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泽利泽《金钱的社会意义：私房钱、工资、救济金等货币》

金钱的社会意义：私房钱、工资、救济金等货币

The Social Meaning of Money : Pin Money, Paychecks, Poor Relief, and Other Currencies

作者：[美] 维维安娜·泽利泽

译者：姚泽麟 等

出版时间：2021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A. Zelizer），美国当代杰出的经济社会学家，古根汉奖学金社会科学类得主，曾任美国经济社会学学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社会学，关注经济的文化与道德维度。她开创的“泽利泽视角”对该研究领域有着重要影响。代表作：《道德与市场：美国人寿保险的发展》《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金钱的社会意义》《亲密关系的购买》。[图源：gsas.columbia.edu]

内容提要

钱就是钱——大多数普通人就是这么认为的。确实，在一般观念中，金钱是一项没有感情的工具，它将社会关系简化为冷漠疏离的金钱关系。著名的社会科学家泽利泽质疑这种假设，她在本书中说明了人们如何自创货币的形式，以及人们如何透过使市场理论家困惑的方法，设定金钱的用途，将各种金钱形式与亲友关系网络融合，并终极改变了人们花钱与存钱的过程。

目录

2017年版前言

致谢

第一章 金钱的标记

第二章 金钱的家庭生产

第三章 作为礼物的金钱

第四章 穷人的金钱

第五章 附带条件的：慈善现金的标记

第六章 争议中的金钱

第七章 金钱意味着什么

2017年版后记

译后记

节选

恋爱关系中的金钱

当礼物是为了建立亲密关系，比如男女之间交换恋爱礼物时，会发生什么？与奖金或者消费不同，这些礼物让人们建立起情感上的，也许是性方面的关系。仔细地将恋爱关系与普通的与性无关的友谊、婚姻关系以及卖淫关系区分开是非常重要的。在20世纪早期，当恋爱关系正被年轻人新的约会礼仪转变之时，这种区分变得越来越难完成。此外，男性和女性对一段关系的定义以及对每种关系中的得体行为的定义常常存在冲突。因此，恋爱关系中的礼物是一种极其微妙的赠予。

礼仪书籍不停地努力寻找男女之间得体的礼物，它们知道错误的礼物很容易将友谊同天长地久的浪漫承诺相混淆，甚至会暗示着性的购买。因此，昂贵或过于亲密的礼物便会显得可疑：昂贵的珠宝或者服饰适合已经有伴侣的女性，或者妻子，但是并不适合作为得体的恋爱礼物。1895年的一本早期的“品行手册”强调：“向一位年轻女士赠送珠宝或衣物，或是贵重的装饰品，应该被视为一种冒犯，而不是一种恭维，除非她是他的未婚妻。”一位“有尊严的”女性只能收下“其主要价值来自于这段交往”的物品：“名人的签名……一些有纪念意义的地点的纪念品”，以及朴素的花束或者一本书。另一位礼仪专家解释说，像“水果、鲜花或甜点”这样容易腐烂的礼物更为可取，因为它们“不会让女士承担任何责任”。

收到不得体的礼物必须马上归还：这非常类似于拒绝一笔小费，对于受赠者而言，要纠正赠予者对他们关系的不合适的定义，拒绝赠予者的礼物是最好的方法。1904年的一本《礼仪词典》提到，

男士送给女士一件可能会让她不得不退还的礼物，这是很糟糕的做法。

礼仪作家不仅严厉谴责那些违反或滥用送礼礼仪的男人，还严厉谴责那些接受不恰当的礼物的女人，甚或更糟的是，以假装爱意、甚至扮成女儿的感觉的方式来敲诈礼物：那些“年轻的女士，自称对一些有钱的老先生有着女儿对父亲一样的尊敬，她们如此体贴，会给他们织钱包、做拖鞋……这都是因为她们知道，这些先生会用慷慨大方的礼物或者非常值钱的珠宝回报她们”。

大概20年之后，各种礼物之间的区分仍然存在。艾克勒的《礼仪新书》断言，没有哪个“有教养”的女孩会收下男性熟人送的“有价值的礼物”。可接受的礼物的范畴从传统的鲜花、糖果和书籍扩大到网球拍和溜冰鞋等物品，但礼仪规定会将任何“要花上一大笔钱”的东西排除在外。

即使在情侣订婚之后，礼物仍然会非常敏感地影响关系。在世纪之交，礼仪的规定非常严格，“除非是订婚戒指”，昂贵的礼物“并不能算是最好的选择”。服装也不被推荐，尤其不能是新婚礼服：朴素的陪嫁衣物要比“多由新郎购买的精美外套”更好，即便新娘“穷得像是教堂里的老鼠”。艾米莉·博斯特在1922年初版的名著《礼仪》中曾写道，虽然礼仪在“候任新郎”给未来新娘的礼物方面似乎较为开明，但仍然清楚地规定，任何被认为需要“保养和维护”的礼物都是越界的，比如衣服、汽车、房子或者家具。博斯特非常明确地指出：

