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德舜丨宋代“蜥蜴祈雨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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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蜥蜴祈雨法起源于唐朝，以中国传统的龙神信仰为核心内涵，操作过程中融入佛教、道教、巫术的仪轨，宋神宗时期被选定为官颁祈雨法颁行全国通行使用。作为一种巫术性很强且近乎虚妄与荒诞的祈雨法，尽管自诞生之初即饱受批评与非议，蜥蜴祈雨法却因其简单实用且内涵丰富而保持了顽强的生命力，不仅一直延续至明清乃至民国时期，而且远播海外，成为颇具影响力的一种祈雨法。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雨水对农业生产具有决定性作用，降雨是否适量、适时不仅直接影响到百姓的生产生活，也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密切相关。在现代社会，应对旱灾主要通过兴修水利等措施，在传统社会，依靠更多的则是通过宏伟的祭坛、丰盛的祭品、壮观的舞乐、殷切的祈祷以及肃穆的氛围等一系列仪式化的符号和象征行为来吁求上天、祈祷降雨的各种祈雨法。祈雨甚至成为大旱之年各种社会力量表演的重要舞台，上至朝廷下至普通百姓都会举办不同形式、不同规模、不同等级的祈雨活动。早在商朝时期，甲骨文中就有“焚巫尪”与“作土龙”祈雨法的记载，商汤本人甚至欲用自焚的方式祈雨，“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发展到宋代，旱灾成为宋王朝需要应对的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民之灾患大者有四，一曰疫，二曰旱，三曰水，四曰畜灾。岁必有其一，但或轻或重耳。四事之害，旱暵为甚，盖田无畎浍，悉不可救，所损必尽。”在人力不及的情况之下，宋王朝应对严峻旱灾的最主要方法仍然是形形色色的各种祈雨法，祈雨活动在宋代变得愈加流行和规范，晚近中国社会的祈雨法在宋代几乎全部出现。皮庆生博士根据宋代祈雨方法之渊源、仪式主持者之差异将宋代祈雨法划分为五种：“传统礼制规定下的祈雨法、官颁祈雨法、道教祈雨法、佛教祈雨法、民间杂法。”在宋代的官颁祈雨法中，有一种非常奇特的“蜥蜴祈雨法”，作为一种巫术色彩非常浓厚的祈雨法不仅被选定为官颁祈雨法，而且世代流传一直沿用至清朝末年甚至远播海外，影响深远。学术界对这种祈雨法虽略有提及，但远未深入研究。本文将对“蜥蜴祈雨法”进行初步探讨与研究，以揭示这种祈雨法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及影响深远的深层次原因。
一、宋代官颁祈雨法
官颁祈雨法是指由朝廷向全国统一颁布施行的祈雨法，这种做法肇始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最后一次颁布是在宋孝宗淳熙四年（1187年），前后共颁布七次。官颁祈雨法最初是由崇文院负责，崇文院选定祈雨法之后送交“总领天下邮递”的都进奏院，再由都进奏院颁行全国通行使用，“本部下太常寺勘会，缴到祈雨雪法，具载皇祐二年六月中书门下牒：先朝曾降祈雨法下诸处，虑年深损坠，令再将旧敕雕板模印成册，系崇文院送都进奏院颁下诸路州军监县等。”乾道四年（1168年）之后改由礼部负责，礼部让临安府按照样本雕版印刷之后，再由都进奏院颁降各级政府印造成册，“今欲依两浙西路安抚司申，将江阴军缴到皇祐二年祭龙祈雨雪内添入绘画龙等样制，从礼部行下临安府镂板，用黄纸印造成册。发纳礼部，礼部行下都进奏院，颁降诸州府军监县等如法收掌。遇愆雨雪，严洁依法祈求。”有宋一代，朝廷先后向社会颁布过四种官颁祈雨法：
1.李邕祈雨法
