课堂聊天窗口上实时更新的信息。
“同学们都反映雨课堂有延迟，电流声大，所以我马上开启了腾讯会议作为备用。我怕讲着学生听不到，然后我不知道我还在自嗨。”在准备授课时，暨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方斯远老师出动了所有的设备——台式电脑用来打开雨课堂的课件，手机打开腾讯会议和学生语音沟通，Mac book用来监控课程微信群汇报的卡顿中断，同时他还把助教设为强提醒，避免发生突发情况。他还提到，网络授课真正的困难是体现年长老师身上——短时间内熟悉众多平台的操作并不容易。“反而对我们年轻人影响不是很大，有些人还挺嗨，觉得自己能当主播了。”方斯远笑着说。
暨南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彭伟步表示，比起传统的教学模式，网课没办法观察到学生的反应，师生互动的减少会减损课堂效果，“像我平时上课讲到某个地方突然灵感就出来了，这样的灵感一方面对于我学术研究有帮助。另一方面我也可以和同学们分享，这样属于良性的互动，录制网课很难做到。”
又是一个好不容易完成一天所有的“打卡内容”的深夜，吴林不禁问自己，花这么多时间观看“其实并没有在看”的慕课、完成系统上的讨论题，真的有必要吗？
02
“我当时用这个的目的
是为了给自己刷课”
就在这时，吴林被拉入了一个名叫“知到智慧树网课代看”的QQ群，群主陈先生向吴林保证考试分数绝对有保障，“98+，95+”不是问题。在说出刷课方式为“人工，机器”之后他马上补充道：“不是脚本”。对此，吴林将信将疑。她开始在知乎、微博上大量搜索“网课代刷”，弹出来的是大同小异的结果——“代做代刷”“高分包过”“含考试”，然而对于“怎么刷”却只字不提。
/陈先生在QQ代课群中的宣传/
“说来惭愧，我当时用这个的目的是为了给自己刷课”，黄毅年坦白地说，第一次为平台充钱并非为了赚钱。而操作变得熟练后，他发现做代理确实能给自己赚一笔零花钱，“后来充的钱多了，就自己干起了代理”。如今，他已是刷课平台的二级代理。级别越高，意味着从平台获得的刷课价格就越低，帮别人刷课的成本也就越低。
黄毅年所在的刷课平台内部有一套完整的系统关系：作者即网页的设计者拥有最高的权限，可以任意免费使用刷课平台；一级代理（也称顶级代理）可以直接与作者对话，单次刷课的价格是代理之中最低的。级别越低的代理，单节刷课金额就越高。代理靠吞食差价获得利润。
/刷课系统关系示意图；制图：苏璇/
一次性充值8000元是成为一级代理的硬门槛。一次性预存越多，成本越低。而一般新“入行”的代理则会从充值一两百块起步。“如果你要充8000吧，我觉得你吃不下这8000块钱（指找不到客源），一般还是从100、200块起步。”在新闻学生记者问到充值金额一般多少时，黄毅年表示自己不会强制客户一次性充值过多数额。
/平台充值金额对应单价表/
“客源才是王道。像最近疫情期间上网课的人多了，学生的需求大，我们的生意也就蒸蒸日上。”而引流则是代理群体唯一的技术活。洞悉客户心理，精准投放是关键。QQ群、二手群、代课群等信息流通大的平台被黄毅年等代理视作培养客户的温床。绝大部分用户都是大学生，而相应的，代理也多为大学生，这样才得以获得上述群聊的资源。“如果是成年人的话，想进入圈子是比较困难的。”
梁晋就是通过朋友介绍在QQ群里联系到了刷课的代理，一个科目全包仅花了8块钱，而对方仍对其声称为“人工刷课”。“那天考完试，然后系统就跟我说：发现存在不良行为，还是什么东西，然后就把号封了。”在那之后，梁晋还联系了客服，“我就发了个问号给他们，他们也不理我，然后我就没理他了”。
/梁晋所联系的QQ刷课群客服/
2018年，和梁晋同校的另一位女生小阮则是在淘宝上找到的全包服务，那门《舌尖上的植物学》实在让她昏昏欲睡。那时候广西大学对于网课代刷这一行为并没有很严格的管控，“身边有不少人在刷（课），大家比较猖狂”。
期末结束时，小阮看到成绩表上醒目的“0”，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随后她知道，包括她在内的几百名学生，都因为违规网课代刷被学校处分了。尽管她知道，只需重修一学期便能将这个零分抹去，但恐怕她的名字将永远刻在那个通报栏里，伴随一生。
被问到对网课的看法，梁晋觉得有些矛盾：“觉得它又好又不好，算是能拓展知识面，但是又学不到什么技术的东西，反正对我来说没什么用。”根据他的说法，身边很多朋友都在刷，之前也都没有被抓到。
