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丨冯培红《鱼国之谜——从葱岭东西到黄河两岸》
冯培红，1973年生，浙江长兴人。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凉州文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敦煌学、魏晋隋唐史、西北史研究。著有《敦煌的归义军时代》《敦煌学与五凉史论稿》等，发表论文122篇。
总 序
浙江是我国名闻遐迩的丝绸故乡，敦煌则是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自唐代开始，浙江又因丝绸经海上运输日本，成为海上丝路的起点之一。1900年，敦煌学兴起后，中国学者首先"预流"者，即是浙江籍的学者罗振玉与王国维，随后几代浙江学人奋随其后，为敦煌学的发展与丝路文化的发扬光大做出了巨大贡献。浙江大学关于中亚等丝绸之路沿线区域的研究起步较早。1939年初，向达先生受聘为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从事西域历史文化与丝绸之路研究；1942年8月，方豪先生受聘为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主讲"中西交通史"和"元史"课程，后来出版的史学名著《中西交通史》,就是在浙江大学历年讲义的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的。20世纪80年代，黄时鉴先生在历史系带领团队成员从事中西关系史研究，出版了大量学术论著，培养了一批中外关系史方向的研究生。2013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浙江大学充分发挥自身在敦煌学与丝绸之路研究方面的优势，于2015年发起成立"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编出版了《"一带一路”读本》和《"一带一路"一百问》。经过几年的建设，形成了丝路文明研究的核心学术团队，于2016年组建成立了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丝路文明研究中心。丝路文明研究团队的成员承担了一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团队的集体成果"敦煌学与丝路文明"还入选浙江大学"十大学术进展"。此外，丝路文明研究团队编辑出版的《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全套计划出版40种，目前已经出版25种，且有多种重印。其中5种入选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将以11个语种出版），1种入选"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并整体向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输出了繁体字版权，已在台湾出版中文繁体字版13种。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从2016年开始创办《丝路文明》学刊，每年一辑，已经出版7辑，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赞扬和好评。同时还以学术研究反哺教学，主持承担"敦煌学与"一带一路'"通识核心课程群，在全校开设通识核心课程和专业课程。正是在这种良好的基础上，2020年8月，浙江大学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成功入选国家民委"一带一路"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名单。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成立后，我们在继续编辑出版《丝路文明》学刊和《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的基础上，还主办了"敦煌学与丝路文明"系列讲座，邀请海内外著名学者前来切磋学术，加强本团队成员对国内外学术前沿动态的把握。