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主义 | 新媒体前沿26
北大胡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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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洞明互联网的发展历史之后，互联网政治经济学将目光转向当前互联网的状况，用“数字资本主义”指称互联网的性质和功能。政治经济学者将互联网的发展置于商业化和解除管制的环境中，解释互联网为什么产生，主要的支持者和受益者是谁，背后的推动力量是什么，以及互联网如何变异并最终转型为一个控制机制，以揭示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学蕴含，力图证明社会力量设定了互联网发展的方向和路线。
”
作为传播学批判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秉承其一贯的批判作风，对互联网持观望和质疑的谨慎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互联网进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分析，关注互联网诞生背后的驱动力量，分析互联网的性质和功能，及其存在和带来的问题，形成了专注于互联网批判的互联网政治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有丹·席勒( Dan Schiller)、麦克切斯尼( Robert McChesney)、莫斯可( Vincent mosco)、库兰( James Curran)、斯帕克斯( Collin Sparks)、曼赛尔( Robin Mansell)、福克斯( Christian fuchs)等，涌现了《数字资本主义》《富媒体，穷民主》《数字化崇拜》《云端：动态世界中的大数据》《互联网的误读》《马克思归来》等一批影响深远的著作。
我们将通过这些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研究，对数字资本主义的“前世今生”、发展脉络进行更为深入的了解。本文主要围绕丹·席勒(Dan Schiller)及其主要著作《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一书中的观点展开。
丹·席勒，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荣休教授，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著有《信息拜物教》（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Theorizing Communication: A History），《数字化衰退：信息技术与经济危机》（Digital Depression：Information Technologyand Economic Crisis）等。
追本溯源：数字资本主义产生的源头
互联网发展路径批判回望和质询历史，有助于更加深刻地认识事物发展规律和背后的驱动力量。传播学政治经济学者考察了互联网的源头，指出互联网的诞生直接与政府的补贴相关，组成虚拟空间的计算机网络最初是受政府机构、军事承包商、教育机构的委托而创造的，与自由市场没有任何关系。早期的互联网由美国国防部建设和控制，目的为了军事用途，最初的使用者是少数大学和军事承包商,20世纪80年代后，高等教育机构、政府机构、智库等逐渐开始使用计算机网络。
但是当互联网走向公民的曙光来临时，互联网的性质和功能却在悄悄改变。
随着网络的建设升级，互联网的建设力量和服务对象逐渐发现变化。系统维护和升级的巨大费用迫切需要巨大的金融资助，银行开始在美国计算机基础设施建设中占据了首要的地位，牵制和渗透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历程。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领域日益需要计算机网络来提升效率，计算机网络开始主要服务于商业集团用户。互联网并不是专门为公众或社区公民提供信息而打造的，而是为公司提供有关服务和消费模式的信息，社会逻辑被市场的逻辑所取代计算机网络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商业力量之所以深化和拓展数字化的进程，原因正在于数字化能够使它们在传播领域扩张商品的形式。正是看到了数字化背后的商业利益，许多数字技术企业通过广告说辞、政治游说、公关手段、新媒体、私人智库、贸易博览会为赛博空间创作神话，进一步建立拥抱互联网的话语霸权。
面对计算机网络的商业化，美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放任自流，为了市场原则而抛弃了公共服务政策。商业化和数字化的联结是政治力量所默许甚至是鼓励的，因为这可以给统治者带来经济上的繁荣并在全球竞争中占得先机。美国政府授予企业用户充分的自由去将网络作为私有财产进行开发，并将一些骨干网络割让给商业运营商使用，商业广告开始进入网络。解除管制的潮流很快进入互联网领域，网络系统不断被释放，行业间的壁垒被打破和推翻，加剧了互联网的商业化和管制解除。
这些解除管制的政策不断加剧了互联网的商业化，改变了互联网的本质和功能基于对互联网发展历史的考察，政治经济学论断，互联网的发展和解除管制不是技术强制性的结果，而是个持续的政治选择。当代互联网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行为，而是以协同政治干涉的方式来推动“信息社会”仍然首先由技术来驱动，仰赖精英领导方式来分配生产权力，资本以网络大管家的身份，采取多种形式推动互联网进入国际市场。在国际领域内，作为世界上唯一的信息超级权力，美国运用政治经济霸权塑造和统治了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
