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中丨“大一统”思想的由来与演进
“大一统”思想是由“大一统”政治而产生的，“大一统”政治主要体现于“大一统”的国家形态结构。因此，我们考察“大一统”思想的由来与演进，必须从我国古代国家形态结构的演变历程着手。从秦汉到明清，“大一统”思想是建立在“郡县制”国家形态结构之上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历代王朝都把统一规模作为当时政治成就的最高目标。即使在分裂时期，在思想意识上仍旧是统一的，割据势力往往把自身说成是正统，把统一作为奋斗目标。从秦汉上溯到春秋战国，作为社会的转型期，其“大一统”思想，既有人们对于统一的理想，更因为有夏商西周三代王朝国家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结构这一历史渊源。从三代再往前追溯，五帝时代在中原地区建有实力强大的“族邦联盟”。这样，从尧舜禹经三代再到秦汉，伴随着国家形态和结构的变化，先后产生了三种背景指向的“大一统”观念：即与尧舜禹时代“族邦联盟”机制相适应的带有“联盟一体”色彩的“天下一统”观念；与夏商西周“复合制王朝国家”相适应的“大一统”观念；与秦汉以后郡县制机制下中央集权帝制国家形态相适应的“大一统”思想观念。这就是中国“大一统”思想的由来和演进。
一、“郡县制”国家结构与“大一统”思想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结束了长期封建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国家的形态结构与夏商西周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在全国范围内废除诸侯，建立起单一的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郡、县二级地方行政体制。这是一种“中央—郡县”一元化的行政体制。全国境内的“多民族”被纳入郡县这样的行政管辖范围之内，由行政管理所带来的政治上的统合可打散乃至融化族群上的差异；郡县控制了地方，郡县制有利于集权和统一。
“郡县制”这样的体制机制及由此而呈现出的国家形态结构，是中国古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与一元化的“中央—郡县”制相适应的是“大一统”思想，也就是说，从秦汉到明清，“大一统”思想是建立在“大一统”的国家形态结构之上的。尽管从秦汉开始，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的历史循环，但是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究其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就国家管理治理而言，一元化的“中央—郡县”制，既是行之有效的，也是很难逆转的。第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历代王朝都把统一规模作为当时政治成就的最高目标。第三，有一个以统一的文字为基础的包括“大一统”思想在内的具有“大中华文化”思想意识的文化传统，在根本上是维护统一的。
二、春秋战国时的“大一统”思想及其渊源
司马迁《史记》中的“大一统”史学观、董仲舒所阐述的“春秋大一统”思想，都是既有当时现实社会的基础，亦有历史渊源。司马迁和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现实基础，是秦汉时期所建立的一元化 “中央—郡县”制国家结构，即我们一般所称作的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司马迁《史记》中“大一统”史学观的历史渊源则是先秦典籍对于五帝的记述以及夏商西周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一般认为《史记·五帝本纪》中的史料主要来自《尚书》的《尧典》《皋陶谟》以及战国末年编写成的《大戴礼记》的《帝系》和《五帝德》等。总之《尚书》中的《尧典》和《皋陶谟》保存了大量口耳相传的远古材料，在春秋战国时期最后写定。写定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反映了这一时代的一些思想观念，其中的“大一统”思想观念就是一个核心观念。
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历史渊源来自《春秋公羊传》。《公羊传》隐公元年曰：“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汉景帝时的公羊寿和汉武帝时的董仲舒讲的“《春秋》大一统”，都来源于对《春秋》纪年历法使用“王正月”的阐释。所以，一般认为《春秋》笔法包含有孔子的思想意识。《春秋》“王正月”之王是周王，“王正月”是说《春秋》纪年使用的历法是周历，这反映了鲁国及孔子在用心地维护周王的正统地位。相传周王朝于每年末颁布明年历书于诸侯，诸侯奉而行之。因而，何谓“王正月”？以周王颁布的历法一统于天下也。由此，我们说，现在所说的“大一统”指的是空间，而《公羊传》的“《春秋》大一统”是“一统”于周历的，是从周历正朔这种具有“时间”指向的概念出发的。
春秋战国是社会转型时期，处于由“宗子贵族社会”转向“地主官僚社会”，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样的互动关系来说，我们很难说战国时期的“大一统”思想是从战国时独立而纷争的诸国现实直接产生的。实际上，春秋战国时的“大一统”思想渊源于夏商西周时的“一统”思想，而夏商西周时期的“一统”思想又是以这一时期的“复合制王朝国家形态结构”这样的现实为基础的。
三、夏商西周复合制国家形态结构与“大一统”思想
