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 | 技术的政治经济学：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的思考

王星（1979.5-），江苏连云港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社会学、社会治理、社会政策理论以及劳工社会学的研究。[图源：南开大学]

摘要
劳动过程是一个加工原材料的生产性转化过程，在其中实现了劳动与技术的双重转化。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通过劳动政治这一概念将生产体制与技术形成之间的相关性勾连起来。但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多关注技术对劳动的殖民，对于劳动政治与技术形成复杂的互动过程鲜有触及。技术形成可区分为物化技术选择和技能生产两个面向，不同的劳动政治类型能够规制技能生产的路径走向，进而影响物化技术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劳动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展示，与此相关的技术形成政治经济学是解释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不同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引言

在马克思的笔下，技术呈现出两种类型：一是作为物质人造物的技术，指涉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作为社会形式的技术，指涉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Grundmann，1991：139）。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发展了两种技术理论：一种是财产理论，主要基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分析；另一种是劳动过程理论，主要是关于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社会学。第一种技术理论中，技术本身是非政治的，与权力无关；第二种技术理论中，政治和制度的更替与技术过程重构是互动的。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作为物质人造物的技术，还是作为社会形式的技术，其实践应用都属于一种社会行为和社会过程，因而经济社会中的技术在政治上不是中立的，而是渗透在社会关系中，能够重构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劳动过程，并最终对社会制度以及权力关系进行改组。正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过程是技术实践的主要领域，所以探秘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过程，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走向及其权力结构的起点。

立足于马克思的技术理论，笔者将劳动过程中的技术形成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物化技术的选择革新，即劳动过程展开所需要的硬件及软件技术装备的选择革新，其内容主要是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技术；二是技能生产，指能够掌握劳动过程中物化技术使用操作方法的劳动力的选择，其内容主要是职业技术培训。梳理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人们会发现它多是探讨劳动政治与物化技术之间的关系，技术在其中扮演资本控制、剥削工人阶级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对劳动政治与技术形成相关性的探讨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技术选择绝非只是一个技术升级换代的物理过程，而是一个充满冲突与矛盾的政治过程。但遗憾的是，对于劳动政治与技术形成的复杂互动过程，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却鲜有触及。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历史性分析视角，通过深度挖掘劳动政治对技术形成的多样性影响，从一个新的角度去解释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现实走向及其竞争优势的原因所在。因此本文选择技术形成作为切入点，通过两种理论的比较研究，试图从新的角度理解劳动过程，从而尝试扩展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过程理论。

一、 阶级斗争与技术形成

在劳动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形式的分工，即技术分工和等级分工。所谓技术分工是指工人在工厂车间的生产行为过程中，技能有效作用的方式和范围；等级分工是指工厂车间内科层管理制度安排，是对生产劳动过程中角色以及各种角色权力边界的划分和规定。劳动过程是一个加工原材料的生产性转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劳动和技术双重转化的过程：技术分工解决的是工序设置、生产线安排、机器化程度以及各种技术标准制式等更物理性的技术主题；等级分工主要解决的是劳动力雇佣形式、岗位设置、管理权力分割等生产关系性主题。在生产劳动过程中，车间内的技术分工和等级分工相关的制度安排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所言的“工厂政体”的主要内容（布洛维，[1979]2005）。

马克思根据技术分工和等级分工安排方式的差异将劳动过程分为两种具体形式，即工场手工形式和机器大工业形式。在工场手工劳动过程中，手工艺时期的生产工具和工人手艺组成了生产技术的主体，生产工人通常掌握多种类型技能，进而能够从事不同技术岗位的生产工作或独立完成生产任务，因而在这样的劳动过程中，技术分工是模糊而随意的。和“全能工人”的技术状况相匹配（布雷弗曼，[1974]1979），劳动过程在等级分工上则表现为一体化的生产组织方式，要么采取垂直的一体化组织方式，要么采取水平的一体化组织方式，资方（或其管理人员）直接在生产现场监督劳动过程。所以工场手工劳动过程中，围绕工人私有技能可以形成壁垒，一方面保证工人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如在劳动时间和劳动进度上的相对自主权；另一方面又成为工人对抗资产阶级控制及与之斗争的武器和筹码。相反，在机器化生产劳动过程中，自动化机器和机器操作工人组成了生产技术的主体，工人技能专业化程度加深，技术分工日益明确。与大规模机械化技术格局相匹配，劳动过程在等级分工方面分层不断细化，一体化的组织方式趋向瓦解，现代意义上的工厂制度的雏形由此形成。

从工场手工劳动方式转型为机器化劳动方式，固然意味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进步。但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则透过此来分析车间生产劳动过程中的矛盾斗争。机械化生产过程废除了手工艺生产劳动过程中的技术分工，熟练工人的技能逐渐被机器取代，同时也终结了生产劳动过程的其他组织形式，车间内的等级分工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熟练工人所组成的“技术工人工会”等组织逐渐被废除，以及组织劳动过程中原有的规章制度和惯例也随之开始逐渐失效（拉佐尼克，[1990]2007：39）。因而，在资产阶级看来，机械化解决了工人尤其是技能熟练工人难以驯服的问题。恰如马克思所言，“资本家与雇佣劳动力的斗争，贯穿了整个工场手工业时期”，无情的机械化可以最大限度地征服工人，保证工厂车间里的纪律。马克思认为这种征服主要是通过以下两个途径实现的：（1）在车间的生产过程中，机械化实现了对工人体力要求的替代。首先，消除了生产工人在性别上的差异，温顺的妇女和童工同样可以满足机械化生产的需要，显然，相对于好斗的男性工人而言，前者更便于控制；其次，具有自动化功能的机器对工人技能的取代，削弱了工人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力，减低其斗争力量。（2）生产技术的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减低了单位产出所需要的劳动投入，在劳动力储备不断扩容的情况下，失业威胁进一步制造了工人的驯服。

