扮小丑的医生

• 在国外研修期间，第一次看到“小丑医疗”就决定将其带回国内。
• “小丑医生”通过爱与幽默，帮助患者克服焦虑和挫折感。
• 帮一位7岁白血病小女孩看到了“流星雨”，许下生命的愿望。
• 严重烧伤的老肖，和“小丑医生”唱了一周的歌，“心病”全好了。
• 4年里，听到掌声，收到锦旗，也遭受过误解，但他把“小丑医生”当作一生的事业。

戴着红鼻头、彩虹头发，手拿气球、乐器、魔术道具……走进门诊大厅和病房，这不是电影里去搞破坏的小丑，而是为病人带去欢乐的“小丑医生”。

“小丑医生”在国外被叫作“小丑医疗”，已有30多年历史。这个理念最早是由美国传奇医生帕奇·亚当斯提出。亚当斯自己曾是抑郁症患者，在四处求医的过程中，他意识到医生这份职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过于关注疾病本身，而忽略了疾病背后的人。所以，他按照自己的人文医疗理念，创建了“小丑医疗”模式，故事还被拍成了电影《心灵点滴》。

△《心灵点滴》剧照

“小丑医疗”被迅速推广到其他发达国家。作为医学领域里替代疗法的一个分支，“小丑医疗”通过爱与幽默的力量，改善住院病人治疗期间的总体状况，帮助患者克服焦虑感、挫折感。在以色列、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这已是一个严肃且专业的职业。

如今，全球已有超过1万名“小丑医生”，他们游走在各个有需要的地方，用他们独有的方式给病痛中的人们带去欢乐与温暖。但在中国，“小丑医生”还是一个较为陌生的概念。

刘月明是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烧伤整形科主任，4年前从意大利医院感受“小丑医疗”的魅力后，下决心要将其带回国内。而后，他成为四川省“小丑医生”公益慈善促进会发起人，成立了“小丑医疗”志愿服务团队。一个月前，他调任深圳市龙华区中心医院烧伤整形科主任医师。

八点健闻近日赴深圳对刘月明进行了专访，本文以他的第一人称叙述。

△刘月明和两位国外“小丑医生”（图片由受访者提供，下同）

我什么要把“小丑医疗”带回国

沉闷的儿科病房里，一位肺部感染的小男孩虚弱地躺在病床上，双眼空洞地看着天花板。父母陪在床边，脸上写满了焦虑。整个病房处于一种压抑的气氛中。

突然，病房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欢快的音乐声中，两个戴着红鼻、一身小丑装扮的不速之客“闯”了进来，他们带着搞怪的表情，唱歌跳舞，表演魔术，跟小男孩做游戏，一下子就把病房的气氛搞热了。

这个孩子要接受雾化吸入治疗，因为害怕浓重的烟气，他哭喊着不愿意戴上口罩，父母怎么哄都没用。这时候，其中一名“小丑”从兜里掏出了一个吹泡泡的玩具，轻轻一吹，再拿变色的手电一照，整个房间都飘满了五颜六色的气泡，孩子的哭声立刻停止了。然后，“小丑”蹲下身告诉他，你吸进去的这些烟，进到身体里后，也会变成这样五颜六色的泡泡，他们会把你身体里的坏蛋都消灭掉，你的病就好啦。孩子一听，乖乖地戴上了面罩。

这是2015年我在意大利锡耶纳大学医院研修时，亲眼目睹的一幕。这件事给我的震撼太大了，想起我女儿小时候也做过雾化吸入治疗，因为害怕，她很抗拒。我和太太一个人按住她的头，一个人给她固定面罩，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最后的结果是，我们累得不行，她还一直哭，治疗效果自然也不太理想。

同时，我也想到了我的病房。我是一名烧伤整形科的医生，经常要给小朋友换药，知道小朋友在这个过程中是非常痛苦的，经常会撕心裂肺地痛哭。如果也有“小丑医生”，或许就是另外一番情景。

那天，我们一行20多个中国医生，都对“小丑医生”念念不忘。这只是为期3个月研修的一个小插曲，却引发了大家最热烈的讨论。大家都觉得，出国一看，在医疗技术上，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不大，有些方面甚至还更领先。但在医疗人文上，我们确实落后了很大一截。

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小丑医疗”带回国内。

人造流星雨，和一个小女孩的愿望

3个月的研修结束后，我回到成都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大致准备了两个月后，我向医院提交了“成立小丑医疗志愿服务团队”的方案，得到了院领导的支持。

考虑到小朋友对小丑的接受度最高，我们把儿科病房作为第一个试点。尽管方案做得很细，但一上手还是碰到了很多问题。最常见的情况就是，我们不仅没把小朋友逗笑，还把他们给吓哭了。

事后分析，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小丑这个形象，带有浓重的西方文化色彩，国外的小朋友能接受，我们这里的孩子反而会有些害怕。二是我们操之过急，一进病房就冲到小朋友面前，要和他握手，着急去建立互动，冲破了他们的心理安全防线。

