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高管性侵养女案疑云》错在哪了？| 热点分析15

Original 胡果冻胡师姐新传考研 2022-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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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财新记者发出的《高管性侵养女案疑云》报道，给了所有人心头一击。

高管性侵“养女”案件本身触及到了当下大众社会心理层面的两个敏感点，即对违背基本人伦道德的愤怒与未成年女性群体成为“兰儿”的恐惧担忧，这两种心理交织在一起并互相加强，最终激发了巨大的舆论声浪。这也是财新的《高管性侵养女案疑云》报道在发出时的社会心理背景。

在谈论财新《高管性侵养女案疑云》报道的过失前，我们还要明白一个前提：这篇报道的写作者在读者心里实际上同时拥有着三重角色：普通人、记者、女性。作为是一名记者，她的报道没有遵循最基本的新闻专业主义和媒介伦理规范；在记者这个职业身份前，她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普通人，在这篇报道中流露出对当事人遭遇的冷漠，违背了人性最基本的善；最后，这名作者恰好是一名女性，却没有站在性别角度思考女性受到的结构性压迫，而片面地对受害人做出了价值判断。

三重角色，三重失误。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对财新网《高管性侵养女案疑云》这篇报道感到极度愤怒的原因。

❶

违背新闻专业主义和媒介伦理

新闻专业主义是一整套外在于新闻实践，并要求规范新闻实践的伦理体系和“范型”理念，以此将社会授予新闻业自我规制的特权合法化。它的核心理念是客观性原则。我们谈论新闻客观性的时候，实际上有两种话语角度：

一种是把客观性看作一种业务规范和叙事框架。即站在新闻文本生产实践的角度，将新闻客观性视为新闻报道和编辑的原则、方法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一套具体的新闻写作样式。一种是把客观性作为一种专业信念。在这一认识框架下，新闻客观性虽然在技术上永远无法达到，但其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价值观，是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信念和道德准则”。而《高管性侵养女案疑云》这篇报道，无论从业务规范和叙事框架，还是从专业理念上，都远远违背客观性的原则，违背新闻专业主义和最基本的媒介伦理。

第一，报道信源严重失衡

不是说不可以采访被指控方，但通篇报道只采访了单方面当事人鲍毓明，处于信源单一的状态。对于“兰儿”及其母亲在文章中的缺席，只用两句“拒绝采访”作为解释。

并且，所有的信息都没有佐证。多次出现“消息人士”、“关注困境儿童的人士”、“志愿者”“前述志愿者”这类不明确的信息来源。被诟病的还有律师、社工对自己曾经的当事人的情况的披露是否可以被写进报道这样的基本伦理问题。

第二，叙事框架有偏向性

财新网在导语部分已经提出了整篇文章的结论：这更像是一个自小缺少关爱的女孩向“养父”寻求安全感的故事。

作者用极具暗示性的洛丽塔式话语设定了整个报道的总基调，替读者和公众来表露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全文的行文叙事，我们哪怕以最大的宽容去接受，也还是会明显感受到一种难以掩饰的恶意。

第三，污名化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

文章中列举了女孩和养父的种种聊天记录，比如女孩会对养父说“亲爱的大坏蛋”，会给鲍某明发消息说“想你了”，以此证明女孩也是爱着她养父的，这些都在有意无意淡化鲍某明在这次事件中的责任。

污名化受害者和把性暴力美化为恋爱，是施暴者自辩的常用方法。不管当事人年龄如何，过往的情感经历如何，都不能成为被性侵并遭到羞辱的理由，也不能因此去减轻施暴者的罪恶。虽然真相可能是复杂的，这需要去还原场景，去兼听互证，去梳理因果。现实与权力关系就是如此复杂，如果我们的思考跟不上这种复杂甚至还差一大截，则很有可能陷入新的蒙昧。而作为媒体更应谨慎，避免对受害人造成二次伤害。

第四，责编审稿失责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专业媒体是人们获得客观事实的重要途径。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我们在象征标志或专家系统内所谈论的信任，是建立在信赖（那些个人并不知晓的）原则的正确性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对他人的‘道德品质’（良好动机）的信赖之上。” 对于专业媒体来说，这个信任基础的核心就是其报道“客观事实”的原则。

这篇报道除了撰写者，是经过审稿人员和发布人员才出现在各大平台的。激起舆论之后，该刊微博关闭了评论区，在平台上迅速删除但并未给出公告和说明，说明该刊媒体或者至少是这条审稿线在稿件审查上出现了失责。《财新》在疫情期间凭借专业的深度调查报道所积累的口碑因为这篇违背基本的新闻专业主义和伦理规范的报道和责编的把关不严而崩塌，甚至有可能付出丧失读者信任的代价。

