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丨杨富学《唐宋回鹘史研究》出版
书籍简介
作者：杨富学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1月
ISBN：9787030733467
内容简介
本书利用出土的多方墓志等新资料，结合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唐宋时期史乘记载和具体实物，充分利用敦煌出土的各类文书，对唐宋时期回鹘的历史进行全面考察，涵盖的内容主要包括10世纪以前的回鹘先民、漠北回鹘、西迁回鹘的具体史实及其与周边政权的交往，以及回鹘文文献、佛教状况、文学成就、摩尼教的传播、回鹘文化等问题。
目 录
上下滑动查阅
“敦煌研究院学术文库”总序 樊锦诗
序：在民族史研究中坚守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 牛汝极
绪论1
第一节 “猃狁”之于“回鹘”8
第二节 “匈奴”“凶奴”“突厥”之于“回鹘”13
第三节 敦煌文献中回鹘的其他代称15
第二章 铁勒浑部及其在内亚腹地的游移18
第一节 族源、名称及原居地18
第二节 浑部的南迁22
第三节 浑部在河西的活动26
第四节 回鹘汗国崩溃后漠北浑部的去向28
本章小结30
第三章 敦煌文献所见“破残回鹘”及相关问题31
第一节 回鹘诸部在敦煌及周边的早期活动31
第二节 P.3451《张淮深变文》校录36
第三节 P.3451《张淮深变文》所见“破残回鹘”来源诸说评议40
第四节 “破残回鹘”来源之我见42
本章小结45
第四章 曹议金回鹘夫人天公主生平再考47
第一节 关于和亲时间47
第二节 天公主称号50
第三节 天公主卒年考辨52
第四节 甘州回鹘天公主的政治影响力55
本章小结60
第五章 高昌回鹘王国的棉织业6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61
第二节 高昌回鹘之纺织原料生产61
第三节 高昌回鹘之棉织业66
本章小结72
第六章 高昌回鹘之葡萄种植与葡萄酒酿制73
第一节 吐鲁番葡萄种植的自然条件与发展历史73
第二节 高昌回鹘时期之葡萄种植77
第三节 高昌回鹘时期之葡萄酒生产81
本章小结88
第七章 高昌回鹘王国之金属加工业89
第一节 高昌回鹘的镔铁及金属武器89
第二节 高昌回鹘的生活用金属制品90
第三节 高昌回鹘的军事用金属制品94
本章小结95
第八章 回鹘文xj222—0661.9所见高昌回鹘史事97
第一节 回鹘文文书xj222—0661.9基本内容及学界的研究97
第二节 文书所见怛逻斯地望考实101
第三节 契丹属部六姓鞑靼叛投高昌回鹘考106
第四节 文书所示事件的时间与性质110
第九章 回鹘木杵铭文所见“倭赤”与高昌回鹘西部疆域114
第一节 吐鲁番回鹘文木杵铭文中的Uč（倭赤）114
第二节 倭赤与高昌回鹘初期的西部疆界119
第三节 Uč（倭赤）入回鹘及其对周边诸部的影响124
本章小结129
第十章 宋元时期回鹘—畏兀尔农奴制的形成与发展130
第一节 唐宋时期回鹘—畏兀尔农奴制度的萌芽与初步形成130
第二节 蒙古统治对畏兀儿社会的影响132
第三节 农奴制在元代的发展135
第十一章 西安新出《唐故回鹘白夫人墓志》疏证139
第一节 白夫人为突厥毗伽可汗曾孙说140
第二节 白夫人所嫁为牟羽可汗说145
第三节 白氏夫人与长安146
本章小结148
第十二章 唐与回鹘绢马互市实质解诂149
第一节 唐与回鹘的绢马互市及其特点149
第二节 唐与回鹘绢马互市之非贸易因素152
第三节 唐与回鹘绢马互市的实质在于羁縻155
第四节 回鹘所获巨量绢匹的去向159
本章小结166
第十三章 敦煌文献所见沙州与周边回鹘的商品贸易167
第一节 契约文书对沙州与周边回鹘政权贸易的记载167
第二节 西州回鹘向沙州输出之商品171
第三节 伊州回鹘向沙州输出之商品175
第四节 甘州回鹘对沙州之输出商品176
本章小结180
第十四章 曹议金奉天靖难讨回鹘考181
第一节 张曹归义军之易代181
第二节 四首《望江南》所见曹议金之“奉天靖难”182
第三节 其他文献所见曹议金的“奉天靖难”187
本章小结190
第十五章 843年—唐与回鹘关系的转折点191
第一节 840—843年唐朝主要边患的解除191
第二节 843年唐朝对回鹘政策的转折192
第三节 843年会昌灭法与回鹘摩尼教之关联194
本章小结198
第十六章 高昌回鹘取伊州及与沙州归义军政权之关系199
第一节 归义军取伊州时的形势及其与纳职回鹘之关系199
第二节 高昌回鹘取伊州诸说献疑204
第三节 高昌回鹘取伊州之对手为纳职回鹘而非沙州归义军说207
第十七章 喀喇汗王朝对高昌回鹘西部疆域的蚕食212
第一节 波斯与回鹘史料所见10世纪时回鹘西部形势212
第二节 喀喇汗王朝东扩的历史脉络215
第三节 喀喇汗王朝对天山北麓回鹘疆域的蚕食217
第四节 喀喇汗王朝对龟兹地区的蚕食222
第五节 龟兹在喀喇汗王朝治下之情状225
第六节 喀喇汗王朝对焉耆地区的蚕食229
本章小结231
第十八章 回鹘社会文化发展逆演进现象考析232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232
第二节 漠北回鹘是纯粹的游牧民吗？233
第三节 西域回鹘之社会逆演进238
本章小结241
第十九章 儒家孝道思想在回鹘中的流播与影响243
第一节 唐代回鹘孝道思想之滥觞243
第二节 西迁回鹘孝道观之继兴246
第三节 元代内迁畏兀儿孝道思想的成熟与影响251
本章小结256
第二十章 敦煌回鹘语头韵诗及其格律特征257
第一节 敦煌回鹘头韵诗之格律及其来源257
第二节 回鹘民间文学作品中的头韵现象260
第三节 回鹘佛教文学作品与佛事文献中的头韵262
第四节 回鹘佛典翻译之头韵追求265
第五节 回鹘头韵作品格律的基本特点268
