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1888.7.11－1985.4.7），德国法学家、政治理论家。著有《政治的概念》《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宪法学说》《政治的浪漫派》等。[图源：pulse.rs]
在这样一个对现代游击战具有典型性的环境的迷宫中，我试图区分四种不同的〔观察〕视角，以便得出几个清楚的概念。这四个视角是：空间视角、社会结构的崩溃、与国际政治环境的瓜葛和技术—工业。顺序可根据情况调换。当然，在具体现实中，这四个领域并非相互孤立、无关联，正是它们深刻的相互影响和功能上的相互依附关系，才构成了整体观念。所以，对任何一个视角的讨论，总同时关涉和包含其他三个视角，最后，所有视角都汇入技术—工业发展的引力场。人类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创造出新的空间，使得传统的空间结构发生难以估量的改变，并不以人的善良或邪恶的意志、和平或战争的目的为转移。这不仅指外在的、宇宙航行所带来的明显的空间扩大，也指我们古老的、地球上的居住—劳作—祭祀和竞技空间的扩大。“住宅不可侵犯”，这话在今天——在电灯照明、远端煤气供应、电话、无线电和电视的时代，成了另一种保护方式，完全不同于宫堡主人可以拉起吊桥的约翰王和1215年的大宪章时代。由于从技术上提高了人的效率，诸如19世纪的海战法之类的整体规则体系便遭到破坏。从没有主人的海底出现了位于海岸前沿的空间——所谓大陆架，这是人的新的行动空间。在太平洋没有主人的深层，产生了原子垃圾库。在改变空间结构的同时，工业—技术进步也改变着空间秩序；法是秩序和方位的统一，游击队员问题是正规和非正规战斗的关系问题。就其个人而言，一个现代士兵尽可以对进步持乐观或悲观看法。对于我们的论题，这无关宏旨。在武器技术方面，每个总参谋部军官都从直接的实践性和目的性出发来思考。相反，从战争方面看，总参谋部军官在理论上很容易理解空间视角——陆战和海战中所谓战场的空间结构。游击战中出现了一个结构复杂的新的行动空间，因为游击队员并非出现在公开战场上，并非在公开的前线战争中的同一层面战斗。游击队员将自己的敌人逼到一个空间，从而给传统的正规战场平面加进了另一更难以捉摸的空间——将炫示的军服置于死地的纵深空间。游击队员以这种方式在陆地领域提供了一个出人意料但并未因此减弱其效应的与潜艇的类比，后者同样给旧式海战赖以展开的海洋表面添加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深层空间。游击队员从地下出来扰乱公开舞台上展开的常规正规军的战术行动层面，也改变了正规军的战略行动层面。只要充分利用地形，相对较小的游击队便可箝制大量正规军。上文提到过阿尔及利亚这个例子的“悖论”。克劳塞维茨已经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并在我们已经引用的一段话里作了精辟概括，他说，少数几个控制着一个空间的游击队员可以使用“一个军的名义”。只要我们坚持游击队员依托土地和地形的品格，而不是将他看成甚至定义为陆地上的科萨尔，便有助于达到具体而清晰的概念。海盗的非正规性缺乏任何与正规性的关系。相反，科萨尔在海上取胜，并持有一个国家的政府颁发的“证书”；他的非正规性不乏与正规性的联系，所以，直到1856年的巴黎和约，科萨尔是得到法律承认的欧洲国际法的确定形象。因此，海战中的科萨尔和陆战中的游击队员可以相互比较。明显的相似性甚至同一性得到验证，首先在于“人们只能以游击队员的方法与游击队员战斗”这个原则，与另一个原则a Corsaire corsaire et demi（对付科萨尔要成为半个科萨尔）讲的基本是同一个意思。尽管如此，今天的游击队员仍有别于陆战中的科萨尔。陆地和海洋的基本对立毕竟太强烈了。战争、敌人和战利品的传统差别以往为陆地与海洋之国际法上的对立奠定基础，在工业—技术进步的熔炉中，这一差别也许有朝一日会熔化掉。但在当前，游击队员始终意味着一块真实的土地；他是在尚未被完全破坏的世界史原质的大地上坚守最后岗位的人。西班牙抗击拿破仑的游击战争，首先在陆地与海洋这种对立的巨大空间视角上得到充分说明。