她开他的车、骑他的马，这些都完全没问题……但是如果她真的自尊自重，她就不能把车据为己有……他可以给她买任何他买得起的珠宝，可以给她皮草围巾，但是皮大衣是不可以的。

博斯特解释说，围巾是“饰品”，而外套是“正式衣着”，因此便不是给新娘的合适礼物。

礼物礼仪的严格性反映了人们对区分恋爱关系与婚姻或卖淫的关切。艾米莉·博斯特警告说，不当的礼物会将新娘置于“另外一个阶层的女性范畴中”。在结婚之前，两个人关系的模糊性将一直存在。这就是恋爱礼物应当表达情感或者爱意也应当要求回报或者支持的原因。

当新娘成为妻子之后，一切都会改变。丈夫的礼物和金钱都将成为家庭资金流动的一部分，不再暧昧模糊而是受到另一套不同的规则和期望的约束。礼仪手册会提醒新娘们恋爱礼物跟婚姻内的金钱流动的区别，一位礼仪作家写道：“除非许下将两人合而为一的那几句决定性的誓言，否则新娘对她未来丈夫的钱包没有任何所有权。”不过，在婚事将近的时候，新娘会被建议要以妻子一样的关心来对待丈夫的金钱，要像博斯特说的一样，劝阻任何“迷人但是铺张浪费的礼物”。埃塞尔·库欣在其《文化和良好礼节》一书中提出，除非未婚夫非常富有，否则“年轻的姑娘最好让他（她的未婚夫）把钱省下来，用在买房子和装修上”。

随着金钱越来越多地进入恋爱中，男女之间在送礼这个问题上的困境变得更加复杂。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在中产阶层与工薪阶层中出现了新的恋爱形式，比如约会和请客，将这个转型后满是消费和商业休闲的公共世界中的商品和服务带入了恋爱之中。贝丝·贝莉告诉我们，在她的恋爱史中，当“去什么地方玩玩”代替了老旧的在女孩家门外“呼唤”或者“一直陪伴”的方法，“钱，男性的钱，就成为了约会制度的基础，也因此成为了恋爱的基础”。这种用于恋爱的金钱如何与同样用于卖淫或者家庭内的金钱流动的法定货币区分开？事实上，正如贝丝·贝莉说到的那样，很多年轻男性将约会定义为一种对女性陪伴的“随便收买”。

但是，即使年轻的男人会为与一个女孩共进晚餐或为她昂贵的胸花买单，他们却不会直接给他们的约会对象一笔钱，甚至不会将现金当作礼物。事实上，在恋爱的范围内，除非已经确定了婚姻或者性关系，美国男性不会用法定货币作礼物。请注意，在世纪之交非常流行的爱情信物在作为其原材料的硬币被排除出市场流通、改头换面并被刻上富有情感的文字之前，它并不能够被认为是礼物。因此，妓院创造出的是特殊的货币，比如付嫖资的黄铜代币；而恋爱中的情侣制作的则是被当成礼物的、没有流通价值的浪漫信物。

可以肯定的是，恋爱或者婚姻之外的那些男性和女性之间法定货币的流动是合法的，比如出于慈善目的的捐款或者薪水。不过，即使是男性付的小费也有可能被怀疑为是危险的让人出卖身体的诱饵。以1912年芝加哥青少年保护协会的一份声明为例，声明中称，小费是一种“恶毒”的制度，鼓励那些“做梦也没……想过从男人手里拿钱”的年轻女孩接受男性的小费，从而建立“一段充满屈从和收买的关系，很容易就会成为目的不纯的殷勤的开始”。

20世纪的恋爱礼物不包括直接的礼金，但是它通常要求男人为两个人购买商品或服务，从女孩的胸花到晚餐、戏票和交通。20世纪20年代的礼仪手册更清楚地区分了这种从男人到女人的间接资金流动，举例来说，车费“实在算不上贵”，所以女性可以让男性买单，但要是在餐厅吃饭时碰到男性熟人，女性是“不会让他替自己买单的，除非他特地邀请自己跟他一起”。只有当女性“被邀请观看日场电影或戏剧、喝茶或参加球赛”时，男性才应该承担“所有的义务”。

相比于中产阶级，工人阶级的恋爱仪式使得各种礼物流动之间的区分变得更加困难。凯西·佩斯（Kathy Peiss）在她对世纪之交的纽约的工人阶级单身女性的研究中，说明了“请客”已经成为女性从男性那里获得金钱帮助、礼物以及娱乐活动的普遍做法，代价是各种性恩惠：从调情到性行为。年轻的劳动女性挣的工资很低，而且有义务为家庭的收入作贡献，她们几乎没有剩下多少钱用于自己购买衣服或去娱乐。所以她们依靠男性朋友“请”她们跳舞、喝酒、去戏院，或者出去吃晚餐。正如佩斯调查到的，工人阶级非正式的礼仪让其中的女性相对于中产阶级女性来说能体面地获得更多的间接报酬，工人阶级女性不仅可以从男性那里获得娱乐和食物，也可以收下作为礼物的服装甚至是参与假日旅行。

