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与满足 | 新传理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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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与满足”研究(use and gratifications approach),把受众看作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作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理论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并以70年代为界,划分为“传统”和“现代”两个时期。
传统时期
“使用与满足”研究最早始于1940s,代表性研究有赫佐格对广播剧的研究、苏切曼对收听电台音乐动机的研究、贝雷尔森对报纸的研究等。这一时期基本观点是,人们都是基于某些基本需求来进行媒介接触的,包括信息需求、娱乐需求、社会关系需求、精神和心理需求等。
这些早期研究推动了理论的概念化进程,归纳了“使用”与“满足”的基本类型。但在理论上没有取得进一步突破,在方法上局限于访谈记录,没有形成严密的调查分析程序。早期研究只是无意中发现了受众的主动选择,并未达到创建“使用与满足”理论的高度。到了50年代,“使用与满足”研究进入了停滞期。
1959年,在与贝雷尔森的“传播学已死”的论战中,E·卡茨提出,“受众通过媒介做什么”取代“媒介对受众做了什么”,便能应对传播学走到尽头的悲观论调。同年,卡茨在《大众传播调查和通俗文化研究》中首次提出“使用与满足”研究。
现代时期
60年代后期,“使用与满足”研究重新兴起,进入现代时期。理论转向考察受众动机,研究人们利用媒介满足社会和心理需要的类型。这些类型试图解释媒介的消费,以及目标与效果之间的联系,并提出媒介使用与效果的复杂性。传统时期是从媒介内容的类型学着手,分析特定媒介内容如知识竞猜、广播剧等所能满足的需求;现代时期从受众动机出发,从各种媒介使用中概括出普遍性的动机类型,成为一种动机类型学的研究。
70年代以来,大批学者从媒介效果研究转向探讨媒介使用方式与动机,“使用与满足”研究正式确立。有三个因素导致了这股潮流的兴起:
①新的调查方法与数据分析技巧,推动了研究与解释受众使用与满足的新策略的发展;
②学者们逐渐意识到,人们对媒介的积极使用可能是产生媒介效果的重要中介因素;
③他们也意识到效果研究过于关注无意的、负面的效果,忽视有目的的、积极的媒介使用。
1974年,卡茨等人指出“使用与满足”研究的内容是:“需求的社会与心理根源,产生对于大众媒介或其它来源的期望,这导致不同模式的媒介接触(或参与其他活动);结果是需求的满足,以及其它可能大多是无意的结果。”这些成为“使用与满足”的经典理论概括。
在考虑社会条件因素的基础上,1974年卡茨等人发表《个人对大众传播的使用》,将媒介接触行为概括为“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媒介期待→媒介接触→需求满足”的因果连锁过程,提出“使用与满足”过程的基本模式。1977年,日本学者竹内郁郎进行了补充:
①人们接触媒介是为了满足具有一定社会和个人心理起源的特定需求。
②接触行为的发生需要两个条件:a.媒介接触的可能性,即身边必须有电视、报纸等物质条件,否则人们就会转向其他代替性的满足手段;b.媒介印象,即媒介能否满足自己现实需求的评价,在以往媒介接触经验的基础上形成。
③根据媒介印象,人们选择特定的媒介或内容,开始具体的接触行为。
④结果有两种——需求得到满足或没有得到满足。
⑤无论满足与否,都会影响到以后的媒介接触行为。人们根据满足的结果来修正既有的媒介印象,在不同程度上改变对媒介的期待。今天的媒介接触习惯和选择偏好,建立在过去的媒介接触经验的基础之上;今天的媒介体验,将影响到今后的媒介接触行为。
当下“使用与满足”研究主要建立在以下假设上:
(1)传播行为,包括媒介选择、使用,是有意图、有目的和有动机的。人是相对主动的传播参与者,对媒介或内容的选择行为是功能性的。
(2)人们选择、使用传播工具来满足需求或欲望时具有主动性。媒介使用可能是对基本需求的反应,也可以满足诸如寻求解决问题的信息这样的需要或兴趣。