本章小结270
第二十一章 回鹘头韵诗与北方阿尔泰语系民族文化271
第一节 处于对立面的民族关系产生的文化影响271
第二节 民族融合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影响277
第三节 无押头韵特征的阿尔泰语系各族285
本章小结286
第二十二章 回鹘文摩尼教诗歌及其审美特征287
第一节 摩尼教的传播及对回鹘文化的影响287
第二节 回鹘文摩尼诗及其头韵288
第三节 回鹘文摩尼教诗歌的审美特征292
本章小结296
第二十三章 回鹘摩尼教影响蒙古民间文学之一例297
第一节 回鹘文三王子的故事中的“群魔争宝”母题297
第二节 “群魔争宝”故事在世界各地的流传和演化299
第三节 “群魔争宝”故事在蒙古族中的流传及其异同301
第四节 伊朗语、回鹘语、蒙古语民间故事母题组合比较304
第五节 蒙古文本故事所见“光明树”形象分析306
本章小结310
第二十四章 河西回鹘文殊信仰考论312
第一节 回鹘文题记所见古代裕固族文殊信仰312
第二节 回鹘文题记中的“五台”与“文殊山”317
第三节 作为文殊菩萨道场的酒泉文殊山320
本章小结323
第二十五章 唐代开教福建摩尼僧呼禄法师族出回鹘新证324
第一节 “呼禄”为“呼嚧唤”说再议324
第二节 从福清本《普度科仪》看“呼禄”之名与义325
第三节 “李摩呼禄”与摩尼教无关328
第四节 由福清本《普度科仪》观见“呼禄法师”之地位330
本章小结332
第二十六章 回鹘文《五台山赞》及相关问题考释333
第一节 回鹘文《五台山赞》译释333
第二节 回鹘之五台山崇拜337
第三节 回鹘文殊信仰的流行340
本章小结343
第二十七章 五件回鹘文《阿含经》写本残片及跋文译释344
第一节 概说344
第二节 文献转写与翻译347
第三节 文献注释352
第二十八章 新世纪初欧洲学术界对回鹘文佛教文献的研究355
第一节 德国的研究状况355
第二节 欧洲其他国家的研究近况362
本章小结364
参考文献366
后记404
“敦煌研究院学术文库”
总序
敦煌学从研究对象来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从藏经洞出土的古代文献（也称为敦煌文献、敦煌遗书）及其他文物；二是敦煌石窟；三是敦煌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
1900年敦煌莫高窟第17号洞窟（后被称为“藏经洞”）所藏的数万卷古代文献及纸本绢本绘画品始见天日，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发现。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未能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致使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大部分流落海外。在其后的数十年里，敦煌文献受到世界汉学研究者的关注，很多学者投身于敦煌文献及艺术品的研究。敦煌文献包罗万象，涉及古代政治、经济、文学、语言学、科学技术等领域，一百余年来，敦煌文献的研究可以说汗牛充栋。“敦煌学”这一名称也源于对敦煌文献的研究。而随着对敦煌文献研究的深入，必然需要对敦煌本地历史、地理及相关遗迹进行调查研究。敦煌位于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的要道，敦煌的历史又与中国西部发展，特别是丝绸之路发展的历史相关联，因而，对敦煌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研究，也成为敦煌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敦煌石窟的研究相对较晚，虽然法国人伯希和于1908年对敦煌石窟作过编号，并对洞窟内容作了详细记录，1914年俄罗斯奥登堡探险队也对莫高窟作过测量和记录，但伯希和除了20世纪30年代在法国出版过图录外，他的《敦煌石窟笔记》迟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正式出版，而奥登堡探险队的洞窟测绘记录则到了20世纪末才由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由于敦煌地理位置偏远，在过去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到敦煌石窟的实地考察很难。当伯希和出版了敦煌石窟图录后，日本学者松本荣一因此写成了第一部敦煌图像考证的专著《敦煌画研究》（1937年出版），但作者却一辈子没有到敦煌石窟做过实地考察。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以常书鸿先生为首的一批研究人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始对敦煌石窟进行系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1950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除了美术临摹与研究外，还加强了石窟保护工程的建设，并开展了考古研究工作。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增加了研究人员，并在石窟的科学保护、石窟考古、石窟艺术以及敦煌文献研究方面形成了较为集中的研究力量，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进入21世纪以来，敦煌学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敦煌莫高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其石窟的保护与研究工作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国家不断投入资金，支持敦煌学研究事业，国内外友好人士也给予广泛的援助。