英国人支援西班牙游击队。一个海上强国为支援其大规模战争活动而使用陆战中的非正规战斗人员，以便战胜自己的大陆敌人。最终把拿破仑推入绝境的，并非英国，而是西班牙、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些大陆国家。一种典型的海洋国际政治应用了游击队非正规的典型依托土地的战斗方式，却在海战法领域无情地取消一切海上非正规行为的资格，将之视为犯罪。在陆地与海洋的对立中，各种不同的非正规性具体化了；以陆地与海洋为标志的空间视角的概念构成具有特殊形式和具体特点，只有当我们始终注意到其中的具体特点，才可以应用类比法，并使之有成效。这首先指对于认识空间视角至关重要的类比。海洋大国（英国）在对大陆国家（法国）的战争中，利用了依托土地、通过非正规空间改变陆战战场的西班牙游击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陆地大国德国也以类似方式对付海洋大国英国，以潜艇为武器，从而给以前的海上作战空间带来另一出人意料的空间。当时，海上的主人立即试图将这种新的作战方式贬为非正规的，甚至犯罪性和海盗式的作战手段。如今已经是携带北极星导弹的潜艇游弋的时代，人们看到，拿破仑对西班牙游击队的愤怒和英国对德国潜艇的愤怒有相同的精神层面——对不曾估计到的空间改变的非价值判断的愤怒。1946—1956年，法国人在印度支那经历到社会结构崩溃的一个可怕例证，当时，他们在当地的殖民统治坍塌了。我们曾提到胡志明在越南和老挝的游击战组织。在那里，共产党人不仅让不涉政治的平民为其服务，甚至指挥法国军官和官吏的家属以及法军补给部门的辅助工人为其效命。游击队员在居民中征税，干各种恐怖勾当，激起法国人以反恐怖对付当地居民。总之，现代形式的革命战争创制了许多准常规的作战手段和方法，详细描述这些手段和方法必将突破我们的表述框架。一个国家作为respublica（公共事务）的存在，如果其中形成了一个有效取消这种公共事务的非公共事务的空间，其存在领域便成了问题。这一点也许可以使人意识到，为什么19世纪的专业军事意识所排挤的游击队员会突然成为新的作战方式的中心，这种作战方式的意义和目的就是摧毁现存的社会制度。这一点非常明显地表现在，人质实践已经发生了改变。1870—1871年的德法战争中，德国部队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冷枪手伤害，便挟持地方名流为人质：行政长官、神甫、医生、公证人。这些绅士和名流受尊敬的地位，被用来对全体居民施压，因为，这些典型的市民阶层的社会声望事实上不容置疑。在共产主义的革命战争中，正是这个市民阶级成了真正的敌人。现在，谁如果利用这些绅士为人质，谁就——视事态而定——在为共产主义一方工作。这样的挟持人质行为正中共产党人下怀，必要时，共产党人会唆使人干这种事情——要么为了消灭某个市民阶层，要么为了将这个阶层拉到自己一边。上面提到的一本关于游击队的书，充分认识到这一新的现实。这本书说，对游击队作战，有效挟持人质的做法只能针对游击队员或者他们最亲密的战友，否则只会造成更多的新游击队员。相反，对游击队而言，正规军的每个士兵、每个穿军服的人都是人质。施洛尔斯说，“要让每套军团服感觉到威胁，从而使其作为座右铭所代表的一切也受到威胁”。1870—1871年德法战争期间，科隆附近的法国战俘。[图源：akg-images.co.uk]彻底考察这种恐怖与反恐怖的逻辑，并将这一逻辑转用到一切形式的内战，人们便可看到今天正在崩溃的社会结构。少数几个恐怖分子便足以对众多人产生强大压力。公开的恐怖活动是一个狭小空间，与之相联系的却是不安、恐惧和普遍猜疑的广大空间。博维里用四本激动人心的书构成一个系列，描绘了这样一个“背叛地区”。在两次世界大战及其战后时期中，除了几个较小的例外，欧洲大陆各国人民都亲身经验了这种新现实的情况。我们的第三个〔观察〕视角——与国际政治阵线和环境的瓜葛，长期以来同样渗透进普遍的意识。乡土保卫者们为土地和家国而死，以土地为依托，民族的和爱国主义的英雄们进入森林，植根于土地的力量对外来入侵者作出自然的反应，所有这些人现在都落入一个国际的、超国家的中心控制之下，后者提供援助和支援，但只是为了自己的目的，为了完全另一种对世界具有攻击性的目的，并根据情况决定保护还是抛弃他们。