《丝路文明》学刊的编辑出版和"敦煌学与丝路文明"系列讲座的开办，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大力支持，也进一步加强了我们与国内外学界的联系与交流。为了感谢海内外学者对我们的信任与支持，我们编辑了《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丛书。本套丛书的作者，既有浙江大学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成员的成果，如冯培红《鱼国之谜——从葱岭东西到黄河两岸》、余欣《西域文献与中古中国知识-信仰世界》、罗帅《丝绸之路南道的历史变迁——塔里木盆地南缘绿洲史地考索》、刘进宝《西北史地与丝路文明》，更有海内外知名学者的论著，如南京大学刘迎胜教授的《古代中国与亚洲文明》、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的《汉代丝绸之路文化史》、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的《唐宋于阗史探研》、日本大阪大学荒川正晴教授的《欧亚交通、贸易与唐帝国》。刘迎胜先生、王子今先生、荣新江先生和荒川正晴先生，都是海内外最著名的丝绸之路研究专家，浙江大学的诸位中青年学者，也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好的影响和地位，从而保证了丛书的质量。缘 起
1999年7月，山西太原西南的王郭村发现了虞弘夫妇合葬墓，精美的石椁图像，浓郁的西域和祆教风格，震惊了中外学界。当时，我已经在兰州大学教了两年书，并且考取了该校的在职博士生，暑假中撰写了一篇关于曹氏归义军节度使的论文，推测敦煌曹议金家族为粟特人。9月博士入学后，我将论文修订后投给《历史研究》，后来在2001年第1期刊出。从那时起，我开始关心西域民族的迁徙问题。继太原虞弘夫妇合葬墓之后，紧接着在2000、2003、2004年，西安城北相继发现了安伽、史君、康业等粟特人墓葬，位置相去不远。不过，对于出自鱼国的虞弘的族属，学界众说纷纭，最近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是粟特人。出于对西域民族的兴趣，我也一直关注着虞弘夫妇合葬墓及学界的研究成果。此墓被评为当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稍后又被评为“20世纪百大考古重要发现”，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高度关注，研究论文一篇篇刊出，学术会议也讨论热烈，抛出了一个又一个不同的观点，令人眼花缭乱。学界争论的焦点是虞弘的族属与鱼国的地望，观点五花八门，相当歧异。对于这种现象，我当时觉得十分诧异，总感到学者们在研究虞弘夫妇合葬墓的时候，大多是从局部的角度去作探讨，作出各种猜测性的判断，想要全方位彻底地解决这一问题还有待时日。
2007年2月15日，大阪大学森安孝夫教授送我一本他刚出版的新著《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丝绸之路与唐帝国》），当时我正在阪大从事博士后研究，得以先睹为快。书中专列一节探讨虞弘墓，也将其视作为粟特人。森安老师虽然指出“虞”不属于粟特昭武九姓，但从虞弘家族的出身、虞弘字“莫潘”为粟特语Mākhfarn（月神的荣光），以及石椁图像的构造和拜火坛等出发，再参比安伽、史君、康业墓，最后判断虞弘为粟特人。读了以后，掩卷思索，觉得跟其他学者的论证模式颇相类似，都是在探寻虞弘身上的种族特征，但却总有一种没有落到要害之处的感觉。
从2010年起，我在兰大讲授本科生课程“中国古代史料学”、研究生课程“魏晋隋唐史专题”时，在课堂上与学生一起研读虞弘墓志；2016年调到浙江大学后，在本科生课程“中国史史料研读”“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博士生课程“出土文献与中古史研究”，以及“西北出土文献与中古史研读班”上，继续并扩展到虞弘夫妇墓志和石椁图像的研读。在课堂教学和研读班讨论中，经过反复研读，教学相长，不断地有新的发现与收获。比如，对墓志中“鱼”字的挖改、“□奴栖”的判读、石椁图像中鱼冠的发现，都是在一次次研读中获得新知，这也要感谢一同读书的各位同学所给予的启发。与此同时，学界关于此墓的研究一直未有间断，直到今年仍有论文发表，但是始终没有突破原有的研究范式。