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初，京师开封及南方地区发生大面积严重旱灾，“二年春，京师旱甚。又广南四路、江、浙、荆湖及曹单岚州、淮阳军旱。”三月，宋真宗采取多项措施以应对旱灾：三月中旬，宋真宗“以旱，诏有司祠雷师、雨师；”三月丁丑，宋真宗发布《以旱求直言诏》；三月戊子，宋真宗“幸太一宫、天清寺祈雨。”然而，整个三月，旱灾持续，并未降雨。闰三月三日，宋真宗采纳工部侍郎知扬州魏羽的建议向全国颁布唐朝李邕祈雨法，又称“五龙堂祈雨法”，“咸平二年闰三月三日，工部侍郎知扬州魏羽上唐李邕雩祀五龙堂祈雨之法”，这是宋朝第一个官颁祈雨法：“内出李邕祈雨法：以甲乙日择东方地作坛，取土造青龙，长吏斋三日，诣龙所，汲流水，设香案、茗果、糍饵，率群吏、乡老日再至祝酹，不得用音乐、巫觋。雨足，送龙水中。余四方皆如之，饰以方色。大凡日干及建坛取土之里数，器之大小及龙之修广，皆以五行成数焉。诏颁诸路。”李邕祈雨法作者为李邕，字善子，江都人，《旧唐书》卷一九○、《新唐书》卷二○二有传。李邕祈雨法创始于唐玄宗时期，其核心是以“土龙”杂以阴阳五行，是“龙神信仰”和汉代董仲舒之祈雨思想相结合的产物，“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闻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之。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
2.画龙祈雨法
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夏天，京师开封又遭旱灾，“夏，京师旱。”五月，宋真宗以朝廷名义向全国第二次颁布祈雨法，即画龙祈雨法，“又以画龙祈雨法，付有司刊行。”画龙祈雨法的仪式如下：“又以画龙祈雨法。付有司镂板颁下其法：择潭洞或湫泺林木深邃之所，以庚辛、壬癸日，刺史、县令帅耆老斋洁，先以酒脯告社，令讫筑方坛三级，高一尺，阔丈三尺。坛外二十步，界以白绳。坛上植竹枝，张画龙。其图以缣素上画黑鱼左顾，环以天鼋十星；中为白龙吐云黑色；下画水波，有龟亦左顾，吐黑气如线。和金银朱丹饰龙形。又设皂幡，刎鹅颈取血置槃中，杨枝洒水龙上。俟雨足，三日赛以豭，取画龙投水中。”画龙祈雨法属于模拟巫术，其核心仍然是“龙神”信仰，只不过将“李邕祈雨法”中的“土龙”变成“画龙”，仪式亦稍微复杂与繁琐。这种祈雨法早在五代时期就已经流传使用，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年）五月曾经以此法祈雨：“时雨未沾足，宜令河南府徙市、闭坊门，依法画龙置水祈请。”除景德三年由宋真宗向全国颁布画龙祈雨法之外，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六月亦颁布过此法，“以久旱，班画龙祈雨法。”
3.皇祐祀龙法
皇祐祀龙法最初颁布于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八月十五日，“再颁先朝祈雨雪法，令所在置严洁处，遇愆旱即依法祈雨。”这份诏书虽然没有点明颁布的是何种祈雨法，但是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八月的诏书将其称之为皇祐祀龙法并再次颁行全国，“诏颁皇祐祀龙法于郡县。”皇祐祀龙法是宋代官颁祈雨法中最为复杂的一种，共分五个环节：置坛、画龙、祭龙、验雨、赛龙。其中置坛和画龙是祈雨的准备工作，祭龙是最核心工作，验雨和赛龙谢雨则为后续工作。皇祐祀龙法最核心的祭龙仪式如下：祭龙法。[先令一道士于坛上敕水解秽，然后祭龙。或无道士处，但焚香步虚，绕坛一匝可也。大意在屏嚣杂、断污触（浊）。]取新行（竹）二竿，各长七尺，竿头带少叶，植于坛上。（或无竹处，以苇及杨柳代之，尺数并依竹竿）。竿头各挂一皂幡，各长二尺四寸，取龙帧挂两竹之间。龙前置新席一，设俎豆、酒脯、时菓、名香，烧香以糖灰火。勿用炭。（龙畏炭也。亦勿用铁器，龙亦畏铁器也。）又取白鹅一只，（无鹅处以凫雁代之。）笼于坛南，以物束口，无令作声。又设祀官位于其南。自置坛后，应预祭官属、耆宿并执事者，并斋洁，绝荤辛、宴饮及吊丧问疾。祭日，以亥时集坛下。子时行事。坛之东西各设灯纂二，又于东南置（罍）洗。（如无爨洗，代以洁器。）宿（官）属、耆宿并陪位于白绳外。礼生引祀官至罍洗盥手毕，又引就位，再拜，尊酒，再奠，再拜。读祝文日：“维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位官（姓名），谨以清酌、脯羞、花菓、名香，荐舒雁之牲，敢告于里社神龙。