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两周年反思】 为保护自己，装作局外人，旁观别人的历史
撰文/浮琪琪
2019年12月，“不明肺炎”爆发，2020年1月7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判定“不明肺炎”为新型冠状病毒。随后1月23日，武汉“封城”，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构成“全球大流行”。
谁都未能料到，这场全球疫情竟然绵延两年，造成全球超500万人死亡。疫情给全人类带来的，在消逝的生命之外，多的是更隐蔽、更多层次的影响，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心理上，无论是在环境、行业还是家庭、个人上。
疫情究竟改变了什么？如果说一年前我们还身处其中，茫茫然未觉其味，对疫情盲目乐观以至于无法思考疫情的深远影响。而今，疫情爆发两周年之际，是时候重新审视这场始料未及、波及全球的疫情，它到底改变了什么？带来了什么？
我们采访了身处疫情中的普通人，他们分享了各自在疫情中具体而鲜活的生活。
王思蒙，20岁 ，美国乔治城大学大三学生
我是王思蒙，大三学生，就读于美国乔治城大学政治和哲学双专业，辅修历史专业。疫情最严重的一年半，我全程在美国度过，感觉像过了好几辈子。疫情最大的影响是重塑了我，扭转了我对世界的认知与思考。
疫情期间，我在没有任何现实社交的状态中度过。起初，我常因为孤单偷偷在深夜掉眼泪。慢慢的，我开始享受独处，从音乐、影视作品中汲取面对困境与黑暗的力量。我有规律地运动，记日记，照看自己的猫，对着窗外摇曳的树枝发呆，感知生命鲜活的呼吸与力度。我成为自己最忠实的朋友，在杂乱的生活中构建并维持一种秩序，对自己的人生真正负起责任。
疫情让我不知成熟了多少倍，也让我重新认知周边的环境。
疫情摧毁了我对美国怀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与崇拜。我看到疫情让美国深埋于土的问题被连根拔起。当人们走上街头高呼“打疫苗/戴口罩是个人选择与个人自由”时，我思考的是，自由与民主究竟要实施到一个什么程度才是合适与合理的？在自由与民主前，国家的统一政策与权威又该如何平衡利弊？
我目睹了美国的种族歧视与难以消解的内部矛盾。2019年，我刚到美国加州，我敢在晚九点之后逛街，敢在深夜打uber，敢毫无芥蒂地与外国同学社交。我下意识觉得，在全世界数一数二的自由民主的国度，我的安全不成问题。2020年George Floyd事件发生后，美国社会像是火山爆发，暴力事件层出不穷。有时，我在家里甚至能听到直升飞机在天空旋转的声音。
而“疫情源头阴谋论“又将在美华人推上风口浪尖。每天看到“华人当街被暴打/抢劫/推下地铁/喷口水”的新闻，我彻底害怕了，与姑姑非必要不出门，只敢定时定点前往中国超市采购。
2021年六月，一个周五下午，阳光充足，空气清新，我和朋友在离白宫步行不到五分钟的一家西餐厅吃饭。我们坐在室外的太阳伞下，周围大部分是享受周五闲暇时光的白人家庭。我们聊得太过开心，谁都没有看到身后走来一个身高约185厘米的健壮年轻黑人。
他走进室外就餐区，手里拿着一个勺子，从每个人的盘子、碗、杯子里用力盛了一勺，塞进自己嘴里，大声谩骂。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靠近，突然我的右侧伸过来一双大手，从我的盘子里盛走好几勺。现场吃饭的人像石化了一样，持续一分钟，我们才反应过来刚才发生了什么。
服务人员从室内冲出来，询问我们每个人的情况，帮我们重新上菜，类似事件他们近期已见识好几次。我不敢想象，光天化日之下，在美国首都城市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在离白宫那么近的位置，居然会发生如此令人后怕的事情。
我变了，我变得小心翼翼，避开危险区域，减少单独行动的次数。我为这样小心翼翼的自己难过，我怀念2019年那个深夜肆意在街上行走的不谨小慎微也很安全的我。
