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曼 | 作为交往媒介的权力
专题导言
马克斯·韦伯曾言：“权力是社会学上的无定型。”作为社会学研究中的经典命题，权力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并在不同的时代和领域表现出不同的特质。从农业时代发展至今，社会形态随着信息技术的成熟步入到网络社会。具有确定空间和明确规范的生产工厂，日益受制于流动的没有实体的网络数字平台。过去建立于理性基础上的制度设计遭受冲击，社会支配方式也由规训逐渐转化为控制。在由流量社会和注意力分配机制构筑的当下，权力的形成和运作方式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因此，本专题希望探讨传统的权力理论和研究范式在分析当下社会问题时，是否仍然具有效力？存在于稳定组织之内，运作于层级之中的规训权力，是否仍然能对个体行为产生关键性影响？数字时代的权力是否出现了全新的表现形式？
整个专题分为4部分，归纳权力的定义（1）、探索权力的起源（2-4）、权力的表现形式和控制技术（5-7）、立足于数字时代对话权力的起源，发现传统权力表现形式和控制技术的演化与创新（8-10）。在第一部分，丹尼斯·布朗的《权力论》系统地总结和概括了有关权力本身的定义及其相关的分析视角和理解范式。第二部分，卢曼的《权力论》独辟蹊径，从社会交往媒介的角度探索权力产生的原初动力和功能演变。埃利亚斯的著作则通过观察中世纪从宫廷到贫民的阶层生活，从中总结出了权力产生的模式和运作规则。韩炳哲的《什么是权力？》立足于数字时代，对权力起源进行追溯，着力于发现当下权力从诞生之初就有别于传统权力的演变规律。第三部分对于权力表现形式及其控制技术的洞悉，需要我们回归经典，无论是《权力与话语》还是《规训与惩罚》，福柯都为权力如何行使，个体和群体如何被规训提供了完整的分析范式。斯科特的《支配与抵抗艺术》则立足于受权力支配者的视角，从如何反抗权力的角度展现了权力控制的另一种样态。最后一部分，进入到对数字时代权力转向的探索。韩炳哲的《精神政治学》与蓝江在《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再到算法社会》对于社会形态转化的分析，都在表明数字时代的权力生成和运作方式有别于规训权力，而《流量社会：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形态》一文，则为探索数字时代全新权力形式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和探索基础。
鸣谢
专题策划人：王碧晨
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1927-1998），系统论社会学流派代表人物，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当代社会系统理论的创始人。卢曼的研究兴趣包括社会系统、法社会学、大众媒体等，他被认为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几个社会学家之一。他的代表作包括《社会系统》（Soziale Systeme 1984），《社会的经济》（Die Wirtschaft der Gesellschaft 1988），《社会的科学》（Die Wissenschaft der Gesellschaft 1990），《社会的法律》（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 1993），《社会的艺术》（Die Kunst der Gesellschaft 1995）等。（相关阅读：社会学透镜下的爱情：评卢曼《作为激情的爱情》；系统，自创生，形式：理解卢曼的三个关键词）
把交往媒介理论作为权力理论的基础有这样的优点：使人们有可能把权力与不同种类的交往媒介作比较，使用同一的组合问题——例如，将它与真理，或与货币相比较。因此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澄清权力现象，同时还有助于产生更广泛取向的比较兴趣，并促进不同媒介领域的理论见解的交换。除此之外，权力理论还获得一种普通视角，透视各种影响形式，一旦有局限的权力概念被超越，它们就变得可以理解了。这有可能避免人们经常议论的，那种权力概念负荷太多十分广泛且松散界定的影响过程的各种属性。