在马克思看来，技术进步是劳动方式转换的基础，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中，技术则异化成为阶级控制与斗争的工具。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深刻地洞察到技术形成的阶级性，实质上根源于生产关系。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权结构下，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权力处于严重的不对等状态：工人阶级除了自己的生产技能外一无所有，在大机器打破了以工人技能为基础的劳动过程壁垒后，资本家只需要占有机器即可获得生产过程的控制权，而工人则成为机器手臂的延伸，成为资本家控制的劳动过程中的奴隶。故对于工人而言，物化技术的形成和发展进一步激化了劳动力市场上的无序竞争，是导致工人阶级悲惨命运的帮凶。

不过马克思对物化技术形成是如何渗透在控制工人生产活动之中，及其对劳动殖民采取何种形式等问题没有深入论述。布雷弗曼后来的工作则弥补了上述缺陷，其“技术决定论”回答了物化技术具体是如何控制劳动过程的问题。

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1920.12 - 1976.8），美国马克思主义者、政治经济学家。17岁即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不久加入美国托派政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其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是1974年出版的《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图源：www.marxists.org]（点击链接可阅读往期相关内容：布雷弗曼 | 使工人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布雷弗曼 | 劳动和劳动力）

沿袭马克思的论述，布雷弗曼认为劳动过程起始于雇佣关系。“劳动过程是从有了一项规定工人出卖劳动力和雇主购买劳动力条件的契约时开始的”（布雷弗曼，[1974]1979：49），资本通过“这类法律和习惯（自由契约），实际上得到了决定劳动技术方式的无限权力”（同上：56）。布雷弗曼拓展了马克思物化技术形成的内涵，不再仅仅指称生产机器上的发明和创新，更主要的是指生产流程的革命，如福特流水线，以及劳动组织管理技术上的改变，如泰勒制。在此基础上，布雷弗曼将马克思笔下的工人阶级由原来的“制造车间的生产工人”（马克思，[1885]1973）扩展为整个私人资本所雇佣的劳动阶级，即使是被视为构成中产阶级主体的城市白领同样无法摆脱被资本控制的命运。布雷弗曼（[1974]1979）认为，生产劳动过程中的技术通过两种方式完成了对工人的阶级控制，即局部工人（同上：71）、设计与执行分离（同上：104）。

图为福特公司生产车间流水线。[图源：news.bitauto.com]

第一，局部工人，是指在劳动过程中，无法掌握工艺知识和自主控制权的受资本雇佣的生产工人（同上：123）。“局部工人”的出现“永远不是工人自愿”，是资本追逐剩余价值以及强化控制、提高生产效率的结果（同上：72）。资本通过以下两个步骤完成了“局部工人”的生产：（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通过技术革命打破传统工艺生产过程，把劳动生产过程分解为不同的工序，劳动过程被分割；（2）在此基础上，通过管理革命打破工人对工艺知识的占有和控制，资本从而完成对工人阶级的分割。因此局部工人的产生是从劳动过程的分解开始的，专业化个别分工使生产过程碎片化（同上：67），工人为了适应重新组织的劳动过程必须局部化。

在布雷弗曼看来，流水线的生产工序减低了资本家对技术工人的依赖，化“全能工人”为“局部工人”，构成了资本家投资生产技术以及管理技术革新的初始动机。在结果上，局部工人意味着工人阶级内部的等级化。一方面，因为生产控制权向资本集中，工人被局部化为生产程序上的一个“工具”，劳动过程逐渐客观化，连接工人阶级团结的主观意识无法形成；另一方面，因为生产过程工序化导致了不同工序的技术等级的产生，不同工序的工人地位产生差异，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层出现多元化。

“局部工人”意味着在劳动过程中技能工人控制权力的让渡。当然，布雷弗曼（[1974]1979：54）认为这种过渡某种意义上属于“生产过程的进步性转让”，但更重要的社会后果在于它改变了工人阶级的结构形态。技术分工制造的“局部工人”冲击了马克思所言的工人阶级联合趋势，技术专制主义将劳动过程客观化，瓦解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

第二，“设计与执行分离”作为工人劳动过程的生产指导原则起源于泰勒的科学管理革命。泰勒主义对于劳动过程的控制技术立足于三大原则：（1）资本集中各个劳动过程的知识，剥夺生产工人对工艺知识的垄断；（2）专职化的劳动知识集中和生产管理组织；（3）利用知识垄断来控制劳动过程的步骤及执行方式。布雷弗曼将泰勒主义的三大管理原则统称为“设计与执行的分离”：一方面使劳动过程在不同的空间场所由不同种类的劳动者来进行，另一方面引发了生产工人的“去技术化”（deskilling）过程（布雷弗曼本人没有使用这个概念）。泰勒主义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断定外部性的纪律约束和一般命令是无法真正控制工人的，因为工人可以通过掌握劳动过程来进行机会主义投机。因此只有深入劳动过程本身，剥夺工人的劳动过程控制权才能最彻底地保证资本对劳动及工人的有效控制。

