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 神曲时代，音乐人的生存法则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媒介形式迅速更迭，收音机、磁带、MP3已成往事。在线音乐市场由兴起走向强盛，短视频平台引领一波又一波“热歌神曲”狂潮。
无法预判歌红与否，于是一些公司海量收歌，“一首首歌往外砸，砸中（爆款）就赚钱了。”小笼包乐队的吉他手李聪接了不少“神曲”的编曲或吉他制作，全程唯一和他对接的工作人员“基本没什么音乐素养”，而李聪只能按照他的要求写歌、修改，“跟做IT一样，有什么需求就执行。”几单下来，他最深刻的感触就是“没底线”。套路无处不在。
音乐人邓宽尝试过在抖音翻唱歌曲。在他看来，抖音神曲是观赏性热带鱼。每个人看一眼就会记住，人人都争抢着想养在家里，但它们一般活不长，很快就会被遗忘。他的歌曲是一只“很长寿的海龟”，在发布两三年后，突然在一个意料之外的瞬间被很多人听到。
“它就在那里不紧不慢地按照自己的步子爬，然后可能莫名其妙地在某一瞬间，被一艘潜水艇探照到，或者是被其他人类看到了。但是也不会影响到它继续慢慢爬。”
在“神曲”的音乐时代里，处于生产链不同位置的音乐人，在梦想与现实间、爆款与遗珠间、入局与出局间，被持续不断地挤压着。同时，他们也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出路。
流水线上的快歌时代
7月2日，南京建邺区文化艺术中心一楼的livehouse，空间不大，彩灯打在舞台上，邓宽将话筒递向面前的观众。台下，合唱声稀稀落落，手机手电筒在狭小黑暗的空间里晃动。今天来了两百多人，比邓宽预期的多。还有人带了写有他名字的灯牌和横幅。
7月2日，邓宽的演唱会（右一为邓宽）
这是邓宽自2017年以来开的第六场个人演唱会。严格意义上来说，邓宽不是全职音乐人，音乐只是他的业余爱好，他在一家新媒体公司当编辑。演出通常定在周末，他在周五下班后坐飞机或高铁出发，演出完再赶回来，周一继续上班。
邓宽羡慕全职音乐人可以全身心投入在音乐上，不用“被工作捆绑”。但做音乐的第八年，他还是没有勇气把音乐作为自己的主职。大四时，邓宽帮一个品牌公司写主题曲，公司老板不了解音乐创作，直接发来《最美的太阳》和《怒放的生命》，让他做出这两首歌的感觉。他发去钢琴版的录音样带，对方认为没有达到公司想要的效果。最后，邓宽只好依照要求，一遍遍地改歌词的韵脚，往“热血”的方向改，加快整首歌的节奏。
那首歌在邓宽看来毫无意境，歌曲发表时他也不愿意署名。他觉得自己像“写作的工具”。创作这首歌只用了他半个月的时间，但之后的两个月，他都没有再碰过自己的麦克风和编曲软件。现在回想起那次创作经历，邓宽还会觉得两眼一黑，“要做噩梦的感觉。”
实际上，近几年，这样的创作模式在音乐行业已是常态。互联网时代，技术和资本正在重塑音乐生产的链条，音乐的商品属性更加突出。柳易是武汉大学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研究生，2020年开始做音乐公司，两年来，这家工作室已经卖出一千多首曲子，这些音乐作品被用做礼物、求婚曲、广告宣传、音乐实验、发行等。一些客户追求传唱度，会发来那段时间爆火的网络神曲，让音乐制作人参照着写，还有些客户会要求快速出单，几天内必须收到成品，“大家都被逼到能够很快出作品。”
这样的出歌速度还不算快。在一些以发行量为第一标准的音乐公司，一首歌从开始创作到正式上线，所需时间甚至不到24小时。腾讯音乐数据研究院发布的《2021年华语音乐白皮书》显示，2021年，华语音乐新歌总量达到114.5万，相当于每隔27秒就有一首新歌诞生。
随着中国数字音乐平台的崛起和付费音乐制度的推进，音乐版权已经成为行业盈利和竞争的焦点。在数字音乐时代，一首歌的价值取决于它在平台上的各项指数，播放量和下载量等。数据越高，版权费也越高。
爆款神曲意味着更高的版权收入。2018年，以《学猫叫》的病毒式传播为开端，短视频音乐时代拉开序幕。在流量的博弈中，一种新定式的音乐正在被批量生产：旋律简单、歌词重复、朗朗上口、适合短视频传播。
小笼包乐队的吉他手李聪发现，在无法预判歌曲是否能火的情况下，一些公司会选择海量收歌，“一首首歌往外砸，砸中（爆款）就赚钱了。”资深音乐制作人黄旭则把这总结为“薄利多销”。音乐平台的推广位有限，在茫茫歌海中，一首歌的推广费用动辄达到上百万以上，远超音乐的制作成本，以量取胜自然成为一种方式。“这并不违背我们的本性。”
