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徐前进 | 作为现代性化身的汽车：机器与物质主义

驶于当下：技术理性的个体化阐释

作者：徐前进

出版时间：2021.9

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徐前进，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先后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访学。著有《一七六六年的卢梭：论制度与人的变形》，译有《启蒙运动的纲领：〈百科全书〉序言》，并在《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外国文学评论》《读书》等刊物发表数篇文章，近年来致力于思考日常生活状况以及相关理论，以实践性的写作开拓文字制度的边界，发掘历史学家与未来的关系。[图源：x-mol.com]

内容提要

20世纪以来，汽车取代车马，成为公共道路的主角，它是现代生活中一种重要的技术工具，塑造了现代人类的空间感、时间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社会景观。然而，汽车自身的状态却很少进入现代文本，也几无可能进入未来历史，因为它无法言语，没有感情。

本书试图完成一次大胆的写作实践。这是一个需要依靠感觉、想象力与修辞的领域，目的是将不能言语的物质纳入文本，成为可供留存的历史记录。

作者以自己的汽车为对象，下沉到日常生活中，描绘了汽车的真实状态以及人与车的互动过程。作为一名普通的车主，作者和4s店销售员、驾校师傅、出租车司机、修车工、交警、车险理赔人员等一同感受着汽车的存在。作为一名专业的学者，作者则在自己的车中构建了一个微小的思想空间，反思现代技术与人的存在的关系。

目录

00 前言：机器与物质主义/物质、消费与技术政治学/不在场与日常生活/汽车的引申内涵/中断与写作史

01 现代购买程序与物质感觉的同时性

02 驾驶感觉

03 汽车说明书与机械技术谱系

04 汽车与当下

05 技术化的游荡

06 道路心理与技术理性

07 汽车与陌生人社会

08 交通事故与非道德化的处罚

09 保险制度下陌生人的信任感

10 电车难题：程序正义与本能反应

11 现场叙事与回忆过去

12 技术、舆论与个体消费心理

13 手动挡汽车的消失

节选

机器与物质主义

现代日常生活是一个消费模式主导的感觉领域，同时也是一个具有无限变化可能的物质所构成的实在领域。但在思想意义上，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处于隐性或缺失的状态。文字以使用说明书的形式阐释这些物质的功能，但一般都被限定在大众阅读之外的封闭空间，词汇贫乏，语法简单，拒绝无目的的想象，所以没有广泛传播的可能，并会因其功能的时效性而很快被覆盖或被遗忘。日常生活中的物质也就具有了一种神秘性。这种神秘性源于物质在两个方面受到的忽视：一是在同一时间性里的忽视，即当代人对于当下物质状况的忽视；二是在不同时间性里的忽视，即现代人不了解过去的物质状况，未来的人也不了解这个时代的物质状况。

这是一种出现在“过去-现在”之间的时间性断裂，也是一种关于“存在-记忆”的知识性断裂。自人类历史开始以来，这种断裂在日常生活领域中一直存在，而且未来也可能会持续下去。历史学家会凭借复原一个时刻的日常生活证明自己杰出的研究能力，他们依靠的是个体化的想象力和修辞学技巧，但无法干预这种断裂在未来叙事空间里的延续性。

20世纪以来，哲学领域的现象学派注意到这种断裂，并提出要关注日常语言、物质与空间状况，现象学由此被视为“一种关于处于其生活世界之中的人的哲学，它能够以某种严格的科学方式来说明这个生活世界的意义。”鉴于此，哲学家进入了日常物质、语言与事件领域。由于无法处理那些琐碎、无常、不可把握的状况，他们最终又回归纯粹的思想领域。相比而言，社会学和非虚构文学或“当下文学”（关于当下的写作）对于这个目的的实践更充分。但因其与现象学理论的联系并不密切，这种实践也就缺乏深刻的理论背景，尤其是关于日常生活的时间性、日常叙事与人类中心主义叙事关系的思考，所以日常生活状况仍旧无法进入现代理性话语的主体结构。