某授命大君，来祈阴贶。伏以亢阳为沴，甘雨久愆，（祈雪即云嘉雪久愆。）虑害农功，莫遑夙夜。今则谋于龟筮，启此坛场，备荐吉蠲，用求灵应。伏望即日驾电驱风，（祈雪即云召雪驱风。）降为膏泽。至诚必报，无作龙羞。伏惟尚飨!”读文讫，祀官奠酒，再拜。授爵饮酒讫，又拜。执事者用新盘，不择瓷、漆、素铜、锡，但新洁者，取鹅于坛南，刀割其项。三分存一，勿令断。盘盛血，至于坛上，承之以俎。又以盘盛鹅身于坛南，取血奠之。奠讫，祀宫再拜，陪位者并拜。又祝云：“五日内雨足，（祈雪即云雪足。）当更赛谢。”又再拜，撤席，撤俎豆，唯留血盘于坛上。别添香火。又以大盆盛净水，以杨柳枝条略点水洒龙帧讫，置于水上。祀官并执事者俱出。至来日午时前，不得更令人至坛侧．常数十步遣人巡逻之。皇祐祀龙法可以说是李邕祈雨法和画龙祈雨法的升级版，是在前两种祈雨法的基础上增补、修改而形成的，其核心依然是“龙神”信仰。正因如此，皇祐祀龙法颁布之后，李邕祈雨法和画龙祈雨法基本停止使用。
4. 蜥蜴祈雨法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春天，京师开封又遇旱灾，三月辛亥，宋神宗“分命辅臣祈雨”；辛酉，宋神宗再次“分命辅臣祈雨于郊庙、社稷，仍诏开封府界、京东西、河北转运、提点刑狱司各访名山灵祠，委长吏请祷。”然而旱情一直持续至四月未有缓解，宋神宗为此忧心忡忡，“京师旱，上焦劳甚。”四月壬寅，宋神宗向全国颁布蜥蜴祈雨法，“以夏旱，内出蜥蜴祈雨法。”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三月京师又遇旱灾，宋神宗第二次向全国颁布蜥蜴祈雨法，“中书门下言御前降到蜥蜴祈雨法。四月十八日举行，二十日而雨，诏附宰鹅祈雨法后颁行。”蜥蜴祈雨法是一种巫术色彩很浓的祈雨方法，其具体操作方法如下：其法捕蜥蜴十数至瓮中，渍之以杂木叶。选童男十三岁以下，十岁以上二十八人分两番，间日衣青，以青涂面及手足，人持柳枝，沾水散洒，昼夜环绕，诵咒曰：“蜥蜴蜥蜴，兴云吐雾，雨若滂沱，放汝归去。蜥蜴祈雨法被选定为官颁祈雨法之后，这种祈雨法不仅在宋代得到广泛推广使用，而且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如明万历年间福建大旱，地方官府下令百姓捕蜥蜴祈雨，“大旱祷雨。万历乙未夏秋，闽省大旱，官府令诸乡村作土龙捕蜥蜴祈雨，富人闭粜索高价。陈幼孺有祷雨谣云：祷雨祷雨，土龙背裂蜥蜴死。”清朝时期，济南遇旱，祷雨师亦以蜥蜴祈雨，“曩者济南苦旱，祷雨师求水蜥蜴，得之藕塘中，其虫身有花斑。”甚至于到民国时期南京地区还有人用蜥蜴祈雨法祈雨：“岁旱祈雨，初祷于龙王庙，不应；更祷于龙池，辄应。池在华山拜经台下，中有蜥蜴，群游于石隙，四足五爪，黑背丹腹，龙头鳅尾，任人掬观，但不可携以出，出则中途风雷迅发，复循去。东池较西池尤验。”蜥蜴祈雨法甚至远传至朝鲜宫庭之中，“名山大川能兴云雨处，令所在官精诚祈祷。即下礼曹布告中外行蜥蜴祈雨于广延楼下，祷于北郊，沉虎头于汉江。”
除这四种祈雨法之外，宋代官颁祈雨法中还有宰鹅祈雨法，这种祈雨法并非单独使用，往往与画龙法和皇祐法及蜥蜴祈雨法结合使用。事实上，这几种官颁祈雨法尽管渊源有自，在祈雨实践中亦非单独使用，经常并用不悖，如元丰元年（1078年）曾巩知福州时，他在当年五月八日至二十七日主持的祈雨活动中就使用多种方法祈雨:“己丑（十六日），率属吏士蔬食。夜四鼓，就城南近水祭告后土，将为坛，祭龙。庚寅（十七日），蔬食如己丑，夜三更就坛壝刲鹅祭龙。辛卯（十八日）夜五鼓，就视牲血，以法推之，当得雨。壬辰（十九日），就紫极宫坛用青童二十有八人，更咒蜥蜴如古法。”从这段记载来看，曾巩先后使用的祈雨法有皇祐祀龙法、宰鹅祈雨法、蜥蜴祈雨法。事实上，此次祈雨曾巩还使用过佛道祈雨法和民间杂法，称得上是将民间祈雨法、官颁祈雨法、佛道祈雨法有机结合的一次祈雨实践。
二、蜥蜴与龙神信仰
从实际操作程序上来看，李邕祈雨法、画龙祈雨法、皇祐祀龙法这三种官颁祈雨法的仪式均围绕龙神展开，其文化内涵的核心就是中国传统的龙神信仰。另一方面，这几种祈雨法均世代流传，经受过实践检验，“前代所传，不用巫觋，盖防亵慢，可令长吏清洁行之，郡内有名山大川宫观寺庙并以公钱致祷。”相反，蜥蜴祈雨法的核心角色是蜥蜴，似乎与龙神信仰并无关联，这种祈雨法何以入选官颁祈雨法呢？