布雷弗曼认为，在劳动过程中，定量和标准化的劳动动作规定及时间规定使工人完全成为外界劳动指令的执行者，工人主观因素逐渐消失，劳动越来越客观化，工人在客观劳动的过程中也被异化为劳动机器。布雷弗曼敏锐地意识到标准化的管理方式以及流水线的生产方式背后的支配逻辑是“无所不在的市场”（同上：319）。在资本逐利逻辑支配下，办公室的白领工人以及服务业都被纳入客观劳动的运行进程之中，资本主义世界的劳动出现全面的退化。至此，物化技术联合资本主义私有制完成了对生产工人阶级的“去技术化”（deskill）作用，协助资本从根本上控制了劳动的全部过程。

在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过程理论中，物化技术的阶级性具体可通过以下两点表现出来：（1）技术为谁所有以及由此形成的权力配置格局。由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以自动化机器所有权代表技术所有权。布雷弗曼则认为阶级性已经成为现代技术的固有属性，甚至掩盖了技术背后的所有关系。（2）在工业化过程中，技术形成并不仅是对生产效率的追求，而多是基于劳资斗争的需要，目的在于争夺车间劳动过程的控制权。围绕第一点形成的相关制度安排，在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后来的发展中，构成了学者所言的“工厂政体”（布洛维，[1979]2005）。围绕第二点形成的相关制度安排，在后来的研究中，被一些学者统称为“技能形成体制”（Hall&Soskice，2001；Thelen，2004）。显然，在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中，技能形成制度是依附于“工厂政体”的，这种趋势在新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的领军人物布洛维那里达到了极致：“技能形成体制”对工厂车间生产现场秩序的影响完全被忽略了。

布洛维划分了三种“工厂政体”表现形式，即制度化赶工游戏、内部市场制度以及内部国家制度。赶工游戏是指在真实的资本主义生产现场，工人们相互竞赛赶工，尽快完成生产任务的配额。这包括两种类型：（1）工人与机器间的游戏——生产时的技术关系；（2）工人团体间的游戏——生产时的社会关系。内部劳动市场是指工厂内等级分化的职务结构以及空缺职位的制度化安排。布洛维通过“赶工游戏”概念讨论技术与劳动的关系，直接回应了马克思与布雷弗曼所担忧的“技术对工人阶级的异化”（即“劳动退化”）问题。赶工游戏能够在车间内创造一种“厂房文化”，工人通过对生产过程及生产工具的驾驭获得自我独立的体验，工人在赶工游戏中成为主宰者，而不是一个被机器控制的“异化者”。制度化的赶工游戏使游戏规则也被制度化，游戏的输赢成为赶工的目的，掩盖了生产的剥削实质，从而掩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本质（布洛维，[1979]2005：230）。作为工人在生产现场的“主体性回应”，赶工游戏从反面彻底架空了“技术”变量对劳动过程中生产秩序的影响。换言之，车间内的秩序是“工厂政体”的专制或威权统治的结果，管制技术制造了工人的“甘愿”（Burawoy，1985）。

马克思对劳动政治与物化技术形成之间相关性的论述产生了长久的影响，劳动过程理论后来的发展基本上是围绕马克思开创的主要命题展开的。不过，以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利益根本对立来框定技术形成导致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仅仅关注阶级对抗性劳动政治类型，会面临三个问题的挑战：（1）产业结构内部，存在着资本之间的竞争，即资产阶级不是整体一块的。资本之间的相互竞争一方面意味着资本同样需要车间内生产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使资本家认识到，在竞争性市场环境中，技术形成往往是决定资本能否获利的重要变量。（2）主导劳动过程的社会关系并非只有雇主与雇佣劳动力之间的关系，还包括工厂内部不同技术工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资本主义企业组织治理的外部社会关系，如厂商之间、与供货商之间等。（3）如果技术形成，就如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所断言的，仅仅是跨阶级斗争的工具，那么为何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同样实行私有制的不同国家之间，相同技术传播方式，速率以及结果会出现显著差异呢（拉佐尼克，[1990]2007：142）？生产组织嵌入在制度环境下展开劳动过程以及目前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事实，都提醒我们扩展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必要性。

二、扩展劳动过程：劳动政治与技术形成的动态互动

资本如何维系生产现场的秩序，是劳动过程理论解释的基本问题，故劳动政治理所当然地成为劳动过程理论的核心主题。劳动过程中的利益政治行为通常是依托如下三种情况而产生的：（1）产业转轨，既包括新产业兴起，也包括产业衰落。劳动政治多表现为生产现场的外部集体行动形式（Lee，2007）。（2）体制转型。制度变迁引发利益调整是导致利益政治行为的重要原因，劳动政治往往在利益既得者和利益受损者之间展开，利益政治的行为主体是多元的，而不仅仅是劳资之间。劳动政治行为的形式则比较多样，既有日常生产现场的利益政治行为，也可能演化为阶级性的利益政治行为。（3）生产技术的升级换代。劳动政治不但表现为技术手段的选择，而且还发生在技术实践过程中。劳动政治的形式主要表现为技术工人或技术工人协会等组织参与的局部利益政治行为，这种参与行为可能是合作性的，也可能是对抗性的（Thelen，2001；Thelen，2004）。

