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殇会如何影响修道生活
几天前，我在《我为什么不希望疫情过后的教会回到老样子》一文中，简要展望了疫情后的教会生活。这几天，又有读者建议我谈谈疫情可能对修道生活的影响。虽然我觉得自己其实并没有多么深刻的见解，但谈谈看法倒也无妨。
在去年由“信德视频”录制的几期《清平视界》中，我曾回顾并分析过历史长河中，修道生活的演变过程。总体而言：修道生活几乎是与人类文明同步发展的，只不过，不同的宗教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所表现出来的修道模式不一样罢了。基于同样的原因——我是在天主教会的怀抱中长大的，也是在天主教会内选择了修道生活——所以，从现在开始，将把讨论的焦点放在天主教会的修道生活上。
不论是冷冰冰的数据还是活生生的现实，都毋庸置疑地显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紧随着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召开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天主教会的修道生活出现了一连串的问题和危机，其中人数锐减和世俗化严重首当其冲。原因当然一言难尽，但天主教会自十六世纪脱利腾大公会议后建立起来的体制，同二十世纪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巨大落差可谓主要原因。召开“梵二”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本来希望能够缩小这一落差，但在他之后的教会，在行动方面却雷声大雨点小。再加上一些热衷维持传统的教会人士从中作梗，使得落差不减反增，问题也越来越多，最终出现了教宗辞职的历史性事件。如今许多媒体和书籍揭开的个中原因和过程，让许多人感叹万千。这方面，我建议你网上看看《教宗的承继》（The Two Popes)这部电影，就会明白很多！
教宗方济各当选后，他的主要精力遂放在了改革弊端丛生的体制方面。自去年泛亚马逊世界主教会议以来，人们似乎看到了改革即将越过“三八线”的迹象，也在期待着新修订的《宗座宪章》的颁布。但，就在这节骨眼上，疫情爆发了，而且教廷所在的意大利成了重灾区，教宗也只能孤零零地做弥撒、祈祷、过圣周。更令人心酸的是，不少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在疫情中失去了生命……
是的，这是一场史诗级的灾难，有学者已经开始把人类历史按照新的纪元来划分了：2020年前的世界 Vs. 2020年后的世界，或者新冠肺病毒前（BC: Before Coronavirus)的世界 Vs. 新冠病毒后(AC: After Coronavirus)的世界。而处在人类社会中的教会和其中的修道者也难以置身事外。现在的问题是：在AC世界中的修道生活会如何始应、生存并发展？
不论是“梵二“的精神还是后来几位教宗的教导，特别体现在教宗方济各的《福音的喜乐》劝谕、《愿你受赞颂》通谕和刚刚颁布的《可爱的亚马逊地区》劝谕中，都强调并呼吁说，修道人必须要走近人群、融入社会，扮演仆人和先知的角色，好能把天主的爱与福音的真理带给这个世界，而不是被世界同化，失去光和盐的作用。但，不幸的是，过去几十年来，随着高速发展的社会、文化、经济、科技，许多修道人恰好陷入了被世界同化的罗网，而没有发挥他们该有的价值和作用。具体的例子，用不着我在这里浪费口舌……
可能会有人要问：怎么，一场灾难就能改变修道生活吗？我的回答是：一定的，因为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或好或坏！且让我斗胆做些预测——
首先会改变的也许就是让本来就已经大幅缩水的修院和修会人数更加难以为继。这会让欧美各国在“梵二”后出现的各大修院和修会团体人去楼空的景象，在AC时代雪上加霜。至于亚非拉，情形自然也不容乐观。可是，话再说回来，这不等于说“修道生活”要画上句号了。恰恰相反，它会以新的形式和理念脱颖而出，继续其“接力赛赛程”：早期教会的贞女团体—2-5世纪的沙漠之父/母—6世纪后的本笃隐修会—10-13世纪的克吕尼/熙笃隐修会—13世纪兴起的方济和道明托钵修会—16世纪后出现的以传教为重的耶稣会和更多修会—今天的新型修道团体……
当曾经挤满了人的修院和修会团体人员大幅缩减后，那些古色古香的建筑自然也会改变其性质：要么被打造成博物馆，要么拆了修个更加经济实用的房舍，要么干脆卖给开发商或其他机构。而今后依然在“小”团体中度修道生活的男女人士，其每天的日程安排也不会像过去那样，按部就班地过祈祷、工作、聚会等“团体生活”，而可能会更加强调有个体特色与专长的灵修方式和服务。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有可能会让恍如隔世的沙漠之父/母们曾经实践过的修道生活重返人间。特别是像在沙漠和大山中独居隐修了85年的圣安多尼这样的个案方兴未艾。
走笔至此，有读者可能会问了：如果修道人都去独居隐修了，谁来服务教会的礼仪、管理和牧灵工作呢？我的回答简单明了：那就让不修道的人来服务好了！而这正好是十二世纪前教会的做法和理念：在神职人员的“独身制”尚未建立前，修道人和神职人员并非一回事，而是两道平行线。上述贞女团体、包括安多尼在内的沙漠之父/母、圣本笃和他双胞胎妹妹圣思嘉、克吕尼/熙笃会、圣方济各等，都不是受“独身制”约束的神职人员，但他们却按照自己的理想和追求，选择了修道生活，而且为教会发展和人类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流芳百世。“独身制”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说，等于是以法律形式，要求所有的神职人员必须先选择修道人的生活模式（不管他适合不适合、内心愿意不愿意），由此而产生的弊端其实大过了益处（如没有家庭拖累、容易管理等这些其实不见得成立的理由）。如今在世界各地表现出来的弊端，也不必我在此多费口舌列举了，大家心知肚明。
上述教宗方济各开启的改革措施，不论是提高平信徒（特别是女性）在教会中的决策地位、为穷人变成贫穷的教会、大刀阔斧改变教廷的架构和职能、考虑为有需要的地方祝圣Viri probati（已婚但靠得住的男子）为司铎、把生态环保当成见证和宣讲福音的要素等等，难道不正是为了让修道生活和神职服务变得更自由、更真实、更加福音化，多点精神实质、少些表面形式吗？而正是这样的改革措施和理念，让一些总是热衷于维护表面形式的人们惊慌失措，随之而来的当然是或明或暗的反对、抵制，甚至不惜公开分裂。
这场前所未有的疫情，在一次次突破人类固有思维模式的同时，也在反复不断地冲击着教会的视觉。给人的感觉像是在做梦，却又是不可思议的真实。痛苦、迷茫、惊恐是一定的，但这又何尝不像孕妇生产那样，是新事物、新思想、新秩序诞生前的阵痛呢？世界即将步入AC时代，天主教会（以及我没有具体讨论分析的其他宗教）内的修道生活，准备好拥抱AC时代了吗？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