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 | 广州魔女足球队：女足夺冠后，看见草根女足
2022年2月6日，中国女足3:2击败韩国队，夺冠捧杯。六天以前，中国男足以1:3输给越南队。在中国足球一向低迷的发展态势中，女足逆转夺冠，鲜明的对比让女足成为了夺冠当晚最热的话题。
央视跟队记者艾婷婷发博感叹，这些年女足的舆情图谱是一条波浪曲线：大赛时全民关注，赛后迅速降温，平时无人问津。女足几乎被媒体和资本抛弃，后备人才紧缺，发展得十分艰难。除此之外，质疑、嘲讽和偏见始终围绕着女足运动员，无形的屏障阻碍了更多女性接触足球。
在中国足球的一个角落，一位在广州工作的足球爱好者——熊夏萤，用业余时间组起一支女子足球队——广州魔女队。这支一开始“东凑西凑”才堪堪成型的队伍，后来维系起了200余位爱球女生。
在有限的活动空间里，她们一步一步地拿下广州“中腾杯”女子足球赛的冠军、深圳“通来杯”百团大战足球赛女子组的亚军、季军和广东省女子五人甲级足球联赛的两届殿军，几乎打遍广州所有的业余男足队，在本地业余足球圈内被称为“真实可见的传说”——一支真的还在踢球的业余女足队。
即便是在美国女足实现同工同酬、中国女足亚洲杯夺冠带来更多关注度的当下，如广州魔女一样的草根女足依然面临生存危机：维持球队运营是经时不变的难题，领队们不得不四处找赞助费，想办法维持日常开销。
“广州魔女只是想活下去”，领队杨筠琳希望女生也有个地方可以踢球。
球场上的“异类”
四月的傍晚，金橘的天光逐渐隐没，高空变为一堂灰紫。广州一处顶楼足球场灯火通明，天台围起五、六米高的巨网，场内的一白一蓝的小色块正在快速移动——这是正在比赛的两队人马，身穿白色球衣的广州魔女队，和一身蓝衣的男子足球队。
球赛一开始，女生们迅速活动开来，在球场上来回奔跑，和对手开始了多次传球、抢断拉锯。魔女队没有设定出赛门槛，上场的女生里有技术娴熟的青训教练，自学多年的业余爱好者，也有球龄不到一年的新手小白。不少球员身形瘦小，个头最小的身高大约一米五。
冲突发生在一小时后。队友传球后，魔女的前锋快速带球突围，直冲球门。两个男队队员联手截球，没有收力，一脚踢到了前锋已经绷紧、准备射门的小腿。前锋面朝下摔倒，表情痛苦。过了半小时不到，又一名女生被拦截倒地，翻了半个跟斗。交换球权时，男队球员一脚把球踢飞。前一组上场的女生坐不住了，起身质疑：“你们干什么啊？”
原本凝滞的气氛濒临爆发。“我是要把球给你们。”男队的球员解释。一瞬间，争论声四起。值班领队在场边叫停，声音却很快淹没在双方的争辩声里。
“突然一下气氛不对了。”刚进队一年多的队员回忆，“再下去，可能事情就会往另一个方向发展。”
领队杨筠琳从隔壁草坪赶过来，大喊：“好了好了好了，差不多得了！” 她冷着脸，一反平日里随和的形象。双方经此打断，也不再争论，把挂在高网上的足球拿下来，重新开球。
在杨筠琳的记忆里，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尽管在赛前，领队会跟对手“约法三章”——不要暴力射球、注意力度收脚、多用短传技术配合。但仍有些男队队员踢到一半会忘记约定，把女生踢倒，或把球踢飞出场。
在杨筠琳看来，踢球风格喜好不同，很正常，“但是也需要正视一下男女之间的差异。”男女生身体素质不同，双方直接对抗时，女生容易受伤。杨筠琳曾接到过许多男性的入队申请，但都一一回绝了。
接纳男球员也许能增加队伍的实力，但共同的经历让她们愈发确信，要让魔女成为一支全女生的球队。“我们的初衷就是想给女生一个踢球的平台。”相比起业余男足，可供业余女足球员加入的队伍相当少，大多数想踢球的女生只能自己找男队混踢，四处蹭“野球”。以高校女足为例，广州的80多所高校里，设有女子足球队的仅有五所，中小学则更少。