于是，我们换上了孙悟空、熊大熊二这些本土化的扮相，或者拿掉面具，只戴一个红鼻头。进了病房以后，先站在远处表演，看到小朋友笑了，再靠近互动。在这样的节奏下，小朋友的接受度很快就提高了。尤其是他们最害怕的打针环节，我们通过表演互动去吸引注意力，原本哭闹喊叫的病房，一下子就被欢声笑语填满。

2016年，我们碰到一个很特别的病例。有一天，监护病房的护士长急匆匆跑来找我说，刘医生，我们那儿有个小病人，不太配合治疗，能不能请你去看看。

那是一个7岁的小女孩，得了慢粒性白血病，诊断为治疗困难型，靠化疗已经没法缓解病情，只有骨髓移植这一条路，但合适的骨髓一直匹配不到。小女孩的家庭条件不太好，但她很懂事，知道自己可能治不好了，就拒绝吃药。

我们就问孩子的妈妈，她平时有什么愿望。妈妈说，孩子一直想看一场流星雨。我们当时就傻眼了，流星这个东西，来不来，什么时候来，都不受我们控制。再说了，就算真的有流星要来，按照她当时的状况，也不可能走出病房去看。

后来，还是我们一个医生灵机一动，找来一个硬纸盒，用剪刀在表面剪出了五六个星星的形状，再带上一支强光手电筒。我们先把病房窗帘全都拉上，那个拿着纸盒和手电的医生就蹲守在门外。

一切准备就绪后，他把手电一开，透过纸盒，带着星星形状的灯光就直接打在了病房的天花板上，而且随着手电的移动，星星也会移动，看起来就像是流星划过天空。这时，我们注意到，小女孩突然坐起身来，双手合十，虔诚地许了个愿。我们这才反应过来，她想看流星雨，就是为了许下这一个愿望。

事后，她妈妈告诉我们，她许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的病赶快好起来，能够早一天回到学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还是很心酸的，有几个年轻的女志愿者还哭了。因为我们对她病情的判断是偏悲观的，觉得这个愿望可能实现不了。

但经过这件事之后，她的状态明显好了很多，也积极配合治疗了。再一次听到她的消息是在半年以后，骨髓配型成功，有一家公益机构出了20万元，承担全部手术费用。我们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她的愿望真的实现了，回到了学校。

这个病例给我们的团队带来很大的鼓舞。有一点，我们很确信，那就是她确实因为那一场不太真实的“流星雨”，产生了某种精神力量，激发了对生命的渴望。

老肖的转变

随着“小丑医疗”在儿科病房的成功，我们开始把这种模式延伸到其它科室，服务对象也从小朋友变成了成年人。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我自己科室的一个病人，叫老肖，他是钢管厂的工人。2018年，他在工作中不慎掉进了镀锌的池子里。被工友捞上来的时候，全身皮肤80%三度烧伤。我们前后给他做了四次植皮手术，创面基本没有了，但老肖的情绪出现了很大问题。

他不愿下床参加康复训练，谢绝了所有人的探视，整天把自己蒙在被子里。更诡异的是，他每晚都做噩梦，说一些很吓人的梦话，还把厂里给他找的两个陪护人员都吓跑了。据陪护的人说，他半夜里会突然坐起身来，大声训斥道，“屋子里那么多死人，怎么还不搬出去！”有时候还会指着某个角落说，“那里的血，怎么不擦干净！”第二天醒来，他又忘得一干二净，只记得昨天晚上有人压在他的胸口，喘不过气来。

这种状况在深度烧伤的病人身上经常发生，我们叫它“创伤后应激障碍”，简称PTSD，常见于自身或者近距离见到他人受过严重躯体伤害的人群。一般来说，我们给病人开一点带镇静作用的药，很快就会好转。但老肖吃了药，情况仍不理想。

刚好那段时间，我们邀请了以色列的两位医疗小丑培训师到医院来讲课。课余时间，我们就告知了这个病人的情况，请他们想想办法。以色列的老师告诉我们，病人的焦虑情绪源自于生命能量的流失，所以我们要给他赋能，提升他的POWER（控制力），关键就是要找到他擅长做什么。

我们就问老肖的爱人。他爱人说，老肖平时也没什么爱好，没事的时候喜欢唱唱歌。找到这个点之后，我们就赶紧准备了起来。在志愿者里找了一个会弹吉他的，两个以色列的老师亲自穿上小丑的装扮，戴上红鼻头到了老肖的病房，邀请他高歌一曲。老肖果然很高兴，从被子里钻出来，躺在床上歪着个头，在吉他的伴奏下连着唱了好几首歌。我们则在一旁给他鼓掌，夸他唱得好。

△“小丑医生”陪病人唱歌 

过了几天，以色列的老师回去了，我们又找了大学生志愿者顶上，连续唱了一个多星期。老肖完全从低落情绪中走了出来，很积极地进行了康复训练。

我们见到他就会问，老肖，你今天又在病房里走了几圈啊？他会很高兴地说，我今天走了十圈！最让我们感动的是，他还以身作则去帮助一些身边的朋友。植皮手术，如果没做过的话，会很恐惧。老肖就会现身说法：你看我的头皮被取了四次，现在头发都长得好好的！他的说法非常有效，这让我们很感动。