于是，游击队员不再以防守为本，变成了受操纵的世界革命侵略活动的工具。游击队员受人驱赶，被骗走了一切——被骗去了自己为之战斗和依托土地的品格、被骗去了游击队员非正规性的正当性植根于其中的一切。作为非正规战士，游击队员始终依靠某种正规力量的援助。这方面的情况一直存在，游击队员也自觉到这一点。西班牙游击战的正当性在于其防守性，以及与王国和民族的一致性，保卫乡土抗击外来的征服者。但威灵顿同样染指西班牙游击战，反抗拿破仑的斗争是靠英国人的援助进行的。拿破仑在回忆中经常愤愤不平，英国本来是西班牙游击战的学生，却成了其真正的受益者。今天，人们更明确意识到这种情况，因为，作战手段在技术上不断提高，使游击队离不开工业—技术上有能力的同盟者持续不断的援助，以便获得最新武器和装备，增强自己的力量。如果有几个利益第三者（interessierte Dritte）在相互竞争，游击队便有自己制定政策的余地。在上次世界大战最后几年，铁托所处的情况便如此。越南和老挝的游击战况颇为复杂，因为，在共产主义内部，俄国和中国的政治对立趋于剧烈。在北京支援下，更多的游击队可以经老挝进入北越，从效果上看，这种援助比莫斯科的支援更有力。抗法战争领袖胡志明是莫斯科的追随者，但不论对在莫斯科与北京之间作出选择，还是对处境中的其他抉择来说，起决定作用的是，谁能提供更强有力的援助。对这类高度政治性的关系，施洛尔斯关于游击队员的书提出过一个恰当说法——利益第三者，可谓一言中的。利益第三者在这里并非如谚语所说的坐收渔利的第三者那样的平庸人物。从本质上看，第三者属于游击队员的处境，因此也属于游击队理论。强大的利益第三者不仅提供武器弹药、金钱、各种物资和药品，还给予打非正规战的游击队员以政治上的承认，以免他们像强盗和海盗那样堕入非政治性，被贬为刑事罪犯。从长远观点看，非正规必须借助正规来正当化；因此，游击队员面临两种可能性：得到既存正规者承认，或者靠自己的力量奋力获取新的正规地位。这是艰难的抉择。随着游击队员的摩托化，游击队失去了土地，对战斗所需要的技术—工业手段的依赖也在增长。因此，利益第三者的权力同时在增强，最后达到世界规模。我们迄今借以观察今天的游击队员的全部视角因此进入主宰一切的技术视角。游击队员也应分享发展、进步、现代技术和科学。1813年普鲁士战时总动员令要将干草叉塞进老游击队员手中，这样的老游击队员在今天就显得可笑了。现代游击队员用冲锋枪、手榴弹、塑胶炸弹——说不定不久还要用战术原子弹——作战。他们已经摩托化，并通过秘密电台和雷达接通一个通讯网，通过飞机从空中得到武器和食品补给。不过，今天——也就是1962年，现代游击队员在越南还遭到直升机攻击，被切断食品补给。他们与自己的敌人都与飞速发展的现代技术类学科保持同步。一个英国海军专家称海盗行为是海战的“前科学阶段”。基于同样的思想，他也许会将游击队员定义为陆地作战的前科学阶段，并将之解释为惟一科学的定义。然而，这种定义从科学上来看立即被超越了；因为海战与陆战的差异本身卷入了技术进步的漩涡，对今天的技术专家来说，海战与陆战的差异已经是某种科学的事情，即已经〔被科学〕了结的事情。死人骑马跑得快，一旦摩托化跑得更快。坚持其依托乡土的品格的游击队员，无论如何都使得每个从目的和价值来思考的人感到头痛。游击队员恰恰刺激着技术至上论的热情，其生存之悖理性质揭示出一种不相称关系：一支现代正规军的装备在工业—技术上的完美与有效作战的游击队前工业的农业原始对垒。这已经使拿破仑对西班牙游击队员暴跳如雷，随着工业技术的长足发展，这一不相称关系必将更为加剧。只要游击队员仍是“轻装备部队”，仍是战术上特别灵活的轻骑兵或射击手，关于游击队员的理论便是一门军事学专门学科的事。革命战争才使游击队员成为世界历史的关键角色。在原子毁灭手段的时代，游击队员会怎样呢？在一个以技术手段严密组织起来的世界上，关于战斗、战争和敌对关系的古老、封建—农业的形式和观念消失了。这是显而易见的。战斗、战争和敌对关系也因此而消失？它们会变成无害的社会冲突？如果技术上组织严密的世界之内在的（按乐观说法内在于其中的）合理性和正规性得到彻底贯彻，游击队员也许就不会再是捣乱者了。那时，游击队员将在技术—功能主义过程的顺利发展进程当中自动消失，有如一条狗从高速公路上消失。对于具有技术倾向的幻想而言，游击队员甚至不会成为交通警察的问题，更不会成为一个哲学、道德或者法律的问题。