去年刚被剑桥大学录取的蔡奕忱，兜兜转转了许多年，才找到了广州魔女队。最开始，踢足球带给她的是最原始的快乐。小学四年级时，世界杯在同学间风靡，她和班上的女生捏纸团，等下课铃一响，几个人对上眼神，冲到楼下的塑胶长跑道上踢。有一次，她连过三人，一群男生在楼上阳台往下望，大喊：“哇！哇！连过三人！”后来，男生们开始混进来和她们“PK”，一个小个子男孩特别“拽”，被蔡奕忱过了一球。
小学的蔡奕忱在踢纸团
上初一时，蔡奕忱在英国女校读书，她参加足球社的活动，每次和一起踢球的女生朋友在走廊相遇，对方总要和她说：“说真的，还有比足球更有趣的运动吗？”那时女生踢足球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男女之分。
上了初二，蔡奕忱回国了，参加了两次青年足球训练营。站在一群只有她一半高的小男孩里，她显得格格不入，“我就很疑惑，怎么一个女孩都没有？”2018年，她到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参加校招面试，忍不住问面试官：“这里有人踢足球吗？”对方给出肯定的回答。她又问：“有女生踢足球吗？”答案却是，“没有”。
蔡奕忱成了华附国际部第一个踢足球的女生。加入校男足队后的第一次训练，教练让队员两两站一排。因为她是女生，没有人和她站一起。独自站在队前，她觉得尴尬，“会有一点心理压力，我好像跟别人不太一样。”
当时，蔡奕忱几乎没有踢过正经的比赛，对跑位传球也没有什么概念。在边路带球时，有两个男生突然拦上来抢球，她本能地用脚一拨就轻松晃开，上前两步迅速射门，“我当时就巨开心。”她喜欢完成动作技巧的瞬间，在球场上最爱用“踩单车”。双脚轮番绕球做假动作之后，她总能灵巧地躲过对手的拦截，把球带到意料之外的方向。
但在后来的训练里，这样的技巧并不适用。蔡奕忱跑不过男生，也无法直接上身体对抗，对方往往只需拨一脚，球就超出了她的控制范围。越到后来，队友越少传球给她。她意识到自己成了陪跑——除了在场上折返跑，球技没有任何进步。
蔡奕忱心情低落到极致。有天放学，她直接绕过通往球场的路，第一次翘掉了训练。
广州魔女，始于荒土
初三结束，是蔡奕忱第一次到广州魔女踢球。到了球场，领队直接招呼她：“等会你上啊。”她一时有点发愣。毕竟从前蔡奕忱去操场上练球，一度被保安赶出球场，只能在心里抓狂：“你居然想要阻止一个想踢球想了十几年的人？”
第一次代表魔女比赛，她和其他队员打配合，连人都认不全，但追球追得紧，一场下来竟然进了好几个球。在广州魔女队，球技如何不太重要，只要场上态度认真，互不熟悉的队友也会为彼此叫好。
那个暑假，她去魔女踢了很多场，广州魔女队让她第一次发现，“有这么多女生在踢”。更多的女生正在加入广州魔女。上场名额有限，她们就在微信群里报名，先到先得。一些女生没能抢上，干脆带上球衣球鞋，在场边蹲着，等着随时有机会上场踢。
这些在建队之初几乎无法想象。2015年，广州本地一支业余女足队都没有。队长熊夏萤和另外一个队友四处找人，到海珠区队找退役的女足运动员，辗转见到高中同学毛毛，又到大巴黎的球迷会，把男足球队里想踢球的女经理一个一个拉来。毛毛在广州工作多年，得知建队的消息后，第一反应是不可思议，“女生能有几个踢？”
熊夏萤至今记得刚刚起步时的惨淡光景：第一场球赛，到场的只有两三个女生，要踢下去几乎没有可能。“能有十个人一起踢就够了。”但在当时，这个愿望也显得“天马行空”。