时至今日，距离虞弘夫妇合葬墓的发现已经有20年了。在这20年间，学界的研究大多聚焦于虞弘墓志中的“鱼国”一词，由此出发推测虞弘的族属与鱼国的地望。总的看来，我感到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大多学者未将墓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对墓志的研读也不够细致。不要说墓志与图像各自分开考证，即便是对墓志的研究，基本上都集中在虞弘墓志，而很少涉及虞弘夫人的墓志；对于虞弘墓志，除了张庆捷、石见清裕教授外，无人关注两处“鱼”字的改刻，以及墓志中的其它细节问题，这让人颇为惊讶；研究墓志的学者大多是引用相关史籍来诠释墓志，而研究石椁图像的学者所得出的结论，无论是对虞弘族属抑或鱼国地望，都显得较为笼统。第二，学界缺乏对中古时代鱼氏族群的全面观照，造成对鱼国胡人的探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除了虞弘之外，学者们几乎都会提到同时代原本姓鱼的虞庆则，有的学者还言及鱼遵、鱼俱罗家族及其他个别鱼氏人物。目前尚无人对中古鱼氏族群的数据资料进行全面搜集整理，而缺失这一背景及在此基础上的相关分析，也就很难从总体和深度上认识鱼国的真实面貌。另外，鱼作为一个小姓，时至今日北方各地仍有不少鱼姓村落，这些地域与古代东迁的鱼国胡人居住地颇相一致，甚至还留下了一些独特特征，也为索解鱼国之谜提供了一定的线索。
有鉴于此，笔者尽量在研究范式与方法上寻求突破，希望能彻底揭开鱼国之谜，即便不一定正确，也希望打开一条新的探索路径。一方面通过上课、读书班的形式，与学生及博士后共同研读虞弘夫妇合葬墓，关注墓中出土的所有文物，特别注意它们彼此之间的关联；另一方面多方爬梳各种文献和石刻中的鱼氏资料，调查与鱼氏有关的文物，同时追踪至今仍存的鱼姓人物及村寨，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整个鱼氏族群的状况，然后再去观察和思考虞弘的生活世界。这样对判明虞弘族属和鱼国地望确实起到了作用，尤其是开拓了研究的视界，发现了更多的关联，也获得了不少原先意想不到的惊喜。
循着这样的思路，我在去年开始动笔，撰写了一系列探索中古鱼氏族群的论文，并在一些讲座、会议及课堂上交流讨论，获益甚多。记得去年初夏时节完成了第一篇论文，题为《从西域到中土：中古粟特鱼氏研究》，长达4万余字。应上海师范大学范兆飞（后调至中山大学）、陈大为教授的邀请，于2018年6月23日与复旦大学余欣教授（后调至浙江大学）同往讲座（图1）。这篇讲座论文首先考察了中古鱼氏族群分布的范围，主要集中在黄河两岸的关中、河东，并且形成了冯翊、京兆、灵武、晋阳等郡望，此外在河北、河南、江南、岭南、剑南等地也有零星分布；其次，在这样的整体视野观照下，再看虞弘家族从西域到中原的迁徙流动，其轨迹也就显得更加清晰。在讲座中，我首次指出虞弘墓志中两处挖改重刻的“鱼”字原本为“漕”，以及虞弘所戴头冠中鱼的形状，并将鱼国与《隋书·西域传》中的漕国联系起来，漕国王姓昭武，为康国王之宗族，所以也把鱼国归入粟特说。这次讲座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赵贞、首都师范大学游自勇、上海师大董大学诸先生的宝贵点评，在场听众也对这些新的发现和解读极感兴趣，自勇兄甚至建议我在7月首都师大召开的学术会议上也宣读这篇论文，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继续研究下去的动力。
这次讲座结束以后，我在暑假期间又写了多篇相关论文，并到山西博物院实地察看了虞弘墓志与石椁（图2）。太原之行让我更加踏实地确认了虞弘头冠中鱼的形状，特别是鱼的眼珠对于判断鱼形至为关键；同时仔细察看虞弘墓志中两处改刻的“鱼”字，坚定了对该字左侧遗留的原字偏旁“氵”的看法。站在烈日暴晒、荒草凄凄的晋阳古城上，在蜿蜒流淌的汾河岸边，我似乎倾听到了1400多年前虞弘家族诉说的心声。