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虽然对上述第一点有所涉及，但其基本主题主要是围绕生产体制转型过程而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对劳动组织制度的偏爱，意义如布洛维所言，一方面在于洞察生产现场的矛盾冲突，另一方面在于通过微观的车间政治，可以认识宏观的“国家政治”。这种研究的意义影响是深远的，但其中存在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如上文所言，它逐渐远离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过程的事实。以去技术化（deskill）为例，在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的视野下，它既是资本主义技术进步的必然产物，也是资产阶级剥削控制工人的工具。“去技术化”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在西方学界比较流行，可是通过对资本主义技术进步的大量经验研究，很多学者对“去技术化”提出了挑战（Elger，1982；Knights & Willmott，1987）。因为技术进步虽然简化了生产过程，但是对技能熟练工人的需求却不断地增长，技能附加值也越来越高。而且技术进步所形成的技能替代效应，多是对一般技能的替代，而不是对企业特殊技能的替代。

与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仅关注劳动过程中的劳资对立关系结构相比，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理论的视野较为开阔。它认为劳动过程中是有多个行动者参与其中的生产实践活动，除了劳方和资本方外，还有如国家、工会、层级不同的工人等具体行动者（Soskice，1999：101102）。Hall和Soskice（2001）将处理劳动过程中相关具体行动者关系结构的制度架构定义为“生产体制”，包括金融制度、劳资关系制度、技能形成制度（如职业培训制度）以及竞争形式等内容。“生产体制”最重要的特征是，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上述制度安排的作用是相互嵌入的。所以纵然回到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所言的“生产现场”（布洛维，[1979]2005），与劳动过程直接相关的制度安排不能只局限于劳资关系制度。更关键的问题是，在实际劳动行为展开的过程中，劳动和技术形成这两种元素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的，而是相互作用的。也就是说，劳动及围绕生产控制权争夺而引发的劳动政治对技术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反之，在技术形成过程中，对于劳动（尤其是特定技能的劳动）进行等级定位则成为“生产体制”管理的主要的问题（Streeck，1988：1；Lazonick，[1990]2007：205）。

其实，马克思在其研究中已经触及了物化技术与劳动的互动问题，他在《资本论》中区分了两种剩余价值的形式，即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前者是通过延长绝对劳动时间而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后者是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与前者不同，后者的产生主要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技术进步把必要劳动时间转化为剩余劳动时间。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通过强制手段追求绝对剩余价值，不但面临着生理、道德上的制约，而且会引发工人阶级的反抗。相反，物化技术革新带来的相对剩余价值，资产阶级可以掩盖其对工人的剥削本质，缓和生产现场中的劳资对立，从而强化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控制能力。相对剩余价值概念启示我们，物化技术不只是资产阶级控制劳动过程的工具，更重要的作用在于，技术能为生产效率和生产秩序之间妥协均衡提供一个有效的联结中介。

《资本论》（Das Kapital）1867年版书影。[图源：Wikipedia]

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对技术阶级的分析立足于物化技术革新所带来技能替代性（skill displacing）事实，这是企业资方和工人之间发生冲突的重要源泉。如上文所言，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忽略了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物化技术更新是如何改变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力量对比的，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中，工人阶级的角色是抽象的、整体的，布洛维曾批评之为“主体性忽略”（missing subject）（布洛维[1979] 2005；另参见Knights & Willmott, 1990），对工人行动差异及其对技术形成的型塑作用鲜有论述。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由技术等级差异而产生的工人阶级分化（例如学徒工—技工—工匠师傅）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则找回了工人的主体性，将工人行动纳入到技术形成的分析过程之中。

基于此，笔者尝试扩展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首先探讨劳动政治对技能生产的影响；然后讨论不同劳动政治规制下的技能生产方式差异对物化技术革新的影响。

（一）劳动政治与技能生产

西方技术形成理论将企业技能生产模式分为两种：一是通过劳动力市场购买，即外部培训；二是企业的厂内培训（firm-based training），企业自我培训技能工人（王星，2009）。如果企业主要依赖前一种技能生产形式，则通常（希望）能够购买到技能熟练工人，起码是准技能熟练工人，但通常是可转移性技能。如果企业主要依赖后一种技能生产形式，那么工人的技能等级并不是影响企业选择的关键变量，但其中不可转移的特殊性技能居多。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企业在技能生产方式上的差异呢？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已经告诉我们，物化技术作为劳动过程的一个作用因素，其选择与形成过程是一个夹杂着斗争与冲突的政治过程。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认为劳动过程中的技能生产同样如此：劳动政治是影响技能生产的重要变量，而这又与生产体制有很强的相关性，因为不同的生产体制下，劳动政治类型是不同的。

