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世界，同一场战疫。在全球化时代、在风险社会的大背景下，没有某个人或者某个民族能够独善其身。
4月19日，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公益组织联合NBC、ABC、CBS，由Lady Gaga、克里斯·马丁（酷玩乐队主唱）等几位一线大咖策划发起的全球巨星线上公益演唱会——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同一个世界：共同在家），在全世界各个艺人的家里、车库、排练房全线开唱，并在全球所有主流流媒体上同时播出。
“One World：Together at Home”发起的初衷，旨在向抗击新型肺炎第一线的工作人员致敬，并为全球新冠肺炎抗疫行动筹集善款（比如帮助购买诊断试剂盒、医务工作者的防护用品和支持研发等）。
▲图片截自YouTube
今年因为受疫情影响，全球各地的聚集性活动都按下了暂停键。在此背景下，“网络直播”成为了最简单、最直接的内容传达方式，比如网络直播演唱会、网络直播阅读讲座、网络直播文化沙龙、网络直播发布会、网络直播教育教学。
在这种背景下，“One World：Together at Home” 演唱会的特殊性尤为凸显。和我们以往看过的任何一次演出都不一样，本次演唱会不再受地域的制约，不再局限在一两个地区，而是世界各地，全球各个角落；也不再局限仅电视这一种媒介，还有网络流媒体。技术的进步突破了空间的限制，让世界变小，让即使远在千里万里之遥的人们连接在了一起。直播演唱会因为网络直播媒介而生成了一种严格的“同步时间感”，这与技术上是否彻底地实现完全的时间同步倒不是首要相关，用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话说是在“感官比率和感知模式的层面”实现了“秀场”的逻辑，这才是网络直播在媒介意义上的独特之处。
与过去的演唱会不同，这场演唱会更像是一场大型连麦，像许许多多远方的朋友和你视频通话聊聊天后，拿出乐器，即兴清唱一首。没有欢呼声，没有大合唱。媒介技术呈现与介入的景象投射在人们心理的不再是神圣的、庄重的宏大场景，而是一种贴近日常生活的视觉符号和场景。▲“断眉”Charlie Puth 背后乱七八糟的床，通过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传播手段，演唱会可以打破时间和地域的界限，极大地提升了的覆盖面、参与度、到达率、影响力和操作性。 在刚刚结束的4月17日，刘若英“TME live”线上演唱会，利用多场景、创新形态的演出模式与极速、超清的数字影音技术，以个性化的舞台表达形式和丰富的互动机制，为用户带来了沉浸感、高品质的超级演出体验，最终各平台累计观看达到了1.5亿。在未来，当5G、AI、AR/VR、4K甚至8K时代的到来，音乐会也许还可以这样办：比如，躺在床上，带上VR眼镜，就可以在视线最好的VIP位置，享受如同置身演唱会现场的真实感受。美国传播学者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在《媒介事件》一书的开篇就提出了“媒介事件”的含义：“本书讲的是对电视的节日性收看，即是关于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主要是国家级的事件。”根据戴扬和卡茨的观点，“竞赛”、“征服”和“加冕”是媒介事件最显著的三种叙述形式，也是媒介事件的脚本类型。时长将近8个小时、近百位明星、来自全世界的super star，为了共同的目标，齐聚在这场刷屏世界的云音乐会里为爱而歌、为爱而演、为爱而奏。“One World：Together at Home”演唱会毫无疑问是一次重大的媒介事件，它具备传统媒介事件的几个特征：
①非常规性
媒介事件最明显特征是其具有非常规性。重大电视媒介事件改变了观众的日常生活，把观众带到一个神圣的场景。因此，媒介事件的直播是对惯常的干扰，干扰着正常播出乃至生活的流动。本次是演唱会时间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早上8点，对于全世界的受众而言，为了这场期待已久的演出会，不得不改变日常生活习性来观看现场直播。
②实时性
媒介事件是对历史现场的见证与记录，其具有不可预见性。本次演唱会采取网络直播的方式（因为技术限制，也有一小部分录播），但仍然具有很真实的互动体验性和在场的感觉。
③预谋性
媒介事件可以说是一场有预谋的操作，经过提前策划、宣传和广告宣传的。这样一来，媒介事件的到来就不会作为一件出乎意料的事，而是像假日一样被人们盼望已久。本次演唱会早已发布预热视频，全球观众心知肚明其长时间的准备和策划，也翘首以盼多时。
④共同情感的唤起
媒介事件运用一个集体性的体验，带人们进入了神圣的仪式过程，社会整合和文化认同由此实现。它为观众带来的是一种全身心的感觉和体验，是一种感情上的融入和心理上的寄托。此次演唱会最大的传播效果在于能唤起观众的共同情感，在与远方事件同步的过程中，观众积极地投入这场庆典之中。
但是，此次演唱会不是过去传统意义上的“媒介事件”，而是一场特殊的“媒介事件”。传统媒介事件就是那些“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但本次演唱会采取的是网络直播而不是电视直播。从技术上讲，大众媒介传播时代的电视直播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直播”，电视对媒介内容的处理有一个或长或短的周期，哪怕这个周期只有半分钟。这莫不说明大众媒介是作为一种社会机构，并基于不同程度和方式的策划手段来运作的，强调对内容的管控。而作为网络新媒介的直播则更多体现在个体的层面，无论是基于直播媒介的内容生产都与机构式的运作逻辑截然不同。因此，网络直播的慈善演唱会带给我们的，不再是电视上一幕幕的宏大画面和解说词里一句句的煽情演绎。传统的媒介事件主要以重大节庆、体育赛事、政治加冕等脚本作为其宏大叙事的表征，为观众的想象性消费提供了合理依据，从而凝聚成仪式空间。