2018年下半年的学术会议特别多，除了西安、南充、杭州、武威、上海5个会议，我提交的是敦煌学、西北民族史论文外，其它在北京、杭州的4个会议的论文全写的是鱼氏族群：（1）7月首都师大“第六届汉化·胡化·洋化：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中古鱼氏研究——兼考鱼国为粟特漕国》；（2）9月浙江大学“旁观者——历史、文学、考古等视野中的图像”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虞弘夫妇合葬墓石椁上的冠饰图像解读》；（3）11月中央民族大学“时空视域下的中国古代史诸问题新探”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中古史上的四位鱼弘》；（4）11月浙江大学“中国唐史学会第十三屇年会暨唐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虞弘族属考》。另外在10月27日，我还专程赶到上海，在华东师范大学聆听王素先生关于虞弘的讲座。
通过这些会议的交流讨论与聆听讲座，我得到了许多启益和收获，特别是在首都师大会议上，台湾中正大学朱振宏教授用PPT展示的方式详细评议了拙文，提出十分宝贵的意见，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也提示我注意粟特与漕国的界限范围。随着阅读的深入及与学生们在课堂内外的讨论，我也不断地有新的发现。比如，虞弘墓志中的“□□奴栖，鱼国领民酋长”，学界较多关注所缺二字，提出“曾祖”“祖□”“祖鱼”等多种说法，这些说法中以“祖□”最为恰切，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应该是对“□奴栖”的解读，我推断为突厥语“balïk”，意即为鱼，所缺之字即“ba”的音译汉字；又如，平时常读《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新唐书·西域传》，但一直忽视了龟兹旁边的一个小国，即跋禄迦，通过跋禄迦与步落稽的勘同、顺天神的迁移轨迹、漕国王与虞弘均戴鱼头冠等的探索，我提出鱼国即跋禄迦国的观点，并指出鱼氏族人从跋禄迦国向西迁徙到漕国，又与龟兹人一起东迁至黄河两岸。这些新的发现与思考，不断地丰富着对鱼国问题的深入认识，同时也在持续更新和推进自己的观点。
除了外出讲座或参加学术会议，去年末、今年初，我还有两次机会给更多的听众讲述鱼国的故事。先是在2018年12月，应浙大社会科学研究院之邀，给浙大东方论坛“典学堂”连续讲授4次公开课，时间安排在每周四的晚上，听众除了本校师生外，还有许多来自校外的听众，有的甚至从外县、邻省赶来听讲。课程名为“地域、族群与文化交流”，其中第一讲即为“黄河两岸：中亚鱼国人的后裔世界”（图3），把我最近的研究心得与听众作了分享和交流。也许因为所讲内容与传统的历史教科书截然不同，很多听众对这段被史书“遮蔽”的历史极有兴趣，反响热烈，有位每周从上海赶来的听众还差点未赶上最后一班高铁。这给了我极大的振奋和鼓励，深刻地感到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有责任把真正的历史问题说清楚，尽可能准确地告诉社会大众。其次是在2019年1月2日，应浙江图书馆单骅老师之邀，在“文澜讲坛”作了一场社会公益讲座。考虑到主要面向社会大众，遂以“鱼国之谜”为题，更加贴切适合。果然，在场的听众既有耄耋老人，也有少年儿童，特别是一位跟随母亲前来听讲的小男童，好奇地向我提问，给了我巨大的心灵感触，觉得向社会大众普及历史文化，确实责无旁贷。
浙大东方论坛的授课和浙江图书馆的公益讲座，使我系统地思考了中古鱼氏族群的迁徙与生活世界，觉得这段被寻常史书“遮蔽”的历史，背后是鱼国胡人向西越过葱岭辗转迁徙至中亚腹地，又向东长途迁徙到漠北和黄河两岸，最终与中原社会相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这无论是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抑或是对于亚洲文明的交流与融合，都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于是，我萌生了要把鱼国故事写成一本小书的想法，题目就叫《鱼国之谜》，副标题为“从葱岭东西到黄河两岸”。