日常生活成为人类中心主义叙事之外的隐蔽领域，在文本意义上不可追溯、不可复原。每一个时代的日常生活都被限定为当下的感受，确切地说是个体神经系统内部的、即时性的感受。在工业化之前的时代，这些感受虽然是孤立存在的，但对于个体而言仍然是完整的。现代机器控制日常生活之后，它们不再是完整的，而且更替的节奏更快。一旦新技术引起日常生活中物质状况的变化，这些依存于之前物质体系的个体感受也就不存在了。总之，个体感受总是处在“当下”状态。这里的“当下”是一种断裂性的时间状态，与过去无关，也不会通向未来，与现在也仅仅具有一种局部的、可隐匿和可忽视的关系。

当下日常生活中的物质与个体感受本该是宏观叙事或逻辑分析的基础，但最终消失不见，未来的宏观叙事或逻辑分析会出现一种形而上的、非实践化的倾向。这种状况普遍存在于“过去-现在”的历史结构中，而在“现在-未来”的时间结构中同样如此。未来的人无法把握当下正在发生的事件及其空间和物质结构，这个时代的日常生活状况也就无法传递到未来的话语空间。在普遍意义上，每个人都处在不断流动的日常生活中，他们是日常生活领域的主导者，他们独立地选择日常物质的类别，独立地决定这些物质的用途与归宿。虽然这些物质与同时存在的人的状态密切相关，但由于上述原因不会成为长时段的历史记忆。

日常生活物质中有一个被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机制所刻意剪切掉的类别，即功能性的物质。其中的一部分会进入当下的日常因果关系叙事，但只会进入语言的名词系统，而这个名词系统最终又因其所依存的物质体系的消失而成为一个不可知的语言领域。20世纪，汽车对于现代社会机制而言是一种无可取代的功能性物质，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动力基础，但也无法逃脱被裁剪的命运。汽车驱逐了牛马，成为公共道路的主角，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路面结构、城市景观和法律体系，而且是一个现代时间-空间与身体移动性的重要支撑，并在一定程度上因其所具有的无限动力机制驱逐了古代奴隶制度，然而汽车却很少进入现代文字机制，因其属于这个被人类中心主义剪切掉的类别。

“汽车驱逐了牛马，成为公共道路的主角，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路面结构、城市景观和法律体系。”[图源：hariesautomoto.tumblr.com]

关于物质的知识在不间断地更新，但这个进程中也有一个反常现象：旧知识被新知识取代后不会形成长时段的记忆，不会进入档案系统，几乎都是直接消失。几乎每一种新知识变陈旧后都会有相似的命运。考古学家对于这种状况没有提出健全的应对方案，他们实际上缩减了自身的功能，将自己的力量限定在被裁剪的物质领域。他们的视野需要求助于运气，也就是在不经意间发现另一个时代的物质遗存，然后进行一系列弥补性的、想象性的推理工作。历史学家虽然受到这类问题的直接影响，他们也没有应对方案，所以多数情况下会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

现代人总是间接或直接地受制于汽车所创造的空间转换效率、信息传递效率和身体移动效率。如果有人认为自己只要待在工作室里，步行出入，也不能就此否认汽车对于日常生活和宏观历史趋势的影响，也不能说自己不受汽车的影响。因为他身边的人、他的衣食住行都处在这种机械化的移动性里，他的生活环境也被这种移动性所改变。同样，文学家、哲学家、自然科学家也都处在这种机械化的移动性里，但这依然不能改变汽车在档案生成机制里被裁剪、被忽视的命运。电影与电视等音像体制最大限度地表现了汽车对于日常生活和宏观历史的意义，但这不是关于人类记忆的稳定的、可传递的方式，而是一个以娱乐为目的的艺术空间，虚构有不受质疑的合理性，所以很少有人苛求其中的真实性。汽车以及相关的技术体系在历史进程中逐渐进入人类知识谱系的最深层，成为一种被遗忘的、不可见的重要性。