很多这样的实物赠予都是由女性的未婚夫或者“稳定男友”承担的，但是有些女性据说也会接受偶然认识的人的招待。不过这些流动仍然处于恋爱礼物的范畴之中。然而，随着“甜头女孩”（charity girl）的出现，恋爱和卖淫之间的区别变得越来越不明显，这些女孩向在热闹的公共舞厅遇到的陌生人提供性愉悦，以换取礼物或其他“款待”。还有靠陪付了钱的客人跳舞过活的“舞女”（taxi-dancer）。利奥·罗斯滕还记得他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夜游纽约市三家有舞女陪舞的舞厅的经历。在第七大道的蜜月街舞厅，一位叫莫娜的舞女把他带到舞池中，“她的身体像棉花糖一样，随着我的身体摆动……沉吟……性感地‘嗯哼！’”。在跳到“接近高潮”时，蜂鸣器大声“响起”，然后莫娜马上“松开怀抱”，让他买更多舞券。罗斯滕抱怨说，他以为一张舞券能跳一整支舞。莫娜说，“蜂鸣器一响就是一支舞结束了”，而蜂鸣器一分钟就会响一次。罗斯滕带着10张票迅速回来，莫娜又一次“在怀里温暖而温顺，直到蜂鸣器响了第10次。”后来，简解释说，舞女可以拿到票价的一半，而且“你得加点礼物……像漂亮的内衣、项链、手包、珠宝甚至晚礼服”。有时还有现金。在美琪舞厅，哈妮跟罗斯滕讲述了她之前约会一位来自圣路易斯的地产代理人的经历：有一次“我们在出租车里，他要带我去吃美味的中国菜，他俯身过来，一句话也没说就吻了我，他并不粗暴，也没有强迫我做什么，就是一个非常甜蜜的吻。然后他毫不犹豫地给了我10美元”。保罗·克雷西（Paul.G.Cressey）在他对20世纪20年代的芝加哥舞厅的更为系统的研究中指出，

在舞女这里，约会这一“人们在惯例上认可的年轻人发展感情的方式”被蒙上了“一层不道德的阴影”。

然而，类似“甜头女孩”，舞女并不是妓女，而是从事着一种“中间”职业。以舞券的形式，舞女舞厅甚至有他们自己的货币，标志着顾客和舞女之间独特的性经济。克雷西发现舞女跟顾客之间存在五种不同的关系，每种都有其自己的付费规则，有标准的跳舞报酬；有给“受欢迎的追求者”的“免费舞蹈”；有“情妇”方案，在这种“配对”中，一个男顾客要承担舞者几个月的房租或生活费；还有“多人配对”，舞女“达成协议，同时对三四个男顾客保持忠诚”，这些男性通过“单独的方案”满足她的“财务要求”，包括房租、日用杂货或者服装；还有“一夜约会”，“干脆就像暗娼一样”。

一般而言，只有在发生性关系时按规定支付一定的金钱，才会表明女性从事的是卖淫。如佩斯解释的那样，只要女性不从男性那里拿钱，在性方面，“甜头女孩”一定程度上就还是体面的。

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人们是如何运用各种各样的技巧来对他们的礼物进行个性化，并将亲密的、深情的社会关系与其他社会交换区分开来的。有了金钱礼物，挑战变得更加紧迫、微妙和费时。法定货币的使用成倍增加，将货币个性化因此需要更多的技巧、决心和谨慎。现在，让我们探索一下人们是如何做到的。

将法定货币转变为作为礼物的金钱

回忆一下，卢·埃莉诺·科尔比在把她的美元钞票作为圣诞礼物寄给她的母亲前是如何把这些钞票打扮了一番的。包装成礼物的法定货币是人们将作为礼物的金钱区分出来的最引人注目的方式之一。人们还会选择或创造单独的礼物货币，将一些金钱隔离出来，或者限制作为礼物的金钱的用途。

首先思考一下货币外观的变动。在原始社会，作为礼物的金钱非常容易辨认。举例来说，在太平洋上的罗塞尔岛上，被认可的婚礼只能使用一种具有特定形状跟颜色的贝壳硬币。对于美国人来说，想要将金钱作为礼物更加困难：他们必须在一种标准化的货币之中自己制造出区别。