流通端的影响回溯到生产端，形成流水线的生产模式，李聪的一些朋友甚至每天必须完成七首歌，歌词都由AI生成。2020年6月以来，李聪接了不少“神曲”制作的单子，负责编曲或吉他制作。这些音乐大多已经敲定由某位网红来演唱，根据演唱者的音色和风格确定曲风，再寻找风格适配的音乐人参与创作。在整个过程中，派单工作人员是唯一一个与李聪对接的人，基本没什么音乐素养，而李聪只能按照他的要求写歌、修改，“跟做IT一样，有什么需求就执行”。
几单下来，他最深刻的感触就是“没底线”。2021年，李聪在朋友圈看见一首署了他名字的新歌，却毫无印象，仔细一听，才知道，购买方为了不浪费，把他为另一首歌写的吉他曲套了过来。类似的情况多了，李聪给自己定了个规矩：“网红歌”的单子，必须在两个小时内完成。
理想之外的流量难题
挤进爆款神曲生产流水线之前，李聪音乐梦的开始，是木匠爷爷的卡带机。
2004年，小学五年级的李聪正在放暑假，三天两头往家附近的木匠爷爷那里跑。他喜欢看爷爷做小家具，也喜欢在那里听歌。爷爷有一台卡带机，每次干活时都会播放港乐，李聪觉得好听，没事就蹲在那里捣鼓按钮。后来，爷爷见李聪喜欢，干脆送了他一台小型卡带机和一堆磁带。
六年级，班里的男生忽然开始流行听Beyond，李聪觉得Beyond的歌很特别，旋律好听。第一次听《灰色轨迹》时，他就能完整地哼出旋律了。当时，李聪家里管教很严，这些歌曲给童年的李聪带来一种精神上的富足感，尽管听不懂歌词，他却总是能听得起鸡皮疙瘩。
听卡带、看VCD演唱会……接触得多了，李聪自学起了吉他。从初中到大学，李聪自己写歌、成为音乐生、修读音乐相关的专业。2013年，他和几个朋友组了乐队，在小区楼下租了一间柴房排练。地方很小，没有空调，夏天天热，排练室里热得像蒸笼，“小笼包”乐队因此得名。
2014年，李聪刚刚大学毕业，一门心思都在做乐队上，常常和成员们一起熬夜写歌，四处参加拼盘演出和音乐节，最忙的时候，每个月要演上四五场。乐队的第一张专辑出来之后，他们订做了五百张实体专辑，连带着周边全部卖完了。尽管如此，乐队也只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
而对邓宽来说，做音乐基本是倒贴。邓宽也是自学起家。2017年，他入选了网易云扶持音乐人的石头计划，有了第一首超过999条评论的歌。平台的扶持转化为肉眼可见的数据。以前，邓宽发布歌曲之后，一个星期收到的互动消息不超过十条，过很久之后，播放量也只有几百。但凭着《戒烟日记》入选石头计划后，他每次看手机，网易云聊天框的小红点数字都几百几百地往上涨，歌曲的播放量在一个星期内就达到几百万。邓宽感到震撼，几乎把所有歌曲下的评论都逐个点赞，“那么私人感情、情绪化的东西，居然会有这么多人共鸣。”
一次，邓宽和朋友正在肯德基点餐，忽然听到熟悉的音乐前奏响起，他不敢确定，拉拉朋友的袖子，问：“好熟悉的歌，有听过吗？”下一秒，他就听见自己的歌声从音响里放出来，是《戒烟日记》。“我的歌我的歌！”邓宽和朋友都很兴奋，他原本想打包外带，却立马找了个位子坐下来，边吃边听。两个人甚至拿出手机来，想要拍照留念，结果等到彼此都举起手机，才想起声音是拍不了的，又看着对方笑了起来。那是一首抒情慢歌，在人流多的快餐店播放，连邓宽自己都觉得违和，但他很开心。
尽管如此，在音乐道路上前进的尝试让邓宽感到受挫。也是在2017年，邓宽参照网易云的粉丝量，跟唱片印刷厂订做了一千张实体专辑，又开始筹办自己第一场个人音乐会，几乎耗光了自己大学毕业一年来的十万元积蓄。
第一批专辑，厂家先做了五百张。开售前，邓宽在自己工作的广播电台和朋友圈预告了好几天，像“真正的歌手”一样做宣发。开售之后，他盯着电脑半个小时，卖出的专辑只有十张。等到他把出专辑的消息转发给所有微信好友，甚至初中班主任，预售数字也才刚过一百。这些专辑后来被他塞在家里一个很高的柜子上，需要搭梯子才能够得到，平常也基本不会打开。每次妈妈打扫卫生，总问他：“这东西还要不要？”邓宽总说：“留着。”但偶尔打开柜子找东西，他还是会迅速地关上柜门。
寄出第一张实体专辑时，邓宽打包的快递