她弥留之际

“小丑医疗”的另一个应用场景，是舒缓医疗，包括临终关怀。我们有一个也在意大利学习过的医生叫杨有京，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雅安医院老年病科的，她就在做这方面的尝试。

2017年，她们科室曾经收治过一个67岁的胰腺癌晚期病人，由于癌细胞扩散，生存期不到一年，家属已经放弃手术了，希望老人可以安详离世。在这种情况下，病房里是很压抑的。老人自己清楚时日无多，就不爱说话。虽然子女很孝顺，每天都来，但来了之后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默默地在旁边陪着。

有一次，也是以色列的小丑医生来病房服务，在征得家属的同意后，小丑医生们进到病房，据说，当他们穿着鲜艳的衣服、戴着奇怪的红鼻子进入那个病房时，老太太的眼睛一下子就有光了，她还特别不好意思地坐起身来，到处找梳子，嘴里还念叨着，“我这个样子怎么好见人的啦”。以色列老师和老人有一搭没一搭的交流起来，还把一支尤克里顶在自己的鼻子上转圈，老太太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后来，老人的妹妹因为脑肿瘤复发也住进了病房，在她弥留之际，医生们又打扮成小丑的模样，到了她的病房，怕惊扰到她，静静的给她折了蝴蝶与花，挂在她能看到的输液架上。那个时候，老太太已经不太说话。但她一睁眼就看到那鲜艳的花儿，眼眶就湿润了。

“小丑医生”将是我一生的事业

从2015年到今天，我们一直在推广“小丑医疗”。这4年里，我们听到过掌声，收到过锦旗，也遭受过误解。有的同行会质疑说，好好的医生不做，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有的家属则会生气地拒绝我们，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这不是瞎胡闹吗？

但我对“小丑医生”的爱坚持不懈。这也感染了我的女儿。有一天，女儿提出，也想做“小丑医生”。她还张罗医院其他医生的子女一同参加。我详细介绍了“小丑医生”的流程，如何打招呼、表演、道别，还为他们规划了服务对象。

小“小丑医生”们准备了魔术、长笛独奏、贺卡、礼物等。他们结伴为一位老人演唱《友谊地久天长》。唱着唱着，听者和歌者都哭了。事后，我很感慨，孩子懂得了感恩。

“小丑医疗”到底是不是真有用，确实很难找到科学依据。因为它本身不做治疗，而是调动病人的情绪，让病人能够更好地配合治疗。已经有科学证据表明，人在快乐的状态下，心率会下降，血压更平稳，甚至连体内的炎症因子水平也会降低。所以，西方有一句谚语：快乐是治愈疾病的一剂良药。

“小丑医疗”模式最盛行的国家以色列，曾经做过一次循证研究。以色列卫生部门和本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海法大学合作了一个项目：关于儿童同位素扫描的成本对比试验。

同位素扫描是用来检测人体脏器的形态、位置、功能和有无病变的一种诊断方法。在进行这种扫描时，需要患者躺在一个封闭的舱体内，保持完全不动5分钟左右。对于成年人来说，这当然不成问题。但对于低龄段的孩子来说，一般都很难配合。

传统的做法是给小朋友施行轻度麻醉，让他睡过去几分钟。但只要涉及麻醉，就要住院，做全身体检，抽血拍片。做了几年，卫生部门觉得这一块的成本太大了，就找到“小丑医生”，希望他们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想了个办法，在检查的前一天，把小朋友带到一个模拟的检查室，里面的设备外观和真实的一模一样。然后他们说，我们来玩捉迷藏吧，谁能藏得最久，谁就最厉害。通过这种方式，诱导小朋友躺到设备里去。第二天，正式检查的时候，他还是和小朋友玩这个游戏，只不过设备换成了真的。

这个项目至今做了几百例，97.5%的小朋友都能一动不动顺利完成检查，只有10多例失败。他们后来就分析这10多例为什么不行，结果发现，大多数孩子患有多动症。

这个项目给“小丑医疗”模式带来了很高的社会评价。海法大学还专门开设了“小丑医疗”专业，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将被直接分配到各大医院，“小丑医生”将成为他的终生职业。

受到这件事的启发，我们最近也在做一个类似的研究，叫做《小丑医疗对围麻醉期儿童患者哭泣、焦虑及疼痛的影响研究》。我们把这些接受麻醉的孩子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我们“小丑医生”的陪护下，笑着进入麻醉状态的；一类不做任何干扰，多数会在害怕中进入麻醉状态。两组对比，记录他们麻醉醒来后的状态、哭泣时长、睡眠治疗、依从性等方面的指标。这项研究还在病例收集阶段，从目前的少量样本来看，“小丑医疗”作为辅助疗法，确实能够减少麻醉对孩子的刺激，更有利于患者的术后恢复。

一个月前，因为个人原因，我从原来的医院离职，来到深圳工作。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半年以后，我要在新的医院重新组建一支“小丑医疗”服务队，“小丑医生”将是我一辈子的事业。

毛晓琼|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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