此次直播的关涉内容发生了重要转变，在明星家中开唱，日常生活的情景成为了直播的内容形态。对大众而言，没有陌生感，消隔了彼此间的距离，也冲淡了直播的仪式色彩。媒介事件从来都是带有政治性质的，如总统竞选、卫星发射、查尔斯王子婚礼、教皇首访波兰都充满了政治色彩，它传递着国家的某种中心价值，它是一个神圣的“祭祀”。然而，本次演唱会传递的价值却是非政治性的。因为艺术是无国界的，受众在观看演唱会的过程中受到鼓舞，寻求着世界公民的身份认同。这场直播演唱会被赋予了温情、快乐、希望，更广、更远地传递人们内心的善心和爱，同时也鼓励所有人将热情投入防疫事业与社会建设中。借着现代科技，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可广泛传播音乐的工具，搭建起人类相互守望、相互信任的桥梁。4月19日，根据世卫组织最新实时统计数据，目前全球确诊新冠肺炎超过200多万例，其中疫情最为严重的欧洲区域已确诊病例超100多万。迄今为止，全球疫情仍未迎来拐点时刻。此次疫情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爆发，是对全球化进程的重大考验。
历史证明，每逢危机时刻，民族主义必将肆虐。今年1月当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武汉爆发时，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电视采访中公开宣称疫情有助于加速制造业回归美国；当海外疫情爆发时，国内自媒体开始笑话美国“抄作业都抄不好”；因为部分海外留学生回国出现输入型病例时，许多人高呼“祖国建设你不在，千里投毒你最快”……疫情发生后，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都有所抬头的。甚至由于某些政治人物不负责任的“污名化”和“甩锅”言论被进一步放大，并加剧了族群、国家甚至种族间的撕裂。灾难带来了恐惧，而民族主义看似最好的解药，因为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它能让一个集体因为血缘关系团结在一起，从而形成庇护。
而今天，几乎所有世界上的重要媒体都在转播的这场演唱会，内容除了音乐演出外，亦会有防疫科普介绍、全球医护故事，以及获救病人的感谢讯息。这场演唱会实际上在传播一个理念——无论是谁，无论在什么地方，今天我们是世界公民Global Citizen，我们需要团结起来抗疫，大家留在家里，支持我们的医护人员。在演唱会全球直播中，所有观众都在共享着世界公民的身份认同，携手抗疫，共克时艰。之前，我们很难想象全球数十万人实时互动的评论平台是什么样的，友好的emoji表情符号，英文，法文，德文，西文，阿拉伯文，泰文，韩文，日文，中文……夹杂在一起在屏幕上极速滚动，绝大多数是能让你感受到的纯粹的祝福和打气，传递的是振奋友善的力量，那一刻感觉这才是“地球村”、“人类命运共同体”。音乐无国界，在全球化普遍衰退、各地民粹主义抬头的状况中，音乐家们顽强捍卫了全球人类作为共同体的光辉。善良、包容、开放的全球化明天，依旧是我们这一代人、遭遇新冠病毒的这一代人，值得追求和为之奋斗的美好理想。这是音乐的力量，是跨越语言的联结，是巴别塔在此刻重建。从 Live Aid 到 One Word：中国缺席的遗憾
很多粉丝把“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演唱会比作了载入史册的1985年援助非洲饥荒全球摇滚巨星演唱会。1984年时，埃塞俄比亚的大饥荒造成数百万人的死亡，那里被形容为“地球上最接近地狱的地方”，为此，英国歌手鲍勃·盖尔多夫和米奇·乌尔发起一场演唱会，为发生在埃塞俄比亚的饥荒筹集资金。1985 年 7 月 13 日，Live Aid演唱会先在伦敦温布利体育场开幕，迎来了七万人的到场，随后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也延续了这场演出。巨星大卫·鲍伊、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U2、滚石乐队、皇后乐队、菲尔·柯林斯、艾尔顿·约翰、麦当娜……全世界100多位著名摇滚乐歌星，不计任何报酬，共同参与了这场慈善演唱会，演出持续 16 个小时。全球通信卫星网络向140多个国家播出了实况。全世界有15亿的电视观众，共同参与了这场「拯救生命」的演唱会。1985年Live Aid，大部分中国人还没电视机。2020年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大部分中国人依旧没有能力看到直播，很多人只能通过一段段音乐现场拼凑出一个完整版，最大的遗憾也正是在这里。1985年到2020年，灾难换了一件衣裳，又向我们发起进攻。作为最早开始全面抗击疫情、在未知的情况下付出巨大的代价，也在全球率先基本控制住了疫情扩散的国家，中国在这场演唱会中基本缺席了。在演唱会里的中国元素也极少，只有郎朗、陈奕迅、张学友这几个华人面孔，以及屈指可数的几个武汉和香港的镜头。原本中国也是要直播“One World”的。或许是担心直播当中主持人、音乐人、全球的直播平台上网友会涉及到政治言论，或许是因为演唱会中出现的机构、组织或基金会没有在中国注册或者备案。最终，大陆没有一家平台对这场举世瞩目的演唱会进行直播。这时候我们的缺席让人遗憾，我们明明有太多的故事可以讲，有太多的伙伴可以拉近。和过去每一次一样，我们又少了一个展示和表达自己的机会。我们明明见证历史了，却仍然游离于世界之外，这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最大的遗憾。1. 郭建斌《如何理解“媒介事件” 和“传播的仪式观”——兼评<媒介事件>和<作为文化的传播>》2. 张 卓《从仪式化到日常化：新媒体时代的“现场直播”》3. 吴诗源《“One World”演唱会筹集了近 1.3 亿美元善款，它既暖心又有遗憾》大家有任何问题，可在文后留言区留言，胡师姐为你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