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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非虚构作家袁凌:记录底层人,参与公益,都是我人生的安放

张琢 社会创新家
2024-08-25

撰文 l 张琢




书写底层人的生活困境,是非虚构作家袁凌十年来创作的主题。


出生于陕西平利县的山村,袁凌的童年贫困且多难。之后,他凭借自身努力,实现了身份跨越。从复旦大学文学硕士到清华大学近代思想史博士(退学),从《新京报》调查记者到国内著名非虚构作家,今年50岁的袁凌始终留有底层的质地和关怀。


2013年至今,他的非虚构作品相继问世。《寂静的孩子》关注城乡留守儿童,《生死课》记录普通人的生与死,《青苔不会消失》写出在底层挣扎的人物起伏,《汉水的身世》则是一条因南水北调而改变命运的河流的故事。只有接触真实质朴的灵魂,他的人生才能得以安放。


出于对生命的悲悯,袁凌与公益天生亲近,他的作品也有许多公益的烙印。早在2008年,他因调查湘江重金属污染事件与长沙市曙光环保公益发展中心结识,从此成为一名公益志愿者。2015年,他参与免费午餐、大病医保等公益项目。四年时间里,他走访偏远山区和城乡结合部的受助留守、流动儿童,与他们同吃同住,记录他们的生活与感受,最终撰写了《寂静的孩子》。为了书写母亲河汉江,他多次参与守护汉江的公益环保活动。在《汉水的身世》中,他留下了这些机构的碎片故事。


在与公益发生深刻互动的十几年里,袁凌是如何看待公益的?他对公益行业有着怎样的思考?为此,《社会创新家》对袁凌进行了专访。


袁凌为贫困山区学生讲文学课 

 1不关注个体生命的公益迟早会出问题



《社会创新家》:作为非虚构作家,你的作品一直呈现社会底层以及困境人物。当你记录写作他们时,你希望表达什么?同时你希望自己能做到什么?
袁凌:我出生于陕南的农村,从小生活十分贫困,常吃不饱饭,我自己是底层,接触到的也都是农村的这些底层人民。虽然我通过自身努力考上了西北大学,后来又到复旦大学文学系读研,有了份媒体的工作,但骨子里依然无法脱离底层,与底层生活有种天然的亲近。如果物质生活过剩,我会滋生罪恶感。如果我每天都待在写字楼里办公,参加各种会议,反而会让我失重。我本身就有文学梦,与底层接触,记录他们是我对人生的一种安放。
作为一名写作者,我的一生只能遇到有限的个人,有限的情感,有限的疑惑。我能把他们的感受记录下来,替他们去表达,这就是一种意义。
《社会创新家》:你反对把人当作工具样本,最后得到一个社会学结论的非虚构写作方式,提出非虚构作品要以人为中心,以生命为中心。在创作时,你还会考虑他们的公共价值吗?
袁凌:很多人读我的作品会感到不满足,会有疑问,讲完个体的故事后,他怎么没有推导?怎么没有剖析问题的成因?就像《汉水的身世》的第五章,我把守护汉江的环保机构的事情讲一讲就戛然而止了,没再继续说背后的利益冲突。
我很清楚,我不是社会学家。作为一名写作者,我关心的是文学的价值,我的核心是对生命本身的关注。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也会为社会思潮、理论着迷,但慢慢就会发现,很多思想都是靠不住的,公共话题、公共价值具有欺骗性。人类历史上有过无数的主义、思潮,其中有很多激化了冲突矛盾,甚至导致人类之间的彼此分裂,包括这几年热门的两性话题,说到最后都会导致人类分裂。正因为公共价值的欺骗性,我更愿意关注一个个真实的、具体的个体,也不愿意在故事背后做社会剖析。
我认为,公益也不是真正的公共性,它关注的是被公共话题排斥在外的,不能进入公共视野的个体的生命,这才是公益应该关心的范畴。如果公益不去关注个人,反而搞一些抽象的概念、工程,那肯定会出问题的。
《社会创新家》:非虚构写作之前,你曾做过13年的调查记者,发表过《北京SARS后患者骨坏死不完全调查》等多篇极具影响力的调查报道。从竭力挖掘事实的社会调查转向记录普通人感受的非虚构写作,你对社会的关注有发生过什么变化吗?现在还有强烈的欲望去关注公共问题吗?
袁凌:调查报道与特稿不同。特稿是以小见大,如果以特稿的视角调查白银连环凶杀案,最终可能呈现出的是中国城市衰落的缩影。调查报道止步于逻辑分析,事实披露,不会将现象放大。要是追求形而上,那就脱离调查的事实了。从调查记者到非虚构写作,我一直排斥为任何人或事加以公共价值的概括。
至于社会议题、社会新闻,我也很关注,也会形成自己的想法,但不会落到纸面上。往往过一段时间,我就会发现,之前的想法是多么不成熟,多么愚蠢。我不会介入舆论场,我的想法也不会干预当下。
《社会创新家》:对于社会问题,非虚构作品更多是记录普通人的命运沉浮。你认为,公益人在用什么方式解决社会问题?
袁凌:我也经常思考,社会为什么需要公益?为什么要有人做公益?当原有的社会运行机制出现了问题,维持不了总体的稳定与公平时,我们就不能只守着那一亩三分地了,必须关心社会结构,关心社会上的人。如果不这样做,当社会的不公正超过了一定能量,它就会面临崩溃。无论是出于道德良知,还是维护社会运行机制的稳定,我们都应该在有余力的情况下,行动起来,做些公益。
对我而言,记录底层人是一种人生的安放,参与公益活动也是一种安放。通过各种项目,我能与真实的个人发生关联,让他人的生命得以拓展与延续,这也在释放我的生命力,我是打心底的喜悦、通透。

