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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小丑的医生

健闻毛晓琼 八点健闻 2019-12-12


  • 在国外研修期间,第一次看到“小丑医疗”就决定将其带回国内。
  • “小丑医生”通过爱与幽默,帮助患者克服焦虑和挫折感。
  • 帮一位7岁白血病小女孩看到了“流星雨”,许下生命的愿望。
  • 严重烧伤的老肖,和“小丑医生”唱了一周的歌,“心病”全好了。
  • 4年里,听到掌声,收到锦旗,也遭受过误解,但他把“小丑医生”当作一生的事业。

 

戴着红鼻头、彩虹头发,手拿气球、乐器、魔术道具……走进门诊大厅和病房,这不是电影里去搞破坏的小丑,而是为病人带去欢乐的“小丑医生”。
 
“小丑医生”在国外被叫作“小丑医疗”,已有30多年历史。这个理念最早是由美国传奇医生帕奇·亚当斯提出。亚当斯自己曾是抑郁症患者,在四处求医的过程中,他意识到医生这份职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过于关注疾病本身,而忽略了疾病背后的人。所以,他按照自己的人文医疗理念,创建了“小丑医疗”模式,故事还被拍成了电影《心灵点滴》。

△《心灵点滴》剧照
 
“小丑医疗”被迅速推广到其他发达国家。作为医学领域里替代疗法的一个分支,“小丑医疗”通过爱与幽默的力量,改善住院病人治疗期间的总体状况,帮助患者克服焦虑感、挫折感。在以色列、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这已是一个严肃且专业的职业。
 
如今,全球已有超过1万名“小丑医生”,他们游走在各个有需要的地方,用他们独有的方式给病痛中的人们带去欢乐与温暖。但在中国,“小丑医生”还是一个较为陌生的概念。
 
刘月明是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烧伤整形科主任,4年前从意大利医院感受“小丑医疗”的魅力后,下决心要将其带回国内。而后,他成为四川省“小丑医生”公益慈善促进会发起人,成立了“小丑医疗”志愿服务团队。一个月前,他调任深圳市龙华区中心医院烧伤整形科主任医师。

八点健闻近日赴深圳对刘月明进行了专访,本文以他的第一人称叙述。

△刘月明和两位国外“小丑医生”(图片由受访者提供,下同)
 
我什么要把“小丑医疗”带回国
 
沉闷的儿科病房里,一位肺部感染的小男孩虚弱地躺在病床上,双眼空洞地看着天花板。父母陪在床边,脸上写满了焦虑。整个病房处于一种压抑的气氛中。
 
突然,病房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欢快的音乐声中,两个戴着红鼻、一身小丑装扮的不速之客“闯”了进来,他们带着搞怪的表情,唱歌跳舞,表演魔术,跟小男孩做游戏,一下子就把病房的气氛搞热了。
 
这个孩子要接受雾化吸入治疗,因为害怕浓重的烟气,他哭喊着不愿意戴上口罩,父母怎么哄都没用。这时候,其中一名“小丑”从兜里掏出了一个吹泡泡的玩具,轻轻一吹,再拿变色的手电一照,整个房间都飘满了五颜六色的气泡,孩子的哭声立刻停止了。然后,“小丑”蹲下身告诉他,你吸进去的这些烟,进到身体里后,也会变成这样五颜六色的泡泡,他们会把你身体里的坏蛋都消灭掉,你的病就好啦。孩子一听,乖乖地戴上了面罩。

这是2015年我在意大利锡耶纳大学医院研修时,亲眼目睹的一幕。这件事给我的震撼太大了,想起我女儿小时候也做过雾化吸入治疗,因为害怕,她很抗拒。我和太太一个人按住她的头,一个人给她固定面罩,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最后的结果是,我们累得不行,她还一直哭,治疗效果自然也不太理想。
 