(3)众多社会和心理因素介入人们的传播行为。倾向、互动和环境,会影响对媒介的期望;透过人际互动的潜能、社会类别、人格等社会与心理因素,行为会对媒介、讯息做出反应。
(4)媒介与其它传播形式(功能替代物)为选择、关注及使用而竞争,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与欲望。媒介满足人们动机或愿望的程度随个体而变化,个体以社会、心理境况为基础。
(5)一般情况下,人通常比媒介更具有影响力。人的积极性会介入媒介使用的模式与后果;有时媒介也会影响个人性格,或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结构。
理论评价
1.意义
该理论从受众角度出发,通过分析受众的媒介接触动机以及这些接触满足了什么需求,把能否满足受众的需求作为衡量传播效果的基本标准,考察大众传播带来的心理和行为上的效用,开创了从受众角度考察大众传播过程的先河,也称为“受众第一论”。
【某网站基于用户移动端行为标签演算过程】
(1)该理论认为,受众的媒介接触是基于自己的需求对媒介内容进行选择的活动,这种选择具有“能动性”。有助于纠正“受众绝对被动”的观点。
(2)揭示了受众媒介使用形态的多样性,强调了受众需求对传播效果的制约作用,有助于否定早期“子弹论”“皮下注射论”的效果观。
(3)指出了大众传播对受众具有一些基本效用,对“有限效果论”也是一种有益的矫正。因而一些学者称之为一种“适度效果”理论。
2.局限
(1)过于强调个人的、心理的因素,行为主义、功能主义色彩浓厚。一些学者提到了社会条件或社会结构因素的作用,但并未对此进行充分考察。
(2)脱离传媒内容的生产和提供过程,单纯考察受众的媒介接触行为,不能全面揭示受众与传媒的社会关系。传媒信息生产的符号化和受众传媒接触的符号解读过程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未在研究框架下反映出来。
(3)指出了受众的能动性,但这种能动性是有限的,仅限于对媒介提供的内容进行“有选择的接触”,不能反映受众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有着传播需求和传播权利的主体所具有的能动性。
(4)批判学派认为,大众媒介是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服务的。该理论不仅没有揭示大众媒介的意识形态属性,而且让民众误认为大众媒介是其利益代表,获得了虚假的主体意识。
(5)理论研究路径忽略了媒介消费对社会和文化的负功能,比如对媒介的问题性使用、网络成瘾等。有时甚至成为制造低劣内容的借口。
施拉姆等学者认为,在“使用与满足”研究中更应该注重受众在接触大众传媒时的社会动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社会地位,价值观念和群体归属关系等因素。1985年,麦库姆斯和韦弗提出,将“议程设置”和“使用与满足”协同起来,构建一种综合受众中心和媒介中心的新取向。
媒介的“使用与满足”研究/分析
广播
1944年,H•赫佐格对广播节目爱好者进行访谈,发现同一个节目,人们的收听动机、欣赏侧重点和获得的满足是不同的。同年,他对广播肥皂剧的听众进行调查,发现人们有着各种收听动机:逃避日常生活烦恼;将自己代入剧中故事情节,体验未曾经历过的生活意境;把肥皂剧当作“日常生活教科书”,从中汲取生活知识和经验……这既反映了听众动机的多样性,也说明一种节目形式具有多种功能。
电视
1969年,麦奎尔等人对新闻、知识竞赛、电视剧等六类节目进行“使用与满足”研究,归纳出提供“满足”的四种基本类型:
(1)心绪转换效用——提供消遣和娱乐,缓解人们生活压力和负担,带来情绪的解放感。
(2)人际关系效用——这里的人际关系包括两种,一种是“拟态”人际关系,即对出场人物、主持人等的“熟人”或“朋友”的感觉;另一种是现实人际关系,即通过谈论节目内容,来融洽家庭关系、建立社交圈子等。
(3)自我确认效用——电视节目可以提供自我评价的参考框架,观众通过比较能够引起对自身行为的反省,并协调自己的观念和行为。
(4)环境监测效用——通过观看电视节目,可以获得与生活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各种信息,及时把握环境的变化。
