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翼青：后真相时代的传播——兼论专业新闻业的当下危机 | 经典论文带读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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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论文
后真相时代的传播——兼论专业新闻业的当下危机
发表期刊：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17年11月第54卷第6期
作者：胡翼青(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推荐理由
后真相(post truth)时代——2016年英国《牛津词典》的年度词汇。距今已有2年，如果单纯作为新传考点的话，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停止对后真相的思考。因为这是知识界对这些年人们观念世界中所发生的某些深层次变革的深度焦虑。
胡泳老师在论文《后真相与政治的未来》中提到：“事实是好的。事实可能令人不舒服乃至于令人绝望，但只有采取理性的、以事实为基础的解决方案，我们才能期待一个社会的繁荣。”胡泳老师呼吁我们要首先确定一个事实——事实是好的。
然而，胡翼青老师却认为胡泳老师的观点多少有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意思。更现实的情况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关于真相的共识和界定、发布真相的努力一直被各方面的力量所解构，这种解构非但没有终止的趋势，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嫌。
你可能已经读过了胡泳老师的那篇论文，那么今天推荐你读胡翼青。当两个智慧聚焦于一个话题讨论，而且两种观点都能让你赞不绝口时，你就超越了孰是孰非的判断，拥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了。
本文讨论以下几个问题：什么是“后真相”时代的特征？其背后的动因是什么？它会给新闻业尤其是专业新闻业带来什么后果？希望读完后你将有所启发。
内容摘要
后真相时代正在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其特征表现为：一方面，被原有社会秩序规定的真相界定者和界定方式正在受到公众前所未有的质疑；另一方面，公众与真相提供者之间原本较为稳定的契约关系变得飘乎不定。公众只需要那些符合其推测的“真相”；公众对于传播者的诚意看得比真相更重要。
究其原因，从时间维度来看，社交媒体以更为迅捷的速度终结了大众传媒在真相上的平断性，但又无法因碎片化的信息而成为真相的代言人；从空间维度来看，社交媒体的社区传播方式培育了更加多元的立场与标准，使共识变得既不可能也不重要。专业新闻业在历史上曾由于专业知识壁垒太低和客观性的危机受到质疑，在后真相的时代，其存在的前提，即尽可能提供事实变得既困难又无意义，因而专业新闻业正而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关键词
后真相时代；专业新闻业；社交媒体
逻辑框架
壹、后真相时代的两大特征
大致说来，后真相时代是对原有社会的信息体系和秩序的一种颠覆。它的特征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被原有社会秩序规定的真相界定者和界定方式正在受到公众前所未有的质疑;
谁有权定义真相？
这是一个被批判学派不断质疑的问题。自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来，人们似乎对于启蒙运动以后真相界定者的立场表达了各种质疑；福柯的那个著名论断，知识就是权力，几乎彻底揭示了真相的相对主义立场。
界定方式？
科学的出现，曾使客观性和数据成为真相的表征，在抽象经验主义那里，数字可以帮助人们穿越表象抵达真相。然而，这些并没有做到无懈可击。这不仅是正态分布并不等于真相，也不仅是价值中立和客观无法做到，更可怕的是：“调查统计和预测的多元化，它们不再是通往真理大门的唯一途径，而是用来巩固不同政治立场的一种武器。”
公众对真相界定者和界定方式的质疑；
公众是在与大众传媒的社会契约关系中接触事实的。因此公众需要的真相来自于传媒这一技术平台，而传媒从业者的专业宣誓如真实性和客观性更强化了公众对传媒信息的信任。然而，公众对传媒传播的信息是否等同于事实或真相，多年来其实一直是有保留的。
在社交媒体出现以后，由于观察到了来自其他个体的多元化观点和不断曝出的新线索，公众对于专业新闻业是否能够核准事实和传递真相的怀疑开始急剧地显性化，各种对权威怀疑的声音和细节不断涌现。
二、公众与真相提供者之间原本较为稳定的关系变得飘乎不定。