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认为，不同国家组织生产劳动过程的制度可以划分为两个类型，即协调性生产体制与自由性生产体制，前者以德国和日本两国为代表，后者以英美两国为代表。在协调性生产体制下，组织劳动过程存在两个重要原则，即“抑制过度竞争”和摈弃组织劳动过程中的“课利动机”（高柏，2008：12）。在协调性生产体制中，既包括企业之间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关系，也包括企业之间在组织劳动过程中所需要的技术人才上的竞争，同时还有个体企业组织内部，技术劳动力之间的竞争关系形式。相反，在自由性生产体制下，组织劳动过程中所坚持的基本原则是最大范围地撤销对市场的管制，推崇自由竞争，同时以利润原则来统摄整个生产劳动过程。

追溯资本主义不同国家的早期工业化经济发展历史，我们会发现，争夺技能生产的控制权是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过程中的一个核心内容。由此而展开的劳动政治，在两种不同的生产体制下，无论是劳动政治的性质还是表现方式都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差异进而型塑了资本主义世界不同的技能生产轨迹。在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协调性生产体制下，争夺技能生产控制权的劳动政治存在着两个突出特征。

首先，在劳动政治的性质上，抗争行为多为非阶级性利益政治行为。如上文所言，协调性生产体制中的竞争管制以及劳动管理中的反“课利动机”原则本质上属于对“自由主义技能形成原则的压制”（Thelen，2004：150）。协调性资本主义的早期工业化是在威权主义政体下展开的，强制性的政治整合治理方式延缓了劳工代表组织的产生，同时阻碍了工人为争夺技能生产控制权所需要的组织化进程。我们知道，技术工人是技能生产的关键角色。在协调性生产体制中，技术工人（工匠）的地位身份具有双重性：属于工人阶级，但却是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不属于资本家阶级，但却参与管理，拥有很高的自治权。这种双重性成为非阶级性利益政治行为的主要表现。比如在德国，19世纪70年代，尽管工人的阶级意识日益清晰，但是工会组织依然为技术工人所掌控（Kocka，1986：339-342）。到了19世纪晚期，德国出现了大量的行业组织为争取技术工人入会而相互竞争，这种组织间的竞争推动了包容性工业（encompassing industry）工会的出现（Herrigel，1993：385）。到了1897年《手工业保护法》出台，对组织之间的竞争进行制度化管制，该法案通过对技术工人资格认证和监管权力的规定，从而“搭建了一个调和利益的现代模式”（Manow，1999：5），成为一个适合不同阶级的立法，恰如Manow（1999：5）所言，它是“现代的，但绝不是自由主义的”。技术工人的特殊地位与身份，制造了工人阶级内部的技能差距（skill differential）（包括工资、地位、以及权力等），使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视野下的所谓整体工人阶级出现了分化：一方面使之成为劳资双方争夺生产控制权的载体；另一方面也为双方的妥协协作架起了连接中介。尽管技术工人的劳动政治行为在日本与德国略有差异，德国技术工人行为有较强的集体主义组织作为后盾，而日本的技术工人工会一直比较疲软，但围绕技术形成的劳动政治在性质上是基本一致的，即更多是集体协商性的跨阶级联合，而非整体性的阶级对抗。比如在日本，一方面国家政治保守气氛浓烈，国家政策禁止技工进行跨行业、跨地区的联合，这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最甚（Gordon，1985：22-25）；另一方面，工会和资本家基于各自的需要，通常会联合起来以共同对抗独立工匠师傅（oyakata）的权势（Thelen，2004：168）。

其次，在劳动政治的表现方式上，斗争行为多是在产业层面上（即新兴工业与传统手工业）展开的。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劳动政治具有空间性，这是已经获得证明的结论（Lee，2007）。劳动政治的空间性既是指物理位置，更是指劳动政治性质的具体化表现，是政治行为所涉及的利益主体的层次划分。在协调性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下，通过发展非市场治理机制，使得联盟关系结构不断重构：一方面抑制企业之间在技能生产上的恶性竞争（如成立职业安定所）；另一方面团结新兴力量（日本是团结新兴技术工人，德国是团结工会组织）以对抗生产车间中传统工匠的权势。在日本早期工业化时期，通过独立工匠师傅满足工业企业的技能需求，同时担任培训工人的职责。但是由于工匠师傅是独立且拥有进入和退出工厂的自由，故在劳动过程中，他会利用其中在稀缺技术人才上的竞争，采用个体主义战略从而增加自身的权势（Taira，1978：193；Gordon，1985：417）：一是在车间中培植学徒亲信，形成裙带关系。有些发展成为“技术工人老板”，掌控技术工人岗位进入及岗位流转的权力。二是直接参与企业的管理，获得技术工人“招聘、解雇、以及考评”的权力。日本工业企业通过两种途径瓦解工匠师傅的“车间亚文化”（华尔德，[1986]1996）：（1）在国家支持下，引进外来技术人才；（2）更直接且更重要的方式是通过大力发展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制度，创造种种诱惑性条件，如年功序列制、内部职业梯阶制度、终身雇佣制等，吸引和团结年轻工人参与企业支持的培训项目，培养骨干技术工人（core skilled worker）从而架空传统工匠师傅。