敦煌研究院与国内外学术机构的合作与交流也不断发展。可以说敦煌学研究工作进入最好的时代。近年来，敦煌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在老一辈专家学者开创的道路上继续奋进，并在敦煌学的各个领域取得了令人振奋的研究成果。不少研究人员陆续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及省部级学术研究项目的立项，敦煌研究院也设立了院级学术研究项目，加强了对学术研究资助的力度。为了让新的研究成果尽快出版，以推动敦煌学研究事业，我们决定持续地编辑“敦煌研究院学术文库”，遴选出能代表本院学术研究成果的著作陆续出版。“敦煌研究院学术文库”以推动敦煌学研究为宗旨，所收的著作，要在敦煌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上具有创新性、开拓性，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启发性，对敦煌学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敦煌研究院将创造更好的学术环境，努力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敦煌学研究持续向前发展。樊锦诗
2022年1月
序：在民族史研究中坚守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
不久前，杨富学先生寄来即将出版的新作《唐宋回鹘史研究》书稿电子版，吩咐我为此书出版写一点文字。首先，我感到很惶恐，因为我不是历史学专业出身，不敢随便评述；其次，富学兄勤奋耕耘著述等身，在学界影响深远，岂是我等可以随便点评；但后来一想，我俩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在新疆大学读书工作时结下的深厚友谊，有过不少学术上的互帮互学合作经历，同时，拜读富学兄新作也是我一次难得的继续学习受教育的机会，假如我的意见观点不妥，也可请富学兄和学界同仁指出，帮助我进步。于是我也就答应下来写点文字。
粗读书稿，其叙述时空宏大，视野宽阔，史料丰富，尤其增加了近年考古发现的新史料，为回鹘史增添了新内容、新视角、新方法，可喜可贺！
下面我想就坚守中华民族历史观及其相关问题谈谈自己的一点粗浅看法，不当之处敬请富学兄及学界同仁多多批评指正！
一、华夏文明的智慧与中华民族的特征
华夏文明早在3000年前的西周时期就有了心跳，而且有两个重要节拍:第一是“民本”或“人本”，以民/人为本;第二是“贵生”，珍惜生命。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孔丘先生用8个字击出第一个节拍:“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用6个字击出第二个节拍:“未知生焉知死?”他的学生樊迟曾经向他请教“智”的含义，他回答说“智”就是把功夫都下在人和老百姓的事务上，不要在鬼和神那里耽误工夫。对鬼和神，第一要敬畏，第二要离远点儿。孔丘开创儒家思想体系，是围绕人，而不是鬼神展开的。北方的黄河流域文化孕育了循规蹈矩守分安命的儒家，南方的长江流域文化培育了思辨型辩证型的老庄道家，两者相互交流影响，形成中国型早期思想的核心，后来又吸收周边诸夷文化不断壮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容。这种华夏版的“人本主义”或“民本主义”，是儒家道家学派对华夏文明的成形所做的最大贡献之一，可称之为“人的文明”，而不像有的文化是“空心”的，就像稻草人，有人形，但其实不是人，因为空心的文化，只见鬼神，不见人，因此是“稻草文化”。文明里有“人”，才有生命力。只有其有生命力的文明才能把河流流经过的地方都变成自己的“天下”，才能在大河流域哺育超大规模的天下国家和天下文明。可以说，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文化。中国文化自西周以来就奠定了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和品格，而西方直到16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时才提出人本主义，呼吁不要做神的奴隶，要做人自己。
我们常说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文明认为，所有的变化都是关系的变化，都是人、心、环境及其关系的变化。人有三种关系需要处理，即人与自己内心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环境的关系。这三个关系恰恰是儒释道三个维度要突出表达的，可用九个字说明儒释道：佛见性、道保命、儒明伦。你会发现，佛家讲内观是研究和自己内心的关系；道家讲外观是研究和自然的关系；儒家讲人伦，是研究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的变化都是这三种关系的变化。把人放大就是家庭、社会或国家，不管用什么理论和方法来说明或解释人、家庭、社会或者国家在这个世界存活的道理或规律，其实都是这三种关系以及关系的变化。