因此，为介绍起见，我们有必要对交往媒介理论作一些简略的评论。
1
按照起源于19世纪的社会理论的主要要素，社会理论，一方面是社会分化为社会阶层与功能子系统的理论，另一方面是社会—文化演化的理论。在这个论题上有关系的两个开端上，社会—文化演化导致日益增长的分化。根据这种参照框架，交往问题、接受和完成交往的动机激发问题仍然没有完全得到阐明。在某些方面，它们被看作是单纯的心理行为并被归属于个人；在某些宏观社会学的思考方法方面，它们被列入专门的概念：诸如共识、合法性、非正式组织、大众传播以及带来的类似概念等等。两种探究问题的方式在比较分化和演化概念时，引出不太有序、范围多有局限的概念。因此，交往和动机激发问题没有完全从社会理论中排除出去，但是它们没有与主要概念并列。与此相反，人们可能以假定的人类兴趣为名提出观点，哀叹人性的丧失，但获得的不过是在完全不适当的层面上的抗议。
阐述有关符号普遍化交往的普通理论的尝试，把它与社会分化概念相联系，与有关社会—文化演化机制和阶段的陈述相联系，旨在弥合这种分歧。因此，我们意在避免诉诸“主体”，如超验哲学已用该术语那样，也避免研究有机体的—心理学的具体个人的要求。对社会理论来说，第一种抉择太抽象了，第二种抉择太具体了。相反，就如我们将从下述基本假定出发，即社会系统总是通过交往形成的，换句话说，它们总是假定，借助预见或创造多种选择过程相互决定。社会系统首先产生于对协商选择的需要，就像另一方面，这种需要首先是在社会系统内被体验到的。使这种相互关联成为可能的条件是演化和与它相伴的变迁的结果。就如演化联结时间，分化联结物质，所以，交往联结社会系统的社会维度。
交往只有在人们理解了信息选择时才发生，这就是说，如果人们在选择自己的系统状态时利用信息它才发生。这意味着两方面的偶发性，因而也意味着有可能拒绝交往的传播所提供的选择。这些拒绝的可能性不可能作为可能性被根除。反过来，交往中的拒绝，而且那种成为社会系统内一个主体的拒绝，是与冲突一致的；正是冲突潜力实现的程度依系统分化程度，以及社会演化程度而变化。
在这种构造条件下，“是”或“否”的选择不可能单独由语言指导，因为恰恰是语言保证两种可能性（Möglichkeiten），两者都不可能留给偶然事件。因此，除了语言之外，在任何社会，都有各种手段来保证选择性能的传播达到合适的程度。正因对此有需要，这些手段才增长了，它们的形式也随社会系统的演化而变化。在简单社会，主要由以共享的生活世界为基础的“现实的构造”来完成这些功能，现实构造是交往过程的基础，人们把它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在很大程度上，语言进一步确认这种理所当然性，它的报道和拒绝潜力并没有被穷尽。只有在较发达的社会，才产生了分化的需要，一般的语言代码与专门的、符号普遍化的交往媒介、如权力或真理的分化，它们尤其制约和调节采纳已备选择的动机。借助于这种分化，社会中的冲突和同意的潜力不可能协调一致地扩展。改变和选择可用的、社会有效的、可迁移选择的演化机制，分离开来，这就加速了社会文化的演化，因为在比较专门的观察视角内，从比较多的可能性中可以作出新的选择。
从历史上看，书写的发明与传播看来一直是专门的符号交往媒介发展的原因；书写极大地拓展了社会的交往潜力，使它超出人们当前互动的范围，因而使它摆脱具体互动系统的控制。没有书写人们不可能创造政治和行政官僚制中的复杂权力结构，更不用说对政治权力的民主控制了。陶片放逐制度以书写为先决条件。同样，这适用于话语的发展和保留对真理陈述的比较复杂的阐述。只有当可以利用书写形式阐述思想财富时，逻辑上图式化的真理代码的分类功能才是必需的。但是，在古希腊城邦关于友谊和爱（philía，amicitia）的特殊代码的道德普遍化是对城邦书面文化的反应，对不可能再出现的邻里（philói）间密切互动的补偿。对书写的依赖最先恰好在货币代码上开始显现出来。只有经由书写而对语言进行解码，社会交往过程才从社会处境和理所当然假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为了从激发接受交往的积极性，特殊的代码不得不发明出来，同时，它们也成为人们所可能成功宣称和要求的条件。
2
于是我用交往媒介意指语言的附加机制，换言之，指导选择传递的普遍化的符号代码。语言正常地保证主体间理解，即承认他方的选择为选择，除此之外，交往媒介因此也具有激发动机的功能；因为它们促使人们接纳其他人的选择，而且通常使这种接纳成为期待的对象。因而，当伙伴一方的选择方式同时作为他方的动机结构起作用时，人们总是可以阐明交往媒介。这种选择和动机关系的象征因而取得传递的功能，而且使两方面的联系变得明显，所以这种预期的联系可能强化并且激发选择性。