在古典文献之中，蜥蜴有多种称谓，宋人罗愿在《尔雅翼》卷三十二《蜥蜴》中对蜥蜴进行过详细解释：蜥蜴似蛇而四足，长五六寸，生草泽中。《尔雅》：蝾螈、蜥蜴、蝘蜓、守宫四名。转相解至陶隐居，以为其类有四种：形大，纯黄色者，名蛇医；其次似蛇医而小，形长尾，见人不动者，名龙子；小而五色，尾青碧可爱者，名蜥蜴；形小而黑，喜缘墙壁者，名蝘蜓，则与今所见似同。按《说文》及《字林》及《崔豹古今注》并以蝾螈为蛇医，而《说文》又云在壁曰蝘蜓，在草曰蜥易。蜥易守宫也。《方言》亦云：守宫。秦、晋、西夏谓之守宫。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蜥蜴又被称之为蝾螈、蝘蜓、守宫、龙子、蛇医、蜥易等等。除名称多元化之外，蜥蜴最早被赋予神秘色彩缘于其善变的特性，蜥蜴可以根据环境变化身体颜色隐蔽自己，被称为“变色龙”。蜥蜴这种神奇的特性给了古代中国那些善于通过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而思考宇宙规律的哲学家以无限遐想的空间，《易经》就是这种遐想的产物，《易经》的“易”字就来源于与蜥蜴，许慎《说文解字》解释易字时说：“易，蜥蜴、蝘蜓，守宫也；象形。”南宋洪迈所著《容斋随笔》也认为：“（蜥蜴）身无恒色，日十二变，以易名经，取其变也。”张次仲认为“易、卦、彖、爻、象五字，皆借物以喻。……（蜥蜴）身色无恒，日十二变，是则易者取其变也。”蜥蜴善变成为其最重要的特性之一，甚至与龙相对应，“《周易》之义疑出于此，取其阴阳构合而易。一曰晰易日十二时变色，故曰‘易’也。旧说晰易呕雹。盖龙善变，蜥易善易，故乾以龙况爻，基色书谓之‘易爻’者，言乎其变也。”
蜥蜴被关注的第二个特性是其药用价值，如汉代时曾用以制作守宫砂，“蜥蜴或名蝘蜒。以器养之，食以朱砂，体尽赤，所食满七斤，治擣万杵，点女人肢体，终身不灭，唯房室事则灭，故号守宫。《传》云，东方朔奏汉武帝试之，有验。”这种说法一直广受质疑，著有《唐本草》的苏敬就说：“未必如术饲朱点妇人也，此皆假释尔。”李时珍亦称：“点臂之说，《淮南万毕术》、张华《博物志》、彭乘《墨客挥犀》，皆有其法，大抵不真。”但是蜥蜴作为一种中药可以治病却无可质疑，《百草纲目》称蜥蜴“气味：咸，寒，有小毒。主治：中风瘫痪，手足不举，或历节风痛，及风痓惊痫，小儿疳痢，血积成痞，病风瘰疬，疗蝎螫。”李时珍还收集十几种以蜥蜴入药的良方，如可以治“血积成块”，“用壁虎一枚，白面和一鸭子大，包裹研烂，作饼烙熟食之，当下血块。不过三五次即愈，甚验。”
蜥蜴被关注的第三个特性是奇特的外形，汉朝时期即有人将蜥蜴的形象与龙联系在一起，“守宫（蜥蜴）象龙无角，象蛇有足。”甚至那时已经有人将蜥蜴视为神龙，这种说法当时并未取得共识，“谓蜥蜴为神龙者，非但不识神龙，亦不识蜥蜴。”如果说唐朝以前蜥蜴还仅仅与龙“形似”的话，那么自唐朝始，蜥蜴与龙开始“神似”，蜥蜴变得愈加神秘。蜥蜴被视为龙之亲家，“旧说龙与蛇师为亲家焉。”蜥蜴甚至被视为龙之一种，“蜥蜴有五色具者，亦云是龙，不可杀之，令人震死。”蜥蜴被披上龙神之外衣，自然亦被赋予龙神之祈雨神力，“其状既如龙，故祷雨用之。”正是自唐朝始，蜥蜴被用之于祈雨：王彦威尚书在汴州之二年，夏旱，时袁王傅季王己过汴，因宴，王以早为言。季醉曰：“欲雨甚易耳，可求蛇医四头，十石瓮二枚，每瓮实以水，浮二蛇医，以木盖密泥之，分置于闹处，瓮前后设席烧香，选小儿十岁已下十余，令执小青竹，昼夜更击其瓮，不得少辍。”王如言试之，一日两夜雨大注。此处的蛇医即为蜥蜴，“云其（蜥蜴）蛇医，或名蛇师，或云蛇舅母，旧说蛇体有伤，此虫辄衔草傅之，故有医之号，或曰口常含雹，蛇若有病则以雹疗之。”从历史记载来看，蜥蜴祈雨法在唐时已经在民间大量使用，只是仪式略有区别，有时使用木制蜥蜴作替代，“唐时求雨法，以土实巨瓮，作木蜥蜴，小童操青竹、衣青衣以舞，歌云云。”