信息产业无助于资本主义走出危机
席勒曾提出了数字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最新发展阶段的论断，当前互联网时代的数字资本主义与前一阶段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特点。
席勒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则（利润最大化、生产效率、劳动控制等）并没有改变，跟之前的农业和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相比并无两样。发生深刻变化的是其运行模式,它的主要营利来源、投资场所、劳动力技能和大规模销售商品种类都与之前不同。例如，当前美国单一种类投资最多的是信息通信产业，而不是传统制造业。苹果公司的财务报告显示，它在2016年第一至第三季度营利450亿美元，成为迄今为止最为赚钱的公司。这种情况在125年前会是铁路、钢铁公司，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通用汽车，但现在最赚钱的是信息通信业。
但是，虽然苹果公司可支配资金达2350亿美元，却无法用手头的2350亿美元去获得更多的利润,因为它找不到其他可以如此大规模营利的行业。这体现出资本主义始终无法避免的停滞趋势，它周而复始，每隔一个周期就会出现。这是政治经济学中资本主义不变的特征。
并且，信息产业不仅无助于资本主义走出危机，还会加剧资本主义的危机。例如2007—2008年金融危机中，处于旋涡中心的正是互联网金融。不是互联网金融导致了那场危机，但通过这一行业,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资本主义繁荣与萧条交替出现的发展趋势。除了金融业，这种情况在其他领域同样发生，比如制造业。今天，互联网已经在多个层面深度嵌入制造业，像生产信息系统、机器人、计算机辅助设计等。尽管数字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得无处不在，或者说正是由于其无孔不入，制造业才出现了大量的产能过剩，并酿成了在2008年开始的经济衰落。
信息通信产业已经成为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席勒认为，在政治经济学中，美国经济不完全是国民经济，它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不限于美国境内的经济活动。因此,当谈到信息通信成为美国第一大产业时，需要看到这一背景的核心是跨国资本在全球范围的运作。在信息通信业中，无论软件还是硬件公司，其服务的第一对象是跨国公司。比如谷歌、苹果、脸书这些主要面向普通消费者的知名企业，全部都在尝试为企业客户专门研发设备，为它们提供专门的服务，而不是专门为普通消费者服务。这是因为最大的市场需求恰是来自于跨国企业。那些跨国企业不仅指美国企业，也包括来自欧洲、亚洲、拉美以及非洲的企业，它们或多或少都在使用美国的信息通信设备。
虽然许多国家在试图降低对美国信息通信技术的依赖，然而根据2010年的一份官方报告，美国在信息通信方面的支出，比俄罗斯、中国、英国和日本加起来还要多。在全球互联网营利格局中,美国占到40%的份额,远超其他国家。美国虽然在这个行业仍占主导地位，但来自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大家都想从这个新兴的高附加值行业中分得一杯羹。
因此，席勒认为未来围绕这一高利润行业的竞争会更加激烈，经济摩擦和贸易战也会越来越多。而随着互联网行业的不断扩大，比如中国在推动“互联网+”，竞争的范围也会更广。
信息过剩与“信息赤字”并行
信息虽然作为商品存在，但实质上现在的问题是“错误信息”太多，“正确信息”不够，导致出现“信息过剩”与“信息赤字”并存的现象。
信息赤字：例如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环境、劳动者安全、职业病、流行病学及公共健康等方面的信息，还需要了解劳动者当下的社会状况以及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平等问题。但在这些方面，我们得不到足够的信息，即便已经获得这方面的信息，也得不到广泛传播。所以，现在其实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信息赤字”。
信息过剩：当人们使用智能手机、平板装置和电脑,甚至是接入物联网时，每天就会有大量的信息从他们的日常活动中被提取。很快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你每一次打开暖气、电视，你每一次开车、洗碗或洗澡，都会生成信息。
"
但这些信息是不应该被提取的，更不应该被企业或政府所利用。
我们需要哪些信息，我们又得到了哪些信息？
"在数字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大量源源不断的信息无时无刻不在被收集、被更新，其实它们都是为大企业和政府机构所用。席勒认为这是不对的。并不是因为这些信息一无用处，而是因为它严重削弱了人类的真正需求。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关于如何让我们共存于世、为后代保护好我们的环境的信息；是我们能够借此对抗污染，又可以防止那些对此漠不关心的强势企业和机构侵害我们利益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太少了。