汽车是一个具体的象征，是对现代机器历史性处境的阐释。现代文化是一种将机器作为动力基础、并对其功能有特定预期的历史状态，然而机器在现代叙事中始终处在沉默或隐形状态。18世纪以来，现代机器不间断地影响人类社会的状况，并在一些重大时刻改变了历史的方向。在启蒙时代后期，机器降低了奴隶制度的存在价值，在实质意义上加速了它的消失。在工业化前期，机器所塑造的社会阶级状况孕育了现代革命的动机，并改变了现代政治的基本结构。在工业化后期，机器重新塑造了人的神经系统，改变了人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加快了日常生活的节奏；机器体系加剧了现代战争的残酷性，但也创造了空前的城市文明。20世纪初，机器已经是现代生产和生活秩序的决定性因素，并以其机械化的单向付出机制消解了社会阶级之间的暴力对抗。机器与现代职业类别、社会管理和政治理念等构成了一个功能综合体，雅斯贝斯称之为“机器的统治”。我们很难想象一旦失去机器的动力机制，现代文化会变成什么样的状态。奴隶制度会不会重新出现，人类政治模式会不会改变？

尽管如此，机器仍旧无法打破人类中心主义主导的叙事-记忆机制。机器加速了奴隶制度的消失，并协助人类建立了高效、平等、自由的现代制度，但待其功能终结仍旧无法避免在双重意义上被驱逐：一是物质形态的消失，二是在叙事-记忆机制中的消失。这是现代历史上一个关于存在与记忆的矛盾：一种机器在其功能丧失之后就被排挤出实用主义体系，进而被排挤出叙事-记忆机制，看起来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这个现象源于人类中心主义与物质主义之间的对立。虽然这种对立的结果从古至今都是存在的，但我们不能就此否认机器对于改造人类历史的巨大作用。

那些强有力的、具备特定功能的机器没有语言能力，也就没有关于政治权力和日常生活方面的主动需求，它们甚至不在意自始至终受到人类叙事-记忆机制的忽视。中国学者吴国盛认为其主要原因是技术本身有“自我隐蔽”的特点。法国学者西蒙栋（Gilbert Simondon）认为这是现代文化的特征，也就是“把技术归于非人性的范畴，并因此与之抗争”。鉴于此，他批判了这种在人和机器之间制造对立的文化模式，并试图在物质主义的体制下构建一种技术或机器文化，然后重新认识现代文化和机器的关系。

在这一方面，我们不能苛求将人的身份赋予机器，事实上也无法在人类中心主义叙事-记忆机制中复原机器的存在状态，因为机器不具有类人化的主体性，要完全依赖于人的行为机制，但我们也不能将之彻底从现代文化中剥离。“文化一旦失去了与技术物体的真正联系，那么它也就会失去文化的真正的一般性特征。”汪民安试图在机器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记忆机制之间构建确切的联系，并从这一角度分析现代家庭中的机器状态，将之纳入现代叙事-记忆机制：“洗衣机有一个复杂的叙事过程，它有一个开端，一个发展，一个高潮，一个结局……像是一部叙事小说一样起起伏伏。它发出的声音充满着变奏，有时候是轻快的水流声，有时候是间断性的嗡嗡声，有时候发出迅疾的低声轰鸣，最后是戛然而止的警报提示音”。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记忆机制而言，家庭中的机器成为一个具有反思价值的类别。

机器改变了日常生活的时间性与空间性，打破了人与劳动之间的传统关系。汪民安将洗衣机看作是女性独立的物质基础：“解除了衣服和妇女的劳动关联，而且还解除了这种关联中的身份征兆……最终将妇女从一个受难式的被压抑的文化视角中解放出来”。几乎所有的家庭机器都能减轻人的劳动强度，将人从具有生产性的劳动状态推向消费性的享受生活状态。这是机器对于日常生活机制的改变。而在日常生活之外，机器也不完全是人类的压迫者，相反它创造了一个有别于传统社会的生存状态：“合理化与机器化将无数来源不同的因素汇合成巨大的洪流，这样的结果不是一种把人当作低级动物的奴隶经济，而是一种由独立人格形成的经济”。

