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民主的新闻：詹姆斯·凯瑞的新闻观及其知识贡献 | 论文带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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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钟前：

说到詹姆斯凯瑞，大家都会想到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但近年来凯瑞的新闻观也逐渐被学界关注。尤其是他对僵化的新闻专业主义和科学托管的批判，以及对民主的新闻观点，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这里不仅含有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影子，也继承了伊尼斯关于传播偏向的思考。在谈到新闻的民主作用和弥合社会力量时，可以借用凯瑞的新闻观进行分析。另外，如果考察詹姆斯凯瑞的名词解释，也可作为重要的信息点进行补充～

- 本期论文 -

篇名：作为民主的新闻：詹姆斯·凯瑞的新闻观及其知识贡献

发表期刊：《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3期

作者：方晨，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 推荐理由 -

近年来，凯瑞的新闻史观、文化研究方法论等逐渐被研究者所关注。本文延续了这样的讨论，通过相关文献来讨论凯瑞关于“新闻”（journalism）本质以及新闻与民主、新闻与共和等问题的探讨。

- 内容摘要 -

凯瑞是一个保守的革命者（舒德森，1999/2009：119），他试图融合近代启蒙精神中的欧美经验主义和欧洲大陆先验主义。在英美国家信奉经验论，“普遍发生社会性精神危机与政治冷漠症”的情况下，凯瑞试图播下某些理想的种子，从而为美国社会留住变革的希望。

- 关键词 -

詹姆斯·凯瑞  “科学-托管的新闻”  “作为民主的新闻”  公共新闻学

❶

逻辑框架

一、新闻不是什么：传统新闻业的弊端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矛盾叠出，各种危机浮现。一方面是充满变革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是保守、“死气沉沉”的新闻业。对新闻业批评的兴起逐渐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常态。

凯瑞认为传统新闻业充满了各种弊端，在1988年和1992年的总统大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候选人追求媒体“曝光率”而不深入社区、媒体操纵一些没有价值和细枝末节的议题、媒体热衷于揭发政治人物的隐私等使选举投票率低下。这不但是新闻业的危机，而且是民主的危机（Carey，2003：86-87）。所以，他认为应该由表及理、由外到内，从“业务操作—职业理念—职业道德”来重新审视传统新闻业，寻找美国民主衰退的原因。

从最基层的专业操作而言，凯瑞认为所谓的新闻专业性已经越来越僵化。它越来越像是一种“形式策略”（stylistic strategy），在按照工业标准化的模式生产新闻（Carey，1974）。这种操作的“僵化”还表现在新闻业的所谓“分口条线”（the beat system of reporting）报道：记者每天围着白宫、国务院、国会等而成为政府与利益集团的传声筒。凯瑞敏锐地意识到，新闻业在用专业性建构所谓的“主流化（mainstream）生活”。他们与“被麻醉的受众”达成了某种“寂静的共谋”（silent conspiracy）来强化这种“主流化生活”。

在凯瑞看来，作为新闻专业主义核心理念的客观中立是难以实现的。第一，新闻业不可能客观。客观性只不过是新闻业为了建构自身合法性的一种策略性安排（Schudson，1978：5-7）。第二，新闻业不客观。新闻业的客观是以独立为基础的，但新闻业只是独立于党派政治，并没有独立于社会。新闻业宣扬客观独立实际上是为了建构一种超脱党派的、中立的、效忠于选民的、进步主义的角色形象。它的出现与进步主义时代“揭黑”的历史社会语境相契合，也是为了提升自身专业的社会地位（凯瑞，1999/2009：54）。

新闻业往往以新闻自由和职业伦理作为抵挡武器，将社会对新闻业的伦理要求指责为侵犯新闻自由。凯瑞认为，这种回应是傲慢的，其学理没有稳固的根基。第一，新闻业以获得真相（truth）作为其职业伦理的基础是站不住脚的。第二，作为职业的新闻业缺乏明确的服务对象，这在西方以契约精神为准则的职业伦理中十分尴尬。新闻业的服务对象是整个社会而没有目标群体，这使契约关系模糊不定，加之记者自身只是受雇佣者而非独立的参与者，所以他们与其服务对象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更谈不上存在契约的基础（Carey，1987a：8）。

通过以上从职业操作、职业理念到职业伦理的分析，凯瑞认定必须变革托管新闻业。其危害不仅在于理论本身的缺陷，还在于它对美国民主的威胁。它把受众只看作是消费者、客户和被托管的对象，造成了美国公共生活的全面衰退。

二、新闻是什么：作为民主的新闻业

在凯瑞看来，“科学-托管的新闻观”与“传播的传递观”如出一辙，将新闻只看作是一种信息的传递，忽视了“新闻”出现的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与其原始的文化基因，过分强调普遍性与规律性，走向了极端的科学主义和极权化。新闻简化成一种缺乏“共同分母”（公众参与和对话）的实践，而成为一种机械的线性新闻业。新闻业充其量只能是一门手艺（craft），无法提供一种观察社会的批判视角。

凯瑞认为，新闻是民主的另一个名字。新闻意味着民主政治，没有新闻就不存在民主政治。他认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并不存在新闻，而只有宣传者（propagandist）；美国新闻业在“科学-托管新闻思想”的影响下也有逐渐沦落为公关者和宣传者的嫌疑（Carey，1997b：210-216）。

那么，凯瑞所指的“作为民主的新闻”到底是什么？新闻为什么必须民主？

凯瑞是从一种人类认知方式的“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来理解新闻的。他认为，对新事物的渴望是人的本能。新闻从诞生起就是一种争取民主的行为，它是人们获得新知的重要方式，并与诗歌、散文、小说、科学报告等形式混在一起。人们在实践中发现了“新闻”这种纪事方式，记录下重要新鲜的东西，通过广泛的交流与沟通确认真伪性，最终形成新知。这一过程伴随着各种证实与证伪，是一个不断讨论与争吵的过程。在争吵的过程中，人们逐渐规定了相对统一的表达方式，形成了相对标准的文本。