疫情期间，我也经常看到国内网友揶揄、嘲讽甚至谩骂美国，我心里只觉糟糕透顶，寒冷至极。疫情下的美国虽然有狼狈不堪之处，但这个国家确实也有很多值得人学习、向往的地方。
在美求学两年，我见识了美国教育和文化的强势。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标准答案”从来不等于“正确”、“优秀”，真正有价值的是个人主动的思考和自主的创意。美国的教育系统致力于培养学生成为“world citizen”（世界公民），彼此交流比自我生活更宽广、更深刻的想法，老师可以被挑战，同学互相辩论，人的探索精神和批判思维得到极大的发展。
对在国内接受十多年义务教育的我来说，这些都是完全崭新的，让我觉得自己努力的方向、成功的方式、探索边界的途径有很多种。这种根植于美国人心中的自我笃定和文化自信，是我们国内教育稀缺的一种“软力量”。
疫情这两年，鲁迅先生的一席话时刻鼓舞着我。“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拉达，24岁，莫斯科职场白领
2020年1月23号，疫情初，我在莫斯科读研一，经过航班改签，一番曲折后我背了200个口罩回国。2月16号，我返回莫斯科，三天后俄罗斯事实上关闭了国境。我很多同学直到研二毕业都再没有出现在莫斯科，行李和毕业证只能靠代寄回国。
这两年，我对疫情从害怕得哭，到逐渐无感。如今，莫斯科每天新增六七千病例，我感觉已经“麻了”。 今年四月，我出去旅游，回来后确诊感染新冠。那一刻，我就知道毕业后我回不去了，疫情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我开始在莫斯科找工作。独居的、卑微打工的我，才发现自己原来是一个脆弱玻璃心、怕孤单的人。经历过许多孤独撕裂的夜晚，这一年的泪水堪称史诗级，我可能没有变坚强，但又不得不坚强起来。我每天和父母打视频，与他们的关系变亲密了，我第一次觉得父母是我的朋友。
假如没有疫情，我当然已经回国内卷了，也许是因祸得福，我最后在莫斯科找到一份中国央企的工作，虽然也加班但总体还不错。等疫情结束后，我想立刻回家，见父母，还想去欧洲旅游。
杜拉拉，36岁，自由职业者
疫情爆发前，我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去留学。那是2019年底，当时南方干旱许久，空气中满是尘土的味道，让人没来由地感到不安，对未来的迷茫和隐隐的兴奋交织在一起。圣诞节前后，全家去香港迪士尼玩了一趟，没想到那就是我们此后两年最后一次踏上那片土地。
2020年1月1号，我找了一家教培机构学语言，彼时那家机构是行业龙头，没有任何人意识到，接下来这个行业将遭受重创。上课期间，有人说起武汉“肺炎”，朋友提醒我出门戴口罩。春节前最后一天，药店的口罩近乎脱销，但大家还以为这是转瞬即逝的小危机，高速运转的城市给人安全的假象。
2020年1月23号，武汉封城。我与先生原本要回湖北，此刻心里闪过一丝侥幸，随后是担忧，因为绝大多数亲人滞留湖北。表姐一家从北京千里迢迢赶回湖北，又赶在封城前连夜奔回北京。表哥一家处在风暴中心的武汉，食物消耗殆尽，得不到及时补给。我的妈妈困在鄂东村庄，长期没有使用的铁锅锈穿了，她每天只能用一边的锅片炒菜。
因为疫情，我预订的英语考试全面取消，每天顶着时差昼夜颠倒上网课。各种码、出入限制成为生活中如影随形的东西。与冠状病毒同时到来的，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恶意。我不无心酸地想起，那个充满遗憾的2019，可能会是我们新世纪再也到达不了的昨日世界。
我们这一代，终于也见证了不得了的历史。时间仿佛变成了黑洞，让人不愿回忆，却又难以忘却，像噩梦，但我们仍未从噩梦中醒来。
如今，我会对人多的场合感到本能警惕，会在做决定时更考虑家人朋友，因为不知道什么突如其来的变故就会让一切日常颠覆。疫情改变了我对生活的信心。疫情前的我们，担心中年危机，疫情后不得不在担心中年危机的同时担心地球危机、人类危机。