袁凌参加南方周末的贫困山区学校公益探访活动,家访贫困学生

 2做公益时,我也会陷入自我怀疑



《社会创新家》:你的很多作品都与公益存在着某些关联。你曾是乡村儿童联合公益志愿者,参与免费午餐等公益项目,走访留守和流动儿童,最终撰写了《寂静的孩子》。你也多次参与守护汉江的环保公益活动,在《汉水的身世》中,就有相关的描写。你如何看待自己与公益的关系?
袁凌:我肯定不是一个职业公益人,自知志不在此,也不是这块料,但普通人与写作者的身份,都让我与公益天生亲近。
作为一名普通人,我参与公益,到不同地方走一走、看一看,见识不同的人,令我愉悦、舒服。同时,写作也需要拓宽视野,拓展素材,接触不同的人。公益为此提供了很好的途径,它会让我跳出舒适圈,将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人聚到一起。文学作品不仅是水平高就可以,它要有益于世道人心。通过公益行动,我与不同的人产生连接,替他们表达他们的生活,传达他们的心灵。
虽然有很多人质疑我说,通过公益活动接触受访者,这不利于揭露他们人性的阴暗面,内容显得过于单向度,但我接受这种局限,写作不可能包罗万象,也不是必须揭露阴暗。我认为的文字还是要滋润人性,激发温暖。我也很愿意将公益与我个人的写作结合起来。
《社会创新家》:第一次参与公益项目时,你的感觉如何?能感受到公益的力量吗?
袁凌:最早要追溯到大约2008年,当年我还在做调查记者,湘江突发重金属污染事件,有一篇稿子要采访环保组织,我就联系到了曙光环保,之后成为它们的志愿者和捐助人,建立起了长久的联系。有一次,我同他们探访湘江源头,冲击非常强烈。你会发现,河道就仅存的那么一点水,都能被引到山洞里发电,非常疯狂。前几次活动下来,我能感到他们做的项目很有价值,有实际意义,对我来说,也有新鲜感。
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2015年参加的免费午餐、大病医保等项目。走访时,我发现很多孩子都和我当时上学时一样,中午根本没什么可以吃的。等过一段时间,我再去看望这些孩子,会发现真的长了不少个头,也更能体会社会公益对孩子们的意义。
《社会创新家》:参与公益项目时,你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袁凌:参与公益是有一定门槛的,它需要时间和精力,也要克服很多现实困难。印象最深的是,2015年,我前往大凉山参加免费午餐项目的家访。我住在受访人家里,没有厕所,睡的也是用稻草捆起来的简易床或木板床。有时,我还会跟猪睡在一个屋子里。我的搭档,免费午餐的摄影师赵俊霞更困难。由于严重过敏,她无法吃当地的主食荞麦,每天只能吃些土豆维持体力。
比起现实条件,更要克服心理障碍。做了几次公益项目后,当新鲜感消失,剩下的便是一种虚无感。我想,这也是许多公益人需要克服的。尤其作为一个写作者,别人都在追热点,写热点,造爆款,而我和公益关注的正是主流、热点没有关注的地方,我写的也是平平无奇的没有流量的个体,偶尔也会陷入自我怀疑。但我天生有着对底层、边缘人的执着,当热点褪去,我相信,个体的故事将滋润人心。