美国人用令人惊叹的创造力和技巧做到了这一点。女性杂志描述了很多耗费时间而且通常非常复杂的、将法定货币转变为作为礼物的金钱的方法：藏在饼干里或被藏在圣诞邮票里的金币；被用来装饰皮带扣或装在相框里的美元纸币。一位新娘曾从她的医生那里收到了一个“精心包装的包裹”。在包裹里面有医生的“可怕的药盒”，盒子上贴着“饭前或饭后服用”，里面装了金币。伪装得越好，礼物就越成功。事实上，女士们会吹嘘说：“收到礼物的人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自己收到了一份礼物”。有时候，礼物包装会极其特别，以至于“（拆开包装）取钱会很可惜”。由一群没有时间“刺绣或钩针”的“忙碌的女孩”组织的“格子展”茶会是一个例子。不过她们还是挤出时间做了一些“看起来一点也不是为了赚钱的礼物”：

有棋盘三明治……鹿蹄草果糖……茶桌布是粉白格子布……（而且）还有……给热茶壶把手用的粉白格子的隔热手套……当订婚的姑娘揭开茶壶架的盖子时，她发现里面塞满了姑娘们送来的叠得整整齐齐的支票，她非常激动。

丈夫被要求在给妻子送钱时表现出类似的想象力，把礼物与她的贴补区别开来。《妇女家庭杂志》建议道：

如果你要……给她一张支票，请把支票放在一个绣花的钱包里，或者一个皮革缝制的篮子里，或者一个珠宝盒里，它们本身就是小礼物。无论你要送什么，都不要让它只有物质含义。

家庭主妇们在区分女佣的圣诞礼物和其他报酬时也做了类似的事情：一位女士报告说，她“把钱塞进一个小钱包或一条漂亮的手帕里，让礼物显得更有圣诞气息”，从而“区分礼物和每个月的工资”。

贺卡行业用可以装钱的卡片丰富了作为礼物的金钱的包装形式，因为设计师们显然会“为了装硬币、纸币、支票的贺卡的原创创意而互相竞争”，而这种卡片在一项历史学研究中被称作是“种类不计其数”。

一些把金钱包装成礼物的卡片会使用宗教符号，这些卡片既有用于商业用途的也有用于家庭用途的。家庭制作的圣诞礼金通常会使用仪式性的纪念物进行装饰，比如用圣诞树的松果来放钱。而且，贺卡公司会制作圣诞树形状或者送礼物的圣诞老人形状的装钱贺卡。

钱也会被做成好玩的东西而成为礼物。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幽默圣诞贺卡经常用假硬币捉弄人。在19世纪的美国和英国，都会有人把精心仿造的钞票做成“爱心钱”，并将其作为情人节礼物。但是到了20世纪，美国人开始使用真钱。家庭主妇会写一些诙谐幽默的话，让她们的金钱礼物更加个性化：“在此向你介绍我的好朋友比尔。他是个好人，出手大方随时可用。下次你去逛街的时候可以把他带上”。贺曼公司的现金贺卡上印有可爱的孩子、动物、表情开心的圣诞老人，还会印有让人开心的句子。幽默，同仪式一样，会把作为礼物的金钱区分出来。语言也是一样，在一些贺卡中，钱变成了“小乐子”或者什么“小玩意儿”。

“钞票花束”是近年来网络流传的恶搞图片，赠礼者通过对金钱的巧妙包装使赠礼行为本身诙谐化。[图源：sixflower.com]

另一种在外观上把作为礼物的金钱区分出来的方式是，只用特别种类的金钱，比如金币或者崭新的美元纸币。每到圣诞节，对金币和崭新钞票的需求都会为造币厂以及发行货币的银行额外增添许多工作。1910年11月，美国财政部出于经济原因决定不会为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发行新硬币。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抗议墙、商场业主的愤怒和商人的要求”如此强烈，以至于财政部官员最终考虑为节日的生意制作几百万银币。

特殊货币同样会被用于支付与仪式有关的服务费用，比如结婚仪式上请神父的费用。礼仪手册不仅详细说明了谁应该向神父（新郎，通过伴郎）支付费用，而且还详细说明了如何把钱交给神父。20世纪初的标准程序是给牧师至少5美元的黄金、干净的纸币或装在封好的信封里的支票。但是有的时候，即使外观上一样也不够。在1907年12月，根据《纽约时报》的头条报道，匹兹堡一家长老会教堂的牧师琼斯博士从其教众那里接过了一只装有100美元崭新金币的圣诞节的金钱包之后，牧师“把金币扔进帽子里，然后把钱还了回去”。因为“漂亮的新钱”上面没有“我们信仰上帝”这句不久前刚刚被总统下令去掉了的铭言。对于牧师来说，这样“不信神的金币”没有成为礼物的资格。“我发誓”，他告诉他的教众，“没有那句铭言的钱我是不会收的”。