❷

专业主义的前提是人性基本的善

网传本文执笔记者在朋友圈有如下发言，说女孩是“故事会人格”“从小缺爱”“随便找个叔叔依靠”“sugar daddy”。这些颇为指向性的词句，是在对受害者（不管二人相处间的真相是如何，兰儿都是法律上的受害者）污名化和直接性的有罪推定。

▲朋友圈关键词：故事会人格、sugar daddy。

记者或许她掌握了文章之外更丰富的东西，但无法在职业性的报道里言说。于是，私密性质的朋友圈成为某种侧漏的渠道，作者并不掩饰自己带着某种强烈的观点和主观意志写作。作者甚至认为“为了写这篇稿子，影响了她参加动森的钓鱼大赛”，文字流露出对当事人遭遇的冷漠不仅仅严重违背新闻伦理，也违背人性的基本的善，既没有对人的尊重，没有对职业的敬畏。

新闻专业主义的整套操作规范前提必须是服务于绝大多数人都认可的“善”的标准的。正如清华常江老师说的“抛开对人性的、总体的、基本的‘善’的追求，一切专业主义都只能是为更有政治权力和话语权的人所轻易使用的工具。”

#姐姐来了#与#trigger warning#

作者的最后一个受到舆论谴责的点在于——尽管是一位女性，却缺乏对女性群体的共情，更遑论站在性别角度思考女性受到的结构性压迫。

昨天，众多明星在微博上发起了#姐姐来了#的运动，韩红、姚晨、章子怡、热依扎多名女艺人发声。

微博@贴着创可贴的太史毛球在看了上述报道后，说出自己藏了20多年的秘密，自己7岁被表哥侵犯，却在十二岁亲近表哥的事情。她说，“我今天写出这一切，是为了‘兰儿’，也为了所有未成年性侵受害者，请求所有人看到：我们不是自愿的！”

今天，#trigger warning#也登上热搜，网友们在这个tag下投稿了自己幼时受到性侵犯的经历，全部是没能说出口烂在心里的屈辱回忆和黑暗秘密。

无论是两年前的#me too#，昨天的#姐姐来了#，还是今天#trigger warning#，对于女性自己还有一层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在于彼此确认——“我们没有做错，我们并不可耻，不要害怕”。女性的共情，在于揭开伤疤后，旁边同样伤痕累累的姐妹会握紧你的手。受害者们感同身受，所以才知道保护发声是多么重要。她们拆解了自己的痛苦给世人看，叙述每一寸痛苦，这是女性对女性的声援，是女性对女性的理解。这是一种同理心的力量。

作为记者，深度参与，进入一个故事，获得的情感冲击是要远远大于旁观者的。虽然作者是一位女性，却缺乏对女性群体的基本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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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最后一句，“兰儿只是追‘好生活，有强力保障的稳固的爱’，这样的想法没有错，人们应该反思为何一个女孩从小就没有得到这些”。作者不是去探讨为什么一个40岁的中年男人会与14岁的未成年女孩发生关系，探讨此类事件在中国社会的反复出现所反映出的法律和社会道德层面的危机，反而是从指控方找原因，提出反思为什么受害者“缺爱”。

“我原谅了他，因为这样我才能活下去。
你们不能原谅他，

因为这样其他女孩子才能活得下去。”
—— 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自我麻痹，自我欺骗，制造幻境，假装没有人侵犯过自己，一切都是我自愿的。这是林奕含能够赖以活到成年的办法。回到“鲍毓明涉性侵养女案”，受害者的情绪反复，绝不等于“复杂的情感纠葛”，或许出于受害者的自我救赎。

无论如何，这个案件的核心是一个占据了优势地位、谙熟法律的男性，接近一位不满14岁的女孩，并在其刚满14岁后就发生非法的关系。不管女孩和她妈妈的心路历程如何，都不能改变这个本质。这是作者在写下这篇报道前应该明白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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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最后

时代进步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在于退一万步说，即便一个未成年女孩想找sugar daddy，法律也要确保这种情况无法实现。在一个进步的时代试图合理“40岁中年男性与14岁女性是恋爱关系”这种原始可能，这就是愚昧。而愚昧是不构成脱罪理由的。况且我们都知道，这桩罪行的发生与愚昧并无关系。

今天最好的消息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通告：针对鲍某某涉嫌性侵一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已派出联合督导组赴山东，对该案办理工作进行督导。

严查到底，还原事实真相，维护公平正义，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的希盼。

参考文献：

1.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

2. 石力月《社交媒体时代的客观性：基于“江歌事件”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