同时,我也想到了我的病房。我是一名烧伤整形科的医生,经常要给小朋友换药,知道小朋友在这个过程中是非常痛苦的,经常会撕心裂肺地痛哭。如果也有“小丑医生”,或许就是另外一番情景。
 
那天,我们一行20多个中国医生,都对“小丑医生”念念不忘。这只是为期3个月研修的一个小插曲,却引发了大家最热烈的讨论。大家都觉得,出国一看,在医疗技术上,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不大,有些方面甚至还更领先。但在医疗人文上,我们确实落后了很大一截。
 
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小丑医疗”带回国内。
 
人造流星雨,和一个小女孩的愿望
 
3个月的研修结束后,我回到成都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大致准备了两个月后,我向医院提交了“成立小丑医疗志愿服务团队”的方案,得到了院领导的支持。
 
考虑到小朋友对小丑的接受度最高,我们把儿科病房作为第一个试点。尽管方案做得很细,但一上手还是碰到了很多问题。最常见的情况就是,我们不仅没把小朋友逗笑,还把他们给吓哭了。
 
事后分析,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小丑这个形象,带有浓重的西方文化色彩,国外的小朋友能接受,我们这里的孩子反而会有些害怕。二是我们操之过急,一进病房就冲到小朋友面前,要和他握手,着急去建立互动,冲破了他们的心理安全防线。
 
于是,我们换上了孙悟空、熊大熊二这些本土化的扮相,或者拿掉面具,只戴一个红鼻头。进了病房以后,先站在远处表演,看到小朋友笑了,再靠近互动。在这样的节奏下,小朋友的接受度很快就提高了。尤其是他们最害怕的打针环节,我们通过表演互动去吸引注意力,原本哭闹喊叫的病房,一下子就被欢声笑语填满。

2016年,我们碰到一个很特别的病例。有一天,监护病房的护士长急匆匆跑来找我说,刘医生,我们那儿有个小病人,不太配合治疗,能不能请你去看看。
 
那是一个7岁的小女孩,得了慢粒性白血病,诊断为治疗困难型,靠化疗已经没法缓解病情,只有骨髓移植这一条路,但合适的骨髓一直匹配不到。小女孩的家庭条件不太好,但她很懂事,知道自己可能治不好了,就拒绝吃药。
 
我们就问孩子的妈妈,她平时有什么愿望。妈妈说,孩子一直想看一场流星雨。我们当时就傻眼了,流星这个东西,来不来,什么时候来,都不受我们控制。再说了,就算真的有流星要来,按照她当时的状况,也不可能走出病房去看。
 
后来,还是我们一个医生灵机一动,找来一个硬纸盒,用剪刀在表面剪出了五六个星星的形状,再带上一支强光手电筒。我们先把病房窗帘全都拉上,那个拿着纸盒和手电的医生就蹲守在门外。
 
一切准备就绪后,他把手电一开,透过纸盒,带着星星形状的灯光就直接打在了病房的天花板上,而且随着手电的移动,星星也会移动,看起来就像是流星划过天空。这时,我们注意到,小女孩突然坐起身来,双手合十,虔诚地许了个愿。我们这才反应过来,她想看流星雨,就是为了许下这一个愿望。
 
事后,她妈妈告诉我们,她许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的病赶快好起来,能够早一天回到学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还是很心酸的,有几个年轻的女志愿者还哭了。因为我们对她病情的判断是偏悲观的,觉得这个愿望可能实现不了。
 
但经过这件事之后,她的状态明显好了很多,也积极配合治疗了。再一次听到她的消息是在半年以后,骨髓配型成功,有一家公益机构出了20万元,承担全部手术费用。我们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她的愿望真的实现了,回到了学校。
 