有些人会干脆让被指定用作礼物的货币退出流通，并在货币上写上他们自己的话。值得注意的是，对原始货币的研究表明，有时金币和银币会被转化成一种被称为“死钱”的珠宝。世纪之交时的礼仪手册记录了许多这样把钱变成了一种饰品性的礼物的象征性“销毁”。比如，有件“精美的”、完全用金子做成的盒式项链坠，是金匠把孩子父亲的伴郎们送的五枚金币熔化得来的，这件项链坠被当作施洗礼物。

一个更加激进的将金钱当作礼物送出的方法是发明新的货币。在这里，商业又一次介入，创造了诸如圣诞现金汇票或者礼物券等新形式的货币。为了显示跟普通的现金转账的区别，礼物汇票跟礼物贺卡一样，经常会带上仪式包装。美国运通在其第一份圣诞汇票上印了一位女士坐在耶稣诞生的马槽旁的照片。广告海报解释说，这个女士坐着的地方，就是当年三位智者给刚刚出生的耶稣送礼物的地方。1917年12月，美国运通使用了家庭和战时主题。在当年的圣诞节，美国运通印制了两种有轨电车卡，将现金汇票作为“最合适的战时礼物”进行推广。一种卡片上面印着一位士兵，正在展示他收到的礼物汇票；另一种有可能更针对移民，让他们用来汇款，上面印着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手里拿着汇票和他们儿子的一张纸条：“不知道你们最想要的是什么，我就送给你们这个最实用的礼物”。

礼品券是一个聪明的设计，早期也被称为商品优惠券或商品债券，满足了人们在20世纪初不断扩大的礼物需求。正如广告所说，在纯粹实用的基础上，礼品券解决了“‘买什么’的问题”，赠予者不仅“省掉了所有麻烦”，而且可以确定“自己的礼物不会被复制”。但是，当然礼品券的主要吸引力并不是它们的效率；毕竟，直接送现金更简单。礼品券巧妙地把现金变成了礼物。赠予者付钱给商店，把他们的钱转化成一份通常有着“精美的刻印和压花”的文件，并以赠予者和受赠者的名义进行个性化处理。这种新的礼物形式的金钱通过特定商店甚至特定物品的消费限制，进一步与法定货币区别开来。这种货币也不能兑换成现金：纽约辛普森·克劳福德公司1906年在《世界》杂志的一则广告中警告说，他们的礼券“可以购买商店中摆放在任何位置的商品”，但“不能兑换现金”。

虽然我们对礼品券的实际流通知之甚少，但这些货币似乎多数适用于友好但不过分亲密的关系，或者适用于更加非个人化的、不平等的赠予中。梅西百货公司的广告很有启发性：在“对朋友、员工或慈善礼物的选择有疑问”时，他们的礼品券将“解决问题”；作为对朋友的礼物，广告解释说，“（礼品券）一定会让人满意，因为它可以满足受赠者的任何愿望”。我们也可以想想辛普森·克劳福德公司的手套券，目标是“办公室里的大忙人，他的每一个职员都会为此感激他”。毕竟，礼品券的吸引力部分在于，对礼物进行个性化的工作部分地交给了受赠者，马克·克罗斯的广告解释说，“人们可以买下我们的礼品券然后送人，不用直接送手套，而是让受赠者自己选择她想要的手套”。

对法定货币的实际操纵是一种强大而真实地将金钱转化为礼物的技术。但是在早期，金钱也会被用作礼物，那时人们会将一些钱同其他家庭金钱区分开，用来买礼物。家庭通常会将他们收到的礼物形式的金钱存放在一个特殊的、单独的盒子或锡制钱罐里，或者，在1910年之后，他们会把收到的礼物形式的金钱存放在圣诞俱乐部的银行账户里。银行的圣诞储蓄账户产品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据报道，在1926年12月，在全国范围内，有大概4亿美金由约8000家银行兑给了大概800万储户。在这一年中的50周里，每个俱乐部会员都会使用代券本、打孔卡或存折往账户里存入少量的钱，20世纪20年代时的平均存款额是1美元，但金额范围从25美分到20美元不等，这些钱会在圣诞节前被一次性赎回。

圣诞账户的吸引力跟经济因素并无关系。尽管少数银行给俱乐部账户的利率与普通储蓄账户相同，但大多数银行提供的利率要低得多，而且没有利息的情况越来越多。然而，人们却还是会把节日的钱带到银行，准备存起来过圣诞节。《银行家杂志》1940年的一份报告提到，