在物质主义的视野下，现代文化应该有其他的阐释方式。这里的“物质主义”有别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也不同于社会伦理学意义的“物质主义”，即个体将物质视为生活的第一要义，甘于被诱惑、并无限度消耗物质的消极状态。所以，物质主义是一种在人类中心主义之外重新评估物质功能及其价值的思想体系，其目的是打破无意识物质和有意识生命之间的界限，将那些作为宏观历史与日常生活基础的物质纳入人类叙事-记忆机制，重构现代文化阐释学。一个人看自己的手表，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下，我们会认为他在看时间，为自己的生活状态获得时间定位，或日常生活的节奏感。但在物质主义的视角下，看表的内涵不只如此，也是在看表的物质结构及其所具有的功能。这些功能是一个物质-技术序列的独特属性，并以一种独立的存在状态进入人类日常生活的景观。

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范畴内，物质主义在实践意义和思想意义上一直受到忽视。物质的静止状态受到忽视，物质的功能受到忽视，物质的演化过程也受到忽视。这是物质在人类知识谱系中处于边缘的重要原因。马克思注意到这种状况，并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尽管他的分析背景是阶级对立，但仍有开拓性的意义。在马克思的观念中，物质基础决定了一个时代的思想状态， 但在物质主义体系中，这个观点还有进一步发掘的可能。物质没有语言能力，它们总是处在被改造、被使用、被抛弃、被忽视的境地，并最终因为没有语言能力和感受能力，它们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记忆机制始终没有反思的可能。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认识到这个问题，进而从物质主义的角度描述日常物质的功能，但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研究者会被持续的沉闷所控制，因其面对的始终是一个不能言的机器-技术领域。

“不能言”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第一个方面显而易见，即机器-技术领域与叙事-记忆机制各行其道，但远离叙事-记忆机制会减弱机器-技术阐释学的重要性，并且会妨碍叙事-记忆机制对于现代文明的解释思路。机器-技术已经内嵌于现代文明，我们虽然可以在人文主义思路的背景下构建现代文明叙事，忽视机器-技术领域，但这会造成现代叙事中无主体或偏离主体的现象，伦理判断或道德谴责之类的主观叙事会趁机抢夺关于现代文明进程的解释权力。

德国历史学家迈内克用这种方式为纳粹德国辩护，并将这个历史现象归结于西方道德普遍没落的问题：“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人身上的这种马基雅维利式的不道德因素，并不仅仅限于德国人，而是属于那个骇人听闻的过程中的普遍动荡的一部分，无论那是西方的没落，还是西方转换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没有一个人做了好事，没有一个人’”。实际上，他忽视了机器-技术领域对于人的行为模式的影响。在现代机器-技术机制主导的社会分工时代， 很多人死于人道主义暴行。当我们追究罪责时却会遇到难题，因为一个人被指控犯了杀人罪，但他说自己只是按了一个按钮，然后一个技术体系承担了消灭生命的功能。

迈内克没有发掘现代人的机器-技术属性，及其受到机器-技术体系控制的情况，所以他只能纠结于道德判断，并将德国人的民族性转变成现代人或欧洲人的普遍问题。这是一种令人反感的辩解策略。自从机器进入现代历史之后，人的主体性及其境遇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一个人要去做他不愿意做的、甚至违背其伦理的事，但由于机器-技术体系创造了一个漫长、模糊的因果关系类别，他不清楚自己行为的严重后果。机器-技术塑造了一种新的生存秩序，人与人之间的认知、交往与责任感已被机器-技术体系打乱。在这个新秩序中的人仍旧支配着自己的身体，却不一定是源于个体的自由意志，而可能受制于“技术统治”时代的“顺从机制”。这个分析思路对于迈内克的观点更有利，因其能在更普遍的意义上说明现代人在机器-技术所主导的现代文明体系中所具有的被动性和从属性。

关于“不能言”第二方面的内涵具有间接的隐蔽性。机器-技术领域不但自身会远离叙事-记忆机制，与之相关的人也会逃避这个机制。他们可能是一个时代高效机械动力的创造者，主导了一个领域的物质与技术变革，然而在文本意义上却不可见：“技术不仅颠覆了写作，也与所谓的人类一起将其吞噬并携之而去，导致无法对技术进行具体的描述”。所以，“不能言”的第二个方面与第一个方面在本质上没有区别，相反是对第一个方面的强化，即机器-技术领域既有内在的隐蔽性，又有对外的吞噬性。

