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经济 | 新媒体前沿55

团哥

3分钟前：

作为伴随着以数字化、网络化为基础的共享经济时代的新型工作形式，零工经济带来的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组织模式和工作方式：从“企业—员工”到“平台—个人”。仅一代人之前，大部分人还都希望成为全职员工，做稳定的全职工作，整个职业生涯不跳槽或仅跳一次槽。而今天的人们却很少可以沿着这种预先确定的职业阶梯慢慢向上爬，变化就是如此之快，且对我们如何进行职业规划和构建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快来了解一下零工经济吧！

2017年以来，“灵活用工”中的“社会化用工”的市场越发火热，在人力成本攀升，企业又面临时代快速变化的业务需求时，“灵活用工”似乎给企业带来了“一股清流”。“斜杠青年”（多重职业、多重身份的人群）、“U盘化生存”（像U盘一样可以自由协作）等新名词的出现，也反映了零工经济大潮的来临。

零工经济≠打零工，其是指由工作量不多的自由职业者构成的经济领域，利用互联网和移动技术快速匹配供需方，主要包括群体工作和经应用程序接洽的按需工作两种形式。零工经济是共享经济的一种重要的组成形式，是人力资源的一种新型分配形式。其核心在于每个人都能够利用自己空闲的资源、特长，实现个体价值。

互联网为“零工经济”注入新动能

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总理强调了推动“分享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分享经济利用“互联网+”，不仅创造了很多新业态，化解了不少过剩产能，更带动了大量就业。在雇用模式的转变上，人力市场也出现了“分享经济”的特征，总理随后谈到，他在南方某省考察期间发现，当地出现了改革开放初期曾有过的“零工市场”，工人们没有固定的雇主，而是按小时计算打零工，可能一天内服务好几家雇主。

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的“零工市场”，如今的“零工经济”主要依托于互联网实现。互联网平台使得“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对接匹配更加快捷、报酬计算更加精细，很大程度降低了供需双方的沟通成本和交易成本。58同城联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近日发布的《2019中国县域零工经济调查报告》显示，35.11%的县域零工工作与互联网相关，“互联网 ”类零工在各种零工类型中排名第一。

零工经济生态圈

零工经济生态包含：支撑零工生态的技术提供方、灵活用工的组织机构、（实物/智力知识）分享参与方、人力资源服务中介平台、自由职业者、独立第三方顾问等。

推动“零工”发展，除了个人和企业因素，另一重要的驱动力来自新兴科技的运用。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技术（人工智能AI、物联网、5G、大数据、区块链）等，实现了即时通讯、移动支付、远程办公等生活和工作方式的改变，带来了各行业效率的提升和信息共享，引发了组织管理、商业模式的深刻变革。

智能技术的大规模普及将“颠覆”企业现在的人事制度，“机器换人”在很多岗位上演，现有人力体系的知识技能无法匹配新岗位需求，出现强烈的人力资源供需不平衡。

人力资源考核从KPI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关键绩效指标，以指标和标准导向，向OKR (Objective and Key Results)目标与关键成果，以结果导向考核模式演进。

传统的金字塔、职能式、混合式组织架构变得笨重迟缓，无法适应高速运转的市场变化，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阿米巴---小单元量化分权管理模式，激发每个员工的动力，使组织向更加灵敏、敏捷式的动态化经营模式转变。

国内人力资源配置的演变：

1---1980年之前，计划经济用人模式，以“终身聘用”为主2---1995年《劳动法》颁布实施，劳动关系标准化3---2008年1月施行的《劳动合同法》4---2013年《劳动合同法修正案》、《劳务派遣暂行规定》5---2015年后，个人合作及自雇形态

“一举三得”的零工经济？

在《零工经济：传统职业的终结和工作的未来》一书中，作者莎拉·凯斯勒（Sarah Kessler）将零工经济的思路总结为：高科技公司创建电子平台，将自身视作“调度员”，一旦出现可接的工作，就运用相应的手机应用软件分发给“零工”们。