与日本类似，尽管德国在早期工业化时期，民主化运动较为强盛，但是对传统工匠权势的共同抵抗使德国的劳动政治空间性与日本极其相似。所不同的是，日本劳动政治展开场域更倾向于企业车间，而德国则更倾向于产业部门之间，即新兴工业企业与传统手工艺企业之间。在德国早期工业化时期，传统工匠权势形成的基础是技能资格认证权，手工业协会（Handwerkskammern）一直垄断着此项权力，而工业企业生产劳动过程中技术工人的满足必须依赖于传统工匠的培训供给。为了夺取技能选择的权力，反自由性经济治理模式的政治手段，成为工业企业的首选。企业间通过非市场性的联合（如德国雇主联合会[VDA]，德国工业协会[RDI]等），采取集体主义行动战略：一方面抑制企业间的竞争，模仿手工业协会，成立相互认可的独立技能认证体系，缩小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之间技能工资差距（Mosher，2001）；另一方面联合技术工人工会，达成制度化劳动协调制度。因为对工会而言，手工业协会的垄断地位，直接扼杀了工会在技术工人劳动力市场上的选择控制权，至此工会成为工业企业的天然盟友，对控制或者共管企业的技能选择拥有强烈的兴趣（Thelen，2004：39-41）。

即使在今天，在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协调性资本主义国家中，协调性生产体制的相关制度安排尽管有所松动和变化（高柏，2008），但是其中的基本原则并没有动摇。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所谓“社会规制的市场经济”（Streeck & Yamamura，2003：12）是与英美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比如在日本，既禁止工人罢工也不许企业解雇工人，他们通过非市场机制来协调社会各阶层、各经济与社会利益主体之间关系，在各方之间搭建长期稳定的交换关系网络（王星，2009b），从而平衡各方的权势与利益需求。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不是通过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治理模式中的“竞争铁则”，而是通过非市场治理机制来规制劳动政治的走向。

在协调性生产体制下，非阶级性和限定于产业层面的劳动政治有效地解决了内部技能选择方式所面临的两个挑战，即可信承诺和集体行动问题。所谓可信承诺，是指企业和技术受训工人之间达成长期稳定的委托合作关系（Hansen，1997：280）。可信承诺的达成需要存在一个契约保证，即保证受训工人服务企业的时限必须跨越企业技能培训投资的高成本阶段，至少要持续到受训工人的劳动贡献和生产能力超过企业投入的成本。但是，契约约束在外界诱致性因素作用下依然会失效，因此相关利益主体的协调合作也就显得犹为重要了。对雇主们而言，在技能生产过程中，相对于自由市场经济中主要依赖雇主们“集体主义自律”的行动理想型，协调性生产体制下的劳动政治则为“集体主义联合协调”提供了必要性和一席之地（Thelen，2004：161）。比如在日本，一个企业雇佣一名有工作经验的成熟工人，必须得到该工人原雇主的许可（中间的连结载体是职业安定所）。在德国，企业主挖人行为（poaching），不但会影响企业声誉，而且会遭到雇主联合会组织的监管和惩罚（Thelen，2004：20）。对于受训工人而言，产业层面的非阶级性劳动政治为其提供了劳动安全（王星，2009b），使其能够安心投资学习不可（易）转移的企业特殊技术，从而冲淡企业选择内部技术形成方式的压力和顾虑。比如日本企业治理的“非课利”性制度安排，如年功序列制和终身雇佣制，为企业内部的师徒技能培训制度（oyakata-kokata）的稳定运行提供了保障。在此基础上，内部技术形成所面临的集体行动问题也得到了克服。按照奥尔森的经典分析，集体行动的困境源自于“搭便车”所引发的合作秩序无法形成，在奥尔森看来，差序区别对待是相应的对策。但在协调性生产体制下，利益政治主体通过联盟关系建构（如同工同酬），抑制恶性竞争及直接的阶级对抗较为有效地克服了技能选择过程中的搭便车问题。不但如此，在物化技术的选择上，协调性生产体制下的劳动政治也有利于累积型技术类型的形成（Hall & Soskice，2001）。