这种系统化的方法非常流行，即不考虑利息，为特定目的积累一定的资金。

银行家们抗议说，他们从这些小额存款中只能赚到很少的钱或者基本赚不到什么钱，他们把这留下来只是为了吸引新的工薪阶层用户。然而，银行会积极宣传他们的“微笑支票”，推动潜在储户通过存钱“每周点一支圣诞蜡烛”。一位银行家向一位采访者吐露了真实想法：“‘圣诞节的金钱’的口号……说服了成百上千人。它能以其他诸如节俭、贫困、安全以及其他那些银行广告常用的词语都不可企及的效果打动那些人。”此外，犹太人进一步将圣诞俱乐部的概念移植到了光明节上，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东河储蓄把“为光明节存钱”的广告刊登在了《日报》和《犹太晨报》这两家意第绪语报纸上。虽然报纸用意第绪语印刷，但是广告图画中的那对夫妇却站在一棵圣诞树边上。

我们对圣诞俱乐部的储户知之甚少。有些客户可能比较富裕，但是大多数俱乐部成员都是工人，最典型的是工人家庭中的妻子。据1926年波士顿的八家银行的研究，这些妻子“跟男性比起来更有义务，而且更愿意存小钱”。事实上，有些受访男性据说“不好意思被人看到自己在圣诞俱乐部里”。对于女性，可能也包括一些孩子，圣诞俱乐部很像之前的一分钱银行，是一种很有用的存下家庭经济中的金钱的制度手段，而这些钱可以用于送礼或其他家庭开支。

对作为礼物的金钱的限制

我们已经看到为了被当作礼物馈赠，金钱是如何被预留出来，然后作为一种礼品选项而流动的。但是，金钱的馈赠并不止步于此，受赠者如何花掉这些钱同样重要。生日支票不应该在兑现之后被用来买日杂用品，圣诞节的金钱也不应该用来偿还赌债。为了完成送礼的过程，赠予者跟受赠者都会寻找限制作为礼物的金钱的花销方式。尽管作为礼物的金钱被誉为“最有用”，因为它们允许受赠者自由选择自己的礼品，这是消费主义文化赋予受赠者的最高特权；但受赠者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自由。把钱标记为礼物会让某些花销方式成为义务，而这些方式在工资当中并不存在。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礼品券是高度受限的货币。

当然，对于赠予者来说，选择一样实物可以让他更容易地控制礼物的赠予。礼仪手册承认赠予者的权利，坚持要求受赠者在感谢信中具体提到所收到的物品，并对礼品的交换设置了一定的限制。但是一旦扯上金钱，任务就变得复杂起来了。礼仪手册越来越多地要求他们的读者确切交代他们用亲戚的礼物形式的金钱买了或者准备买什么东西。例如，人们希望新婚礼金要花在装饰一对夫妇的新家或者他们的婚礼旅行上。生日宴会上的礼金甚至可以影响受赠者的消费模式，举例来说，阿姨给侄女的50美元生日礼金会被要求用于侄女的客厅的翻修。

家庭专家对家庭财务的理性化极为关切，他们对于标记礼物形式的金钱有自己的理由。本杰明·安德鲁斯是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家庭经济学教授。他警告说：“礼物的危险性在于收到的东西是不劳而获的”，因此更不可能“在受赠者那里激发出经济上的合理反应”。安德鲁斯建议，

把礼物性质的金钱“与当下的正常收入区分开，不要用于当下的需求，而是用于增加一个人的个人资本”。

比如，给孩子的礼物最好存在账户中，留着作为孩子的“教育或者人生起步的基金”。安德鲁斯总结说，礼物性质的金钱“是在有约束条件的情况下聪明地给出去的”。

确实，谈到儿童的礼物性质的金钱，即使分量很小，指定其用途也会被合理化为一种教育过程。即使零花钱被认为是儿童最好的收入来源，大多数儿童在圣诞节、生日或其他场合仍然会收到父母、亲戚和来访者的礼物性质的金钱。然而，由于不放心孩子的消费技能，家长们在自由选择的价值和理智消费的紧迫性之间摇摆不定。思考一下20世纪早期一本“家庭管理实用手册”所提出的一个典型情况：一个小女孩决定把她从祖母那里收到的作为礼物的5美元金币花掉，她把一半给了哥哥，另一半自己花掉，觉得“这是她的私人财产，随她处置”。但是女孩的妈妈“想要决定孩子应该用这些钱买什么”。当祖母不情愿地介入，建议女孩“最好按照你母亲想要的方式来消费”时，女孩退还了这份礼金。虽然早期的儿童权利支持者大力主张，“没人应该告诉（孩子）怎样消费他们自己的钱”，但实际上大多数家长都会密切监督他们孩子的消费，包括孩子的礼物性质的金钱。

礼物性质的金钱通常会被用于慈善赠予，因此会让金钱赠予在道德上跟普通的礼物比起来更加高尚。有一位《妇女家庭杂志》的读者说，她每年都会找“一些值得帮助的有求之人：为了得到音乐教育而努力的女孩，或者希望进入大学的年轻男孩，还有某些需要住院的女性”。然后她会让她的朋友们把她们准备给她买圣诞礼物的钱装在“一个没有标记的黑色信封中”，加上她自己准备给朋友们买礼物的钱，最后把这些钱都捐出去。通常，馈赠的金钱是给朋友或亲戚提供经济援助的唯一途径；正如科尔比夫人所解释的那样，她的“快乐的圣诞欢呼小信使”可以被送到“一些家庭，虽然他们急需钱，但没办法通过普通渠道把钱给他们”。