球队走得艰难。有时候约了比赛，场地都租好了，却连五个人也凑不齐，她担心没法给对手交代，只好找熟悉的男生帮忙上场，“有几个人来就踢几人，熬都要熬完”。许多女生连球都没有碰过，在场上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熊夏萤就站在边上喊场，该跑哪个位置，什么时候出脚，要盯防谁，每一场球赛都跟着。
熊夏萤见证过深圳魔女足球队的消沉：老队员们相继结婚生子，很少再去球场。有将近一整年，深圳魔女连日常比赛都没法组织起来。她心里发慌，担心广州魔女队也这么没了。建队两个月，她半月板受伤，将近一年没法运动，走路都没有力气，却还是一瘸一拐地去球场，一场也没落下。
熊夏萤今年35岁，个子不高，身形微胖，说起话来柔声细语，却自认性格里有股叛逆的倔强劲。她在广东阳春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长大，初中时，因一场世界杯球赛迷上了足球。老家没有女足和校队，没有人跟她玩，她就在家门口的水泥空地摆了矿泉水瓶，看视频对着练。
高二时，她在足球周刊上看到寄信栏目，用英文仔仔细细地给隔了半个地球的曼联球员弗兰写信，还附上了自己的地址。三个月后，弗兰的亲笔签名寄到家里，她激动得要掉眼泪。那份签名她保留至今。
弗兰给熊夏萤的亲笔签名
在小县城里，女生踢球是极其罕见的事，“非议很大”。家里人几乎从未停下过数落。大一放假回家，她发现房间墙上贴的足球海报被妈妈撕光了。第二个学期，因为搬家，她从早餐费里省钱买来的足球杂志和盗版球衣也被一声不吭地扔掉。
吵架也没有结果，她开始学会藏着掖着。她把足球藏在外婆家，去外婆家门前的空地踢。时值中午，太阳晒得水泥地发烫，她却和同龄的小男孩一起练颠球，绕杆，踢得起劲。受了伤怕被妈妈发现，她就锁上房门，自己上药，换成长裤，把伤口盖住。凌晨三点，她偷偷爬起来看欧冠比赛，在黑暗里半蹲在电视前，静音看也觉得有趣。有时遇到妈妈半夜起床上厕所，她迅速关了电视，躲到电视机旁，等人走了又继续看。
就像她没有想到自己能坚持这么久一样，广州魔女比她预想的走得更远。2022年5月，球队的规模已经达到200多人。零基础的队友多，有专业基础的人就在场边开“苗苗班”，带着大家一起练。郭彩娟等人主动揽下日常约赛、考勤、拉赞助的工作，慢慢才有了“领队”一说。没有联赛可打，她们就自办队内赛。
有一年，许多人报了名却没来踢球，队员们便一致商量决定，“放一次鸽子罚十块钱”。后来，她们把这笔钱用于举行一年一度的队内赛，取名“鸽子杯”。
2015年11月，建队三个月之后，广州魔女拥有了自己的队服。一开始，她们只是想着“有就可以了”。如今，进球时，一些队员总会自豪地拍拍胸前的队徽。新球员踢满十场球，正式入队时，也会免费收到一件当前赛季的队服。
穿着齐整的队服上球场意味着，她们是一支真正的球队了。
鸽子杯的颁奖仪式上
跨越绿茵场的乌托邦
在进队一年的方卓琳看来，“这个拍一拍代表很多东西”。这份归属感，让她愿意穿越一百公里，花四个多小时往返球场。
她的大学在从化，广州最东北的地方。下午五点下课，她搭校巴出发，常常遇上塞车，停停走走一个半小时。踢完球，方卓琳从番禺回从化，到宿舍已经是凌晨。一次遇上宿管交接班，她只好揣着刚买的炒粉，在门口蹲半个小时，等人开门。所有这些，只是为了能在魔女踢上两小时的球。
在身边人的眼里，方卓琳是不折不扣的足球狂人。为了看一场中超联赛，她甚至在踢了两小时雨球后，赶到天河体育中心，坐在观众席继续淋雨观赛两小时，看到晚上十点多，浑身湿透地回家。
方卓琳的桌面， 挂着魔女队队旗、 荷兰球星米德玛和魔女队队友的照片、 球赛奖牌