宋以前，对蜥蜴之崇拜还仅仅停留在民间层面，并未得到官方认可，蜥蜴最终化身为“真龙”是在宋真宗统治时期。宋真宗咸平年间，杨亿向宋真宗推荐蜥蜴祈雨法，这是宋真宗第一次接触蜥蜴祈雨法：臣忽记忆往年在院供职日，适值岁旱，学士承旨宋白为臣言：今御吏中丞魏庠三十年前，尝薄游关辅，寓居佛舍。会天久不雨，村民数千辈诣寺祈祷，僧有善胡法者，捕蜥蜴十数枚，置一瓮中。渍之以水，蒙之以杂树桑。取童男数人，衣青衣，青涂面及手足。人持柳枝，沾衣散，且祝曰：“蜥蜴、蜥蜴，兴云吐雾，雨今霶沲，汝今归去。”如是者无昼夜，婴绕而言，明日大雨，远近皆足。臣潜疏于牍背，至是检阅得焉。……知蜥蜴者，亦龙之类也。臣既获嘉应，敢不上言，干冒宸严，伏增战越云云。杨亿推荐的蜥蜴祈雨法最初并未引起宋真宗足够重视，咸平年间宋真宗向全国颁布的祈雨法是李邕祈雨法。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夏天，京师开封再次遭遇旱灾，“夏，京师、江南路及宿、润州旱。”为应付旱灾，宋真宗派内侍任文庆赴茅山祈雨，“内侍任文庆奉诏于茅山设醮，祷郭真人池。取双龙以归，长二寸许，鳞极细，腹如玳瑁，置手中仰覆无惧，中路风雨失一。五月，内出以示近臣，令文庆送还茅山。至华阳宫，投池中，俄于岸侧树上观二龙，一乃放还者，一乃所失者。”赴茅山祈雨的任文庆所取回的“双龙”实则为蜥蜴，“茅山有池，产龙如蜥蜴而五色。”任文庆从茅山所带回的两只蜥蜴给宋真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后来他见到蜥蜴即称之为“小龙”并送往茅山放养，“六年五月，迎奉圣祖至谷熟县，于圣祖舟中幢节上得小龙二，如茅山池中，畜于禁中。己巳，方午，忽失一，守者求之不获，是夜闻雷声，有光如火照净阁。翼日，失者复至，即遣使送还茅山。”视蜥蜴为真龙的宋真宗为此还特做《观龙歌》一首：四灵之长唯虬龙，虬龙变化故难同，三茅福地群仙宅，灵物潜形在此中。池内仙人驯扰得，至今隐现谁能测，乘云蠢动独标奇，行雨嘉生皆荷力。常人竞取暂从心，才出山楹兮无处寻，中使勤求深有意，欲献明庭兮陈上瑞。初献一龙朝魏阙，偶挹二龙离洞穴，人心龙心若符契，一去一住何神异，我睹真龙幸不惊，至诚祝龙龙好听，但祈风雨年年顺，庶使仓箱处处盈。宋真宗的《观龙歌》不仅将蜥蜴称之为“真龙”而且认为它可以“乘云”、“行雨”，以蜥蜴代龙神祈雨得到了最高权力的认可与赞同。至此，蜥蜴与龙神之间完成了从形似至神似的转变，宋神宗时期将蜥蜴祈雨法选定为官颁祈雨法自然水到渠成。综上可以看出，蜥蜴祈雨法同样源于中国传统的龙神信仰。不同的是，在此之前龙的形象是根据人们意念中的想象加以塑造和描绘，而蜥蜴祈雨法中的蜥蜴则化身为“真龙”，这是唐宋时期龙神信仰新的变化。既是“真龙”自然要被赋予“真龙”呼风唤雨的神力，这是蜥蜴祈雨法最合乎逻辑的推理。三、蜥蜴祈雨法中的宗教因素
1.道教
在蜥蜴祈雨法中，负责祈雨的十三岁童男均要“衣青”且“以青涂面及手足”，这显然源于道教尚青之仪轨。在五行思想中，五行分别与五色相配，“木色青，故青者东方也；木生火，其色赤，故赤者南方也；火生土，其色黄，故黄中央也；土生金，其色白，故白者西方也；金生水，其色黑，故黑者北方也。”东方属青色，为青阳之气，东方主生，在四季中主春，春天万物发生。东方是道教信仰中的“十洲三岛”所在方，是道教向往的归宿之所，正因如此，道教对青色情有独钟，“道士常服青。”青色成为道教最青睐的颜色，“凡全真服式，唯青为主。青为东方甲乙木，泰卦之位，又为青龙生旺之气，是为东华帝君之后脉，有木青泰之喻言，隐藏全真性命双修之义也。”蜥蜴祈雨法中的小童不仅“衣青”而且要以“青涂面及手足”，这显然是受道教尚青和五行思想的影响。
2.佛教
唐时的蜥蜴祈雨法中，十几位小童是执青竹昼夜击瓮以求雨，宋代蜥蜴祈雨法中，负责祈雨的二十八位小童却是“人持柳枝，沾水散洒”，貌似简单的仪式变化却融合入浓重的佛教元素。在佛教中，柳枝是佛门圣物，是古代大乘比丘常随身携带的18种道具之一，“若佛子，常应二时头陀。冬夏坐禅，结夏安居，常用杨枝（即杨柳枝条）、澡豆、三衣、瓶、钵、坐具、锡杖、香炉奁、漉水囊、手巾、刀子、炎燧、镊子、绳床、经、律、佛像、菩萨形像。而菩萨行头陀时，及游方时，行来百里千里，此18种物，常随其身。”不仅如此，柳枝还是展示佛法高超力量的重要道具，《菩萨本生鬘论》卷二载：“当月一日于晨朝时，佛与大众初至论场。胜军大王是日设食，净心亲手以奉杨枝。佛受嚼已掷残置地，忽然之间发生根茎以至青翠，渐次高大三百由旬，其条傍布二百由旬，枝叶华果七宝所成，有多种色随色发光，食其果者味如甘露。一切人民睹是神变，咸生信重，赞言希有。佛随机宜为说妙法。”佛嚼过的杨枝竟然瞬间生成高大果树的神奇使得人们对佛法深信不疑。东晋法显甚至对佛嚼杨枝发生的地点有过考证，“从此东南行十由延，到沙祗大国出沙祇城南门道东，佛本在此嚼杨枝已刺土中，即生长七尺，不增不减。诸外道婆罗门嫉妒，或斫或拔，远弃之，其处续生如故。”