1984年,利维、温德尔进行了关于电视观众积极性的研究,发现观众收看娱乐节目前的积极性不高,收看信息类节目前的积极性很高。不同的积极性会导致不同的媒介使用方法和媒介效果。麦奎尔按照受众积极性的高低将媒介使用分为工具化使用和仪式化使用:前者是指有目的的使用媒介内容来满足对信息的需求或动机,后者是指或多或少习惯性地使用媒介来满足转移注意力的需求或动机。
印刷媒介
1940年,B•贝雷尔森发表《读书为我们带来什么》,指出对书籍的使用受到性别、年龄、学历、职业等因素影响,归纳出实用动机、休憩动机、夸示动机、逃避动机等普遍的读书动机。
1949年,贝雷尔森发表《没有报纸意味着什么》,以纽约报纸发送员大罢工为背景,通过调查没有报纸带来的不便来揭示报纸在日常生活中的效用,总结出人们对报纸的六种主要利用形态:获得外界消息的信息来源、日常生活工具、休憩手段、获得社会威信手段、社交手段和读报本身的习惯化。
微博
微博用户的需求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公共信息获取
微博常会比其他渠道更快提供突发事件信息,来自当事人或现场的第一手资料,可以无中介地直接到达用户。信息与意见并行传播,用户也能获取专业人士的专业评论。
(2)自我记录与表达
这是大多数人使用微博的基本动机,“自言自语”是很多用户的使用起点。微博为个体的形象塑造提供便利途径,有利于展示人的多面性。
(3)社会关系与社会资本
微博是用户社会网络关系的集合,用户以自己为中心,通过“关注”与“被关注”建立起自己的社交网络,并从中获得社会资本,如名声。用户对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的需求十分突出。
(4)信息与知识的积累、归档
对部分用户,微博也能成为信息和知识积累的平台。分享、收藏的信息,日积月累也能成为重要的知识库和资料库。
微信
微信用户分为个人、企业和组织机构等,其“使用与满足”也会有所不同:
(1)微信“强关系链”沟通网络和现实的社交圈,满足个人社会整合的需要,加强与家人、朋友的联系。
(2)微信整合各类电脑、移动终端,满足个人的认知需要。
(3)微信方便易用,满足个人的情感交流需要。
(4)半私密空间的传播,满足个人自我展示和隐私保护之间的平衡。
(5)官方账号发布公共信息,满足组织机构的整合需要。
(6)企业应用最多的表现形式是客户服务和产品营销。
APP
APP具有垂直化和移动化的特点,简化了用户获取信息的途径,降低了获取信息的成本,有助于固化用户的习惯。用户使用各种APP,是为了追求专业性的或特色性的内容与服务,APP为人们定制个性化服务提供了便捷的途径。小众APP也能满足少部分群体的长尾需求。
网络环境下的“使用与满足”
网络创造了全新的信息环境:用户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对信息的主体性行为逐渐增多,搜索信息的主动性得到加强,信息传授过程中主体性得到充分展现。网络环境下,建立在用户主动性基础上的“使用与满足”表现得更为明显。
1、用户的网络需求主要为:获取有用信息;宣泄情绪;进行情感交流;参与娱乐或打发时间。
2、网络对“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影响:
(1)对理论根源的论证
1970s,布卢姆勒提出从媒体获得满足有三个主要的社会和心理根源:①性别、年龄和社会的角色不同,使人们产生对传媒的特定需求和期望;②更多的媒体接触带给人们社交的机会,或是缺少社交的机会,想从传媒那里得到补偿;③个人对自身社会状况的主观反映和调整。网络“使用与满足”现象为社会和心理根源提供了证据。研究表明,社会分层会对网众的需求产生影响;多数情况下,网络上的传播都是日常生活中人际传播的补充;上网是一种自我调整,用以逃避和摆脱现实世界的烦恼。
(2)对理论效果的解析
“使用与满足”认为,取得什么样的传播效果取决于受众的主要需求及其满足情况。一般来说,网众以获取信息为主要目的,效果往往只在认知层面,很难延续到情感层面。出于情感交流需要或娱乐需要,效果往往主要在情感层面。聊天等情感交流方式只能导致情感层面的强效果,不会导致认知层面、行动层面的认同。在虚拟空间,情感层面与认知层面的效果经常分裂,网络“使用与满足”现象在行动层面的效果往往不强。
“使用与满足”理论批判性分析
“使用与满足”是美国传播学最为广泛使用的研究框架之一,但也一直存在着批评声音,主要集中在该理论的理论性缺失。如:
①帕尔姆格林:这种研究从根本上是缺乏理论性的。
②赛弗林:使用与满足研究也引来了一些批评,特别是说它是无理论的,说它对关键概念定义太泛,说它的策略无非是搜集资料罢了,缺少发掘寻求满足的前提。