这种工作形式被许多企业家与媒体看成是“工作的未来”，因为零工经济看上去似乎“一举三得”。对于劳动者来说，他们不再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工作，能够更弹性、更自由地选择自己想要的工作时间与工作量，成为所谓的“按需工作者”。对于企业经营者而言，零工能够降低企业的成本，如Uber这样的互联网企业会将注册司机们视为“合同工”，这意味着企业只是与司机们合作，两者之间并非正式的雇佣关系，企业由此能够免除劳动法规中对资方的要求，由于需要承担更少的人力成本，企业自然乐意拥抱这种工作形式。而国家也乐见其成，期待零工经济成为其解决失业问题的绝佳手段。

然而，通过对数个个案的追踪调查，凯斯勒尖锐地指出，零工经济绝没有当初媒体与企业们鼓吹得那么美妙。她认为，尽管存在一些专业人士能够由此获得更高的自由度与收入，但大部分依靠零工的互联网企业一开始就建立在严重剥削工人的基础上。他们有意将许多低收入、低技能的劳动者美化为“微型企业家”，竭力打造和维持自身只是一个“平台”的身份，这样一来就能逃脱许多国家规定的公司应对员工履行的义务。即使大部分“零工”实际上都是全职工作，即使这些所谓“微型企业家”无法享受包括社会保险、退休金与失业津贴等福利待遇，并可能随时被企业解雇，他们也无权组织工会进行集体谈判。

“零工经济”在中国

近几年，以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与滴滴司机为代表的零工们在大众舆论中成为“新贵”，他们既能自由地安排工作时间，不受任何拘束，同时只要肯努力工作，就能挣得高额的收入。互联网重构了城市的社会秩序，零工们获得前所未有的机会，能够在收入与地位上超越那些光鲜体面的白领们，打破阶层的间隔。到目前为止，零工经济似乎是中国消费社会走进美妙未来的一扇关键之门。

但很快，媒体与学者们注意到，即使是在中国，零工经济的基础依然是对劳动者的剥削。以快递员为例，大量快递员并未签订劳动合同，更没有五险一金，需要经常长时间工作，缺乏最基本的福利待遇与劳动保护。社科院调研组的一项分析也显示，与大众的印象并不一致，快递员的收入并没有那么高，近六成快递员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如果考虑到工作时长，快递员的工资也仅相当于最低工资标准。外卖骑手的收入略高一些，但如果要挣到足够高的收入，他们需要高强度、长时间地工作，并且需要足够幸运地不生病也不受伤——考虑到他们经常在川流不息的车流中迅速穿行，这的确需要足够的经验与运气——因为如果出现意外，没有任何安全网可以兜住他们。

尽管对零工缺乏基本的劳动权益保障，而为了建立品牌、维护好评和用户量，互联网企业试图通过严密的监控以规范零工工作场域中的行为。研究劳动社会学的学者梁萌将这种关系称为“强控制-弱契约”。零工经济中普遍实行的“强控制-弱契约”模式搭配上严厉的惩罚措施，劳动者的确会在劳动过程中竭力遵照企业要求的标准，但这种始终笼罩在劳动过程中的压力也会从劳动者身上投射出去，对整个社会造成破坏。

我们必须意识到，建立在零工经济基础上看似便捷的城市生活，实际上并不廉价。互联网企业通过逃避本应承担的人力支出与员工福利，拒绝保障劳动者的安全问题，将巨大的成本转嫁给社会，并以此编织出漂亮的故事与数据吸引风投资本的资金涌入，再向消费者提供高额的补贴。低人力成本与高额补贴不仅让我们沉浸在他们许诺的便利幻梦中，更使得我们如资深IT从业者鲁节所说的那样“助推了私人财富的积累，并帮助建设了新形式的被剥削式就业”。

参考文献

1.罗广彦，《最便捷的时代，最焦虑的劳动者：零工经济阴影下的你我他》  ，2019年 8月9日;

2.[美] 莎拉·凯斯勒，《零工经济：传统职业的终结和工作的未来》，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年5月；

3.人民网，《互联网为“零工经济”注入新动能》，2019年11月25日；

4.搜了么，《2018总理说的“零工经济”到底是什么？》；

5.资本新观察，《人力资本社会化趋势（二）：“零工经济”来临》，2018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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