袁凌被同心公益图书馆授予志愿者证书


《社会创新家》:对国内公益现状,你有怎样的观感?你是否看到了一些问题?
袁凌:在中国的国情下,公益的独立性肯定是很弱的,能量与价值也势必有限。我跟皮村的工友之家比较熟,也经常参与他们的活动,像他们的维权就会遇到很多阻碍。其实,公益更多像是个补丁,它的天花板很有限。
这几年,我也关注到,公益行业被爆出了一些丑闻,很多都牵扯到个人问题。我看到的这个行业的一线、普通员工都是很苦的,但头部的一些人一旦有了名利,有的容易把持不住自己,也模糊了他们的初心是什么。但我们不能因为个人而否定整个行业,否定公益的价值,这并不理智。于我而言,我还是愿意月捐,参与公益项目,跟具体的人发生接触交流。
《社会创新家》:你平时会向哪些公益机构捐款?你是更倾向于那些有官办背景的、知名的机构还是草根组织?
袁凌:我给同心图书馆、大病医保、西藏那曲儿童助学项目做固定月捐,还是微澜图书馆的志愿者馆员。我更倾向于草根组织。如果捐款,我会想弄清楚组织的可信度,他们会去到哪些地方,能够给哪些人带来切实改变。相比官办机构,我对草根组织的信息了解得更多一些。

  3公益只合适作为生命中的一个阶段的事业



《社会创新家》:过去十年,许多调查记者人转为公益人,例如王克勤、孙春龙等,你怎么看这一现象?你是否曾有去做一个公益人的想法?
袁凌:我跟他俩都挺熟悉的,也有过一些合作。在调查报道衰落之下,他们能从过去的发掘事实,拷问体制,到直接去帮助一群人,提供各种支持,真的挺有意义的。比如王克勤创办的大爱清尘,为尘肺病患者提供制氧机,这个东西是很实在的。有一个制氧机,人就能多活一段时间。他们也给贫困孩子提供助学金,那么几千块钱能起到不小的作用。
我没想过做一名专职公益人,我的志向还是在写作,自身能力也有限。做底层公益可能不足以养家糊口,做高层又会处理许多人际方面的事情,有些复杂。我只想帮助接触真实的个人,再做一名文字提供者。
《社会创新家》:你所记录的这些人物,可能并不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实质改变,你也或多或少为此困扰,公益人也会有类似的挣扎。面对这些困扰,你是如何化解的?
袁凌:公益始终只能提供有限的帮助,它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像我参与的大病医保项目,他们想帮助一个脊椎侧弯的女孩,为此联系好了医生,也提供手术费,但就要做手术的时候,她退缩了,她宁愿接受一辈子脊椎侧弯,也不愿意手术。这种事情我遇到过不止一次。在《生死课》里,我也写过一个患有脑瘤的孩子,也是钱和医生都到位了,最终还是放弃了。有时候,我也会感到不可思议,怎么会这样。
其实,公益无法影响一个人完整的生命轨迹。例如你去帮助留守儿童,长大后,他可能会人生不顺,甚至会犯罪。但至少在他长身体的时候,你让他吃饱了一顿饭,十顿饭,或者一年的饭,这就是很大的意义。就像大人生病需要医疗救助一样,就算他身体康复了,可能以后还是会不如意,可能患上抑郁症或者被社会捶打。这是没办法控制的,我们把能做得做好就可以了。
在《生死课》里,我写了一个小孩儿,他本身家境不好,身体也差,但很愿意帮助别人,他就说:“在别人的世界里,我们是一滴雨。”这被很多网友误解为,小孩子觉得自己生命卑贱。其实,他是想说,我们只是一滴雨,不是大雨,不是汪洋大海,只能起到一滴雨的作用。但如果一片土地干涸,就有很多的一滴雨汇集起来,一滴雨就能起到作用。我认为,公益就是一滴雨,它的作用有限,也代替不了社会的主体运行机制,但也是一种意义。