相较于协调性生产体制，在自由性生产体制下，劳动政治则呈现出一幅不同的场景。制度学派早就告诉我们，经济治理模式与国家的政治结构有很强的相关性（高柏，2008）。自由性生产体制及其所嵌入载体——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是在“最小国家”的政治与法律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如上文所言，自由竞争和“课利”是自由性生产体制的两个基本行为原则，由此型塑下的劳动政治首先在性质上主要表现为阶级性利益政治行为，其次则表现为利益政治行为多发生在国家政治层面。马克思主义阶级形成理论认为所谓的阶级性利益政治行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1）客观条件，在共同经济地位的基础上结成有组织性的联合；（2）主观条件，明确的阶级意识，即对自己的共同利益以及斗争双方根本对立事实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并由此形成阶层归属感（马克思，[1867]1963）。在自由性生产体制下，自由主义技能生产原则得到了释放，由此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是企业组织和工人个体都能够以其认为合适的方式自由选择技能生产方式。对企业组织而言，企业间对技工的自由争夺行为顺理成章；对个体工人而言，自由流动倾向与可能性则大大增加。二是为工人之间尤其是技术工人之间的联合与组织化提供了有利的政治和市场环境。以英国为例，虽然围绕技能选择而展开的劳动政治行为同样也是为了争夺生产控制权，但是与德国及日本不同，在英国工业化历史进程中，技能选择利益政治行为是在雇主和工会尤其是技术工人工会之间展开的（Knox，1980：32；Thelen，2004：146）。德国和日本的产业技术工人与传统工匠之间的阶级区隔严格，而在英国，传统工匠与技术工人的身份界限却是模糊的（Howell，1877：835）。英国雇主们主张撤销对学徒制的所有管制，而将之推向市场自由调节。这种对待技术工人的一体化战略为技术工人之间的联合提供了反向作用力，因而，即便是在《禁止结社法》（1799年）实施期间，英国的技术工人“于1800年至1820年之间，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全面组织化”（Webb & Beatrice，1920：83-84）。《禁止结社法》废除后，工人之间的阶级联合势头则更盛。与此同时，国家对互助会（friendly society）的鼓励，也为地位每况愈下的传统工匠与产业技术工人之间联合搭建了一个纽带（Clark，2000；Gosden，1961）。而且互助会所具有的互助福利（friendly benefits）及其所带来的安全保障功能广泛激发了工人加入的动机。在劳动过程中，对利益政治行动目标的明确认知——争夺生产控制权，组织性的对抗使自由性生产体制下的劳动政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在这场对抗性的阶级斗争中，资本家通常会采取两种斗争战略：一是通过物化生产技术革新，引入半自动或者自动化机器以减少生产劳动对技术工人的依赖，即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所言的“去技术化”策略；二是在国家政治层面上，禁止工人组织对抗性的工会组织，且对工人大范围组织性抗争行为进行暴力压制。对于技术工人而言，（技术）工人组织针对性的采取了对抗战略：一是工会组织技术工人，控制自动化机器的专有使用权，形成与新机器需要相配套的行为方式，通过物质技术的壁垒而重新夺回生产控制权（McKinlay & Zeitlin，1989：35）；二是不再组织大规模的罢工，而转向组织“零散罢工”。这种“零散罢工”方式使罢工成本降到最低（Webb & Beatrice，1897：169）。通过这种方式，“在不发生大规模劳资冲突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避免国家镇压，从而使“技术工人控制生产战略能得到贯彻”（Clegg & Thompson，1964：9）。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历史过程中，物化技术的进步和革新一方面既会导致技术工人技能替代效应，但另一方面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经济复苏会加剧企业之间在市场上尤其是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这样反而为技术工人重夺生产控制权提供了有利的土壤。

所以在自由性生产体制下，围绕技能选择是在雇主们与工会之间不断地阶级性对抗之中发展起来的，对抗所带来的雇主们与工会之间的妥协是短暂而脆弱的。这种阶级间零时性的权力制衡，完全不同于协调性生产体制下所形成的跨阶级联合，它在自由市场制度以及外界环境的冲击下，几乎不堪一击。在阶级性劳动政治的规制下，内部技能选择所需要的可信承诺关系结构根本无法达成。虽然这种劳动政治类型也促使企业间通过雇主联合会而组织起来，但是这种组织联合是在必须保证会员企业自治性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且企业间合作协调的主题极为有限，多局限于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工会的劳动抗争行为（在英国工业化历史上，发生在1897年的大停工事件则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而对于企业的“挖人”行为则较少干涉与管制。对技术工人而言，一方面零时性的劳动政治妥协无法为其提供劳动安全保障（王星，2009b）；另一方面工人被置入自由、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中，相对透明的劳动力供需信息（价格信号）强化了技术工人劳动力自由流动（跳槽）动机（Thelen，2004：20）。在雇主与技术工人之间对抗性关系结构下，因为无法达成可信承诺，也无法克服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而没有为内部技能选择留下空间。在劳动过程中，劳资双方都竭力寻求各种战略以减少相互间的依赖，外部技能选择方式在雇主与技术工人合力推动下也就水到渠成了。正如Green和Sakamoto（2001：138-142）所指出的，在自由性生产体制下，只有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机制安排以打破国家自由主义传统，内部技能选择路径方才有立锥之地。

（二）技能生产路径差异与物化技术革新模式的选择

Hall和Soskice（2001：33-44）将资本主义国家中物化技术革新区分为两种类型：急进型技术革新（radical innovation）和累积型技术革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两种模式分别与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协调市场经济制度对应。急进型技术革新模式主要是生产线技术本质上的改变，包括由此而带来的全新产品和全新生产程序；累积型技术革新模式主要是指对现有生产线和生产流程的技术进行持续但规模较小的改进。相对而言，急进型技术革新模式更具效率，更能满足效率至上的风险资本投资要求。所以，它对灵活多变的科技产业很重要，如生物科技、软件行业，这些产业注重创新设计以及快速生产的技术。而累积型技术革新模式相对效率较低，见效较慢，比较适用于固定资本投资规模较大，注重持续竞争力的产业，比如机械加工类产品、工程或特殊交通设备等装备制造行业。