对于机器-技术领域的研究有一个困难：除了通过想象力与感受力获得的单向度的解释思路之外，我们无法直接获得机器的内在感受，因为这种感受对于人而言是不存在的。这是一个长期以来就存在的问题，“哲学自古至今把技术遗弃在思维对象之外，技术即是无思”。在这种状况下，我们也就无法证明对于这个没有动机、不能言语的对象的分析是否合理。海德格尔对于这个问题的判断是深刻的：“技术本身阻断了对其本质的体验”。

数字时代下，技术已经完全融入生活。但在历史之中，技术却往往游离于技术之外。图为“手机时代”插画，[图源：xsj.699pic.com]

一般而言，对于人类历史状况的分析，记忆是压倒一切的。关于一个问题的记忆越丰富，相关分析就会越具体。相反，没有记忆则没有历史。而语言对于日常生活的所指能力是日常生活状况在记忆中存在的前提，“事件总是语言的事件，总是一个可言之物”。所以，塑造记忆的前提是语言的所指功能变成稳定的历史文本。伟大的英雄人物改变了历史进程，但在历史文本学意义上，他们改变的是叙事-记忆机制。如果这些人不具备语言能力，或者说他们即使具备语言能力而无法主导叙事-记忆机制，那么同样不会在现代人的观念中成为改变历史进程的角色。

机器影响了现代历史的进程，并在一些重大时刻改变了现代历史的方向， 但机器没有语言能力，所以不会进入人类历史的个体和集体记忆系统。因为能言，或者说具备语言能力是塑造历史性存在的前提：“可言之物既不是某个简单的语言之物，也不是某个纯粹的事实之物：根据一个古老的根源，它处于思想和事物、言词和世界之间。不是和词语分离的事物，而是被说出并被命名的事物；不是作为自主符号的言词，而是命名并显现了事物的行为中的言词。或者，我们还可以更确切地说，它是一个处在了其纯粹可言性当中的事物，是一个向着语言到来的事物。”而机器处在这种状态之外。谁都不能否定机器在塑造现代历史进程中的巨大力量，但很少有人能够说明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因为机器不能言。

所以，作为一个技术集合体的机器总是被限定在当下的日常生活领域。人类宏观历史是一个无限延长的状态，处在当下日常生活中的机器能够进入这种延长性的记忆空间，并在一个时刻是这种历史延长性的基础因素，但最终又被人类中心主义所主导的叙事-记忆机制所排斥。当一类机器的功能正常运转时，而且这些功能有可观的经济价值，那么在这个时刻它就具有不可取代性，或被视为现代生产序列的基本要素。一旦它的功能出现失常状态，或是在这个序列中不再具有经济价值，那么这类机器就会被迫消失，并进入废物回收机制。这是宏观历史中一个沉默的、没有缅怀意义的领域，一个最终被彻底遗忘的领域，而不是一个具有知识考古学意义的、可追溯的领域。人类叙事-记忆机制中关于存在与印象的关系不适用于机器领域，一旦预设的功能消失，机器的存在及其印象会一同消失。

汽车是一种功能性的物质，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既是现代城市意识形态的动力基础，也是消费主义时代的身体移动基础，以一个无可取代的角色承担着物质、人员与信息的运输功能，但在未来呢？汽车有很多种进入人类叙事-记忆机制的方式，包括技术手册的功能描述、消费者的即时性评论、生产者的自传性写作等，但由于不能言，汽车仍旧处在现代档案生成体系的边缘地带，在人类记忆中是一个不稳定的、难以追溯的角色。如果汽车被部分地放在实物陈列馆或博物馆，它们还有可能进入现代知识的考古学领域。因为实物陈列馆或博物馆是由公共财政维持的、供普通人缅怀、纪念或追忆的公共记忆保存机构，也是一种维持物质功能可解释性的重要机构。对于无限流动的、不断更新换代的物质而言，这类机构有不可取代的意义，因其能弥补平面化文字在塑造一类意义时的不完备，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抗文字的单向度解释以及其中的独断目的。但与汽车相关的物质进入陈列馆或博物馆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未来的人理解这个时代的燃油动力汽车时只能依靠片段化的、选择性的叙事-记忆机制。即使未来有人在地层里发现了它们被水、盐、各种矿物质侵蚀后剩余的残损部分，却很难阐释各部分的功能。

