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安超《拉扯大的孩子：民间养育学的文化家谱》
不同于卢梭学派对乡村生活及自然主义教育之乌托邦式的精英怀旧，也不同于布迪厄学派对精英教育与平民教育之纯粹目光和实用目光的二分化理解，作者揭开了她所亲历的民间养育学的多副面孔和深层结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教育与生计相结合的家庭劳动教育；“说谅”与“圆成”——游戏、世俗交谈与社会欢腾所构造的公共闲暇教育；“举头三尺有神明”——对文字、读书、教师、爱情、善业等所承载的“天道”持道德敬畏的神圣性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乡村社会基于生计考量的实用目光始终存在，但每一代人都保持了“学以为己”与“成而为人”的纯粹精神与功德意识，而后者才是支持平民子弟实现阶层流动和文化超越的关键力量。可以说，民间养育学既是苦难教育学，也是希望教育学，而在最终意义上，是“大器晚成”的教育学。
第一章童年建构：拉扯孩子与长大成人
第一节 摇篮曲中的三种童年
一、粗鄙的民谣与纯真的童谣
二、传统与现代力量的交织
三、平民教育叙事的缄默
第二节 作为问题的民间养育学
一、卢梭式的教育乌托邦
二、内生性的文化传统
三、“先天不足”的底层文化
第三节 书写“文化家谱”
一、问题的聚焦
二、对理论框架的争论
三、概念界定
四、以“家谱”为方法
第二章安身立命的耕读传统
第一节 生计与养育共同体
一、“生养为大”：乡土社会的生育信仰
二、庄稼人的吃苦伦理和劳作本分
三、自发性的亲缘共育
第二节 游戏、交谈与社会欢腾
一、野孩子：乡土儿童的生命力量
二、拉呱：世俗交谈的道德意义
三、乡村闲暇生活的公共性
第三节 对精神世界的敬畏与神往
一、对文字和读书的渴求
二、恩义式婚姻的情感张力
三、对神灵与自然的敬馈
第三章集体化时代和转型初期的孩子们
第一节 生计形式的转变
一、“农业粮”与“国库粮”：劳动价值的分层
二、家庭与集体生活的互动
三、儿童对苦难的间接性体验
第二节 国家和学校的身影
一、国家的儿童
二、读书的实用性目光
三、苦学与反叛
第三节 艰难的突破性力量
一、青春期爱情的魅力与道德围剿
二、与贵人相遇
三、地下青春文学的产生
第四章没有硝烟的教育战争
第一节 80后的命运分岔
一、“办公室人”的结构性降级
二、“浪子回头”的新工人
三、生计晚熟与再家庭化
第二节 文化互嵌式的养育实践
一、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
二、“严母玩父”的抚育者群像
三、“供养小祖宗”：代际关系的逆转
第三节 结构性的养育焦虑
一、家庭教育的母职中心化
二、隐秘的童年反叛与成人驱逐
三、儿童照料领域的公共性危机
第五章大器晚成：民间养育学的文化洞察及其超越
第一节 局限性的文化洞察
一、“无规矩不成方圆”的底线性教养
二、“举头三尺有神明”的道德性敬畏
三、身教、喻教与礼教
第二节 匮乏之爱的情境依赖性
一、事业合作型家庭的去魅力化养育
二、强制度规训时的浅近自利
三、弱公共支持下的文化恐慌
第三节 平民文化土壤的滋养
一、“立”：把成长还给儿童
二、“玩”：基于顽皮的闲暇教育学
三、“谜”：珍视儿童发展的纯粹目光
序 家国变迁中的读书点滴
在社会转型时期，个体生命如何与社会结构进行互动、个体如何能动地参与到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过程中来，一直是中国社会学关注的重要问题。1999年，我在《生命的历程：重大社会事件与中国人的生命轨迹》一书中专门介绍了西方生命历程研究的历史发展、分析范式和理论应用。生命历程研究一般有两个范式，一个是用定量方法中的“事件史分析”来追溯群体的生命轨迹；另一个是用质性方法中的口述史、生活史、民族志等方法来回顾和反思个体与族群的生命故事。安超的《拉扯大的孩子：民间养育学的文化家谱》就是用质性方法对一个乡村家族中的子弟100年来“长大成人”的生命历程的书写，写出了不同于精英教育学的“民间养育学”。她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无论在哪个时代，乡村社会都存续着一种对于“读书”的纯粹精神、一种“立志”的功德意识，而支撑平民子弟最终实现社会流动和文化超越的，并不是“读书改变命运”的功利性的急迫态度，而是民间社会内在的对“读书”、“学习”和“家国”观念的道德信仰。安超的写作也让我重新回忆了自己读书和成长的历程。