说到民族性格，或者叫中华民族的基本特征，我一直有一个认知，中华民族的基本特征至少有三条: 一是有容纳之量，促成东西南北政治经济人文上的大一统；二是有消化之功，促成文化和人种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融合；三是有中和之智，促成经济和社会管理避免极端化而达致中和，由此，使中华文化和人种几千年延绵不断、生生不息。
二、历史研究应关注“四个共同”并把握“四大关系”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审古今之变,察时代之势,鲜明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2019年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提出“四个共同”重要观点,强调各民族共同开拓了辽阔疆域,共同书写了悠久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精神。“四个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四根支柱，就是要不断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建设、民族历史研究的重要原则，也是当前民族工作的重要方向。
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建设和民族历史研究，就是要坚持正确的，调整过时的，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正确把握和处理好四大关系是推进民族理论建设和民族历史研究的新任务新要求：
一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是大方向，也是大趋势，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值得重视的工作方式方法，这二者结合起来共同构成了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揭示了民族工作中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也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可以消除民族复兴道路上的现实风险，也是巩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果的基石。尊重差异，不等于保护落后。
二要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引导各民族始终把中华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本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在实现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进程中实现好各民族具体利益，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三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是主要的，差异性是次要的，共同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和根本。
四要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既要做好“管肚子”的工作，更要做好“管脑子”的工作。
要回答上述“四个共同”“四大关系”问题，就要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管根本的工作，多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这涉及若干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比如：
一是必须搞清楚：政治上的中华大一统是如何形成的？
二是必须搞清楚：血缘上的中华大融合是如何完成的？
三是必须搞清楚：文化上的中华大交汇是如何展开的？
四是必须搞清楚：经济上的中华大交流是如何演进的？
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一些中国历史教学和研究，多以民族为单元划界，中国史基本被“各民族”碎片化、空心化了，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大融合”“大交汇”“大交流”等趋势或规律常常被忽视和遮蔽，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历史整体性的认知。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过程研究成果反复证明了中华大地上几千年来的民族融合、文明交汇，不仅仅是简单的族群变迁和融合，而是在环境不断演化与古代文明和族群不断变迁因素的影响和推动下，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环境等因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华民族历史形成过程的分子人类学或生物考古学综合研究对于深入了解各民族的起源与形成以及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过程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参考价值。
