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性思维中的建设性理性 ——《金锦萍慈善法治文集》序

撰文｜陈越光

编者按：本文是陈越光先生2021年11月为北京大学金锦萍教授的著作《金锦萍慈善法治文集》所作序言。该书未能如期出版，经作者同意序言现于刊出。在序言中，陈越光从“一个学者在公益事业推进中的角色自觉”出发，就金锦萍教授的公共事件的评论发声、立法与政策建议等方面，为以公益为志业的行动者提供专业支撑——而这种专业支撑，不仅体现在知识掌握上，更体现在思维发展上，即透过批判性思维体现一个学者的责任自觉。

2015年11月，我在一个公益项目的评审会上，与同为外部专家的金锦萍相识。6年来，赞赏她的才华，更感佩她的一往无前：常常据理力争，有时出语犀利，偶尔恃才傲物，总是无所谋、无所求、率性较真。她堂堂一个北大法学院副教授，花如此多时间精力参与社会组织治理、沉浸式地深入各种公益活动和事件，实在难能可贵。当代中国公益人文选“传一文存”选编出版《金锦萍慈善法治文集》，作者、编者约我写序，便欣然应允，以下是我的一孔之见求教于读者吧。
《金锦萍慈善法治文集》大略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对2016年以来公益慈善领域一些热点事件的评论，二是对公益慈善相关法规在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的分析、探讨和建议。作者的观点当然可以见仁见智，而我想谈的是这两个方向工作的意义，以及一个学者在公益事业推进中的角色自觉。
从一个侧面看，公益领域常常给人“事多”的感觉，纷乱错杂的思潮，喧嚣一时的事件，昙花一现的人物……是的，公益以解决社会问题为指向，“问题”就像苍天一样覆盖着我们。解决社会问题的成功与失败自然构成此起彼伏的事件之潮，事件中的争执之声也必然喧嚣不已，成功的好汉、失败的英雄、贪婪的丑角、抢风头和蹭热度的各色人等也会让人目不暇接。然而，这一切并不是公益领域的特有现象，而是社会演化的常态，关键是，我们如何在事件的经历中积累经验？我们如何在教训的体验中提升认知，赢得对未来行动的共识？
至少有两项前提性的工作：一是事件当时要有第三方的发声。当事双方或多方的声音已然是事件的组成部分，即使沉默，也是一种听得见的沉默——一种无声的态度，而第三方的当时之声一旦缺失就永无存在。二是要让事件有记录，可追溯，能积累，这才有可能在公共记忆中积淀经验。金锦萍对公益慈善领域热点事件的评论，正是提供了这样一种过程中的声音。对当时的舆情引流，她有以专业为锚的理性定位；对历史的经验积累，她有基于原始记录的事件梳理。金锦萍这方面工作的价值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同时也期待相关行业性组织能够在这方面有更多发力。
《金锦萍慈善法治文集》中关于慈善法规方面的文字，展现了她和相关立法机构、政府部门、实践主体的讨论、咨询和互动，而这也是公益慈善领域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托克维尔曾提出塑造公共事务与塑造公共观念两种进程的关系命题 ①。从公益发展路径上看，是强化所谓行业、部门的独特，尽最大可能在自己划定的空间中建构和塑造某些观念体系，还是要尽最大可能打破自我封闭，积极和立法、管理部门沟通，和商业机构合作，和社会各方对话，以实现塑造公共观念的进程和塑造公共事务的进程相统一？尽管这种对话和互动的主导权，常常不在公益从业者一方，但我们是否把它视为公益领域和行业建设的重要工作面，持续地给予关注与赋能，则是关系公益发展的大事。希梅尔法布比较法国启蒙运动与英美启蒙运动的不同途径，特别指出，当时的法国思想者“从来没有经历过可能会激励下一代改革者的教会或国家改革，他们很难像他们的英国或美国同道那样产生影响政策的渴望”“在理论化和推广方面，他们更加自由，这恰恰是因为他们在咨询和建议方面更缺乏自由。”②历史和社会背景完全不同，但我们可以得到启发的是：当代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启航的，是在国家改革的激励下推进的，应该珍惜在政策咨询和建议方面的空间，既遵守法规、落实政策，更参与到民主决策的进程中，这是公益行业建设应有的主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金锦萍的这项工作不仅仅属于她的专业兴趣。
一个学者参与公益事业，在公益活动中他们的精神和能力会得到升华，那他们在公益事业推进中的角色自觉应该是什么呢？以公益为志业需要有一种专业的支撑，学者应该在行动者的队伍中推动专业建设是无疑的。但是，这种专业支撑不仅要体现在知识掌握上，更要体现在思维发展上。就后者来说，近年来世界范围的高等教育中普遍注重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教育。曾担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的钱颖一积极推动批判性思维教育，他曾撰文指出，“批判性思维就是以提出疑问为起点，以获取证据、分析推理为过程，以提出有说服力的解答为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批判性’(critical)不是‘批判’(criticism)，因为‘批判’总是否定的，而‘批判性’则是审辩式、思辨式的评判，多是建设性的。”③ 所以，批判性思维的宗旨是一种建设性理性，在批驳中审视、在质疑中答问是其方法论。然而，理性显示力量首先在于认知主体具有认知的自觉和勇气。独立自由的现代主体观念起源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是在怀疑一切的不确定性无限后退中的肯定——我正在怀疑这一点不可怀疑——于是，认知主体可以去信仰，也可以去思考，进而为自由主体。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思想是我们的责任！从一个学者在这里的角色自觉看，金锦萍在公益领域这两个方向的工作意义，是不是也正在于体现这种责任的自觉呢？END 
2021年11月28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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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  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商务印书馆，1997，第180-181页。

②【美】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现代性之路：英法美启蒙运动之比较》，齐安儒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第86-87页。

③钱颖一：《大学的改革··第三卷·学府篇》，中信出版社，2020，第47页。

④金观涛《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探索大历史的结构》，东方出版社，2021，第283-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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