爱学习是一种骨髓里的理念
我出生于一个读书世家，但是回想起来，从小没有任何人教我专门学什么东西，我也没怎么认真读书。我的外公是一位大考古学家，我从小在外公家长大。我的父亲当时在重工业部也就是后来的冶金工业部工作，是一位冶金专家，工作特别忙。因为当时国家建设需要技术人才，全国各地那么多工业项目，他需要常年出差，一会儿从长沙回来了，一会儿从广州回来了，经常能带回好吃的。我的母亲就在家带着我们，但她照顾一大家子人特别忙，也没有专门的时间教育我。
我对读书的浓厚兴趣是1963年考进北京四中读初中后培养起来的。北京四中当年是北京最好的中学，它把一帮极有读书兴趣的人聚集到了一起。进了四中我一看，这帮人太厉害了。我父亲虽然会很多门外语，但他没有教过我任何一门。一到四中，我发现同学们的英语都说得顶呱呱，有的同学连微积分都学过。我就非常吃惊，他们简直是无所不知啊！后来我仔细一想，原因可能是，1957年很多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赋闲在家，不像我父亲天天出差，他们就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教育孩子上了。我觉得同学们都太厉害了，跟他们在一起学习，我不读书、不拼命不行啊。从1963年到1966年，我真的是非常刻苦，基本上天天就是学习。四中的学习氛围，就是让你从内心里觉得，读书是一种乐趣。
1966年我读到初三，准备考高中，正在为这个目标奋斗，每天早上念英文。有一天早上念英文的时候，同学们就围过来跟我说：“你傻啊，听广播了没？”我仔细一听，原来是高考取消了。我一下就发蒙了,心里就嘀咕，难道从此天下就没有考试了？一开始学校确实有一点儿混乱，大家不考试就看报纸，看各种大字报，但孩子们对这些运动不感兴趣。1966年底全国大串联，学生走到哪里都不花钱，就到全国去玩，跟疯了一样。但串联需要有介绍信，出身好才行。我父亲虽然在冶金工业部，但他属于知识分子，既不是“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也不是红五类。我属于中不溜的，没有人理你，就变成了“逍遥派”。“逍遥派”就不是特别关心运动，主要就是玩，一帮孩子到处去探险。
虽然考试取消了，但是对四中的学生们来说，爱学习已经变成他们骨髓里的理念了。1967年，当时我们去工厂劳动，就去了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住在石景山的鲁谷中学里。那时候整个社会流行“读书无用论”。“破四旧”的时候，很多书要扔、要卖。市面上一律不收外文书，外文书只能当废纸卖。石景山那里有个图书馆被砸了，无数的书被扔得到处都是，那可是宝库啊！四中的学生们很爱学习，我们就把有意思的书拿回来看。那时全国经济建设大受影响，父亲在部里的工作也没那么忙了，总待在家里。我家离冶金工业部不太远，父亲就从部里借当时最流行的书给我看，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自由阅读了大量的书籍。
1967～1968年，我基本都是在玩半导体。当时社会上流行半导体，我们一帮小孩儿就迷上了做半导体。做半导体并不简单，需要懂数理化的基础知识，得熟悉关于电子、电路、晶体管的知识，把原理搞清楚。我们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测量电感应，测量三极管的β值。那时候大部分东西都是自己做的，线圈都是自己缠的，但电容啊、磁棒啊这些做不出来，需要想办法去买。