当自己所笃信的一切，努力升级打怪的上行通道，建立在公理之下的社会规则，人和人之间的善意，在疫情冲击之下都哗然崩塌，免不了心灰意冷。如履薄冰的感觉从未如此强烈，“爱拼才会赢”的价值观也遭遇前所未有的抵抗。但是大家同样也很迷茫：拼，你可能活不到太阳升起；不拼，太阳升起后可能会活得比较悲惨。
所以拼还是不拼？对我而言，出国这个目标如今更值得重新审视。
疫情结束后的生活，自己和朋友许下的承诺已经太多，多到有点不敢想象这个时刻真的到来。不过我立刻会做的是，把手机里各种刷健康码的程序删掉，真受够了。
常官，23岁 ，澳门大三学生
2019年，从一个衡水模式的学校毕业，我高考却不尽人意。我只想离开江苏，于是去澳门读了私立大学的商科。疫情爆发时，我刚从马来西亚旅游回来，当时还想着疫情让寒假延长了！
因为疫情，我每天除了睡大觉就是看书，连手机都很少看。当全国处在病毒的恐慌和隔离的无聊之中，我沉浸在《基督山伯爵》的快意恩仇中，懒散却快乐。我学习了《文学理论》、《西方文论》、《美学》等课程，颠覆了我的世界观：原来可以这么活着，原来这才是世界！
应长辈的要求，我选择学习商科，但我内心对这个学科毫无感情。“工具理性”的概念第一次在我的反思中出现，难道我要一生仰望心中的高山，却没有攀登的勇气？
我认识了学校的心理咨询师李小姐，她鼓励我为了更好的未来努力。大一下学期，我一边读本专业，一边自学中文课程。因为疫情，我不必去学校，便没有与同学内卷的压力，足以让我发现内心的热爱。我变得不再盲目竞争、盲目崇拜，而是专注于自己想做的事，守得云开见月明。
郭湘，35岁，咨询业工作
我与家人生活在南京，供职于半体制内单位。疫情前，我每年至少两次出境旅行。最初关注疫情，是留意到8位“造谣者”的新闻，当时我以为这次疫情是另一个“非典”。
武汉封城当天，我按原计划前往日本旅游，机场非常冷清。入境日本时，我未被特别留意，仅在下飞机时有一条简短的告示，要求从武汉来的游客登记。我在日本玩了几天，感到气氛慢慢凝重：入住酒店被要求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我在地铁上讲中文，有人听到便戴上口罩；闹市区超市已买不到口罩……2020年大年初一，我去平安神宫，在祈福牌子上有看到中文字样写的“武汉加油”，我忽然就哭了，在寺庙里求了御守，上了香。
当时我认为疫情最多到夏天便会结束。我计划裸辞，与闺蜜一起去欧洲看世界杯。从日本回来后，我居家办公，直到三四月，疫情在欧洲、美国爆发，奥运会、欧洲杯被推迟。随着世界停摆，2020年初夏，我经历了长时间的情绪低落，被诊断是应激反应，我接受了心理咨询。
疫情让我失去了过往那种“无拘无束”“无人知晓”的感觉，过上了一种被监视的生活。我的日本三年签也在今年过期，回想起2020年初的旅行，恍如隔世。
疫情改变了我看待外部世界的心态。以前的我过于“真情实感”了，现在我开始将自己当作局外人，旁观别人的历史。这种被动消极的心态对我是一种自我保护，但无形中也让我对生活丧失了热爱。
近日，我看了一个电影《天空中总有最大密度的蓝色》，片中那种亲历死亡、受过伤害，仍然赤诚接纳别人、接纳生活的感觉，我已经很久没有过了。现在，我忙于学习学日语，盼望着，世界开放那天，我要重回日本。
嘉琪，25岁，职场新人
2020年元旦，我去听了一场音乐会，随后疫情爆发。当时我还未毕业，正在过寒假，紧张地采购一家人的口罩。
我很幸运，没遇到什么大事，直到2021年5月，我突然发烧，便到校医院查看。没想到，我当场被要求立刻隔离。按照规定，我只需治疗发热，回去等待核酸检测即可，但我却被强制隔离了24小时。期间没有任何医生问诊，我只收到了莲花清瘟和布洛芬。待核酸检测阴性后，我才被医院放出来，仍然是发烧的状态。
疫情期间，类似让人觉得不甚合理的事情很多。起初被影响到生活时，我感到愤怒，但随着荒诞的事越来越多，我也变得逆来顺受。我在疫情里做了很多事情：实习、毕业、旅行、工作……每一项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我对生活失去了掌控。加缪在《鼠疫》中呈现了疫情之下的人，他们充满“流浪感”，在自己的家乡流浪，而我是在自己的国家流浪。