这个病例给我们的团队带来很大的鼓舞。有一点,我们很确信,那就是她确实因为那一场不太真实的“流星雨”,产生了某种精神力量,激发了对生命的渴望。

 
老肖的转变
 
随着“小丑医疗”在儿科病房的成功,我们开始把这种模式延伸到其它科室,服务对象也从小朋友变成了成年人。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我自己科室的一个病人,叫老肖,他是钢管厂的工人。2018年,他在工作中不慎掉进了镀锌的池子里。被工友捞上来的时候,全身皮肤80%三度烧伤。我们前后给他做了四次植皮手术,创面基本没有了,但老肖的情绪出现了很大问题。
 
他不愿下床参加康复训练,谢绝了所有人的探视,整天把自己蒙在被子里。更诡异的是,他每晚都做噩梦,说一些很吓人的梦话,还把厂里给他找的两个陪护人员都吓跑了。据陪护的人说,他半夜里会突然坐起身来,大声训斥道,“屋子里那么多死人,怎么还不搬出去!”有时候还会指着某个角落说,“那里的血,怎么不擦干净!”第二天醒来,他又忘得一干二净,只记得昨天晚上有人压在他的胸口,喘不过气来。
 
这种状况在深度烧伤的病人身上经常发生,我们叫它“创伤后应激障碍”,简称PTSD,常见于自身或者近距离见到他人受过严重躯体伤害的人群。一般来说,我们给病人开一点带镇静作用的药,很快就会好转。但老肖吃了药,情况仍不理想。
 
刚好那段时间,我们邀请了以色列的两位医疗小丑培训师到医院来讲课。课余时间,我们就告知了这个病人的情况,请他们想想办法。以色列的老师告诉我们,病人的焦虑情绪源自于生命能量的流失,所以我们要给他赋能,提升他的POWER(控制力),关键就是要找到他擅长做什么。
 
我们就问老肖的爱人。他爱人说,老肖平时也没什么爱好,没事的时候喜欢唱唱歌。找到这个点之后,我们就赶紧准备了起来。在志愿者里找了一个会弹吉他的,两个以色列的老师亲自穿上小丑的装扮,戴上红鼻头到了老肖的病房,邀请他高歌一曲。老肖果然很高兴,从被子里钻出来,躺在床上歪着个头,在吉他的伴奏下连着唱了好几首歌。我们则在一旁给他鼓掌,夸他唱得好。

△“小丑医生”陪病人唱歌 

过了几天,以色列的老师回去了,我们又找了大学生志愿者顶上,连续唱了一个多星期。老肖完全从低落情绪中走了出来,很积极地进行了康复训练。
 
我们见到他就会问,老肖,你今天又在病房里走了几圈啊?他会很高兴地说,我今天走了十圈!最让我们感动的是,他还以身作则去帮助一些身边的朋友。植皮手术,如果没做过的话,会很恐惧。老肖就会现身说法:你看我的头皮被取了四次,现在头发都长得好好的!他的说法非常有效,这让我们很感动。
 
她弥留之际
 

“小丑医疗”的另一个应用场景,是舒缓医疗,包括临终关怀。我们有一个也在意大利学习过的医生叫杨有京,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雅安医院老年病科的,她就在做这方面的尝试。

 

2017年,她们科室曾经收治过一个67岁的胰腺癌晚期病人,由于癌细胞扩散,生存期不到一年,家属已经放弃手术了,希望老人可以安详离世。在这种情况下,病房里是很压抑的。老人自己清楚时日无多,就不爱说话。虽然子女很孝顺,每天都来,但来了之后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默默地在旁边陪着。

 

有一次,也是以色列的小丑医生来病房服务,在征得家属的同意后,小丑医生们进到病房,据说,当他们穿着鲜艳的衣服、戴着奇怪的红鼻子进入那个病房时,老太太的眼睛一下子就有光了,她还特别不好意思地坐起身来,到处找梳子,嘴里还念叨着,“我这个样子怎么好见人的啦”。以色列老师和老人有一搭没一搭的交流起来,还把一支尤克里顶在自己的鼻子上转圈,老太太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后来,老人的妹妹因为脑肿瘤复发也住进了病房,在她弥留之际,医生们又打扮成小丑的模样,到了她的病房,怕惊扰到她,静静的给她折了蝴蝶与花,挂在她能看到的输液架上。那个时候,老太太已经不太说话。但她一睁眼就看到那鲜艳的花儿,眼眶就湿润了。