现代汽车在销售时会统一配备技术手册。在现代思想领域，这类手册几乎没有分析的价值，语法简单，动词和形容词单调，其中的名词属于日常话语的边缘系列，在形而上学和抽象分析中出现的机会很少。这是一种不具备深入解读可能的技术文本。在未来的思想史、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研究的参考书目中，这些技术文本一般不会出现。未来可能会有一个类似于“技术社会学”的新领域，重视那些控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却在学术研究中被忽略的物质与技术，但这个新领域最终会不会出现，能不能形成完整的分析话语，在目前看来还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鉴于此，这些附属于机器-技术领域的专业知识手册在人类历史中会处在一种悬置的状态。

汽车类杂志是一种展示汽车状态的图像形式。这类杂志有三类功能：一是驾驶感觉的传递，二是现代设计-审美，三是商业销售目的。在传统的档案生成机制中，汽车杂志因其商业性和技术性而被排斥在外。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很难找到哪家公立图书馆或档案馆专门为这类杂志确定了独立的知识类别，并将之完整收录。所以，这类杂志在人类知识谱系中不会成为一个无限传承的类别。

作为一种技术综合体的汽车是现代人类行为模式的革新者，在人类叙事-记忆机制中却是一种附属物质，尽管配置了大量先进、复杂的技术与科技功能，仍旧不具有跨时代阐释、承担双向或多向情感沟通的能力，所以很多关于汽车的研究也就不能突破汽车在人类叙事-记忆机制中的附属性。麦克卢汉提出了一个具有物质歧视性的概念，即“机器新娘”（The Mechanical Bride），用来描述车主与汽车的关系。当代非虚构作家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描述过奇瑞汽车的状况，但汽车在他的语言中仍然是一个被刻意塑造的附属角色。汽车对于他而言既是一种保护个体安全的物质，或一种不可取代的视野，没有汽车，他就不能构建关于中国日常风俗的叙事。但在这个叙事类型中，汽车最终还是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附属品。他驾驶着一辆汽车从北京南下芜湖，参观了奇瑞的工厂和技术陈列室，简短地与奇瑞领导交谈。

这场对话很仓促，双方都没有摸清对方的目的。海斯勒是要见一见奇瑞的领导，完善非虚构写作的情节。这个领导是要尽微薄的地主之谊，他不知道这个美国记者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或阻碍公司的发展。而海斯勒没有处理好这一场跨领域、跨技术体系的对话。在他们之间始终有一个关于日常领域与技术领域、源于美国百年汽车文化与中国自主制造初级阶段的落差，而且短暂的接触甚至无法突破陌生感所主导的僵硬话语模式：“我们拥有的是进取心，我们没有品牌，没有认知度，什么都没有，我们拥有的只是强烈的进取心”。所以，这个对话的场景既没有历史性的绵长与厚重，也没有汽车工业与物质感觉所主导的技术话语的准确性。

非虚构文学仍旧处于人类中心主义范畴，虽然突破了传统文学的视野局限，但对于物质主义的理解是不足的。这种写作体裁重新定义了文学与日常生活的联系，创造了写作场景的平等化、日常化和即时性，让那些微小的、转瞬即逝的场景具备了解释的意义。但迄今为止，这个体裁仍旧没有突破传统文学的写作策略。在传统文学模式中，最重要的是人，尤其是那些能够改变一个空间存在状态的人。但在传统文学和非虚构文学模式之外，那些为人改造的物质领域、独立存在的物质领域或改变人的生存状态的物质领域同样具有写作的意义。而这些领域迄今仍旧受到无意或刻意的忽视。