互联网的发展让音乐更加触手可及，也重组了音乐行业的生态。2002年，资深音乐制作人黄旭刚开始学音乐时，周杰伦、孙燕姿等歌手在中国大陆音乐市场流行，整个音乐市场还处在刚刚兴起繁荣的阶段，“不能说乐观或者有机会，但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市场。”而更往前看，在20世纪90年代，黄旭的大学导师那一代，会做音乐的人不多，能识个五线谱就是“百里挑一”，会做音乐都算是“人上人”。
十几年间，从创作到传播，互联网的普及让音乐的每一个环节都随着网络的触角更加下沉。《2021华语音乐白皮书》数据显示，2021年，参与新歌创作的作词和作曲人规模突破了10万，数量增幅超过2020年同期。抖音发布的《2020抖音音乐生态数据报告》显示，仅2020年上半年，音乐人入驻增长人数就接近3万人，而音乐人涨粉就累计超过3亿；在原创歌曲方面，排名前10的爆款歌曲总播放量945亿，相当于全中国平均每人播放67次。
海涛是闲鱼平台上一家音乐工作室的经营者，平常在广告公司上班。做音乐的第十七年，海涛最深刻的感悟就是：“好像满大街都是做音乐的。”海涛的一个朋友，连简谱都不认识，拜了个“师傅”，学了些模板，就能做DJ舞曲——从一首歌里提取出人声，放进模板里，混音，一首鼓曲卖六百块钱。
一些音乐人在闲鱼上接单卖歌
音乐创作门槛的降低意味着行业竞争的加剧。同样一首歌，花费的时间成本相同，知名度更高，出过爆款歌的音乐人可以得到的报酬要高得多。《艾媒咨询|2020年中国在线音乐行业发展专题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原创音乐人仍旧是“行业弱势群体”。成为音乐人的成本变低了，但大多数的音乐人仍面临着缺乏音乐发行推广渠道、音乐版权难以变现的困境。平台能够提供的推广位有限。在流量为王的算法时代，如果不是头部音乐人，又缺乏公司和平台扶持，几乎很难被听见。
黄旭见过许多疯狂写歌的同行，其中有一个同行，一天写二十几首歌，已经坚持了七八年，而真正有一定听众量的歌曲也只有一百多首，“很多时候是幸存者偏差，农民里面活得好的，也就那么几个农场主。”
在邓宽看来，没有评论对音乐人来说是极大的打击，“就好像你把一个音乐打进水漂，它沉下去了。”2018年，抖音短视频音乐迅速发展，《学猫叫》一举蹿红成为“年度金曲”，许多网络歌手通过翻唱火起来，身边从事媒体工作的朋友都在劝邓宽，让他试试在抖音上发歌。看着“买辣椒也用券”“颜人中”在抖音上出圈，收获人气，邓宽有些动摇。他没有把“红”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但还是忍不住想：用这样的方式吸引粉丝，自己的歌是不是也能被更多人听到？
有一段时间，邓宽尝试在抖音做翻唱，在音乐专区里挑热歌拍同款。他观察发现，那些大火的歌手大多是声线有特色，形象好，于是也学着在唱慢歌时压低声线。后来他发现自己的视频背景不太好看，还买来一大幅橙黄色笔触的装饰油画，挂在卧室里。
但这样一番操作下来，邓宽的每个视频最多也只能有一千多点赞量。每次发视频，要么是话题没带对，要么是发布时间点不对，他还没有适应平台的流量推送规则。
《2020年中国音乐人报告》显示，有52%的音乐人没有音乐收入，更多音乐人正在转向抖音直播。但迎合规则让他开始对音乐产生反感，邓宽还是没法适应，“它跟我对音乐的喜欢这件事来说，又冲突了。” 他把抖音上视频都删掉或者锁上了，没再做下去。
《2020中国音乐人报告》显示，目前音乐人音乐收入的平均数仍处于偏低水平
神曲的法则
在黄旭看来，网络时代的音乐行业就好比一潭水，“你得摸得到鱼才行。”
李凯稠是为数不多的摸准了时代脉搏的音乐制作人。十几年来，李凯稠几乎跟上了音乐市场的每一次变化。新千年伊始，国内的流行音乐市场正处于繁荣上升期，以彩铃为载体，“网络神曲”的商业模式初步成型，他写出的《套马杆》《一个人的寂寞两个人的错》《火红的萨日朗》等歌曲红极一时，广为传唱。到了2019年，短视频音乐时代到来，李凯稠写的《你笑起来真好看》《听我说谢谢你》又响遍中国大陆的大街小巷，在抖音上的使用量分别达到1亿和700.1万。
李凯稠创作的歌曲在抖音上的使用量
然而，即便是有过去的爆款作品加持，李凯稠还是会觉得没有底气。赛道正在变窄，短视频兴起之后，传统的推歌渠道变得薄弱，几乎所有的推广资源都集中到短视频平台上，音乐的推广价格水涨船高，“你投入的是一个巨大的无底洞，很有可能你花很多的宣传费，获得的效果并不多。”