究竟是谁在制造“错误信息”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大的企业和机构遵循的逻辑思路就是利润最大化，其结果当然就是出现大量的错误信息，而不是正确信息。席勒认为，问题不是出在个人身上，问题在于社会的核心，尤其是大企业，它们只是生产自身所需要的信息，而不是其他人需要的信息，结果自然也不会是社会所期待的。
举例来讲：假如你在美国是一名铀矿工人——许多美国土著人就是在从事这样的工作——你不会了解铀究竟有哪些危害，你的雇主和政府机构也不会告诉你，他们根本就不去调查事实真相。结果许多铀矿工人因此患上癌症。所以,“谁制造错误信息”这个问题，不应该从个人层面，而是应从体制上来找答案。
席勒也就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些建议。
首先要借助大众教育，要通过教育让公众认识到我们所处的政治经济结构其实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并让他们了解这种结构会产生哪些恶果。实际上公众对此并不怎么了解，人们可能发现了问题，但他们会认为是自身的问题，而不会归咎于体制。我们必须在教育方面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让他们看到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不过我想明确一点，现在有许多人都在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我不希望让人感觉我们的社会是漆黑一片的，到处都是罪恶和冷漠，其实有许多人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工作中，在努力改变人们对自身生活状况一无所知的局面。
除了教育之外，解决这一问题也离不开政府主导的系统性工作，其政策导向应该是重视公众需求，而不是一味去满足某个特定行业甚至整个商业部门的需求。对于信息资本主义来说，最为讽刺的是，其实那些信息技术原本可以用来造福人类，在保护环境、创建公平社会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不是仅仅成为营利的工具。也就是说，信息技术原本可以用来改变造成当前糟糕局面的社会体制。
席勒自称不是技术反对者，也不是技术拥护者。问题不在技术本身，而应该把技术放置于它所在的社会关系中去看待。技术应该受到约束，以便它不是服务于某人的私利，而是真正为了增加人类福祉。在使用这些技术之前，首先需要明确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清楚什么样的社会才能够推动人类发展、实现公平以及社会和环境正义。在这之后，再去考虑如何利用技术去实现它。
大数据将造成更大的权力落差
席勒认为，大数据是当前数字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前沿领域，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和5G的无线宽带技术，都属于和大数据相关的前沿领域。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网络活动有关的信息的数量开始大增，质量也有了提高。而物联网的出现则为数据的批量生产提供了无限扩张的基础，数据流无处无时不在，规模比之前大出几个数量级。
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怎么使用这些数据,这些数据应该怎样去组织、分析和利用。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会用到“大数据”一词，无论新闻报道，还是学术文章，都在使用这个时髦的词。人们使用这个词或许是因为说起来比较方便，以便大家都能够知道在谈论什么。但实际上大数据并非这么简单。
席勒称，大数据并不仅仅是指生成信息的规模和体量巨大、种类繁多，我们还需要借助数据科学、网络分析和其他专业的手段，让这些数据变得有意义。不管是否有任何的意义，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数据，通常，收集和分析信息成了大数据工具目的的一部分。我们应该明确它是谁的工具，它的目的是为谁服务。所以，席勒认为如果我们需要大数据，就要考虑清楚，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数据组织系统。我们同样需要围绕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应该制定相关的政策，确定决策结构。大数据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也和教育有关。一般来说，人们都知道如果上网的话，信息可能会被收集走，但是他们不知道，当自己启动洗衣机、打开电冰箱,冲澡或上床休息，都会留下信息。我们需要对此进行公开讨论，共同探讨决定我们的哪些信息可以被收集、被谁收集、作为何用，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之后，才能解决大数据的问题。
信息自由的确是人类的真实需求，但是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呢?我没有现成的答案。
不过我相信，如果普通大众无法参与规则的制定，就很难实现。
——席勒
"参考资料：
数字资本主义：互联网政治经济学批判 陈世华
观点丨丹·席勒：大数据的目的就是利润最大化；王建峰 北大出版社社科图书
（《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试读：告别信息崇拜 解构数字资本主义——访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教授丹·席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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