为了直接进入这个被忽视的领域，我购买了一辆汽车。2020年这本书的初稿完成后，我试图跟这个汽车生产商建立联系，以确定相关数据是否准确，并希望获得机会考察生产线，以实践者的角色体验中国制造状况及其与消费心理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到身处物质与感觉领域中的孤独。这些以稳定的技术状态行驶的汽车仍旧被限定在日常消费领域，几乎难以找到进入现代思想领域的途径。2020年3月，我致电汽车生产商， 通话首先进入人工智能回应模式：“自助查询请按0，救援请按1，投诉请按2，咨询请按3，重听请按 9”。进入咨询系列后，人工智能提示正在接通人工服务，“通话期间会录音”。我告知了我的目的：我根据你们公司生产的汽车写了一本书，一是说明中国制造的状况，二是阐释机器动力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希望您能为我联系相关技术人员，以便确认书中数据的准确性。人工话务员告诉我一个电子邮箱，写信后可以得到答复。我打开网页，在电子邮箱中输入收信地址，然后在文本框中输入具体内容：

您好，我有一辆贵公司生产的手动挡汽车，目前正在写一本汽车与中国制造的书，已基本完稿，但缺少研发过程的数据。这本书的目的是将汽车纳入现代社会的进程，将之看作是现代生活的动力机制。鉴于此，我希望贵公司能给我对接相应部门，让我更好地了解研发经过、调校技术、车身各部分的数据，当然在不涉及商业秘密的情况下。

等待三个月之后，我没有得到回信，所以再次拨打客服电话。客服提示我在手机上关注车主俱乐部服务号，其中的人工服务会给我提供相关信息。进入车主俱乐部服务号之后，自动答复系统发过来对话提示：“亲爱哒~夏日炎炎，愿我的服务给您带来清凉，我是人见人爱的奇瑞客服‘瑞文’，请问有什么可以效劳的？”我再次阐释我的目的：

——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信息的，非常抱歉。

——如果书出版了，涉及技术不准确的地方，怎么办？你们会不会找我的麻烦？

——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信息的，非常抱歉了……亲，给您添麻烦了。

迫于无奈，我拨打人工客服电话，说明我在这个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并强调这是纯粹的学术研究，不涉及商业利益，既不会要求提供研究资助，也不期望写成后获得奖赏，“我只是想借此说明中国制造的进步，以及机器动力对于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客服人员表示会为我联系相关部门：“请保持手机畅通，我们会尽快和您联系”。三天后，我接到了电话：“对不起，我们目前没有这类服务，请您再想其他办法”。

我或许可以将这个过程归结为汽车文化的薄弱，或者汽车生产商服务意识的局限，然后做一番批评或指责。但这不是我的目的，我不想在构建汽车感觉的过程中用讽刺的方式对待这辆车的生产商，相反，我理解他们在面对复杂的消费舆论时的不知所措。尽管我有塑造汽车文化的意图，却没有实践的能力，一个庞大的现代机器生产体制怎么会在不具备相互了解的前提下满足一个身处这个体制之外的陌生人的愿望？这辆汽车的终点是废物处理机制，而不是现代思想机制。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时代，谁会为一辆廉价的、不能言的汽车写作？就此而言，我的目的反而是不可理解的。

如果突破了我与汽车生产商的二元关系，从第三方的视角分析，我应该感谢这个徒劳无功的沟通过程，因其进一步将我塑造为一个非政治性、非商业化的个体，从而以一种卑微、独立、真实的角度构建物质主义的叙事风格。在这个过程中，我所经历的日常生活状况没有因为权力、利益或其他非日常化的目的的介入而变形，一切都以自然的节奏发生，一切都以一种中立的语言状态表达。总之，从卑微、弱小、非利益化的角度观察是日常生活写作的基础，因为日常生活本质上是一个平等、真实、非意识形态化的领域。

在物质主义语境中，汽车与现代思想的关系将会不同于人类主义的分析思路。迄今为止，我所能发现的一个将汽车视为人类情感和行为对等物的研究者是美国社会学家罗宾·内葛。他描述了一辆垃圾运输车，并将之塑造为一种具有生命意义的机械：

罗宾·内葛，纽约大学人类学与城市研究的临床教学副教授，自2006年起任纽约市清洁部人类学家。曾著《捡垃圾的人类学家》，从垃圾的层面讨论现代生活观念。[图源：sohu.com]

