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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身处大时代,却不得不以小时代的方式活着

浮琪琪 社会创新家 2021-10-28


撰文/浮琪琪


时代变了。


1978年之后,特别是1992年之后,我们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见证了科技、互联网造就的一个个经济神话。开放、创新成为时代精神,中国如何融入世界成为重要命题。我们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推崇自我奋斗,阶层逆袭,享受持续性的人口红利和消费升级,参与卓有见识的公共表达和精神生活。在积极向上的氛围里,我们目标明确,崇拜强者,鞭策自我追求梦想,向上流动,努力成为精英的一分子。


近几年,经济放缓,创新低迷,贫富差距增大,世界局势变幻莫测。大变局、不确定性成为时代症候,如何在不确定性中生存发展成为重要命题。我们经历中美贸易战和世界性疫情,担忧经济冲击与政策变动,忍受封锁隔离与消费降级,参与民粹主义与逆全球化浪潮,围观偶像幻灭与精英坠落,深陷虚拟世界与精神危机。


人们推崇的社会价值变了,社会情绪、社会思潮也在裹挟中不同以往,变得分化、割裂。人们从热衷看《小时代》转向在各种主旋律大制作中感受民族命运与家国情怀。曾经令人崇拜的偶像、精英,一个个坍塌幻灭。我们一面心怀“星辰大海”,一面悲观忧虑,沉默不语,一面极致理性,保守内卷,一面沉溺网络,虚空躺平。


这个时代怎么了?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这些变化寓意着什么?我们专访了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许纪霖。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



1错位:“大时代”里的“小时代”心态


社会创新家》:回顾过去二十多年,我们身处的环境,可以说是从一个关注经济、个体发展的充满烟火气的“小时代”迈入一个诡谲莫测的“大时代”,社会呈现的问题更宏大、虚浮,生活被各种大变局、大政策影响。您怎么理解这种由小向大的转变?


许纪霖:从小时代转向大时代,对这种说法,我是有限认同。什么是大时代?鲁迅先生曾讲,不是生就是死,这就是大时代。大时代牵涉历史大转型、生死存亡,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捆绑,人们关心国家、民族与整个世界的命运。小时代不同,更像是一个太平盛世,人们可以不关心国家、民族与世界,按照自己的生活节奏也能活得岁月静好。


从这种意义上讲,上世纪90年代一直到前几年,算是一个小时代。过去二十年里,中国迎来一个和平期,经济高速发展,人们闷声大发财,更关心个人的命运,关心个人如何向上流动,不想也没有兴趣关心更宏大的问题。近几年,自中美贸易战以来,整个世界,特别是中国,进入一个高度不确定的阶段,我们重新回到一个大时代。


在这个大时代,很多人陷入迷茫,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过去对国家命运、个人命运的确定感,对只要努力学习、工作、赚钱就会变好的笃定全然消失。如今,各个阶层都有一种迷茫感。


《社会创新家》:在这样一种时代转向中,人们一方面似乎越来越沉默了,公共表达、公共生活愈发稀少,但另一方面似乎人们也很关注家国大事,心态似乎是“星辰大海”,吊诡的是宏观上对国家发展十分乐观,同时又对个人生活十分悲观。您观感是怎么样的?如何理解这种复杂性?


许纪霖:生活在当下的人们,也包括年轻一代,是很分化的。


那些在城市里生活的人,包括大学生或身处职场的白领,他们虽然身临大时代,但还是还秉持一种小时代的心态,导致一种错位。在他们看来,个人与国家、民族似乎是两张皮,不像过去几代人那样,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捆绑得那么紧,也不像过去几代人对家国天下有很多忧虑与关怀。他们对宏大叙事,对中国与世界的大问题没有太多兴趣,比较沉默。


新的一代“小粉红”,他们认同中国,对国家前途充满信心,上一代人是“红旗下的蛋”,但这代人,我将他们形容为是“国旗下的蛋”,成长于中国崛起的大环境下,是“天然红”,但这种认同,更多地是情感上的,比较少理性的成分,因为他们接收的资讯比较单一,在同一个频道。


在地域分布上,“小粉红”北方比南方多,内地比沿海多,小镇比城市多。他们不怎么沉默,表达热烈,对国家前途充满希望。但吊诡的是,同时也对个人前途充满担忧。一边为明天的饭票发愁,同时又热烈欢呼孟晚舟归来。在他们看来,这是不相干的两个世界,是两回事,个人与国家、民族更是两张互不相干的两张皮。


《社会创新家》:为什么那些在城市生活的人,包括大学生或身处职场的白领,他们对政治或宏观叙事兴趣不大,是比较沉默的状态?