那时候北京不是工业城市，经常买不到半导体的元件。但是北京西四有条街，可以换到元件。我有这个东西，你有那个东西，咱俩用万用表测好了，就可以换。人家的元件好，给人家补点儿钱。有时候我们还搭车去天津买元件。当时天津是工业城市，从天津来北京的运输车都停在前门那里。我们一帮孩子经常涌到那里，先推一个女生去跟司机打招呼：“师傅，我要去天津，能带我们去一趟吗？”师傅一看是女生，就说可以。一听“可以”，我们一帮男生就呼地全上去了。师傅也不好意思说让我们都下去，就给我们拉到天津去买半导体元件。那时候读书，是因为有兴趣、有需要啊，不懂原理做不出这个东西。到现在很多知识和操作我都能记得。兴趣和热爱，是最为纯粹和深刻的学习动力。这种学习的质量是最高的，能够跟着人一辈子。
煤油灯捻子下的夜读岁月
1968年7月，我听从学校安排“上山下乡”，坐火车、汽车一路颠簸，花了3天时间辗转来到了黑龙江边境距离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不远的地方，这里在编制上是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连队，其实就是一个村庄，在那里我一待就是9年。当地的冬天一般是零下20摄氏度，寒冷的时候是零下40摄氏度。夏天就是蚊子太厉害，一个老牛走过去，蚊子就“嗡嗡”扑过去，再飞起来就是一片红色的，能遮住一面墙。一个从小生活在城里的青年，父母一直在身边，虽然也下乡劳动过，但没有去真实的村庄独立生存过。突然有一天，没有父母了，就你一个人被扔到村里面，心里面特别震撼。
黑龙江的冬天长达半年，当地人把熬过冬天叫“猫冬”，生活很枯燥，我最苦恼的事就是没书可读。当时我们也带了一点儿书，但带的书都被我们迅速读光了。其实我带的不多，同学们带的书挺多。因为我父亲的书都是写着各国文字的书，以及关于采矿的各种专业书，我也看不懂，所以带的书不多。有个同学叫张弦，他带的书很多。其中有一本年代久远的线装本、插画版《聊斋》，我们都特别喜欢。但是这些书很快就被我们读完了。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发现了村里的一个“读书宝库”。以前村里有个图书馆，“文革”期间被砸了。村里的文书叫路国企，他特别聪明，就把这些书都藏在了家里，这使得这些书幸免于难。我们就不断从路国企那里借书看，但很快也都看完了，知青们就想方设法找书看。
那个时候，北京知青相互都很有同情心，也都非常渴望读书。1969年我去东北的时候，在黑龙江边境的迎春火车站等火车，迎面遇到一个年轻人，就说起话来了。他说他叫郑也夫，是北京八中的。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成了很好的朋友，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当时他被分派到离我30多里的种畜站工作，我有时就搭车去他那里。郑也夫也是读书无数的人，是个很纯粹的文人，我就常去他那里借书。
但是僧多粥少，一本书好多知青轮流阅读，在手里最多也就是3天，因为后边还有很多人排队等着呢。当时我们白天劳动，晚上就点着煤油灯就着微弱的灯光读书。那时很少有电，我们拿一个小罐头瓶，棉花捻子伸到油里去，灯点起来只有豆大点儿火光。我们只能在晚上拼命地读，因为白天要劳动，经常是读完之后直接累得躺在地上就睡着了，不眠不休实在太困了。
李强老师知青时期的读书摘抄本（1975年）。[图源：sss.tsinghua.edu.cn]
从1968年到1979年，读书情况大体上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拼命看、拼命读，开卷有益，什么书都读，也不分类型，只要是本书就行。今天读《卓别麟——不朽的流浪汉》，明天可能就是《安娜·卡列尼娜》，后天可能就是《电工原理》什么的。读什么书不是由你的兴趣决定，而是由有书和没书来决定，那时候的书实在是非常非常宝贵。
1969年，我的父母也被打倒，下放到云南蒙自县（现蒙自市）草坝的冶金工业部“五七”干校。当时邮政是通的，村里有邮递员，一般两三天来一趟。但写一封信寄给父母，要半个多月才能到。那时还有一些报纸在发行，为了学习英文呢，我还想办法订到了《北京周报》的英文版Peking Review。我的英文底子好，那个阶段的阅读功不可没。