其实，对鱼国问题的关注，也是我近十年间治学兴趣与范围的自然延伸和拓展。以前我主要研治敦煌学与河西史，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镇，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黄金段，古代有许多西域民族来到敦煌及河西，并进一步向东迁徙至中原。因此，我比较关注丝绸之路上的民族迁徙与交融，特别是月氏、粟特、波斯、步落稽等民族，并且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古粟特人与河西社会研究”、浙江省哲学社科冷门绝学重点项目“中古丝路鱼国、粟特、波斯胡人比较研究”、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一带一路”重点项目“丝绸之路商业民族——粟特人在甘肃的基础数据调查与研究”，发表了二十余篇关于河陇粟特人的论文。从2017年起，我在浙大创办“丝路文明论坛”，每年4期，每期邀请两位学者前来讲演交流，截止目前已经举办了13期，其中不少是关于丝路民族的讲演；同年10月还举办了“丝绸之路上的民族、文物与历史”工作坊，邀集中、日两国的学者来到美丽的紫金港南华园，从文物的视角探讨丝绸之路上的民族。虞弘夫妇合葬墓无疑是最好的民族文物标本，虞弘出自西域鱼国，其族群辗转迁徙于漠北、中原及中亚腹地，在丝路民族中极具代表性。也正因此，我踏上了寻访鱼国故事的学术之旅，希望从中古时代整个鱼氏族群的角度开展探究，从细致研读鱼氏墓志、石椁图像及相关文献与调查鱼氏村落入手，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进丝路民族史的研究，揭开以往不太为人所知的历史之谜。
应北京大学历史系叶炜教授的邀约，今年上半年我在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研究，主要任务就是写作这本《鱼国之谜》。在4月4日文研院的内部交流会上，我以“读《隋书·虞庆则传》札记”为题作过报告，探析虞庆则、孝仁父子先后被诛的原因与隋代的民族融合及交流，得到尹吉男、刘志伟、藤田胜久、秦玲子、黄群、邱源媛、狄金华、鲁家亮、于溯等同期邀访学者的指点。我深深地感受到，史书中看似简单的文字记载，其实背后牵涉巨大的文化背景，感受到解读历史真的是充满无穷的魅力。又应首都师大郝春文、刘屹、游自勇教授之邀，6月5日在该校历史学院作了题为“《隋书》阅读与研究示例”的讲座，其中也涉及到《隋书·虞庆则传》及鱼国问题。6月12日，我在文研院组织举办“文研论坛”第95期，主题为“丝绸之路上的民族迁徙与物种传播”，邀请北大荣新江、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葛承雍、首都师大王永平三位教授与我一起讲演，以及北大陆扬、中国人民大学李肖、中央民族大学张铁山三位教授共同与谈交流。我报告的论文是《从葱岭东西到黄河两岸——中古鱼国人的流徙及其文化联系》，算是对鱼国研究的一个初步总结，呈请各位师友批评指正，得到了诸先生及在场听众的宝贵指点（图4）。6月21日，我自京赴山西大同参加“一带一路”与山西对外开放暨明代中外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幸与王永平教授乘坐同一趟火车。当日晚餐，王老师拉我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张庆捷研究员等诸先生同席，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张老师，他带了一瓶汾酒和一瓶竹叶青，热情地相邀共饮，恍如千余年前虞弘夫妇合葬墓石椁图像中的宴饮光景。以前我在纪录片中无数次看到过张老师，如今真正亲眼见到他，近距离在一起，没想到竟然是那么的和蔼可亲、爽朗真诚、谦逊朴实。张老师曾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主持发掘虞弘夫妇合葬墓。两天会期，得以与张老师在一起，时时聆听教诲，幸何如之！在此次会议上，我提交宣读的论文是《太原出土〈隋虞弘墓志〉中的“□□奴栖”考》。会后我去山阴、朔州、太原等地，在山西博物院再次观摩虞弘墓志和石椁，重新确认了虞弘头戴的鱼冠和墓志中两处“鱼”字的挖改痕迹，以及《北魏王黄罗等造像碑》碑阴所刻的“鱼公主”“鱼女王”等题名，如愿以偿地结束了这趟山西之行。这也是我利用在北大文研院的访学机会，专心从事鱼国研究并寻访山西相关遗迹，为撰写《鱼国之谜——从葱岭东西到黄河两岸》一书提供了便利。