三、文化问题才是当今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中华文化是生活在中国广袤大地上各族人民共建共创共享的文化，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各民族文化相互吸收借鉴，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了“贵和尚中”的中华文化。挖掘中华大地上各民族文化因践行“交融互鉴”从而绽放出绚丽色彩，中华文化因尊崇“兼收并蓄”从而形成各民族共同文化成果，中华符号和形象因张扬“以人为本”从而成就了中华“精气神韵”。为此，要在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程中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根基，推动“文化润疆”工程落地生根。
一是铸牢共同体意识，要夯实中华文化的根基。我国文化宝库中的诗经、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既有大量反映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作品呈现，也有大量少数民族作者的书写创作。顾颉刚说：“我敢断定地说：汉人的生活方式所取于非汉人的一定比较汉人原有的多得多。这不能称为汉人的文化,而只能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国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中原源源不断地从少数民族那里获得新鲜文化养分，少数民族也不断从中原吸取文化养分，少数民族之间也不断进行文化交流，在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过程中展现了生动的历史画面。
中华民族内部共同性、一致性的增强，不是同化、不是汉化，而是各民族团结一心共同奔向现代化的华化过程。从新文化运动到当前，汉族也经历了一个移风易俗过程，现在的婚丧嫁娶、礼仪习俗、生活习惯、穿衣戴帽、饮食娱乐，与一百年前相比，又有多少保留下来了呢？《李双双》、《小二黑结婚》等文艺作品就反映了当年推动这项工作的难度。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生产方式的趋同不可避免地带来生活方式和文化表现形态趋同，这是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是铸牢共同体意识，要夯实中华历史的根基。汉族以华夏民族为起始，不断吸收、容纳其他少数民族，才逐渐发展成为人数最多、精神资源相对丰富的民族。历史上也有相当多汉人融入少数民族，壮大了少数民族并由此产生一些新的民族。费孝通先生在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提到，我们过去对于历史上民族之间互相渗透和融合研究得不够，特别是对汉人融合于其他民族的事实注意不够，因而很容易得到一种片面性的印象，似乎汉族较杂而其他民族较纯。其实所有的民族都是不断有人被其他民族所吸收，同时也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人。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各民族在历经迁徙、贸易、婚嫁，甚至矛盾冲突过程中，交往范围不断拓展，交流内容不断丰富，交融程度不断加深，逐步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格局。各民族的发展演化都是在既保持自己特色，又不断地吸收、容纳其他民族成分的过程中完成的。
三是铸牢共同体意识，要夯实中华共情的根基。共情，作为人与人之间认知和情感连接的纽带，是具有动态性、方向性的社会心理过程，也是预测道德行为和中华认同的重要因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要提高各族群众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层面的心灵共情能力，通过教育来培育中华民族认知、中华文化认知，增进国家共情，以达到“知行合一”。历史上，各民族以“华夏共同体”为主体不断融合，在文化上造就了一个基本的价值体系并形成共同的基因，这个基因包括政治上的大一统、血缘上的大融合、文化上的大交汇、经济上的大交流，原来的“华夏共同体”也铸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欺凌下，中华民族由“自在”的民族逐渐演变为“自觉”的民族，又从“自立”的民族发展到“自强”的民族。“中华民族”强调的是政治上的大一统大融合和文化上的根源性和归属感。中华文化的深层内涵源于哲学伦理，“中华共同体”是以“人”而非“神”为中心的复杂体系，能容纳他人，遂成其大，能尊重自己，遂成其久。随着各民族中华共情能力的不断提高、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认知进一步唤醒、中华共情得到进一步激活，从而达到中华心灵共情状态，也必然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牢固。
总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世情、国情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我国民族工作和历史研究面临重大发展机遇和新挑战，我们要同各种不良思潮和错误观点坚决斗争，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