凯瑞所理解的新闻，就是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但与哈氏不同，凯瑞更加强调新闻在建构“公共领域”时的不可替代性。他反对社会科学家用一种普遍化的视角看新闻，认为这样忽视了新闻扎根的历史社会土壤。他也反对人文主义者和英国文化研究者将新闻还原成一种政治学和意识形态，因为这样只能看到权力的斗争而忽视了新闻中的认知、道德、审美等多个面向。所以，他认定新闻就是新闻，不属于社会学、历史学或者文学，新闻就是一种“地方性知识”（Carey，2000b）。

三、从“作为民主的新闻”

到“科学-托管的新闻”再到“公共新闻学”

凯瑞认为，之所以出现从“作为民主的新闻”到“科学-托管的新闻”的“倒退”，有两大因素是无法回避的：传播技术的变迁、进步主义运动。前者进一步强化了技术思维对于新闻的影响，后者从整体的社会层面改变了新闻业的地位与思想观念。

凯瑞的分析渗透着伊尼斯“传播偏向”思想的影子，强调打破标准的“科学-托管的新闻业”，实际上就是要打破新闻业过于严重的“空间偏向”。“作为民主的新闻”强调民主、对话与商谈，实际上就是要恢复一种地方性的实践，对于共同历史记忆的关注，实现时间与空间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凯瑞期待恢复的是十八世纪的殖民地生活传统。而在这个传统中，凯瑞特别强调重新理解宪法第一修正案和重新认识社群。

当公共新闻学（public journalism）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逐渐兴起后，凯瑞成为最积极的倡导者。这场以地区性小报发起的公共参与的新闻运动与凯瑞所提倡的民主的、地方性的、偏向时间的、共和社群的精神高度一致。

四、众人的批评：“作为民主的新闻学”的缺陷

对于“作为民主的新闻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其历史依据以偏概全、对核心概念理解简单化、对新闻业角色定位错位等几个方面。

在彼得斯看来，民主一般要跨越四个面向的障碍：规模和人口、对人性的判断、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公众对民主的渴望程度。民主制度在实践中有不可克服的缺陷，与其徒劳地让人们迷恋民主，不如承认民主的缺陷。

既然理想的民主是无法实现的，那么凯瑞对于“新闻就是民主”的定位就值得深思了。或许学术界过高估计了新闻业在实现民主中的作用。

五、结语：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凯瑞

（一）新实用主义的新闻观

凯瑞的贡献在于在“作为科学的新闻”之外发掘了“作为民主的新闻”。在这一点上，他的新闻思想与传播思想具有共通性，都总揽于其文化研究的视角中。在他的视野中，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皆可发现“文化”的影子。“新闻”也是一种人们自发形成的文化行为，是人们建构“意义之网”的一种方式，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互动与交往行为。

他强调从文化视角来看“新闻”，就是要从一种新视角来解决当时“科学-托管新闻理论”暴露出的问题。“作为民主的新闻”对于当时的美国而言，与其说是一种新实用主义的理念，还不如说它所回应的已远非学术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与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

（二）从新闻到现代政治哲学

凯瑞更多是从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介入对于“作为民主的新闻”的讨论的。凯瑞基本继承了伊尼斯的思考，赞同以“时间偏向”来平衡“空间偏向”，用恢复社群、恢复口语传统的方式来实现时间与空间的对话与平衡，进而拯救与维系西方文明。

因此，当现代性的发展抽去了“在地”的历史传统时，他大声疾呼用新闻来拯救“陌生的邻居”。这种对话与交流精神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的弥合剂和力量的平衡，反对一元论的独霸与操纵，强调中央与地方的沟通、解构者与建构者的交流、历史与现在的对话、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协调。“作为民主的新闻”正是希望新闻的介入让这些矛盾的双方形成对话，消除你死我活的对抗与冲突，在渐进中解决社会矛盾。

❷

金句摘抄

首先，民众成为李普曼所说的没有政治判断力的人，缺乏政治参与的能力。公众只能是被告知的对象，在政治生活中只能“支持”或者“反对”而不能更深介入，进而造成了人们的政治冷漠症（Carey，1997a：248）；其次，为了市场需求一味追求受众喜好而将新闻娱乐化，记者成为“偷窥狂、治安队员和律师”，造成了个体精神的麻醉与公民能力的下降（Carey，1997b：221/2001：19）；再次，为了迎合市场与政治需要，新闻业衍生出民意测验和公共关系，使得公众意见被简化成抽象的统计数据，公共交谈变成了公共关系与民意劝服。公共领域逐渐被蚕食，人们要么成为消费者要么逃离，退化到私人空间和电视机旁（Carey，1997a：247-248）。公众在公共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被剥夺了，只能沦为旁观者与看客。

通过历史追溯，凯瑞确信了他所认为的“新闻”的本质：一群陌生人坐在一起讨论新消息、评价事件与人物，解决争论问题，最终实现新知识的获得、社群文化的维系与社会的有效管理。所以，新闻必定是民主的，任何陌生人都可以参与其中，它是一个公共论坛；新闻必定是批判性的，对话与协商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各种激烈的争论；新闻必定是政治的，它鼓励社群的形成与对政治生活的积极态度。而民主、公共、社群、政治等这些概念都密切联系在一起，彼此无法分离。

参考文献：

方晨：《作为民主的新闻：詹姆斯·凯瑞的新闻观及其知识贡献》，载《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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