许纪霖:这些人普遍对政治比较冷漠。我与大学生、青年教师交流过,他们其实也不是全然的冷漠,他们内心是有焦虑的,对国家大事,有点关心,而那种关心却又不真切。我经常听到这么一句回答——“关心有什么用?这句话几乎他们的口头禅,也成为他们的一个做事准则,只有当他们觉得有用,才会投入精力,如果觉得没用,就不会关心太多,更别说付诸行动了。


他们感受到强烈的无力感,于是选择逃避,选择犬儒。犬儒分为消极犬儒与积极犬儒两种。消极是完全没心没肺,积极的则认为与其关心一些无法着力的大事,不如做好实实在在的小事。青年学者想的是专注做好学术,职场年轻人则在业余的时候参与一些微观行动,比如环保、动物保护、公益慈善、me too运动等等。


当今中国是一个万花筒,每个人身处大时代,却又不得不以小时代的方式活着。


《社会创新家》:在大时代以小时代的方式生活,您如何看待这种选择?算是一种好的选择吗?


许纪霖:实际上,今天所有人的选择都是有限度的选择,不是说完全不能选择,没得选,还是有选择的空间,但这个空间是受到限制的,并不是一种自由的选择是在各种压抑机制之下有限度的自由选择。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一样,选择的条件和空间也不一样。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不想用一个统一的价值标准来评判什么是最好的、应该的选择。诸如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啦,职场人士应该如何啦,这些空泛的问题,是没有一个唯一正确的统一答案的。这种一刀切的评判太苛刻,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最好的做法是设身处地,从具体的空间中理解对方做出的选择,要以“他者”的心情、将“他者”置于他独特的环境下,去想象什么是更好的选择。不必自以为是,以自我代替“他者”,强人所难。



2反作用:个人的理性导致集体的不理性


《社会创新家》:如您所言,虽然身处大时代,但大部分人普遍上还是小时代的心态,这种心态错位也加剧人们感到更多不确定和迷茫。为了抵御不确定性,越来越多年轻人推崇考公考编,甚至催生出流行语——“宇宙的尽头是考公。”您如何看待人们应对不确定性的这种趋同反应?


许纪霖:这些年局势变化使得人们有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安全感变成一个首要的忧虑。过去几年,因为有某种确定性,很多人愿意创业,冒风险,探索自己人生的高点在哪里。如今,大家不是往上探究人生的高点,而是选择确保人生的底线,所以大多年轻人想找一个公务员或事业编。像今年,考师范的学生大增。


这些都是一种防御性的思考,过的不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而是防御性的人生。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苟全性命于乱世”,大家做这种防御性选择,对个人而言都是理性的。如果我是家长或考生,我大概也会做类似的理性选择。


真正要反思的是:每个个人都做出了对自己而言最理性的选择,结果却是社会上不再有人愿意去创业、创新、冒风险。为什么每个个人的理性选择,最终加起来却形成一个整体的不理性?这种集体的不理性究竟是什么样的压抑机制形成的?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改变?这是我们要深入思考的。


《社会创新家》:其实这种个人理性不仅应用在找工作,也泛化到恋爱、婚姻关系中。之前我们推崇自由爱情,如今婚恋上,年轻一代也越来越认可“门当户对”,甚至从地域、资产、是否独生等分门别类列表计算双方条件是否匹配,以此衡量一段情感关系要不要缔结,缔结后是否会导致阶层坠落等等。您怎么看待这种情感上的理性计算?


许纪霖:对我们这代人,婚姻一定是爱情的结果,爱情一定是情感投入,是脑子发昏,超越任何功利的。而当下年轻一代面对婚姻,甚至包括爱情,都持一种可计量的态度,这与我们这个时代推崇技术理性有关。这种理性是可计量的,预设每个人都是一个经济理性人,每一种行为,包括爱情、婚姻都要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


用德国大思想家哈贝马斯的观点来看,这是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系统世界指的是一个市场和权力的世界,是可计算的、可控的,但是生活世界是一个伦理的世界,是人与人自由交往的世界,带有不功利的情感,追求个性的自由发展。当下,系统世界殖民生活世界,甚至渗透到在我看来最神圣、最不功利的领域——爱的领域。



3分裂:现实世界计算功利,虚拟世界追求神性


《社会创新家》:是的,当下很多年轻人面对爱情、婚姻十分现实主义。


许纪霖:年轻人把爱情和婚姻分得清清楚楚,爱情是爱情,婚姻是婚姻。对这种计算,我持一种有条件的同情和有限度的支持,因为婚姻不仅靠感情维系,还需要经济、文化和社会条件,是多重考量的结果。


但人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动物性,要自我生存、自我发展,是基因的工具,另一部分是动物不具备的神性。所谓神性,是指人追求超越、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一面。纯真的情感是人性当中神性的体现。这可以解释为何当人身处爱情当中,会产生与宗教类似的献身感、投入感。


当前世俗社会将人的神性——人性当中最动人最美好的东西——给消解了,剥夺了。人没有真正体会到人之所以为人的那种魅力:既让你感到极端的快乐,又让你感到极端的痛苦。这不失为一种人生的缺憾。


《社会创新家》:对自我超越、自我实现的神性部分的追求,如果没能在情感、婚姻上得到满足,还会投射到其他什么方面吗?