疫情前，我向往的是环球旅行，随遇而安，甚至不计划买房。但疫情让我对婚姻和买房产生兴趣，开始向往传统意义上的稳定生活，因为成为大多数，才会更安全。
坦白讲，我很难幻想疫情结束，就像过去的人幻想1945年立刻世界和平、繁花似锦。但事实上，1945不是结尾，二战结束那天只是乌云暂时飘开了一会儿。我猜想，疫情结束也是一样，只是乌云暂时飘开了一会儿，疫情造成的裂痕不会很快消除。
齐中，19岁，北京高校大二学生
2019年，我当时正值高三寒假，在豆瓣上第一次看到武汉肺炎的消息。当时很多人提到非典，非典时我才一岁，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作为资深中国人，有些事即使你没见过，但你也要有所觉悟。
受疫情影响，我们高三开学便开始上网课。我就读于北京海淀区一个二流中学，老师们对上网课忧心忡忡，每天在群里盯着打卡。我从早上八点上课到下午五六点，视力下降很多，真是地狱般的体验。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强迫性地刷新闻，不想漏掉任何一条关于疫情的信息，每天心里十分痛苦，晚上经常想，要是我有能力帮帮那些人就好了。
高考推迟了一个月，防疫更严格，成绩没有达到我应有的程度。我报了北京一所普通大学，听闻学校有很多国际留学生，结果我在校园几乎见不到外国人，他们不被允许返校。因为疫情，我无法进入其他学校看看别的学生都在做什么。学校经常封校，即使家在北京也出不去。
很多同学觉得，不能怪学校，是部分领导的问题，“不要上升。”这四个字非常好用，当你在表达时，总有各种人如此警告你。有同学讲，如果是北大封校，学生们早就把房顶掀了，但其他同学说，未必，现在的北大不再是当年的北大了。
我有时提一些想法，老师说我太自由了，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那很多事情就没办法进行下去。军训期间，有时我会突然很想哭，指导员问我为什么哭，我当时回答不上来。后面我知道，因为我感到自己的尊严、权利被冒犯了。
瘟疫对我世界观的改变，小于对我世界观的确认。疫情从各个方面印证了我的感觉和判断力。我始终觉得自己处于大事的旋涡中。不过细想一下，这也很正常，那些一辈子没遇到任何大事的人，才是很少见的。
疫情两年了，我总觉得，疫情结束不了了。高考之前，我没有出过远门，本希望出去见识这个世界，现在却担心出去就回不来了。病毒狙击了我成年后应有的权利与空间，在人与人之间制造很多割裂，然而我却一点办法都没有，除了无力，没有更多感觉了。
王力，38岁，医疗器械对外贸易公司创业者
2020年1月26日，武汉封城第三天，大年初二，我正在迪拜参加展会，就职于一家从事医疗器械出口贸易的公司。当时国外已有病例，疫情氛围逐渐弥漫，很多国家对口罩的需求激增。出于职业敏感，我从公司辞职，与几个朋友一起创业，开了一家对外贸易公司，从事面向欧洲、美洲、东南亚的医疗器械出口贸易。
疫情虽然打击了众多行业，但医疗器械行业确实迎来了风口。以往做出口贸易，经费大头用在广告、推广上，为追逐有限的客户，同行竞争，互相比价，行业相当内卷，很不好做。疫情让客户端的需求爆发，业务增长迅速，直到今年5月份，业务增长才日趋平缓下来。
趁着疫情，很多人入行投资口罩生产，2020年5月之前入行的，大都几百万、上千万地赚，5月之后入行的，由于原材料、生产设备几十倍暴涨，基本上很难赚钱。我有过往十余年的医疗器械从业经验，有渠道、货源和客源，业务整体不错，去年大概有四千多万的营业额，毛利润大概20%左右。
疫情对我最大的改变是，疫情前我是打工人的心态，就想安安生生躺平，疫情激发我第一次创业，挣钱比以往多了，生活各方面更自在一点。假如疫情结束，我想赶快出国走走，拜访客户，开办线下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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