正因如此，杨柳枝成为佛教徒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物品，用途广泛，可以用来净口，驱除口中异味，“佛言：听嚼杨枝，有五利益：一口不苦，二口不臭，三除风，四除热病，五除痰癊。复有五事利益：一除风，二除热，三口味，四能食，五眼明。又四分律云：不嚼杨枝有五过失：一口气臭，二不善别味，三热癊病不消，四不引食，五眼不明。”可以治疗牙病，“若牙痛，咒杨枝七遍，嚼之。”可以用之于洗澡，“佛告祇域长者，澡浴之法当用七物除去七病，得七福报。何谓为七物：一者然火，二者净水，三者澡豆，四者酥膏，五者淳灰，六杨枝，七者内衣，此是澡浴之法。”可以治愈虫螫咬之病痛，“若人被毒虫螫者，咒师取五色线，作咒索二十一结，并咒以系自右臂上讫，向被螫人边去，取柳枝咒之，数数以手摩彼人，即差。”可以驱鬼，“若有病人为鬼所著，身在远处，应咒杨枝具满七遍，寄人持打，即亦除差。”柳枝不仅可以驱除肉体的不适，还可以驱除精神上的烦恼，使人清净无欲，“若欲嚼杨枝时，应先诵一切如来金刚，微笑密语七遍已嚼之，此能破一切烦恼及随烦恼。”
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历代统治阶层的推崇之下，逐渐成为中国百姓普遍信奉的宗教，而且日趋本土化和世俗化，观世音形象的转化即是最为突出的表现。魏晋时期，观世音的形象在敦煌壁画中仍为男性，隋唐以后，观音图像则由刚健丰硕的男性转化为手持柳枝与净瓶且慈眉善目的女性形象。观音作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菩萨，拥有普渡众生的无边法力，柳枝净水正是其施展法力的重要法器，《西游记》第二十八回观音菩萨用杨柳枝蘸瓶中甘露的法术救活人生果树就是典型的一例。随着佛教的推广普及和杨柳枝观音形象深入人心，“柳枝净水”在观音菩萨手中所产生的无边法力，使得民众对“柳枝净水”的法力深信不疑。早在西晋时期，天竺高僧域就曾用柳枝净水使南阳太守起死回生，“衡阳太守南阳滕永文，在洛寄住满水寺，两脚挛屈不能起行。域往视之，曰：‘君欲得病差，何不取净水一杯，杨柳一枝来。’域即以杨枝拂水，举手向永文而咒，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膝令起，即时而起，行步如故。”宋代王巩对此事亦有大致相同记载，“滕友作监司广东，患伤寒，不省久之。梦泗州大圣洒杨枝水，且语之曰：‘宋祚无穷，为臣者惟忠与正，无动汝志，无易汝守，汝亦有无穷之问。’听毕，遂愈。”柳枝净水甚至超出佛教的范畴被道教借用以驱鬼，“开封县令者，其母患狐媚，前后术士不能疗。……（道士）明日至舍，见太夫人，问以疾苦，以柳枝洒水于身上。须臾，有老白野狐自床而下，徐行至县桥，然后不见。”
到宋朝时期，柳枝净水开始被运用于祈雨仪式中，如画龙祈雨法中要“柳枝洒水龙上”。柳枝净水的仪式亦是在宋朝时期被移植入蜥蜴祈雨法中，唐时的青竹击瓮改成柳枝净水，看似简单的变化却大大增加了蜥蜴祈雨法的功效与神圣。
3.传统巫术
蜥蜴祈雨法还与“象龙致雨”的传统巫术密不可分。所谓“象龙致雨”，即用水生生物祈雨，从巫术角度来看是一种试图利用技术手段控制自然的巫术，其实就是弗雷泽的“模拟巫术”的实际运用。在古代，很多与水相关的水生动物均可以在祈雨活动中运用，如可以用蛤蟆祈雨，《易林》说“蛤蟆群聚，从天请雨，云雷集聚，应时辄与，得其所愿。”蛤蟆群聚齐鸣多与降雨有关，人们由此把它当成祈雨的圣物。在“象龙致雨”巫术的影响下，与水相关的任何动物均可以成为龙之化身并担当祈雨活动的主角，“在越地民间稻民的心目中，这种龙形也仅仅是龙所表现出的一种形态。龙在他们神圣的求雨祭祀里，存在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如黄鳝、水蛇、青蛙、蛤蟆、鱼、虾、龟、蟹等等。”蜥蜴祈雨法中的蜥蜴正是担当了龙之化身的角色而已。除了“象龙致雨”的巫术之外，有些学者认为蜥蜴祈雨法中用小童起舞的作法亦明显带有古老的巫术色彩。”
由此可见，蜥蜴祈雨法看似简单的背后不仅蕴含着佛道两教的仪轨而且将传统巫术融合其中，这三者与中国古老的“龙神”信仰在蜥蜴祈雨法中实现了完美结合。
四、士人对蜥蜴祈雨法的非议