这辆车有很多其他的怪癖，这都属于机动车跑过很多里程的典型特征。她的缓冲装置和螺旋弹簧座很早之前就失效，不具备减轻路途颠簸的功能。她的后视镜振动得太厉害，以至于我身后的车看上去像一个个战战兢兢的污点……我停在队伍的末端，踩下刹车，继续捉摸她的噪音。也许这声音并不是哀恸，而是一种货车式的宣言，以示我们旅途的仪式性和庄严性，或是一种机械式的循环呼吸。

相比于麦克卢汉，罗宾改变了汽车在现代思想中存在的状态。他的描述里包含了一种物质平等主义，尽管仍旧不是纯粹的物质平等主义，因其没有避免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去设定阐释物质世界的理性、情感与逻辑模式，但我们对此不能强求。对于人类而言，物的状态可能始终是一个未知的、不可描述的领域。

马克思在棉纺织业大举扩张的时代分析了工人阶级在机器和资本控制下的艰难生活。在相关分析中，他将机器纳入了现代话语体系，注重机器与资本对于下层社会或产业工人的异化能力，并将之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因素。马克思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代思想的方向，由此成为分析现代社会根本特点的基础理论。这是19世纪后期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视野下机器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但这里的“人类”不是一个无差别的整体，而是在内部对立中的一个部分，即受到机器和资本压迫的无产阶级。在这一阶段，社会生产能力有限，物质产品不能满足日常生活的各种需要，“即使在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中，工人的结局也必然是劳动过度和死亡，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发生新的竞争以及一部分工人饿死或行乞”。20世纪后期，机器所构成或主导的社会机制在很多方面超越了马克思的预想。这个时代已经不同于产业工人受机器或资本控制、奴役的19世纪，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也由于全新的社会机制（工会、代议制、公费医疗、退休制度等）而减弱。不断提升生产效率的机器动力保证了丰富的物质供应，一方面降低了阶级对抗的愿望，另一方面创造了一个实践个体自由的无限消费机制，尽管这种自由在很多情况下属于个体感觉领域，而非现代政治领域。

马克思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早期阶段预见到劳动分工日益精细以及机器生产机器的情况，这种视野对于当下的物质、技术与社会状况也有重要意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他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即机器体系或自动机器体系对于商品生产的意义。他将分析视野限定在生产领域，并且认为这种新的机器体系是工人的异己力量：“机器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它为了自身不断运转而消费煤炭、机油等等，就像工人消费食物一样”。这种情况也不同于当下的人与机器的关系。在新的时代，就像消费行为所具有的自由内涵一样，物质与技术同样具有缓解社会冲突和政治对抗的巨大作用。

20世纪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对此已有相关解读，并由于重视物质、技术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而发掘了这个分析范畴。法国思想家波德里亚继承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思路，分析机器自动化和机器人时代对于人类生存状态的影响。这个分析范畴中有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将不能言的物质纳入现代文本，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原因在于：“技术物体自身不具备任何赋予其活力的因果性，技术就是在这样一种本体论的支配下，一直被放在目的和方法的范畴中来分析的。换言之，技术物体没有任何自身的动力。”

尽管如此，这是一个可以部分阐释的问题。在分析物质的存在状态时，我们虽然不能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导性，却能将分析视野下沉到日常生活领域，描述机器以及功能性的技术体系在这个领域中的真实存在状态。厄休拉·富兰克林对此有相关的经验：“当我谈论（技术世界的）真实时，我并不是想变身为一个哲学家，我是基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来思考现实。”日常生活领域的意义再次呈现出来。每个人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对之具有深刻的理解，而机器的存在领域正是日常生活，不是议会、书房、辩论大厅。所以，对于机器的分析首先要实现一个空间意义的转换，其次要重视主流知识谱系中的的边缘地带。这个边缘地带不是思想浅薄的地带，而是对于人类生存状态而言具有深刻和普遍重要性的地带。

*本文选自徐前进《驶于当下：技术理性的个体化阐释》，上海书店出版社，2021年9月。标题为社会学会社改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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