从去岁春末提笔撰文，到今年夏天北大文研院访学结束，时间过去了一年多，也即将迎来虞弘夫妇合葬墓发现20周年。这次利用在文研院半年集中访学的时间，终于完成了本书的初稿，希望在此墓发现20年之际，把这本小书献给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各族先民们，正是这些经常被史书“遮蔽”的人物创造了真正的历史。
2019年6月27日
于北大静园二院101室
后 记
时光过得很快，书稿一放，便是三年过去。那还是在2019年上半年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学时写成的初稿。是年底董理旧稿，先修改一本译著，后完成一部书稿，直到今春才有空修改本书。经过近三个月的工作，到今天终于完竣。明天是浙江大学125周年校庆的日子。回首过去，我来浙大工作也已经有六年了。上两部著译书稿及五年前出版的拙著，主体都是在来浙大以前积累的；而本书则完全是到浙大以后所新写，虽然在较长的时间里一直在思考鱼国问题，但确切地说，是从2018年才开始动笔，翌年春夏访学北大时写成初稿，今年修改完成。2016年调到浙大以后，我也有意识地调整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从原来的纯敦煌学研究转向丝绸之路民族史的探索。哪怕是之前已经写就的研究官制与家族的两部敦煌学书稿，也搁下不改，暂不出版。丝路民族史是个迷人的学术领域。活跃在亚欧大陆上的诸民族是丝绸之路的灵魂，伴随着他们的足迹流动，民族的融合、文化的交流、文明的互动，相互间的碰撞带来生机勃勃的新的活力，延续着人类的文明史。我把目光主要放在月氏人、粟特人、波斯人、鱼国人身上，追寻他们的足迹，探索他们的秘密，希望能将尘封的历史打开，开掘出被掩映乃至堙没的历史潜流。正如本书《缘起》中所说，这本小书献给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各族先民们。感谢中山大学范兆飞、上海师大陈大为教授邀约讲座，关于鱼国的初步思考得以与沪、京两地的同仁交流；也感谢首都师大郝春文、王永平、刘屹、游自勇教授，中央民大李鸿宾教授，台湾大学康韵梅教授，中正大学朱振宏教授，浙江图书馆单骅老师，杭州湘湖横山书院叶桦女士，以及浙大艺术与考古学院谢继胜教授、历史学院孙英刚教授、社科院袁清与冯茹老师，让我在讲座、论坛或会议上发表关于鱼国的看法！最应感谢的是北大历史系叶炜教授及以邓小南教授为首的文研院诸位老师，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第六期邀访学者！文研院提供了洒满阳光、充满温馨的办公室，让我得以在美丽的静园二院从容地写作书稿，以及在交流会和文研论坛进行报告和讨论。感谢惠予我宝贵意见的同期访友，以韩笑、关雪老师为代表的文研院团队，以及接受我的邀请在文研论坛作报告或与谈的荣新江、葛承雍、王永平、陆扬、李肖、张铁山诸位教授！记得交流会的次日，渠敬东教授加我微信，很幽默地发来一张吹笛唤鱼图，我说“打算在文研院把这条鱼做好”。十分怀念那个紫藤花开的小院，本书的初稿就在那里诞生。在北大访学期间，我参观了京城的各大博物馆，特别是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看到阿富汗文物展览，发现鱼饰圆形盘中鱼的尾巴和鳍竟然是立体可以活动的，这是以前光看图录根本看不出来的。访学结束之前，我从北京前往山西，先是在大同参加会议，然后往南经山阴、朔州至太原，考察晋北各地，再次观摩虞弘墓志与石椁。因为事先应承了大同会议，所以错失邓小南院长及助理韩笑老师邀约的陇东、宁夏考察之行，在感激两位老师好意的同时也深感遗憾！在大同会议上有幸拜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张庆捷先生，他是虞弘夫妇合葬墓的主要发掘者，不仅与同仁合著出版考古报告《太原隋虞弘墓》，而且还独立撰著《胡商 胡腾舞与入华中亚人——解读虞弘墓》及其修订本《解读虞弘墓——北朝定居中国的粟特人》，为研究此墓文物及相关历史提供了丰富资料与研究指引。