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她。
在大一的一堂英语口语网课上，老师让学生介绍自己的爱好，她一如既往地提了足球，同组的一个女生却开口发表意见，语调平平地念着草稿：女生和足球本来就是不应该在一起的事情。每次受了伤，方卓琳去医院，被问起原因，方卓琳说自己是踢球的，医生都会来一句：女生踢球？你踢球？
蔡奕忱把这理解为“恶性循环”，“整个大环境就是女生和足球没什么关系，没什么人送女生去踢球，系统永远扶不起来”。职业女足之外，女足土壤仍相当贫瘠。2007年女足世界杯后，国内女足职业化接近停滞。国际足联统计，中国的注册女足运动员为3000人。同时期美国女足运动员的数量有180万人。
中国女足夺冠后，男足女足同工同酬的话题被掀起，女足的“商业价值”“观赏性”也再度被讨论。一种观点认为，男足“更高大”“更强壮”“更快”，对抗性更强、观赏性更高，上座率和收视率更高，创造的价值更大，理应有更好的资源，女足时常被媒体冷落。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媒体环境未能给予女足足够的曝光度也是造成男女足资源差异的一大原因。期刊《传播与体育》（Communication & Sport）上的一项研究指出，媒体在报道足球赛事时已有一个既定的框架：“球赛是给男孩的”，女足只是陪衬。因为常被媒体冷落，女子足协难以找到投资，球员收入大幅减少，女足赛事不仅难以盈利，预算也捉襟见肘。
社会的性别规范，也让人们下意识把“女生”与“足球”区隔开来。踢球会“晒黑”“腿变粗”“不够淑女”……容貌焦虑的声音从未消减，许多女生也因此更难以对足球产生兴趣。杨筠琳意识到，不在生活中提及足球，几乎是这些足球女生的共识。在极少时候，她们发一条足球相关的朋友圈，基本也只有男性好友回复。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扎堆在男生里，即便女生展示出高球技，许多人的关注点仍是，“有个女生在踢球”。
混迹在野球场和男子球队里，一路走来，踢球的女生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并不容易。独自面对外界的质疑声时，许多女生会自我怀疑。广州魔女给了她们面对偏见的底气。
杨筠琳从事艺术行业，个子不高，皮肤偏黑，因为一头比寸头略长的短发，常被人误认是体育生。像她这样的女生在队里有不少。“能不能像个女孩子”，几乎是她们都听到过的评价。有时候，广州魔女在抖音发视频，会有人在底下留言，“怎么有个男的？”外出去上厕所，也会有人投来异样的眼光。一些女生因此被中伤。每到这种时候，队员们总会互相安慰：“你又没什么错，我们就是全女生。”
联结感延伸到了球场之外。魔女队的女生来自全国各地，在广州从事着餐饮、服装、媒体、房地产、计算机等几乎毫不相干的工作。遇到问题时，队里总能有人帮忙，她们仿照“58同城”，给球队起名叫“58魔女”。
广州魔女球员组成情况
一次，一位从外地来的队员发了一条求助消息：“我被老板克扣工资了，怎么办？”大家都坐不住了，第一时间鼓励队员维权。队员心生怯意，不敢去。从事法律工作的队友立马帮她出主意，在职场的队友教她收集证据，还有队友陪她一起去劳动仲裁，最终解决了问题。
不只一次，新来的女生和杨筠琳讲，这里“好像一个乌托邦”：刚加入不到几个月，却好像已经和所有人认识很久。每到傍晚，魔女的球赛开始，很多女生当天并不上场，也会过来看球聊天，草地边上总不会空落。每次踢完一场球赛，她们就带着满身汗去吃夜宵。鸡煲店里，十来个女生围成一桌，从某个完美出界的射门，聊到最近的球赛，再到各自的生活，几乎无话不谈。