很多时候，音乐人还要面对舆论压力。大众对网络神曲的评价从来褒贬不一，“口水歌”“套路”“洗脑”等批评也从未停止。这些具有高度争议的曲风和标签，让音乐人格外容易陷入负面舆论的漩涡中。李凯稠深知自己身处在网络音乐的争讨中：“我的作品曾经火，一直火到大家都已经听到想吐，产生一些负面评论。”
2022年春天，由李凯稠女儿李昕融演唱的《听我说谢谢你》因防疫感恩视频意外出圈。在越来越多的抖音视频里，孩子们站在防疫医护人员面前，跟着这首歌跳起手势舞，医护人员则不得不停下手头的工作，站在原地观看。这样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反感，恶评随之而来，一些人把这首歌称为“核酸进行曲”，大量恶评涌入他们抖音账号的评论区：“这个歌我听到就恶心”“万恶之源”“求求你别再唱了”“……”。
这和歌曲的创作初衷不符。2019年的一天，李凯稠正开车回家，随意哼唱出“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的歌词曲调。正好教师节快到了，他想给女儿写一首歌送给老师，以孩子的方式表达感恩。歌曲变成“核酸BGM”，李凯稠没有料到，但他和家人还是发布了道歉视频。
相比起舆论，李凯稠更在意的还是作品的表达和质量本身，“定义一个作品好坏的标准首先是它的生命力。” 但在短视频音乐时代，歌曲保持高热度的持续力在减弱。有关统计显示，在过去三年里，头部华语新歌的平均热度周期在50天上下波动。热度散去，歌曲也很快被遗忘。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流传更久，也设想过《你笑起来真好看》成为像《小螺号》一样的经典儿歌，出现在十年后的音乐教材上。
2018年，李凯稠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公司。但到了2021年，歌曲爆火之后，许多工作和社会应酬活动袭来，加上公司的各种行政事务，有半年的时间，李凯稠忙到没有时间可以静下来写歌。
爆款单曲无法支撑公司的长期发展，年龄的增长也让李凯稠焦虑：“我现在可能还能写出一些还行的作品，再过十年，我写的作品可能就过时了。终究有一天我会被淘汰。”今年，他刚刚签了几个音乐人，提前为公司的长期发展做准备。
今年41岁的周洛是“不要音乐”公司的创始人，从2016年开始做短视频音乐，同年9月，抖音上市，短视频时代到来。这家公司以短视频驱动音乐版权增值，曾经推出过《你的答案》《海底》《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等爆款神曲，但周洛还是会为播放量焦虑。
一次，周洛在米粉店听到自己公司艺人的冷门歌曲，他发现连自己都得用手机听歌识曲。很多歌曲，周洛原本以为会火，最后却没什么播放量，这样的歌曲在“不要音乐”大概有几百首。到了后来，周洛觉得自己已经“麻木”：“你会发现，一个好的内容是不是能被用户吸收，能不能成为爆款，它是需要很多因素的，有些东西你不能左右。”
他相信音乐市场的大众选择：“市场需求大，我们就去满足这个需求，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自由市场的核心要义就是，大家都是聪明人，有人愿意买，有人愿意卖。”
在当下的音乐运作模式中，创作者的“可替代性”很高。2020年9月，李聪决定不再接“神曲”制作的单子。三个月的接单经历让他觉得音乐创作这件事已经变味，即便自己做音乐时，他也会条件反射地往“网络神曲”的风格和音色要求靠。这样的创作状态让他觉得自己不是在做音乐，“只是在谋生。”
李聪在2017年1月辞掉了大学助教的工作，去到一家音乐培训机构当老师。乐队成员们也各自忙碌，有的成员结婚了，必须挣钱养家。大家很少能再凑到一起玩音乐了，偶尔发发新歌，也没有什么人关注。
有一段时间，小笼包乐队在网易云音乐上的简介是“怎么还在玩啊这乐队”。“自嘲一样吧，我们还没有解散，还在玩，还在出歌……还有人听的话，就继续发。”李聪说。
（应受访者要求，柳易为化名）
卢楠 张贤淑 罗源丨采访
阚宇轩 黄思韵 余颖欣
卢楠 张贤淑丨撰文
余颖欣 吴琳丨责编
孙安娜丨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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