1971年前后，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的“灰皮书”，都是国外译著，比如《第三帝国的兴亡》等，封面上印有“供批判使用”“内部发行”“供内部参考”等字样。这些书在王府井胡同里一个隐秘的小店中能够买到。这个店没有门面，大部分人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但很多北京人都知道，我们就托北京的家人朋友买书寄过来。尼克松访华后，政策就宽松了很多，很多外文书就公开卖了。这些“灰皮书”是时代的特殊产物，也曾经是我们很多知青的启蒙读物和精神食粮。
196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批所谓“供内部参考批判”的书籍，主要是西方文学作品，包括《麦田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基督山伯爵》等多部名著。这些书的封面大多是黄色或灰色的，故称“灰皮书”或黄皮书。文革期间，这些书悄悄流传，成为“地下文学”的主要启蒙源泉之一。[图源：sohu.com]
从公交车售票员到大学老师
1977年，我27岁时终于回到了北京，我的父亲也平反了，从此全家团聚了。回来之后，我没有工作，等着街道分配，也没有任何好工作。那时候信息不畅，我不知道高考恢复的事，就错过了一次考试。当时我有一个亲戚在北京第一汽车制造厂，他说你来我这里开车吧。我去了以后才知道，要从售票员开始做，但什么时候能让你学车、开车不知道。我就在320路公交车上当售票员。卖票卖了两个月，到四五月的时候，听说又有高考了，我就去准备考试了。7月考试，语文、数学、政治、外语、历史、地理6科考了3天。那时候复习没有参考书，只能拿着笔记本东打听、西打听，到处去找题、抄题来练习。尤其是数学题，你自己编不出来，得看人家编的题。当时考试我外语考得最好，在北京市是前几名，可惜的是外语成绩只作为参考分，不计入总分。就这样，我考上了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政治专业。
我在人大读书的时候，当时人大图书馆的藏书还不多。我就经常跑到北海公园旁边、当时藏书最多的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去借书。我跟郑也夫频频在北京图书馆碰到。我自己能申请到一个借书证，我父亲也可以办一个，一个借书证一次可以借走3本外文书。这样，我用两个借书证，一次能借走6本书，一个月读完还了再借。从人大到北海公园南门，还是很远的，春夏秋冬、周而复始，我就这么看书。
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学的还不是社会学。1979年，当时东四的北京美术馆（现为中国美术馆）正在展出大量改革开放之后的进口书籍，展会上有一架一架的外文书。我当时看到有一架书的归类是“sociology”，一翻书，图文并茂，觉得太有意思了。慢慢地，我对社会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阅读了很多社会学著作。9年的下乡经历让我对广阔的农村社会有了更多的“参与式观察”，也让我深切体会到了中国社会的广袤和复杂。我于1982年本科毕业，接着念了3年研究生。毕业之后，机缘巧合，我在郑杭生老师的邀请下，留校从事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可以说，正是我求知若渴的读书经历和特殊年代的生活经历，让我逐渐与社会学结缘，“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之后我一直在这条路上辛勤耕耘，学习不辍。
我们这一代人生活的历史时期和碰到的历史事件太特殊。我们的读书经历，是与新中国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的。在动荡而艰难的岁月里，求之不得、如获至宝的读书经历是我个人成长中最浓重的笔墨，是我命运发生转变的关键点，也是整个国家和民族从“读书无用论”到尊重知识、笃信好学的态度之变迁、之发展、之成长的缩影。