2021年，球队六周年队庆，有女生初次来到球场，手捧一束精心包装的蓝色妖姬，一路经过贴满魔女足球海报的走道，走向球场上的队友。花束中间的卡片上，漂亮的印刷字写着：“广州魔女，六周年生日快乐。”
那是第一次有人给球队“生日”送花。
从“开心就好”到“不散就行”
“广州魔女，开心就好”是她们的微信群聊名。但现实是，没有钱，各方面的运营都难以开展，无法完全支撑起队员们眼中的“乌托邦”。
球队的人数在增加，杨筠琳算过一笔账：一个月十二场球，单是场地费，匀下来每人就要近一百块。许多队友仍是学生，这对她们来说是不小的负担。踢球会有疲倦期，如果本身对足球没有很热爱，往往很难坚持。踢球久一些的队友，都经历过——踢着踢着，没人了。
有一些女生慢慢地不来球场了，领队们开始担心，“肯定有一些地方是我们没做好”。为了让更多学生、妈妈和外地来的球员减轻顾虑，她们设立了补贴金，“单赛季考勤满20场，一次奖励100元”。
钱始终是摆在魔女面前的一道坎。赞助费是阶段性的，她们需要一笔一笔去找。最开始，另一位领队郭彩娟总是尴尬到不知如何开口。第一次拉赞助时，她找到自己公司的老板。因为不敢问，还要先发朋友圈“旁敲侧击”，“打预防针”。
2018年，一家环境公司的老板主动联系广州魔女，愿意赞助球队。去谈判那天，熊夏萤、郭彩娟和杨筠琳三个领队抱着电脑坐地铁，穿得比往常正式。在去往公司的路上，杨筠琳有些心虚，商业化倾向会给队员增加负担，除了在社交媒体提一下公司的名字以外，球队无法给公司商业回报。
到了公司的会议室，熊夏萤是主讲人。听完具体的赞助数目后，老板和助理相视而笑。熊夏萤怯怯地问，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老板却笑着说，这个赞助费比他们想象中要少。在场的三个人一下子就松弛了下来。
杨筠琳并不贪心：“我们不是说找人赞助，要多多。我们真的是实实在在算了一下，只要能做到收支平衡，能支撑这个球队就行了。”老板爽快地和广州魔女队签了三年的赞助合约。老板是个球迷，懂得业余足球队生存不易，他只有一个“要求”：发新球衣时，魔女队员穿得整整齐齐，开开心心地踢球就行了。
受疫情影响，原本给她们提供赞助的公司经济状况变差，无法再提供赞助，许多队友自己当起球队的赞助商，给球队捐渔夫帽、球鞋。业余男足的赞助资源相较业余女足要多，郭彩娟几乎逢人就问，把约过赛的对手都问了个遍，效果却“很一般”。
规模的扩大让阿修担忧，“怎么样才能更好地一起踢下去？”
2019年的一场分歧让球队险些解散。由于理念不同，队内成员分成两派。大约十多个实力较强的成员提出，要将魔女队向“专业化”发展，提升入队门槛，增强整体竞技实力，有商业化的倾向。另一方，熊夏萤队长和几位领队坚持着广州魔女队“让更多女生参与足球运动”的初衷。队内矛盾日渐加剧，很多水平较差的女生一度不敢来球场。
双方都不愿让步。到后来，踢球“变成了你踢你的，我踢我的”。球队的走向显得越发飘摇，“以后要怎么办？大家都不知道的”。2019年的夏天，魔女在广州塔下踢了最后一场比赛，此后群里的约球报名表再也没有更新过，这场散伙球让阿修和熊夏萤记忆至今。
那天天气很好，陆陆续续来了四五十人，超过球队的半数。不上场的，不常来的，带孩子的都来了。很多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却不约而同地穿着那个赛季的黄色球衣。有人专门为魔女送来了定制蛋糕，也有人带来一捧黄色鲜花，分给每一个人。阿修有些感触：她们可能不了解事件的内情，但至少不想看到球队分崩离析。