馈赠的交换将捐赠者和受赠者之间的关系定义为平等的关系，从而使赠予变得亲切而不再尴尬。

限制礼物性质的金钱的用途并不仅仅是上层阶级的一种改良。在1913年被重新命名为“推动有用礼品协会”的“禁送无用礼品协会”吹嘘说，职场女性在给上级的礼物上花的贿赂已经被引导向了“好的给予”上。很多年轻女性都在用她们的积蓄“给比她们更穷的家庭送点小礼物”。移民给家里寄的信清楚地揭示了，他们同样深切关心他们送的礼物性质的金钱是怎样被使用的：赠予者经常指导父母、兄弟姐妹、妻子或孩子合理使用他们的汇款，决定是花在西装和礼服上，还是花在圣诞节的庆祝活动上。当然，受赠者有时不会遵守他们的指示，但是，至少从证据来看，接收者似乎觉得有义务提供一份说明，以解释如何以及为何把钱用在不同的东西上。1902年1月，一位波兰移民的父母在回信中写道：“亲爱的儿子，你写信给我们说，我们要（用儿子寄的10卢布）做一棵更好的圣诞树，让自己在节日里快乐。”但是，他们报告说，这笔钱中的8卢布还债给了木匠，1卢布花在了一次弥撒上，剩下的才“花在了我们的圣诞节上”。

对如何花销礼物性质的金钱的限制并不会神奇地发挥作用。捐赠者和受赠者之间的长期亲密关系很重要。正如移民的信件辛酸地揭示的那样，汇款是一种“纪念和维系家庭关系”的方式。对礼物形式的金钱提出异议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捐赠者的感情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本身的拒绝。

因此，人们对于把作为礼物的金钱区分出来很在意，他们通过对金钱进行装饰、发明、隔离和限制来达成区分的目的。事实上，他们也会用到一系列其他的技术，比如把特定的数目作为送礼数目，像犹太人会把18作为“生命”（chai）的数字，这样18美元的礼物就会成为比19美元或者20美元更独特、更明显、更有意义的礼物。

更重要的是，以某些明确无误的方式标记标准化的货币，会允许在其他非个人的金钱中所流动的法定货币同样能够成为一种情感性的礼物，这显示出捐赠者对他人及他们之间关系的特定了解。这对于最亲密的、互惠的、长期的关系来说尤其困难，人们必须努力证明其礼物形式的金钱的情感价值而非工具价值，当然，某些仪式性的赠予除外，比如婚礼或者施洗仪式上的赠予，在这些场合，亲戚或密友的金钱形式的礼物会在社会意义上被定义为得体的赠予。此外，随着礼券和现金汇票的发明，金钱的赠予在不那么亲密或平等，但仍然友好的关系中成倍增加。在这里，问题是要表现出亲切感但又不能让礼物过于亲密，也不能让金钱与报酬、权益或捐赠混淆。

在雇主和雇员、赞助者和服务者之间更为非个人的、不平等的，有时也是真诚友好的关系中，馈赠金钱造成了另一种窘境；它近乎捐赠，因此可能会贬低而不是奖励接受者。结果，虽然亲朋好友之间的礼金问题是通过对金钱的量身定制来解决的，但更疏远和不平等的双方之间的礼物赠予的含糊不清的问题却通过标准化和程序化来应对的，比如将小费变为服务费，将奖金变为薪水。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在世纪之交为推销其产品而提供优惠券和保险费，在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绝对非个人的关系中，送礼甚至被更加彻底地标准化了。

礼物的范围之广，挑战了商业化和理性化影响社会生活这一标准的解释：礼物交换本应受到现代世界顽固的工具主义的压制，而不是变得繁荣多样。诚然，分析家和批评者并非完全错误；毕竟，我们刚刚回顾了礼物经济的深度商业化。而且，企业和广告商当然也制定了自己可以盈利的策略，把金钱变为可以接受的礼物。传统的假设是，货币化会耗尽社会生活的意义，让社会关系干涸，消灭礼物交换。这种假设是错误的。事实上，人们所做的是创造一系列不同形式的金钱，以区别一系列有意义的社会关系。