2018年4月，临沂大学物流学院发布《关于对采用第三方软件刷网络在线课程违纪学生处理情况的通报》；2019年12月，广西大学发布《校选网络课不良记录情况公示》，并公开监管查处标准：视频播放时长呈现不正常的统计分布、使用特殊方式绕过智慧树正常观看渠道、使用智慧树并未提供的高倍速观看视频以及单次视频提交时长超过智慧树限制都属于受到监管的异常观看类型。
一经平台举报，刷课账号会面临封号的处罚，同时该课程作零分处理，必须重新修读。但即便如此，当被问到是否会再次刷课时，梁晋还是毫不掩饰地回答：“当然会啊，这个学分最好赚了。”甚至一些学生大言不惭地称代刷网课的行为是“以形式主义对抗形式主义”，在这些“投机者”的眼中，网课更多是形式主义的产物。
/临沂大学物流学院发布相关通报/
03
好的大学，没有围墙？
师生对新技术不适应造成的混乱和网课代刷产业链的猖獗，并未吞噬掉网络课堂的生命力。目前的线上教育课堂主要划分为已经录制好的慕课（MOOC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大规模开放的在线课程)、由教师进行教学直播的直播课堂以及两种模式兼有的混合式课堂。而在中国，“互联网+教育”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词汇。2019年4月9日，中国慕课大会上相关负责人称，我国已有12500门慕课上线，学习人数超过2亿人次，慕课数量和应用规模居世界第一。
然而其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纵然从一开始慕课便带着“好的大学，没有围墙”的口号，致力于让更多人享受到高性价比的教育，收到了无数的追捧和赞美。但有数据显示，MOOC辍学率高达95%，用户流失率高，且无数高校强硬的学分制，反倒促进了背后网课代刷产业链的繁荣。 这次疫情期间实施的线上学习，更是暴露了线上教育的一系列缺陷。
各大高校开展的直播课堂普遍存在着技术使用不适应、学习效率低下、课堂严肃性消解等问题，#网课太欺负人了#、#上网课的尴尬#屡上热搜，点击过亿。除此之外，这背后藏着一条不容忽视的数字鸿沟。2月29日上午，河南邓州初三年级的14岁女孩李某敏因家中贫困，没有钱买手机按时跟听学校网课，大量吞服母亲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这只是社会数字资源不平等的冰山一角。
“我相信每个老师都喜欢线下，因为他熟悉了习惯了这种方式。”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刘涛说道。然而对于疫情期间开展的网课直播和更大覆盖率的慕课教学，他认为这只是“特殊态势下无其他选择的必然手段”。选择延迟开学注定会压缩假期，而从教学规律及其发展逻辑来看，任何学习过程都讲求周期规律，这样的做法未必优于线上教学。
刘涛老师还指出，网课形式决定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率并不是很高，因此线上教育对授课老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所以说对于现在老师来说，怎么样去利用好资源，怎么更好地去把整个过程进行一种设计，这方面还是有很大的文章去做的。重点要发挥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优势，充分设计、整合利用资源，让资源充分流动起来。”
在当下，慕课和直播作为一种线上资源暂且维持了教学进程的稳定性。然而刘涛老师相信，网课或许是未来教学的常态，“你需要去了解它，就这么简单”。
（应受访者需求，吴林、小阮、梁晋、
黄毅年、陈先生皆为化名）
邹露 吴琳 苏璇 张芷菲 严思蕴 林思敏 | 采访
吴琳 苏璇 张芷菲 严思蕴 林思敏 | 撰文
受访者提供 苏璇 | 图片
邹露 | 责编
佘成雨 | 排版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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