许纪霖:对神性的追求还会投射到对虚拟世界的痴迷上。这在年轻一代中非常流行。他们对现实的人与事失去了兴趣,但对虚拟世界投入一种纯真的热情。


比如饭圈现象就是这样,粉丝崇拜的偶像在现实中很遥远,但粉丝倾注大量金钱与情感。与虚拟世界的人物相比,现实生活中的人反而令人觉得索然无味,因为真实的肉身总是有缺点的,而有距离的偶像是心中的想象,他(她)是永远美好的,甚至是神圣的。


《社会创新家》:无论是工作还是情感,理性运用得愈发极致,那整体上社会的发展方向会变得更加保守吗?


许纪霖:任何一种保守都以另外一种激进作为补偿。人们虽然对婚恋、家庭的观念越来越保守,不寄托浪漫的、不着边际的乌托邦的想法,但是人性是无法改变的,人性中追求神性的那面,总是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表现出来。比如饭圈女孩痴迷偶像,比如沉溺游戏、剧本杀等各种二次元虚拟世界而不可自拔,或者痴迷于经过美图、美拍软件美化过的自我的不真实世界。


在这些虚拟世界里,人们可以扮演现实中无法扮演的角色,遇上想遇到的人,甚至可以编码、模拟、创造这些形象出来,这都是人对自我超越、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神性的不可抑制的追求。


从这点而言,今天既是一个很世俗的时代,又是一个再魅化的时代,被赋予了神秘性,这种神秘性不是过去所说的上帝或天命,而是一个虚拟世界。这个虚拟世界同时又相当世俗,仍旧是以一种世俗的方式想象、编织起来。这个虚拟的、世俗的世界组合了人们对自我、对偶像的美好想象。这个世界不仅可以通过技术来被塑造,还可以通过人们的想象、参与来被塑造。


人们在现实世界十分功利、计算化,在虚拟世界追求神性满足,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这种分裂是以往不曾出现的,是网络时代带来的一种新精神现象。



4新宗教:元宇宙塑造乌托邦式的超越世界


《社会创新家》:如果人们越来越习惯从技术塑造的虚拟世界中满足对神性的追求,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许纪霖:人与动物不同,人有另外一个世界——超越世界。高科技、新技术的出现,特别是元宇宙,使真实与虚假的界限变得模糊。


(编者注:元宇宙,Metaverse,是互联网的下一个阶段,是借用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三维技术(3D)、人工智能(AI)等高科技形成的虚拟现实的网络世界。)


元宇宙塑造了一个新的超越世界。这个超越世界没有神,是一个乌托邦,但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乌托邦比真实世界更符合人的神性。人们在现实中留下的遗憾可以在元宇宙中得到补偿,犯下的罪孽可以在元宇宙中得到救赎。佛教所言的“亦幻亦真”的境界,以往只能在精神层面进入这种境界,未来可以将肉身、感官带入另一个平行的乌托邦世界,在元宇宙中实现人在现实世界无法兑现的欲望、梦想和逃离。


这种以元宇宙为核心的新科技,是一种新宗教——不是宗教的宗教,没有神的宗教。马克思形容宗教为“精神的鸦片”,具有极强的治愈功能,甚至不可替代。元宇宙具有宗教的特点。人越在现实生活中有挫败感,就越渴望逃离到元宇宙塑造的超越世界。这让怯懦的人变得勇敢,让沮丧的人变得快乐,甚至让社会因为有了虚拟的补偿机制和发泄机制,而变得稳定而有序,所有的越轨、叛逆、反抗都在虚拟世界那里得到了满足,在现实世界,每个人反而变成了规规矩矩的良民。


未来的新人类无法缺少这样一个超越世界,因为追求完美,追求对自我的超越,渴望超越世界,这是根植于人性内在的不可克服的冲动。


《社会创新家》:对这种趋势,您持什么态度?


许纪霖:从上万年人类历史来看,人永远活在一个二元世界里,哪怕最远古的人也有一种图腾和崇拜。过去,只有通过巫师,人才能与超越世界沟通,之后各大宗教创造与满足人的神性,提供了各种超越的乌托邦世界。到了20世纪以后,革命的意识形态也发挥了类似的功能,让人相信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并为之去追求、献身。


上个世纪末,当世俗的乌托邦梦想幻灭后,新科技创造了一个新的二次元世界,代替过去的宗教、革命,这是无法阻挡的。这个新世界有存在的积极意义,我期待,在这个新的超越世界里,既能超越现实的一些限制,也能保留人类美好的东西。我期待新科技创造的是一种寄托人的神性的蓝色乌托邦,不是彼此充满暴力冲突的、弱肉强食的不负责任的黑色乌托邦。


假如没有乌托邦,人们能承受现实的苦难。一旦新世界打开,人们看到第一缕阳光,在虚拟的乌托邦世界里面感受到美好,当返回到现实世界,有些人因为自己的欲望在功能上得到了虚拟而真实的满足,而会变得更加顺从,但也会有人愈发感觉到二重世界的差距,而滋生不满,也许会激起改变现实秩序的愿望和行动,改造肉身所处的世界,使其变得更符合自己的理想。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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