夏商西周三代是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结构。所谓“复合制国家结构”，就像复合函数的函数套函数那样，处于“外服”的各个诸侯邦国是王朝内的“国中之国”；处于“内服”的王邦即王国，属于王朝内的“国上之国”，是王权的依靠和基础，而“内外服”又是一体的。商王朝结构分内、外两服，其内服为：百僚、庶尹、亚服、宗工，还有百姓里君，属于在朝为官的百官系统；其外服为：侯、甸、男、卫、邦伯，属于王邦之外的诸侯邦国系统。西周的情况也是这样，实行的也是“内、外服”制。西周的内服即周王直接掌控的周邦（王国），西周的外服即周王分封的诸侯邦国，二者在王权的统辖下构成多元一统（多元一体）的西周王朝国家。商周王朝复合制国家结构体现在政治区域的划分上，固然由内服与外服即由王邦与诸侯邦国所构成，但这种划分并非使二者截然分离，连接二者一个很好的纽带就是诸侯邦国的一些人作为朝臣，住在王都，参与王室的一些事务。
夏商西周三代都属于复合制王朝国家，复合制呈现出的是“多元一体”：“多元”是说它是由许多不同姓族的人们组成，包含有许多诸侯邦国；“一体”是说整个王朝国家具有一体性。这样，生活在复合制王朝中的周人，自认为自己的王朝是“统一”的，这就是前引《诗经》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云云的社会基础。生活在春秋末期的孔子曾有“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感叹，也是鉴于他所向往的西周是“统一”的。与秦汉以后郡县制机制下一元化的“大一统”思想观念相对而言，从“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产生出来的“大一统”观念，则属于相对早期的“大一统”观念。这样的一统观念在三代王朝代代相传，构成了一种正统观念。到了战国时期，当人们苦于列国纷争时，盼望统一，既是现实愿望，也有历史渊源。
四、五帝时代的“族邦联盟”与“大一统”思想
五帝时代中原地区的“族邦联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黄帝、颛顼、帝喾时期，第二阶段是尧舜禹时期。黄帝时期的“族邦联盟”形成于黄帝战胜炎帝和蚩尤之后的联合。根据《国语•晋语四》，黄帝族与炎帝族原本是“兄弟”关系。炎帝与黄帝二族都出自上古时代陕甘地区的一个大的部族或“部落联盟”。但是，黄帝族与炎帝族在由西向东迁徙发展的过程中，又因各自的扩张而发生冲突。炎黄阪泉大战之后，炎黄联合又与蚩尤发生涿鹿大战。这里暂不讨论蚩尤的族属，仅就黄帝让少昊清代替蚩尤统领东方诸部而论，其背景应该是此时的黄帝族与东夷族结成了联盟，黄帝为盟主，以少昊清为首领的东夷族是盟友。
当时，尧舜禹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本邦国的国君（即邦君），又是联盟的盟主。尧舜禹所禅让的或所争夺的是联盟盟主之位，并非本国国君之权位。尧舜禹时期也被称为是“万邦”时代，小国寡民的邦国林立。所谓“万邦”“万国”之“万”，只是极言其多而已。在“万邦”（“万国”）中，诸如唐尧之邦、虞舜之邦、共工氏之邦等，属于早期国家性质；也有一些尚处于部落状态，但事物性质总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来规定的，当时已进入早期国家的各邦，代表了社会发展程度最高的政治实体，所以，当时在中原地区结成的联盟应该称为“族邦联盟”，而不能像以往那样称为“部落联盟”。“部落联盟”属于原始社会的范畴，“族邦联盟”则不限于原始社会，文明社会（国家社会）也可以使用。
“族邦联盟”既不是一个王朝，也不同于后世的国家。但是，“族邦联盟”在走向“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王朝国家”过程中也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联盟一体”的思想观念，而春秋战国和秦汉时的人们由于不具有近代人类学所谓的“部落联盟”或“族邦联盟”之类社会科学的概念，因而只能比照夏商西周三代和秦汉时国家形态的样子来描述和表达五帝时代的社会，把尧舜禹“族邦联盟”描绘成了尧、舜朝廷，只是有时用“禅让”与“家天下”对五帝时代与三代略作区别而已，其结果是把“联盟一体”的思想观念拟化为另一层次的“大一统”观念。
五、结 语
总括上述，“大一统”思想是由“大一统”政治而产生的，“大一统”政治主要体现于“大一统”的国家形态结构。因此，我们考察“大一统”思想的由来与演进，必须从我国古代国家形态结构的演变历程着手。从尧舜禹经三代再到秦汉，伴随着国家形态和结构的变化，先后产生了三种背景指向的“大一统”观念：即与尧舜禹时代“族邦联盟”机制相适应的带有“联盟一体”色彩的“天下一统”观念；与夏商西周“复合制王朝国家”相适应的“大一统”观念；与秦汉以后郡县制下中央集权的帝制国家形态相适应的“大一统”思想观念。从思想观念的视角而言，这三种背景指向、三个层次的“大一统”思想观念，是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的标识，也是中华文明连续而又有阶段特征的体现；从中国历史发展道路而言，与“大一统”思想背景相联系的是：从五帝时代“单一制的邦国”及其“族邦联盟”，发展为夏商西周三代“复合制王朝国家”，再发展为秦汉以后一元化的“中央—郡县”制的帝制王朝国家，呈现出一个问题两个方面的演进：即中国国家形态结构的演进与“大一统”政治思想演进的互动发展关系。
文章来源
转自“今日边疆学”2022年9月13日。原刊《海南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特此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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