在现代性社会中，公众的日常生活与传媒报道的新闻之间多没有直接关系，是否真相并不见得与公众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因此是否掌握真相其实在多数情况下并不重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连地方性社会新闻也已经成了公众无法驾驭的事务。新闻事件通常只是公众情感消费的对象，因此真相通常反倒不如反转更能吸引眼球和产生轰动性效应。
如此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两个后果:
其一是公众只需要那些符合他们推测的“真相”；
其二是公众对于传播者的诚意看得比真相更重要。
贰、后真相时代来临的技术动因
社交媒体的出现，解蔽了一种新的时空关系，从而不仅提供了公众重新审视真相制造者——传统媒体的新视角，还将传统媒体原有运作方式中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
一、解构了时间
在社交化媒体面前，大众传媒与新闻事件间存在时距，我们才可能对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叙事，才可能选择值得报道的媒介事件，才可能选择以何种方式来呈现这一媒介事件，才有新闻价值一说，也才有新闻真实性的问题。而社交媒体则是真正实现了随机直播的媒体，在它的速度面前，大众传媒似乎一下失去了核实真相的能力。在一种空间消灭了时间的媒体环境中，信息可能还没有得到核实便已经不再受到公众的关注，或者谣言已经成为了公众先入为主的印象，这种所谓的核实其实于事无补。
真相就此成为了一种悬置，而个体对事实的理解便多样化和情感化。社交化媒体只提供碎片化的事实，通常短时间内不能提供完整的真相。社交化媒体破坏了真相生产的秩序和机制，却无法创造出趋于一种新秩序和新机制。
二、社交媒体所改变的也有空间
它所呈现出来的是大众传播时代人们通常看不到的言论空间。这些言论空间甚至就是由社交媒体的技术偏向组织起来的虚拟社区。社交媒体用一种比大众传播效率还要高的方式重组了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使之具备了与现代信息工业相媲美的传播能力。
社区传播通常是一种充满相近情感和相似伦理的传播空间，因此真相在这里根本不重要，它必须是在情感与伦理之后才被考量的问题，或者说它必须符合社区的立场才可能成为真相。
叁、专业新闻业的第三种危机
专业新闻业一直面临着两大困境，第一个困境来自专业新闻业的社会层面，即作为一种专业，新闻业一直不具备自己的知识壁垒;第二个困境则来自于对客观性问题的强调。
在新媒体出现后，新闻专业主义受到了来自公民新闻的持续挑战。
第三种危机：新闻业的合法性基石正在发生动摇。
开始，人们对公民新闻充满期待：人们期待它能够打破原先封闭的、专业的、层级式的、单向的新闻生产过程，而代之以公开的、分享的、平等的、多向的新闻对话。然而，公民新闻的表现令人失望：用户参与没有带来普遍民主，弱势群体的发声渠道依然有限;公共领域中理性的讨论少，而骂战、谣言、情感宣泄和心灵鸡汤无处不在，不同的群体通过互联网聚合成团，并与敌对群体互相攻讦……
观点一：UGC不可能在主流媒体主导的权力体系获得主流媒体的赋权。用户只能依赖技术提供的反抗可能性，但技术亦非中立。故而，所谓公民新闻之中的参与和赋权，不过是狂欢的幻象。
本文作者观点：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公民新闻是否对新闻机构的产品的性构成挑战，而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前提——客观与真实已经变得次要，新闻仅仅是一种被消费的大众文化，专业新闻的一切价值都基于对真相的宣称与公众对真相的需求之上，如果这种供需关系终结了，便必然意味着专业新闻的边缘化。
专业新闻倒是会被纳入公民新闻文化的框架中被消费、反讽和调侃。从现在的情形来看，在日常生活中，由我们的社会圈层通过社交媒体形成的信息圈层将成为我们头脑中的知识图底，而专业新闻将只是我们日常信息来源的一种补充。
金句摘抄
l 在有没有真相这个问题上，哲学家们一退再退，他们开始普遍承认，真相不可能达到，它也许仅仅就是一种较大范围的共识。
l 像福柯这样的斗士，干脆酣畅淋漓地向我们呈现出，真相不过是权力的代名词，而知识只是一种社会控制术。知识、真相或真理一下子从云端回到了地面，甚至是阴暗的地面。
l “后真相”谈不上对“真相”的批判，而只是原有观念秩序崩盘后一种无确定性和无方向感的混沌。
l 在美国大选中，社交化媒体如潮水般涌现的信息碎片作为一种参照，清晰映射出主流新闻媒体的失实和漏洞，并进而暴露出主流媒体的政治立场和专业立场，于是多数专业媒体便被公众看作是撒谎的一方。而与此同时，社交化媒体的各种信息包括特朗普自己发布的各种信息又真伪莫辨。至此，事实与真相只能悬置起来，公众只能根据自己的情感和立场，根据周围社交圈层的好恶进行选择。这次选举可以被看作是社交化媒体无时距传播影响舆论的典型例证。
如果有任何问题，可在文后留言区留言，胡师姐为你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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