被约翰·戴维斯称为“市场的礼物化”的工作仍在继续，包括礼物化的金钱。美国运通所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人每年花费540多亿美元用作礼物形式的金钱，包括现金、个人支票和礼品券。包括情人节在内，几乎任何节日都有现金卡。礼品券不仅由百货公司出售，还由包括餐馆、美容院和电话公司在内的各种行业企业出售。1987年，美国运通成功推出了礼品支票，它“装在一个精美的金色信封中，上面有一张独特的卡片供送礼人签名”，作为一种新的金钱礼物，“比个人支票更具个人色彩”。蒂芙尼公司广告宣传其特别的“蒂芙尼货币”，这些礼物性质的硬币价值25美元至1000美元，可以被当作圣诞礼物，也可以兑换商品。与此同时，几年前似乎已在衰落的圣诞俱乐部账户，据报道正在卷土重来。

商场中售卖的各式礼品卡是一种高度受限的货币流通方式，但它们实际上为人们提供一系列礼品化的金钱赠予方式。[图源：epochtimes.com]

人们仍然非常在意将其礼物性质的金钱与其他金钱往来区分开来。艾米莉·博斯特在1992年版的《礼仪》中提供了各种建议，包括何时和如何送礼、答谢礼物形式的金钱的特别方式，甚至还有如何有品位地展示结婚礼物的支票。博斯特的手册提供了将金钱个性化的详细说明：“当礼物是一笔钱的时候”，博斯特建议，受赠者“应该说明将如何使用这笔钱。‘你50美元的支票将进入我们的沙发基金，我们收到这笔钱的喜悦无以言表’”。如果这对夫妇没有立即使用这笔钱，他们仍然应该提到一些特别的用途，“比如说这将在装修你的公寓时帮大忙，充实你的储蓄，或别的什么”。也可以考虑一下对金钱礼品的“价签”进行掩饰的执念。早期版本的《礼仪》曾宣称，将支票作为结婚礼物进行展示或泄露其数额是品位低下的；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手册里一个关于“展示支票”的特别新章节却赞成将婚礼礼物支票进行展示，只要这些支票的数额被策略性地隐藏起来。其中包括具体的指示：支票将被依次地叠放在每一张的上面，只露出签名。然后用一张不透明的纸盖住最上面的支票，再在上面放上一片玻璃。这本手册推荐说，玻璃必须足够大，以便盖住礼物的边缘，并“防止好奇的人掀起它”。

当然，金钱的礼物化实际上走得更远；比如说，我们几乎没有触及关于家庭内部的金钱形式的礼物、借贷和其他流动的丰富世界。我们也没有充分探讨年龄、种族和性别因素对礼物性质的金钱的标记。我们知道，女性仍然会负责选择和购买圣诞礼物和其他礼物，妻子比丈夫更有可能在圣诞俱乐部存款，但我们需要更仔细地研究在把金钱当作礼物送给别人方面的性别模式，或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明显分工：女性负责处理小额的礼物性质的金钱，而男性则负责处理大额的礼物性质的金钱。此外，我们还没有审视在相近领域中的并行的货币标记行为，诸如在志愿服务和展现友谊的行为上的时间投入。同样，对于家庭和国家来说，两者所面临的礼物流动的困境之间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我们还需要问，在其他社会，金钱的馈赠是如何运作的呢？例如，在日本，送礼物的场合范围很广，从母亲节和情人节的礼物，到分娩、入学、毕业、生日的礼物，以及建造新家、生意开业、搬家或旅行的礼物，送钱的现象很普遍。日本的礼金包括“入学贺礼”（为开始上学的孩子的家庭准备的“入学祝”）、新婚礼物、葬礼礼物和“压岁钱（お年玉）”，即通常由亲戚们在新年时向孩子们赠送的礼金。日本人在区分这些礼物时非常小心：他们只使用新的钞票（虽然不会用于葬礼），把礼物放在精心设计的、有意义的信封里，信封上印有受赠者的名字，并且避免某些不适合作为礼物的金额，例如，在日语中有些数字听起来太像“死亡”这个词的发音。在日本，金钱的馈赠是如此有效，以至于它显然可以成为证明一笔钱是否是贿赂的法律依据：如果金钱是在没有使用礼物信封的情况下提供的，或者是皱巴巴的、脏兮兮的或是用过的，这种赠予更可能是贿赂而不是礼物。事实上，贿赂常常被伪装成礼物，人们会把干净的钞票放在礼金信封里，或者会使用百货公司所出售的包装妥当的礼券。

在20世纪初的美国，当金钱进入个人送礼的领域时，我们看到它并没有腐蚀、抑制或削弱人们的社会交往。相反，新的礼物货币被创造出来，以匹配多种多样的社会关系。这种标记金钱的行为也发生在美国社会的其他领域，从我们之前讨论的会对金钱进行区分的家庭内部，到更加科层的和更加正式的商业和公共机构的世界。这些机构包括许多参与向穷人捐赠金钱的活动的慈善组织。在他们的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机构、家庭经济和礼物流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我们下面将对它们进行相当详细的探讨。

*本文选自维维安娜·泽利泽《金钱的社会意义》，姚泽麟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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