③殷晓蓉:迄今为止的研究仍然只是罗列和提供范例,尚没有进入对所罗列的东西进行系统解释和概括的阶段。
④赛弗林:自弗洛伊德以来,许多研究已经指出人类动机的复杂性和隐蔽性,既然如此,便可知,使用与满足的研究方法注重自我报告来确定人们的动机,失之于简单和天真。
尽管这一理论在新媒体时代的发展被看好,但社交化媒体并没有解决“使用与满足”面临的挑战。为什么“使用与满足”始终只能停留在现象的概括和归纳,无法成为真正的传播理论?这需要从“学术史”与“理论结构”两个方面来解释。
学术发展史
“使用与满足”的概念十分模糊,呈现出的是边缘模糊的谱系。
《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认为,把赫佐格对广播剧听众的研究视为“使用与满足”传统的先驱是一种误读,这项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在气质上的近似性,远大于将“主动受众”作为理论起点的“使用与满足”研究。尽管采用了经验研究的路径,赫佐格的研究依然充满批判色彩,与阿多诺等人的文化工业观点不谋而合。
批判学派学者认为,“使用与满足”中的受众意识到的、表述出来的需求是一种伪需求,受众的需求是被决定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与之类似:一切大众文化中的个性都是伪个性,需求都是伪需求
葛兰西的后继者们从文化霸权层面来讨论,认为受众自由选择媒介内容的观点十分离谱,因为媒介总是较为保守地传递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受众通常可能受到这种话语的支配。鲍德里亚的信徒们宣称,媒介在不断创造受众的需求,这些需求并非是真正的需求,就像吸毒者对吸毒的需求一样。
从学术史的角度,“使用与满足”的前提——受众的主体需求——的合法性是存在质疑的,“使用与满足”的预设面临着各种合法性危机。
理论结构层面
“使用与满足”最大的问题是它的功能主义技术观。研究者普遍认为,受众是主动的,他们利用媒介技术实现自己的目的。这种主客体二元论的功能主义技术哲学观为“使用与满足”奠定了一个充满局限的哲学前提。
海德格尔将技术哲学归纳为“技术是合目的的手段”和“技术是人的行动”两个基本观点。技术是有用的,是一种手段,无所谓善恶,造成的社会后果均取决于人的使用。技术的功能主义观,将物质世界与人的丰富的伙伴关系变成了简单苍白的基于因果的功能关系。人变成了一切关系的中心,世间的万事万物以与人的功能关系的远近而定位。以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观来看“使用与满足”,就看到三个致命问题:
(1)人具有使用媒介的主动性是一个伪命题。是媒介技术和社会制度与文化,即媒介技术的座架(技术的座架是指技术和围绕技术的一系列的制度和文化所构成的绵延不断的整体)限定了人的全部需求。该理论高估了多数受众并不存在的主体性,还因此遮蔽了媒介控制受众思想、创造和引导受众需求的社会现实。这是打着受众主动性旗号的技术决定论。
(2)这种将人与媒介的关系简化为使用与满足关系的理论,是毫无意义的。这种停留在现象描述和功能描述层面的观察并不能揭示出本真和独特的规律;这种功能的和因果关系的视角,阻碍了传播研究的丰富性和独特性,进而严重影响了传播研究的理论深度。
(3)该理论无视传媒技术的出现和发展重置受众的观念、关系和日常生活从而重构受众的存在方式,极大影响了传播学的学术气质。传播学对于媒介使用满足的强调,只可能被看作一个受众中心主义的笑话。
因此,即使做再多经验研究,也无法将理论向深处推进一步,而只是不断重复着妇孺皆知的常识。
参考资料
郭庆光 - 《传播学教程》
彭 兰 - 《网络传播概论》
蔡 骐 - 对传播学中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再探索
陈燕华 - “使用与满足”理论与科学的受众研究取向
胡翼青 - 论网际空间的“使用—满足理论”
陆 亨 - 使用与满足:一个标签化的理论
宋琳琳 - 网络媒体使用与满足形态研究
胡翼青 - 功能主义传播观批判:再论使用满足理论
王潇雨 - 微信使用者使用行为及意图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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