自那以后，张老师给了我许多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提携，热心地惠赠资料，多次邀我赴晋参会。张老师也曾南下杭州，在西子湖畔为浙大历史系、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开设讲座。我发表的两篇关于虞弘的论文，张老师看到后都是第一时间安排在“北朝考古”公众号上推送，以及带我参观徐颖（显秀）墓室，前辈学者的提携之情令我感动不已。在与张老师接触请益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受到他的为人与为学，踏踏实实，质朴无华。我也暗下决心，一定要与张老师共同推进虞弘墓的研究。2017年夏，我带着十多位研究生及兰州财经大学高启安教授前往新疆考察，这次西行的最西站到阿克苏，也就是本书研究认为的鱼国之地。感谢好友阿克苏地区文物局米莉古丽·毛拉买提副局长及其爱女艾米与库车市文物局肖占玉先生的热情关照和大力帮助，当时龟兹研究院的赵莉女史与苗利辉先生也为我们的考察给予方便和照顾。2018年以来，我四次赴山西考察，纵贯全省，观览虞弘墓志、石椁及其它文物古迹、博物馆和相关村落，寻觅鱼国之谜的蛛丝马迹。我以前的硕士贺钢家在太原，不顾烈日暴晒陪同寻访残垣断壁的晋阳古城。另外，我每年独自或带博士后与博、硕士生去青海、甘肃、陕西、内蒙古、河南、安徽、江苏等地，调查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档案馆、墓葬及其它文物古迹，走访各地的鱼姓村落。2019年夏从日本回国后，甫下飞机就到上海图书馆调查家谱。在这里要感谢曾跟我读博、现任教于青海师大的魏军刚讲师，甘肃省陇西县文峰中学的张耀君、杨军老师，柯寨镇蒋陇民镇长及鱼家柯寨村的鱼自义、鱼海先生和鱼慧敏同学，鱼家湾佛殿川的鱼筱祾先生，镇原县临泾镇的鱼晓梅同学；陕西省长武县文化馆洪东海馆长，博物馆雷敏馆长与梁丽华、曹红女士，鱼家门村的刘孝孝、鱼三俊先生，以及鱼治斌、鱼仓娃、鱼亚涛与范亚丽伉俪、鱼亚强先生；西安市临潼区栎阳街道的缑三性、吕民、张文利先生；渭南市临渭区下邽镇鱼李村（鱼家自然村）的鱼钢铁书记；韩城市融媒体中心的冯丽颖、鱼晓娜记者，芝川镇大鹏村的鱼天祥先生，韩城市博物馆刘姗馆长，渭南日报驻韩城记者站石小荣站长；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张庆捷研究员、太原理工大学许栋副教授！特别是张、杨两位老师和鱼海先生开车带我寻访鱼家湾，翻山越岭，爬坡下沟，山路难走，极其危险，今日思之，犹有心悸。鱼慧敏曾就读于中国计量大学，是邻居好友范晓宇教授的学生，感谢她从下沙大老远地赶到紫金港，在晓宇家接受我的采访询问，也感谢晓宇与江洪伉俪招待午餐！感谢洪馆长花了两天陪同我调查鱼家门村和柳毅庙！年逾八旬的鱼治斌先生在夜里开车老年代步车，给我赠送他主编的《长武鱼氏月盛恒家族族谱》，年逾七旬的缑先生骑着电动车捎我寻碑访人，吕先生在我离开栎阳以后时常发来资料信息，都令人感动！感谢鱼书记热情地开车相送，刘馆长慷慨提供白公济、白敬宗墓志的照片，特别是经我以前的学生丽颖引介，到大鹏村访谈鱼天祥先生，获知“跑走马”表演中仍在使用鱼冠，与虞弘、漕国王的鱼头冠恰可对上。鱼先生还亲手制作了鱼冠，让丽颖寄赠给我，真是太珍贵了！我也很高兴地看到，自己对鱼姓村落的访谈调查，唤起了许多鱼氏族人对祖先历史的记忆，也避免了珍贵的传统文化的遗失。在这里还要感谢西安博物院王乐庆研究员、西安石油大学张利亚副教授曾热心地为我联系和寻访陕西长武县鱼家门村落。与前贤时彦研究虞弘及其所出之鱼国不同的是，本书除了细考墓志、细察石椁图像、细绎史籍之外，尽可能地爬梳各种文献与考古资料，搜辑流寓中土的西域鱼氏或其后裔，在积累尽可能丰富的资料基础上，将虞弘家族置于遍布各地的鱼氏族群中，拓宽研究的视野，注重研究范式的转变。承蒙学界师友的好意，上海外大王丁、北京师大雷闻、洛阳师院毛阳光诸教授及陕西师大王庆昱、西北工大石建刚诸君经常主动发来微信，告诉我有关鱼氏的碑志和石窟题记资料，尤其是深圳望野博物馆阎焰馆长得知我的研究后，迅速拍照发来馆中所藏鱼骞感墓志的照片。另外，兰大吴景山教授帮助识读过虞弘墓志中的文字，武大吕博学兄在参观山西博物院时曾帮助细致察看石椁图像，浙大王瑞雷学兄清绘虞弘的鱼头冠供我观摩，博士后朱艳桐告知洛阳北魏墓出土的悬挂着鱼的骆驼俑，在日本国际佛教大学院大学留学的张美侨博士帮我代购桑山正进先生的著作，并将这本十分厚重的书带到北京给我。