蜥蜴祈雨法被选定为官颁祈雨法之后得到了广泛推广和运用，无论是地方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遇到旱灾时均大量使用蜥蜴祈雨法求雨。尤其在熙宁年间，祈雨行为的频繁使得蜥蜴成为稀缺之物，百姓不得已以蝎虎代之，结果导致用于祈雨的蝎虎大量死亡，“时蜥蜴不能尽得，往往以蝎虎代之。蝎虎入水即死，小儿更曰：‘冤苦冤苦，我是蝎虎。似恁昏沉，怎得甘雨！’”大理学家朱熹甚至从理论上对蜥蜴祈雨法进行论证，认为此法不虚，“伊川说：‘世间人说雹是蜥蜴做，初恐无是理。’看来亦有之。只谓之全是蜥蜴做，则不可耳。自有是上面结作成底，也有是蜥蜴做底，某少见十九伯说亲见如此。（记在别录）十九伯诚确人，语必不妄。……蜥蜴形状亦如龙，是阴属。是这气相感应，使作得他如此。正是阴阳交争之时，所以下雹时必寒。今雹之两头皆尖，有稜道。疑得初间圆，上面阴阳交争，打得如此碎了。‘雹’字从‘雨’，从‘包’，是这气包住，所以为雹也。”朱熹试图以儒家的阴阳和合之理来论证蜥蜴致雨的合理性，这种说法显然有失偏颇。
伴随蜥蜴祈雨法更多的则是士人的批评与质疑，早在唐朝时期，唐朝宰相李德裕就认为蜥蜴致雨说妖言惑众，他捕蜥蜴而脯之以证蜥蜴非龙，“茅山龙池中，其龙如蜥蜴而五色。自昔严奉，贞观（元）中，敕取龙子以观，御制歌送归，黄冠之徒，竞诧其神，李德裕恐其惑世，尝捕而脯之，龙亦竞不能神也。”这可能是对蜥蜴祈雨法最早的质疑。
南宋中后期，理学初步完成对儒学的改造，理学要在现实社会中建立符合儒学原则的社会秩序，蜥蜴祈雨法及佛道祈雨法因不符合理学而被视为“异端”祈雨法，“士君子莫不知崇尚正学，排斥异端。然朝廷及州县间，遇旱涝凶荒，非黄冠设醮，则浮屠礼忏。平日排斥异端，岂吾儒乏感格之道耶？切所未喻。”叶适在《温州社稷记》中亦对当时社会上的各种祈雨法予以批评，“怪淫诬诞之说起，乞哀于老佛，听役于鬼魅。巨而龙罔，微而鳝蜴，执水旱之柄，擅丰凶之权，视社稷无为也。”
宋朝士大夫阶层将蜥蜴祈雨法及佛道祈雨法视为“异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祈雨法导致儒家传统祭祀场所的衰落。事实上，儒家并不反对遇水旱灾荒时进行相应的祈雨活动，只不过祈祷的场所应该是社稷山川或是被纳入国家祀典及朝廷封赐的地方祠神，而不是佛道寺观或蜥蜴祈雨法中的“龙神”，“古人于水旱凶荒，皆祷于社稷山川之示。”“异端”祈雨法的大肆盛行导致社稷场所荒废，这是儒学难以接受的，“州县遭水旱，神祠、佛宫，无不遍走，而社稷坛壝，阒然莫或顾省。”特别是到南宋中后期，士大夫阶层对“异端”祈雨不断扩大领地导致传统社稷祭祀衰落现状的忧虑日趋加深，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八月十九日，监察御史曾三复对这一现象提出严厉批评，“社稷坛壝草莱芜没，执事者不可升降。”他甚至建议用行政命令要求各地对社稷场所进行修葺，水旱祈雨首先要到社稷坛壝之所，“州县间社稷之位，士大夫不知先务而昵于非祀，反以为迂缓不切，仅存故事而已。乞行下应州县社稷坛场并加修葺，务在精严。春秋祠祭，须长官躬亲行事，必即坛壝之所，不许于他处就便行礼。仍于坛侧搭盖屋宇，以备雨潦望祭。守令到官之初，谒诣庙祀，首诣社稷之所。凡有水旱，必先致祷，使知崇本，无愧有邦。”最终这份建议被宋朝廷批准，“遇有水旱令州县先祈社稷。”这称得上是士大夫对“异端”祈雨法口诛笔伐的一次胜利。
宋朝士大夫反对“异端”祈雨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观念的差异，即李之彦所提到的对“感格之道”的不同理解。宋朝理学家认为祈雨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主持者自始至终的虔敬、诚恳态度，自身的道德修养，以及相应的利民利国之政治措施，仪式主持者的德行是祈雨得应的核心，神意能否感格关键在祈祷者的道德修行。”对这一点，真德秀在他的《祷雨说》中写得非常明白：云蒸雨降，虽自于天，其实从一念中流出。故祷祈未效不可怠，怠则不诚矣。既效不可矜，矜则不诚矣。不效不可愠，愠则不诚尤甚焉。未效，但当省己之未至，曰：“此吾之诚浅也，德薄也，于神乎奚尤！”既效，则感且惧曰：“我何以得此也。”不效，则省己当弥甚，曰：“神将罪我矣，吾其能容身覆载间乎。”