这大概是一个〔观察〕视角，即纯技术观察所采取的技术—乐观主义的视角。它期待着一个拥有新人的新世界。众所周知，古老的基督教便怀着这样的期待登上舞台，而两千年以后，即19世纪，社会主义又作为新基督教出现。两者都缺少毁灭一切的现代技术手段的效率（efficiency）。但在纯技术方面所发生的（作这类纯技术上的反思时总是如此），不是游击队员论，而只是一系列各种各样乐观或者悲观的价值和非价值规定。而价值——正如福斯特霍夫准确指出的——有着“自己的逻辑”。这逻辑就是：非价值和消灭这一非价值。至于广为流播的技术乐观主义预言，不会为作不出回答而难堪，即不会为提不出明确的价值和非价值规定而难堪。技术乐观主义相信，人类不可阻挡的工业—技术发展会自然地将一切问题——以往的一切疑问和回答、以往的一切类型和环境都带到一个全新层面；在这个层面上，旧的疑问、类型和处境被过渡到一个更高层的文化之后便不再重要。到那时，游击队员因不能继续生存和适应，自然会死绝，就像石器时代的猎人已经死绝。至少，游击队员将变成无害和无关紧要的人。可是，如果迄今一直提供着游击队员的人之类型（Menschen Typus）能够成功适应技术—工业环境，使用新的手段，并发展一种新的适应型游击队员（我们姑且称之为“工业游击队员”吧），又会如何？谁敢保证现代如获至宝的手段总是落入可靠的人手中，而非正规战斗将变得不可思议？与进步—乐观主义相比，技术—悲观主义及其技术幻想有比今天大多数所设想的更为广阔的空间。在当今世界大国原子均势的阴影下，在原子弹大国所谓大规模毁灭手段的玻璃罩下，也许有可能为一定范围内的和受限制的战争划出一个活动空间，在这里使用常规武器，或者甚至使用毁灭手段，其数量可能与世界大国公开或秘密地取得一致。这会是一种受世界大国控制的战争，大概有如一场狗咬狗（dogfight）之类的战争。这会是一种受到严格控制的非正规性和“理想的无序”的游戏，这种游戏看似无害，仅仅因为世界大国能够操纵这样的游戏。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技术幻想的极端悲观主义的白板解决办法（tabula rasa Losung）。在一个以现代毁灭手段轰炸过的地区，自然一切都死了：朋友和敌人、正规和非正规。但从技术上仍然可以设想，有几个人活着熬过了炸弹和火箭轰击之夜。鉴于这种万一出现的情况，实际甚至合理的做法也许是，将轰炸后的情况纳入计划，现在就着手培养一些人，在被炸弹轰击过的区域立即占据弹坑和遭破坏的地区。因此，一种新游击队员将以一种新的占领空间的方式为世界历史增添新篇章。我们的论题扩大延伸到了星球的规模，甚至达到超越星球的程度。技术进步使得向宇宙空间的航行成为可能，由此也开始了政治征服的无限新的挑战。因为新的空间可以而且必定将以新的空间夺取方式取代夺取陆地和海洋的方式。夺取之后是分配和享用。尽管有其他方面的进步，〔我们的星球〕在这方面依然如故。技术进步只会造成新的夺取、分配和享用的新努力，只会加剧旧的问题。动画剧集Star Wars: The Bad Batch (2021)海报。故事围绕独特的克隆人军队——“残次品”展开，每个成员都拥有一种独特的技能，使他们成为星球大战中特殊的士兵和可怕的船员。[图源：douban.com] 在当今东西方对立的情况下，尤其在争夺无限广阔的新空间的激烈竞赛中，首要的问题仍然是在我们星球上建立政治权力，尽管这星球现在看起来如此之小。只有控制了这个变得看似渺小的地球的人，才会取得和利用新领域。因此，这些无限广阔的领域也无非是潜在的角逐空间，即一场为争夺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统治而斗争的角逐空间。著名星际或宇宙航行员今天还只是大众传媒、新闻、广播和电视宣传的明星，到那时，他们将有可能变成宇宙盗匪，甚至变成宇宙游击队员。
*本文节选自卡尔·施米特《游击队理论——“政治的概念“附识》，朱雁冰译，载《政治的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阅读原文。**封面图为电影《切·格瓦拉传：游击队》剧照。[图源：mgavide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