李强
2020年12月
前言 何以长大成人？
“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还反了你了，养了个白眼狼！”这句话一直伴随我从小与母亲斗智斗勇的成长过程。每次母亲气急败坏地撂下这句话，我也只能偃旗息鼓，虽然心里很不服气。那时候，我一点也不理解“拉扯孩子”的意思，心里默默嘀咕，不就是洗洗尿布吗？由于父母工作非常忙，我和弟弟的童年大多是在农村跟着爷爷奶奶度过的，与母亲并不“亲”。来到城里上小学后，我对母亲的管教又恨又爱。在农村野惯了的我，恨她坚持让我剪短发像个假小子，恨她不给我穿漂亮裙子，恨她学费不能及时交上让我被老师羞辱，恨她不让我看闲书，恨她不让我带好朋友来家里玩，恨她总是冷冰冰地责备我……可是，懂事后的我也很心疼她。母亲是个瘦小的南方女性，从小家庭条件优越，作为备受疼爱的小女儿，没怎么吃过苦，高中毕业后在当地的事业单位上班，属于“坐办公室”的人。1998年事业单位改革的时候，母亲为了赚更多的钱来养活一大家子人，停薪留职从单位里出来“下海”做起了买卖。父亲在几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工作，爷爷奶奶有很多地要种但收入微薄，还要照顾年幼的弟弟。母亲就独自承担了进货、摆摊、售卖、收摊、算账的生计活，洗衣、做饭、打扫的家务活，还有亲戚走动、人情来往的家族事务。在忙碌的间隙，她才能顾得上我，偶尔回农村看望老人和弟弟。
每次放学，我都会到母亲窄小杂乱的衣服摊子旁边，支个小凳子，与母亲一起吃附近饭摊上买到的饭菜。母亲总是飞快地扒拉几口饭，或者吃几口就要停下来应付来来往往的顾客。母亲眼光好、口才好，因此生意格外的好。生意越好，母亲就越吃不上几口热饭，因此落下了胃病。我要帮一下忙，母亲就不耐烦地摆摆手，赶着我去温书、写作业，语气生硬地对我说：“你别伸手帮倒忙，做好你自己的作业就行！”我缩在摊子的角落里，看她与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衣服卖得好或遇到老主顾的时候，母亲的眉头就舒展一些；遇到难缠或者找麻烦的主顾，母亲就需要小心翼翼地赔不是；遇到来收保护费的凶神恶煞，母亲就不得不低三下四、忍痛割爱。有时候，母亲周转不灵，保护费无法及时给，摊子就被坏人砸得乱七八糟。我几次撞见母亲默默扶起东倒西歪的架子，她偶尔会坐在椅子上长久地沉默或叹息，但她从没为这些事情当着我的面流过一滴眼泪。
无论遇到什么事，母亲都不让我吱声，只让我待在角落里做功课，或者让我走开。渐渐地，母亲攒钱租到了门面，后来又买下了一个门面。我藏缩的角落也越来越好，从衣服堆旁边的小凳子，到一个楼梯间改造的试衣间边上逼仄的一角，再到一个明亮宽敞的门面入口处的收银台底下。始终不变的是，母亲瘦小的身影挡住了一切，人来人往的热闹处有一个安静的小角落，我在“市井中的孤岛”上洞察却无法陪着母亲尝遍人间冷暖。后来听夏林清老师讲到一个劳动家庭里的父亲，他是给领导开车的，作为司机，他养成了一种“在场而又不在场”的能力，这种时刻在“自我流放”、在孤独与想象中游走的生命体验，我心有戚戚焉。
西安市大车家巷，一位在妈妈的菜店门前写作业的孩子。[图源：hsw.cn]
父亲远在外地工作，我们一家团聚的机会总是很少。偶尔团聚，父母的交流也缺少温情。柴米油盐、鸡毛蒜皮充斥着谈话和生活。想起来，我与父亲的互动记忆非常少，但家里到处散落着父亲读过的书。父亲年轻时长得高大、帅气，是个极爱读书的人，写的字也极好。假期无聊的时候，家里寂寥无声，反复翻阅父亲的藏书成了我的消遣，就连父亲在医科大学进修时枯燥无味的厚厚教材《内科学》《外科学》都被我翻得卷了边儿。我无数遍地模仿他书上龙飞凤舞的钢笔签名，当然很多时候是为了代替家长签字。渐渐地，我的字越来越像他写的字，虽然他从来没有手把手教过我写字。偶尔，我也翻翻家里珍藏的老照片，父亲年轻时穿着白大褂、戴着听诊器的模样英俊极了。可惜，父亲的脾气总是很暴戾、冲动，对待孩子不苟言笑，对待母亲不够温柔体贴。我更多的是通过父亲的物件、书籍来敬仰父亲的才华，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埋怨他对母亲和我们照顾太少。