盖天之水旱，犹父母之谴怒也，为人子者见其亲声色一旦异常，戒儆畏惕，盖如何邪？真德秀的《祷雨说》强调祈雨之核心是祈雨官员的德行、自省与修持，以自身的诚信与德行向神祇、上天祈求，如果诚敬祈祷能够得到天之回应不可矜，如果得不到天之回应则要加倍反省。相比之下，“异端”祈雨法显然缺乏这样一种人心与天地之感格，不注重检讨实际政治行为而是完全通过外在途径邀福避祸，这种侥幸心理显然不符合理学的致思方向。理学家阳枋曾对儒学祈雨法和“异端”祈雨法之观念进行比较，他认为儒学祈雨法“咏《云汉》之什以侧身修行，爱民畏天”；相反“异端”祈雨法“骏奔走者不适方社群望，而适天竺灵隐，披缁衣黄者流群行通衢。顷而片云忽兴，则曰此和尚雨也；甘泽霏霺，则曰此观音雨也。”在分析之后阳枋进而指出，“异端”祈雨法过分注重具体仪式方法的操作、祭品的数量质量、祈雨过程禁忌等均不足以感格天地之心，只有儒家的“责己省咎，举行荒政”才合乎情理。另一位理学家王柏则运用气论来论证儒学祈雨的合理性，认为道德修养和气论相契合可以致雨，“凡政事之淹郁者疏剔之，凡征催之苛急者宽驰之，使千里人民之气和，而山川之气已渐和矣。然后齐肃一心，积蓄诚意，会山川之气，通幽显之神，何所祷而不应哉。”显然，王柏是用气论学说为儒学祈雨法寻找理论根据并进而证明儒学祈雨法的合理与合法性。
在理论的否定之外，宋朝士大夫阶层亦以实际行动对蜥蜴祈雨法进行质疑，宋代理学家程颢效仿李德裕将蜥蜴捕而脯之，从而证明蜥蜴非龙，“茅山有池，产龙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尝取二龙入都，半途失其一，中使云飞空而逝，民俗严奉不懈。（程）颢捕而脯之。”程颢弟程颐专程前往茅山捕两只蜥蜴详细观察并交与小儿玩耍，最终导致两只蜥蜴全部死亡，“既到茅山岩，敕使人于水中捕得二龙，持之归，并无他异，复为小儿玩之致死。”程颐由此认为蜥蜴仅仅是形状象龙而已，其实仍属鱼虾之类，以蜥蜴祈雨纯粹属荒谬之举，“今以蜥蜴求雨，枉求他，他又何道致雨。”大文豪苏轼在熙宁十年（1077年）蜥蜴祈雨法刚颁布之时，民间以蝎虎代替蜥蜴祈雨，苏轼对这种行为进行嘲讽，“黄鸡啄蝎如啄黍，窗间守宫称蝎虎。暗中缴尾伺飞虫，巧捷功夫在腰膂。跂跂脉脉善缘壁，陋质从来谁比数。今年岁旱号蜥蜴，狂走儿童闹歌舞。能衔渠水作冰雹，便向蛟龙觅云雨。守宫努力搏苍蝇，明年岁旱当求汝。”此后，苏轼又作诗对蜥蜴祈雨法予以讽刺，“今年旱势复如此，岁晚何以黔吾突。青天荡荡呼不闻，况欲稽首号泥佛。瓮中蜥蜴尤可笑，跂跂脉脉何等秩。阴阳有时雨有数，民是天民天自恤。”在苏东坡看来，蜥蜴的最大作用是“伺飞虫”、“搏苍蝇”，下雨自有“阴阳”和“天”来决定，以蜥蜴祈雨纯属无稽之谈。
宋代士人对蜥蜴祈雨法等“异端”祈雨法的批评之最终目是恢复儒学对祈雨行为的全面控制，但是祈雨毕竟与家礼所规范的婚丧嫁娶的礼仪不同，它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和神秘感，这是儒家所提倡的诚敬心理无法完成的。正因如此，有宋一代，士人对“异端”祈雨法的反对显得苍白无力，蜥蜴祈雨法等“异端”祈雨法仍然大行其道，祈雨实践依然被“异端”祈雨法所操纵。
结 语
与宋代其它三种官颁祈雨法的复杂和繁琐相比，蜥蜴祈雨法是最简单实用的一种祈雨法，也是最接地气的一种祈雨法。蜥蜴、青衣、柳枝、净水在中国民间随处可寻，再加以童子即可完成整个祈雨过程。简单实用的同时蜥蜴祈雨法又蕴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传承数千年的“龙神”信仰、道教之青衣、佛教之柳枝净水再辅以传统的巫术和咒语，复杂的一切在蜥蜴祈雨法中实现了完美结合，这是蜥蜴祈雨法能够入选宋代官颁祈雨法的最主要的原因。正因如此，这种巫术性很强并看似虚妄且荒诞的祈雨法在饱受质疑和批评之中一直在民间传承并流传海外，成为中国传统祈雨法中最有影响力的祈雨法之一。
文章来源
原载于《宗教学研究》2018年第1期，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转自“宋史研究资讯”2018年4月30日，特此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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