这场冲突以魔女队微信大群暂时解散告终，部分成员出走另立门户。解散群聊后，熊夏萤和其他领队私聊了剩余的四十几名队员，一个一个问是否愿意留下，把有意愿的队员一个一个拉进新群聊。经历了这场风波，重组后的广州魔女队和以往一样，不向队员收取比赛费用，靠公司的赞助，给学生、妈妈一些补贴。
广州塔下的那场暂别，给了熊夏萤某种预感：这是结束，也是“一个新的开始”。经历了那么多，她只有一个愿望：“不散就行。”
2019年８月，广州魔女解散后第一场球赛合影
打破藩篱：为什么女生不能踢足球？
2021年4月，魔女队派出杨筠琳和另外一位队友作为广州魔女的代表，去阳江观看广东联盟杯七人制足球赛的决赛和颁奖典礼。她们是在场唯一的女足代表。
联盟杯由广东业余足协举办，是广东体育界规格比较高的比赛之一：3000平米的真草足球场，两边设置了看台和主席台，贴满了赞助广告，LED大屏上轮播着联赛剪辑，高速镜头追焦转播。在开幕式上，每支参赛球队各自列成一支纵队，主持人一一报上球员的名字、球号，每次一停顿，全场便鼓起掌来。
受到气氛感染，杨筠琳拉着队友，憧憬又羡慕：“太专业了！我们女足什么时候可以做成这样。”她希望有一天出场的时候，也能听到自己的名字。
第二天，主办方请所有会员单位一起喝茶，场上只有两个女生。眼看着就到了会议的最后一个环节，会员发言。在一片沉默中，杨筠琳举起了手：“我是广州魔女队的代表，刚才前面各位老师还有各位同仁都说了很多很棒的一些想法，但是我觉得很遗憾的一点就是，我没有听到一个人提到女足。”
“完全是出于羡慕”，她站起来即兴发言了四分钟：“我们很希望看到联盟杯有女子组的比赛，女足也很想要这种气氛、这种级别的运营团队。”放下话筒的那一刻，在场的人都在鼓掌。业余足协会长当场答应下来：“今年我们一定办女子联赛。”但因为疫情，这场联赛还没能办成。
杨筠琳在业余足协的会议上发声
在广州，设置了女子组的比赛本来就不多，疫情后更是大幅减少，而且比赛需要付一笔不菲的参赛费。唯一非商业性质、且设有女子组的业余比赛，只有广东省五人制女子甲级联赛，简称“粤甲”，广州魔女队已经连续参加5年。由于疫情，去年“粤甲”也没能举办。无论是疫情以前，还是现在，广州魔女正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业余女子足球队几乎没有比赛可打。
更大的问题是，女足队伍太少了，很难凑够参赛队伍。和其他女足队约球，魔女的队员们总会更加积极。有时候，大家踢完球正一起吃夜宵，9点58分一到，忽然很多闹钟声一起响起来，原来是大家都在蹲点抢下一场和女足队比赛的名额。在她们看来，和女足踢球更能拥有一个准确的参照系，也能减少很多偏见。但目前，她们能约到的女足基本来自高校。“社会上的球队，我们也想知道她们在哪里。”
她们想让更多女生走上球场。蔡奕忱建起了一支校女足队，高三时，球队建成，她趁着检查宿舍拉人，和女篮队的队员一人一句，“讲相声”一样抢着介绍。作为队长，她要负责招新、安排训练、讲技术要领。为了和学校申请场地，她每天要跑三四趟德政楼。后来，她对队员们熟悉到能看球鞋认人，她终于不再是独自一人。
校内每年都有男足班级赛，她就办一个女足班赛，邀请女老师们一起参加。放学后，她去办公室喊人，老师们都在换袜子，有人专门买了足球鞋，还有人在感慨：“儿子的球袜真好穿。”很多老师没有接触过足球，却很有天赋，有些老师协调性差点，也玩得起劲。有朝一日，蔡奕忱希望把女足办成“不得不”踢的氛围。“就是说‘不会吧，你居然连一次女足班赛都没踢过，这好像不是很对劲’，就想办成这种规模。”
蔡奕忱在校女足队