直到我生下了自己的孩子，从一个女儿变成了母亲，看着孩子逐渐长大，自己在学业和家庭中痛苦挣扎，才感受到母亲当年说“上有老、下有小”“拉扯大孩子”的切肤之痛。我试着去体会父母是如何在时代大潮中抓住任何一块浮木，又拖着拽着嗷嗷待哺的幼儿或横眉怒目的叛逆少女，保护孩子们每天不会冻着、饿着。他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是，这种反身性的思考，并不能消解我在成长过程中对他们累积的怨念。人们常说“至近至远东西，至亲至疏夫妻”，亲子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母亲离我很近，但精神上离我很远；父亲离我很远，但精神上离我很近。我对他们又恨又爱，而这两种感情又是无法通约的。
这种中国式的复杂亲子关系和亲职实践，是我博士学位论文写作的思考起点。一开始，我想写的是“拉扯大的孩子：文化互嵌时代的养育实践”。我的研究对象是像我这样的三代抚幼家庭。这时候，我天天斗智斗勇的对象已经换成了导师康永久教授。康老师毫不留情地怼我：“你的研究问题呢？你的理论对手呢？”我也毫不客气地跟他翻白眼，之后马不停蹄地偷偷用功，争取下次能跟他吵个平手。在这个时期，我阅读了大量与养育相关的书籍，对我聚焦问题启发最大的是阿利埃斯的《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拉鲁的《不平等的童年：阶层、种族和家庭生活》、哈里斯的《教养的迷思》、林耀华的《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许烺光的《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李银河、郑宏霞的《一爷之孙》、景军主编的《喂养中国小皇帝：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河合隼雄的《孩子与恶》、萨洛韦的《天生反叛》。书看得津津有味，但离找到一个明确的理论对手还差很远。开题的时候，我甚至引用了康老师的理论，好歹证明一下师承关系嘛！不出意外地我又被康老师骂了，“我看见学生引用我的东西就脸红”“你就这点出息吗”“老师的东西不是用来引用的，是用来给你们当垫脚石的”“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书看的挺多，但我的论文迟迟没有进展。我的副导师（学部实行双导师制）也是我的女性主义启蒙老师郑新蓉教授着急了。她常常替我们这些迟迟无法毕业、带着拖油瓶的女博士们发愁，希望我们不要总是“输入”，不要总是“消费”，更要“生产”。她希望我跳出自己这一亩三分地，看见更多的普通女性、普通母亲。为此，郑老师带着我们一起精读了《斗室星空：家的社会田野》，这本书成为我由关注孤立的个体家庭转向关注家族和历史的关键。我第一次从这本书中看到了与我同样有着痛苦经历，但最后实现经验回溯、叙事疗愈、结构反思和文化超越的“同伴”们。我开始觉得没那么孤独，开始感到自己的选题在走出了个体家庭的局限时，还有一点时代共通性。我试着走出女儿的角色，从一个知识女性的角色去看待父亲、母亲和自己。我的论文开始于一个自我研究，但最终又不是一个自我研究，或者说，真正的“自我研究”绝不拘囿于自我。
这个时候，我刚好在“康门”读书会导读了布迪厄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泽利泽的《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最初，我是作为布迪厄和泽利泽的“迷妹”、带着粉丝崇拜大神的敬仰之情来导读的。怼天怼地的康老师又忍不住了，他认为布迪厄最终没有突破结构决定论，而泽利泽最终也未能走出儿童的经济价值决定论。一众同门迅速分为两派唇枪舌剑，最后谁也没能说服谁。但关键的是，康老师打碎了我对布迪厄和泽利泽的“滤镜”，敦促我完成了对布迪厄理论的再反思，最终我在《“文化区隔”与底层教育的污名化》一文中，开始了对“布迪厄神”的批判，也找到了关键的理论对手。