袁凌和工友一起干活拆展


《社会创新家》:你觉得对投身公益的人来说,他们的终极信仰是靠什么?你认为什么样的人会乐于进入公益行业?
袁凌:在我看来,公益只合适作为生命中的一个阶段的事业。如果你初入职场,自身经济压力不大,没有过多的社会压迫感,这个时候做公益是合适的,但你一旦到了某个年龄,除非做到管理层或是不承担养家的压力,我的建议还是改行。
公益行业就像“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通过公益,你能获得人生的成长,当你脱离它之后,你依旧是一个外围的关注者,提供长期的同情与支持,这样会比较好。相比终身做公益,我更倾向于这种态度。因为终身做公益的人,有某种风险最后会变成两种人。一种是非常理想主义,脱离社会,结果对这个社会上的现实逻辑没感觉了;另一种风险是会变得很腐朽,自己爬到了权力系统的高层,成为一条“恶龙”。
《社会创新家》:你的《生死课》记录了蔡姐的故事。她常年在城市里飘荡,患上抑郁症,几度要自杀,回到家乡做了些扶贫公益,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就你分析,像蔡姐这样的人为什么想去做公益?
袁凌:蔡姐做公益又是另一种情况,更偏向于慈善。她已经实现了财富上的价值,钱是到位了,但其他价值无法满足。出现了真空,她需要找到一个灵魂的安顿地。因此,她回到老家,在老家做了一些善事。对乡亲们来说也确实能得到一定的帮助。
《社会创新家》:最近有没有参加什么公益活动,会选择哪种类型的公益?
袁凌:我最近在写一本书,给皮村的外来打工者写一个群像。客观来说,与他们交往本身也是参与公益。我受邀为打工者组织的文学课授课,他们写了一些东西,我会给点评,也会帮忙修改。不一定非要人人当作家,但想表达自己,想写些东西,还是好的。皮村的工友之家有一个同心商店,卖些二手衣服,我也会帮他们整理仓库,帮忙装车之类的。同心图书馆为城中村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带有公益性质的读书场所,我也会为他们站台、捐款。

4商业有商业写作,公益为什么没有公益写作?




《社会创新家》:有没有写一些公益人的非虚构的想法?难点在哪里?
袁凌:我的兴趣还是在文学上。如果写公益领域的非虚构内容,最好是与公益机构找到双方都认可的合作方式。就像我与免费午餐,与大爱清尘开展的合作,双方都愿意记录受助群体的故事。类似《汉水的身世》也是一种合作方式。我想写汉江的故事,便去参加绿色汉江等环保机构的活动,他们也为我提供资料,既对文学有价值,又对环保行业有利。前一阵,非虚构作家杨潇找到我,说想写关于湘江的非虚构故事,我就将曙光环保推给他,让他们去交流。
哪怕不写书,单纯为了机构宣传,只要是我能接受的真实的人和事,精力也足够,我还是很乐意的。前一段时间,我到重庆山区的一家乡村儿童中心,走访了几个小孩子,将他们的故事写出来,拿给他们用一用,也挺好。
如果要写一家公益组织的来龙去脉,这会很难。很多公益组织创办得比较早,他的内部资料未必留存下来。你要写得活灵活现,就必须掌握大量资料。另外,一旦结束了帮扶,很多受助人就不愿接受采访,再次揭开伤疤。所以,还是在他第一次接受救助时就采访比较好。
《社会创新家》:公益领域的非虚构写作还是一片空白。在你看来,公益行业有哪些值得被深入挖掘的非虚构内容?
袁凌:公益领域有太多具有生命感、现场感的故事。以大爱清尘为例,如果他们真的能回访那些受助人,做一个以年为单位的前后对比的追踪记录,记下他们的项目为受助人带来的改变,那是非常有价值的。即便是前一阵我为重庆山区那几个小孩子写下的小故事,读起来都非常滋润内心。
商业领域有商业写作,为什么公益领域没有公益写作呢?公益写作是非常有必要的,我都替公益写作感到可惜。可惜是因为这件事情非常值得去做,但又有阻碍。像我刚才所说,有些受助者可能已经离世了,还在世的也可能联系不上人,联系上的也不愿意再说这些事。其次是回报、报酬上的问题。一个写作者为企业写传记,可能拿到上百万的报酬。但公益机构自身筹款就已经很难了,更拿不出资金去资助一个好的写作者。我想,有没有可能成立一个专门的公益写作基金去资助优秀的作者?毕竟现在连旅行都有资助项目了。但公益又是一个没有太多流量、回报的领域,注定是个两难。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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