劳动政治规制下的技能选择路径差异是导致资本主义国家物化技术革新模式选择差异的重要原因。在劳动过程中，急进型模式所具有的技术优势通常具有开放性，其所体现的时间领先性对于企业市场竞争优势的获取尤为重要，这就使技术人才以自由劳动力市场作为支点。自由生产体制下的外部技能选择路径无疑为这种模式提供了匹配的条件。外部技能选择方式通常注重一般性技能的生产，既降低个体投资学习特殊技能的失业风险，也减低企业对技术依赖程度以防止人才流失的风险。在外部技能选择路径作用下，技术工人的技能教育程度较高，且技能的可转移性、通适性强（同上：27），因此外部技能选择路径为企业急进型技术革新模式准备了实现空间。

相对急进型技术创新模式而言，累积型模式特点更为复杂。它需要一个高质量的产品生产线，且必须对生产过程的技术进行持续长期的改良（Hall & Soskice，2001：39.）。协调市场经济制度为累积型模式提供了更为有利的配套支持。非阶级对抗性的劳动政治使内部技能选择路径提供了累积型革新模式所需要的企业特殊技能人才：（1）长期或者终身雇佣制保证了技术工人的雇佣关系安全（employment security），为企业的物化技术选择革新准备了充足的特殊技术劳动力储备；（2）由于这种安全性保障，对冲了企业在技术变迁过程中可能遭受的来自工人对抗性利益政治行为，使企业管理层有足够的工作自主权（work autonomy）进行部门或生产程序的调整；（3）由于企业间非市场性的社会交换网络的存在，部分规避了企业投资内部技能选择的“搭便车”风险，进而为累积型技术革新准备了条件。

Hall和Soskice认为，正是由于这些技术形成制度安排，形成了不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比较制度优势（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和协调性市场经济国家的技术革新模式显然是不同的，前者立足于急进型革新，后者则立足于累积型革新。但在全球性生产价值链条中，尽管两种模式不同，但是都形成了各自的竞争优势而使其居于全球生产价值链条的上端。

三、进一步的思考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走向的预言根源于两个判断：一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二是作为对抗资产阶级统治的自为工人阶级的必然形成。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这两个机制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过程之中而发生作用：一方面生产劳动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巨大生产力突破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承载极限，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激化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另一方面在车间的生产劳动过程中，通过与资本家的长期斗争，工人完成了由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变。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将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可是与马克思的预言相反，尽管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普遍的经济繁荣并没有必然导致社会的全面进步，但是不争的事实是，资本主义制度在马克思的批判声中却生存了整整一个多世纪。这为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的判断，即资本主义工厂内的劳动过程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竞争优势形成的基础，提供了事实支撑。

本文尝试以技术作为中介，将两种不同的理论勾连起来，从而实现笔者试图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略作扩展的学术探索。笔者的探索主要是：第一，突破了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中占统治地位的结构—化约主义立场。一方面试图通过解构“抽象工人阶级”而对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中广受诟病的“主体性忽略”问题作出回应，立足于工人阶级分层事实，区分了两种劳动政治类型。另一方面将技术形成细分为技能生产与物化技术革新选择两个面向，对马克思及其后的劳动过程理论中仅仅偏面强调物化技术的阶级性做出补充。通过技能生产，可以成功地在劳动政治与物化技术之间搭建起一个连结中介，进而有助于理解技术选择过程中利益政治行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第二，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呈现了不同生产体制下劳动政治类型对技能的选择，以及对物化技术革新过程的区分。本文将技术和劳动的动态互动过程置入一个更为宏大的历史性背景之下，因而其所涉及的关键结构因素，除了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所强调的劳资关系结构外，还包括企业间关系结构，政治与市场环境，甚至文化传统等等。技能选择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物化技术革新模式选择，是在与劳动政治变量交互作用下历史建构的产物，而非古典经济学所言成本—效率约束机制下的自然选择结果。

笔者以技术为切入点，对劳动过程理论所做的扩展尝试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的核心学术议题及重大现实价值并不仅仅为了分析车间内部的权力政治，也不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甘愿”是如何形成，更多是为了预言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走向，基于此，马克思主义劳动劳动过程理论与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殊途同归。不过，马克思断言资本主义工厂中的劳动过程是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推手，而后者则指出劳动过程是资本主义国家竞争优势的源头。通过对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扩展，笔者阐述了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判断形成的理由。尽管本文对劳动过程的扩展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维续的解释是探索性的，但是能够为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企业劳资关系以及技术革新模式选择提供启示。中国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将企业和工人都推向了市场，自由市场成为国有企业经济治理的主要手段和行为原则，因而传统单位制下的内部技能选择方式也就逐渐了丧失了存在的土壤（比如师徒制）（参见王星，2009a），这或许有利于刺激企业急进型物化技术的革新。但是，面对提倡振兴装备制造业的今天，内部技能和累积型物化技术革新模式也许更为重要。因此，在自由市场原则统摄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浪潮中，有必要为非市场性治理原则留下一席之地，从而在特定的工业产业内，重塑劳动过程中的利益政治类型，为依赖累积型技术的装备制造工业的产业升级奠定制度基础。

*本文原载于《社会》2011年第1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起见，删除了注释，敬请需要的读者参阅原文。

**封面图为电影《摩登时代》剧照。[图源：douban]

〇编辑：孜然   排版：灵雎

〇审核：泓之/杜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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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策划人：小峰（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