 
“小丑医生”将是我一生的事业
 
从2015年到今天,我们一直在推广“小丑医疗”。这4年里,我们听到过掌声,收到过锦旗,也遭受过误解。有的同行会质疑说,好好的医生不做,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有的家属则会生气地拒绝我们,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这不是瞎胡闹吗?
 
但我对“小丑医生”的爱坚持不懈。这也感染了我的女儿。有一天,女儿提出,也想做“小丑医生”。她还张罗医院其他医生的子女一同参加。我详细介绍了“小丑医生”的流程,如何打招呼、表演、道别,还为他们规划了服务对象。
 
小“小丑医生”们准备了魔术、长笛独奏、贺卡、礼物等。他们结伴为一位老人演唱《友谊地久天长》。唱着唱着,听者和歌者都哭了。事后,我很感慨,孩子懂得了感恩。
 
“小丑医疗”到底是不是真有用,确实很难找到科学依据。因为它本身不做治疗,而是调动病人的情绪,让病人能够更好地配合治疗。已经有科学证据表明,人在快乐的状态下,心率会下降,血压更平稳,甚至连体内的炎症因子水平也会降低。所以,西方有一句谚语:快乐是治愈疾病的一剂良药。


“小丑医疗”模式最盛行的国家以色列,曾经做过一次循证研究。以色列卫生部门和本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海法大学合作了一个项目:关于儿童同位素扫描的成本对比试验。
 
同位素扫描是用来检测人体脏器的形态、位置、功能和有无病变的一种诊断方法。在进行这种扫描时,需要患者躺在一个封闭的舱体内,保持完全不动5分钟左右。对于成年人来说,这当然不成问题。但对于低龄段的孩子来说,一般都很难配合。
 
传统的做法是给小朋友施行轻度麻醉,让他睡过去几分钟。但只要涉及麻醉,就要住院,做全身体检,抽血拍片。做了几年,卫生部门觉得这一块的成本太大了,就找到“小丑医生”,希望他们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想了个办法,在检查的前一天,把小朋友带到一个模拟的检查室,里面的设备外观和真实的一模一样。然后他们说,我们来玩捉迷藏吧,谁能藏得最久,谁就最厉害。通过这种方式,诱导小朋友躺到设备里去。第二天,正式检查的时候,他还是和小朋友玩这个游戏,只不过设备换成了真的。
 
这个项目至今做了几百例,97.5%的小朋友都能一动不动顺利完成检查,只有10多例失败。他们后来就分析这10多例为什么不行,结果发现,大多数孩子患有多动症。
 
这个项目给“小丑医疗”模式带来了很高的社会评价。海法大学还专门开设了“小丑医疗”专业,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将被直接分配到各大医院,“小丑医生”将成为他的终生职业。
 
受到这件事的启发,我们最近也在做一个类似的研究,叫做《小丑医疗对围麻醉期儿童患者哭泣、焦虑及疼痛的影响研究》。我们把这些接受麻醉的孩子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我们“小丑医生”的陪护下,笑着进入麻醉状态的;一类不做任何干扰,多数会在害怕中进入麻醉状态。两组对比,记录他们麻醉醒来后的状态、哭泣时长、睡眠治疗、依从性等方面的指标。这项研究还在病例收集阶段,从目前的少量样本来看,“小丑医疗”作为辅助疗法,确实能够减少麻醉对孩子的刺激,更有利于患者的术后恢复。
 
一个月前,因为个人原因,我从原来的医院离职,来到深圳工作。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半年以后,我要在新的医院重新组建一支“小丑医疗”服务队,“小丑医生”将是我一辈子的事业。



毛晓琼|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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