陕西省社科院党斌、中国书法家协会张永强、新昌县博物馆俞国璋诸先生及鼓山中学徐红素老师，广岛大学山本孝子博士、神户市白鹤美术馆田林启博士及兰州大学杨洁、聊城大学吕德廷、湘潭大学宋翔、陕西师大殷盼盼、上虞葛启航诸君也给我提供过若干资料。本书第二、三、八章曾在《西域研究》《丝路文明》《西夏研究》杂志上先期发表，感谢陈霞女史、张玉海先生给予的充分信任！在此对以上师友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关于虞弘夫妇合葬墓与《隋书·虞庆则传》，还曾在浙江大学的课堂上讲授过，特别是我的同事周佳副教授参加了一学期的博士生课程，共同讨论，给我许多督励。也感谢“西北出土文献与中古史研读班”诸班员的指正，尤其是在读博士生杜冠霖、冯晓鹃、李生平、洪英与硕士生戚雅荧、钟艳雯及朱艳桐博士后、殷盼盼博士核校了所有引文史料，指出了许多我自己未能发现的错字，在此特表感谢！饮水思源，感恩多多。在浙江大学125周年校庆来临之际，谨向给予我诸多关怀的刘进宝、黄华新、梁敬明、黄兰英老师及以朱晓芸主任为首的人才办诸位老师表示真诚的谢意！也向推荐我来浙大工作的北大荣新江、浙大张涌泉、中国社科院楼劲三位老师敬致谢忱！感谢刘老师与甘肃教育出版社孙宝岩副社长的费心安排，此书得列于“浙江大学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丛书”并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感谢秦才郎加、张静两位编辑细心认真的编校，特别是秦才兄严谨负责、兢兢业业的编校精神令我感动不已！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是浙江省哲学社科冷门绝学重点项目“中古丝路鱼国、粟特、波斯胡人比较研究”（20LMJX01Z）的主要成果，同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古粟特人与河西社会研究”（19AZS005）、浙江大学中西书院刘迎胜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研究专项“草原—沙漠文化带研究专题”重大委托项目“丝绸之路与中原帝国兴衰”（20@WTS004）及凉州文化研究院的支持。记得入职浙大半年后，吴朝晖校长（现为科技部部长）与人才办朱晓芸主任（现为西湖大学副校长）约我在邵医咖啡会谈，主要谈新疆研究的重要性及发挥浙大援疆的作用，以及在全校开设敦煌学与“一带一路”通识核心课程群。课程群很快得以开设，我在其中的“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课上就讲授过丝路鱼国，并发表了一篇教学论文；我所在的浙大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于2020年入选国家民委“一带一路”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并被聘为浙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的研究人员，我觉得研究西域鱼国人的东迁及其融入中华民族，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这是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丝绸之路民族融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典型案例。本书的出版得到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双一流经费的资助，在此一并致谢！2022年5月20日校庆前夕于积石庐2023年3月10日修订文章来源
感谢作者供稿，部分转自“敦煌书坊”2023年4月13日，特此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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