以上所谈，仅供参考。祝贺富学兄新作不断！
后记
如同近年陆续出版的《丝路五道全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19年）、《北国石刻与华夷史迹》（光明日报出版社，2020年）、《霞浦摩尼教研究》（中华书局，2020年）和《敦煌民族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一样，本书出自众人之手，除绪论、第三章、第十章、第十五章、第十八章、第二十四章外，其余均为合作的成果，兹简列如下：
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第十三章，与路虹（兰州城市学院副教授、博士）合撰；
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与单超成（克拉玛依市委党校讲师，硕士）合撰；
第八章、第九章、第十七章，与葛启航合撰；
第十一章，与郑旭东（西安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合撰；
第十二章，与安语梵（西北民族大学研究生，硕士）合撰；
第十四章，与盖佳择（淮阴师范学院讲师、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合撰；
第十六章，与努力牙·克热木（陕西师范大学在读博士）、葛启航合撰；
第十九章，与张海娟（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合撰；
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与叶凯歌（新疆大学讲师、博士）合撰；
第二十二章，与阿不都外力·克热木（西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合撰；
第二十三章，与乃日斯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一级播音员、博士）合撰；
第二十五章，与熊一玮（兰州大学在读博士）合撰；
第二十六章，与张艳（郑州理工职业学院讲师、硕士）合撰；
第二十七章，与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新疆大学教授、博士）合撰；
第二十八章，与王朝阳（贵州民族大学副教授、博士）合撰。
合作者均为本人的博士、硕士研究生或年轻的学术同道，其中不少也是本人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唐宋回鹘史研究”（编号14AZD064）的参与人。这里谨对诸位的通力协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本人三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一以贯之的是注意加强与学术同道的合作。个人觉得，每人的精力和视野都是有限的，通过合作，既可获取长补短之效，又有吾道不孤之感。本人在新疆大学读书及以后的几年时间里中合作对象主要是牛汝极先生，1994年迁居兰州后，又加强了与邓浩先生的合作。牛、邓二位均为回鹘语研究的专家，对本人的回鹘历史文化研究帮助极大。在佛教研究方面，杜斗城先生既是本人的师长，也是学术上的合作者。早年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从课本上根本不可能学到的东西，至今犹念其恩。
2004年由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博士后出站后，本人被遴选为西北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的硕士生导师，2010年再被遴选为兰州大学中国史专业博士生导师，除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之外，自然需分心于研究生。在本人所带的研究生中，绝大多数都是跨专业的。针对这种情况，我通常采取的具体办法有四，一是琢磨题目，提供思路，尽量与自己当前所从事的研究课题趋近或契合，以便于在必要情况下与同学们一起研究，通过深层介入引导其尽早步入学术堂奥，掌握学术前沿，少走弯路；二是在课题研究中尽量吸纳同学们融入，师生、师兄弟之间加强合作，信息共享，形成学术团队；三是积极创造条件，使同学们在读万卷书的同时行万里路，开阔视野，多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四是主动搭建学术平台，不定期举办“敦煌读书班”和学术研讨会，为年轻人提供登坛演讲或主持、评议的机会，使其得到锻炼，同时又能活跃学术气氛，提升大家的精气神。团结协作，凝聚团队，培养人才，多出成果，近二十年的研究与教学实践证明，这一途径行之有效。
在拙作付梓之际，牛汝极先生拨冗为拙作赐序，高屋建瓴，就我国民族工作和历史研究所面临的重大发展机遇和新挑战等问题提出真知灼见，为拙作增辉，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在拙作出版过程中，杨静、任晓刚二位编辑克尽厥职，尽心尽力；年轻道友王磊、闫珠君二位不辞辛劳，仔细校对，避免了很多讹误。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杨富学2022年11月11日文章来源
转自“敦煌民族宗教与文化研究”2023年1月2日，特此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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