同样在学校建女足队的方卓琳却遇到了不少阻力。即使小有成绩，学校也不承认球队资格，“男足都没搞好，搞什么女足？”但仍有让人感到振奋的事情。2020年，方卓琳找到从化足协的负责人，争取到去参加广州市三人足球赛从化区女子组赛的名额，带着队友们一起拿下区赛冠军。颁奖嘉宾是从化区足协国际五人制的裁判，也是一位女性。那天，方卓琳和队友在领奖台上排成一队，颁奖嘉宾为她们授奖牌时，满面笑容：“（原来）从化也有女生踢球。”又补充道，“下一年记得再来玩，一定要来。”
抗争在不断地延续。郭彩娟发现南沙镇上原本设有女子组的三人制篮球赛只设了男子组，立刻打电话问组委会：“请问为什么没有女子组？”对方只回她：“不够人。”她纳闷，组委会连女子组的报名通道都没发，怎么知道不够？当晚，她写了封邮件找镇长反映，最终女篮赛得以开办。
广州魔女队让蔡奕忱在许多“不应该存在的阻力”里，看到一种难得的可能。也许，只有在如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才能组起一支逾两百队员的全女足球队。在过去的十余年里，中超联赛带动着广州城市足球产业化的发展，高度发达的经济支撑着足球事业进步。联赛体系覆盖职业、校园、民间，多方力量驱动足球培训，场地设施供给日益多样，广州的足球土壤要远超于其他城市。
在这座外来人员占比80%的大城市里，许多来自小城的女孩汇聚于此，生活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各自生活轨迹中独行的爱踢球的女生，最终在广州相遇，互相支持，渐成气候。在杨筠琳的家乡，很少会有女生偏离当地社会的主流，尝试不同的生活方式，“如果我回到肇庆，想踢球也只能跟男的踢。”
在女子足球的荒土里，缺少的还有太多。今年2月，中国女足在女足亚洲杯决赛上逆势夺冠，让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到女足，广州魔女的队员也突然增加了许多，抖音号播放量一下涨了几万。但阿修知道这样的关注度不会持续太久，“女生踢球的土壤是需要再丰富和打造的”。
“想要什么就去争取。”阿修希望这支球队可以告诉更多人，不必因为性别有限制，“无论是什么运动，还是什么职业，你大可以勇敢地去尝试。”足球之外，她们也关注自闭症儿童，在国际反家暴日呼吁，接力关爱DMD患者（进行性肌营养不良患者），开展红十字公益应急救护培训……
“广州魔女”让许多女生看到一种不同的可能。像蔡奕忱、方卓琳一样，更多高校女生尝试在学校建起一支女足队；许多和熊夏萤一样的妈妈，也从家庭里走出来，带着孩子回归球场。
纪录片《给老娘冲》记录了美国国家女子足球队对美国足球协会提起性别歧视诉讼，要求同工同酬的抗争。刚结束球赛的梅根·拉皮诺走下球场，在欢呼声中走向在场边等待的女孩们。一个小女孩对她说：“我们真的很希望你们能实现同工同酬。”拉皮诺回答：“我或许是得不到了，但是你们很有可能哦。”
“同工同酬的运动更多地是为了后来的孩子。”在后采中，拉皮诺和队友一致道，“我们正是为此抗争。”这个回答让杨筠琳深受触动：“终于有人开始要改变这个事情，可能它要花几百年去完成，但是你要开始。”
蔡奕忱觉得，广州魔女存在的意义，也许就在于“它在那里”。
广州魔女成员合影
（应受访者要求，杨筠琳、阿修为化名）
卢楠 余颖欣 刘思湘 郭馨阳 | 采访
卢楠 余颖欣 刘思湘 郭馨阳 | 撰稿
余颖欣 吴琳 | 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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