沉默而敏感的我，天生适合在社会田野里撒欢儿、打滚儿，做了母亲的我又多了几分体物入微的本领，听故事讲故事已变成“长”在我身上的能力，但还没有内化为一种使命。彼时，家族的大爷爷还健在，接近百岁高龄。我抚着他干枯如虬枝的手，听他模糊不清的吐字，看他眼角冒出的眼泪，不知不觉间已动容、动心。大爷爷说：“灵芝（我的小名），等我死了你烧给我。”他是想说，我等不到你毕业了，如果有一天，你写成书了，就在坟上烧给我。后来我毕业的时候，大爷爷已经去世了，始终未看到他的故事成文。生命与时间，哪一样都不等人。
就在与老一辈人谈天说地的过程中，文化生命的流转让我叹息、扼腕、沉醉、爱慕、神往。每次我哄孩子入睡后，起身披衣，儿子睡眠的鼻息在侧，我在电脑上整理录音稿的时候，有如夜灵附身。对，我爱上了这件事，我爱上了这样的我。很快，我的田野资料已逾40万字。跨越百年的历史，几十个不为人知的生命故事，我要怎样去呈现？我怎样才能完成他们对我的信任和托付？文字之爱是一回事，文字的理性是另一回事。
我只好从这些故事和热爱里暂时抽身，再一次“自我流放”。独学而无友，必孤陋而寡闻。接下来的一整年，我辗转于北大、清华、北师大的课堂，听渠敬东老师的《论法的精神》精读课、李康老师的西方社会学史、陈建翔老师的家庭教育课，雷打不动地参加康永久、陈向明、郑新蓉老师的读书会。这段时间一点儿都不轻松，我头脑里各种观念在打架。尤其是在“技术”“自然”“资本”“市场”“劳动”“焦虑”等关键概念上，康老师是自恋乐天派，郑老师是苦大仇深派，陈建翔老师是自然佛系派，陈向明老师是温和行动派。他们也天天在“吵”，君子动口不动手，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天天吵架。这些恩师观念、立场各不相同，我精神上受折磨极了，经常为此怀疑人生。但本质上，是我自己的观念根本没有生长出来，所以只能当理论的“墙头草”，觉得谁说的都有道理。
突破口在哪里呢？那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传说中幽深的柏拉图洞穴，接近洞口的地方，一定是岔路丛生的。选择恩师走过的，或者指给我的任何一条理论之路，都可能会通向出口。可是，我想自己刨一条路出来。原因是，我的读书之路已经太过于倚仗师长了，而我需要一次精神上完整的分离，来完成一个完全由我独立制作的艺术品，哪怕是笨手笨脚地只能雕刻一个“丑陋的小板凳”呢，哪怕就这一次呢！我要完成一个久违的精神意义上的成人礼。不过，虽然屏蔽了老师们的“唠叨”，这个突破依然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实现的。康老师带领我们阅读了《道德情操论》和《善恶的彼岸》，向明老师带领我们阅读了《教育的美丽风险》，这时，我的学业生涯恰已步入尾声。这三本书出现的刚刚好，帮助我完成了对底层社会一套基于“匮乏”的底线性教养和道德性敬畏的总结性思考。同时，我也看到了几代乡村读书人在为了“不在地里刨食”的奋斗过程中，在被无数精英称为“内卷”的焦虑社会中，所存续的一种基于天性之爱、基于心灵托付、基于投身阿伦特意义上“言说与行动”之人性实践的纯粹目光。这一次，母亲的、父亲的……很多人佝偻的身躯和高昂的头颅终于在模糊的历史中，和我的文字合而为一。那些与我一起共同完成这些文字的人，还活着的或已经逝去的，他们的面孔也在此时一一清晰起来。当然，对于民间养育学的思考和书写还有很多遗憾，那些没有完成的，亲爱的读者们，还会在你们的理解上继续完成。
安超
2020年12于清华大学明斋
*本文选自安超《拉扯大的孩子：民间养育学的文化家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7月。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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