这种概念包含一系列假定和含义，它们也适用于权力理论并引导它到特定的方向。
首要的假定是，媒介指导的交往过程把同伴联系起来，双方都知道他们自己的选择，也相互知道这一点。请允许我们使用“他人”和“自我”术语。全部交往媒介假定，两方面都有选择可能性的社会处境，换句话说，双边偶然选择的处境。这恰好给予这些交往媒介以功能，在保持它们的选择性同时，传递从他人到自我的选择。在此范围内，在全部符号普遍化的交往媒介中，初始的问题是相同的；在此范围内，适用于爱或真理的，也适用于权力。在任何情况下，有影响力的交往与一个伙伴相联系，这个伙伴在做其选择时会受到引导。
根据这一点，选择的效率恰好意味着：在从这种初始背景中抽象出来的简单化条件中选择的再生产。恰恰是有鉴于这种简化和抽象，有必要用符号取代具体的开端，选择链中的初始连结。为此目的，交往媒介为共享的志向发展出符号普遍化的代码。然而，过程的随后阶段本身仍然是选择。交往媒介随后把共同志向与选择的非同一性结合在一起。正是在这种基本的条件下，权力也作为交往媒介起作用。它以双重选择性安排社会处境。因此，他人的选择性必定与自我的选择性相区别，因为与这两种因素相关，尤其是在权力的案例里，不同的问题提出来了。
因此，所有权力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与掌握权力的他人选择相关而存在的不确定性。不管由于什么原因，他人自己支配的不止一种抉择。当他实施自己的选择时，他可以生产和排除他伙伴方的不确定性。这种经由不确定性的生产和减少而产生的偏离，是权力的绝对先决条件；它决定为特殊交往媒介一般化和专门化而存在的活动空间——而且它不是其中的一种特殊权力资源。
就自我受权力影响而言，权力也以向其他可能的行动开放性为前提。权力实施其传播效能，能够在面对其他可能性时影响行动（或不行动）的抉择。如果即使在面对行动或不行动的有吸引力抉择时，权力仍能显示自己的威力，那么它的力量就越大。此外，就谁服从权力而言，它只能随同自由度的增长而增长。
因此，权力必须与强制去做什么具体、特定事情区别开来。对个人可能选择的强制降为零。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中，强制求助于物质暴力的使用，因而求助于使某人自己的行动取代其不可能做到的其他人的行动。权力失去了克服双重偶然性的功能，同样，它接近强制的特征。强制意味着放弃符号普遍化和指导同伴选择的优点。实施强制的个人本身必须承担选择和决策的压力，其程度与被强制一样——就许多情况而言，我们甚至可以说在缺乏权力的地方不得不实施强制；复杂性的简化不是被分配到利用强制的个人，而是被转移到利用强制的个人。这是否是要做的敏感的事情，取决于不得不被作出的关于行动的决策处境的复杂程度和可变程度。
利用强制本身只可能在非常简单的系统内集中化。比较复杂的系统只可能使对利用强制的决策（甚或对作决策的决策前提的裁定）集中化。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强迫的权仗”（Erzwingungsstabes）概念涵盖这种处境。
即便这种初步的反思也表明，更加严密的定义，运作和测量具体的权力关系，是一项相当复杂的事业。必须使用多维度的测量来评估双方（或处于链状的“全部参与者”）都可能借以选择行动的可能性之错综复杂。如果权力持有者，以他的权力为基础，可以实施越是多样、越是多种类型的决策，那么他的权力就越大。况且如果他可能对他的同伴如此做，而后者也具有一些不同的抉择，那么他的权力就越大。权力随两方面的自由而增长，例如，在任何特定社会，与它创造的抉择成比例增长。
因此，我们已不只涉及到科学和方法的问题。相反，对社会本身而言，这种含义的后果在于，它必须本身发展出对权力处境准确比校的各种替代品，而且这些替代品本身成为权力中的要素。首先，设定权力不对称配置的等级制作为替代品起作用。它的前提是，上级比下级有更大的权力（尽管在官僚制组织中反过来也是正常的）。另一种替代品是系统的历史：在冲突处境中有成效地实施案例被回顾、规范化，而且作为期待被普遍化。地位问题和单个小事件的爆发性，与这种功能相关，即它们可能取得的，符号化权力比较的功能，因而清楚阐明实际权力处境的功能。第三，在准契约安排中，存在重要的替代可能性，极强有力的同伴因此与那些可能退却或不忠诚的人达成妥协。在全部这些案例里，不是直接在交往中求助于权力，而是援引规范地对双方做承诺的符号，而且同时考虑到假定的权力差别。
作为在社会现实中的决策前提，这些都是所有测量权力和检验权力的功能等价物。这类替代品的制度方面的确定和可行性表明准确的计算是不必要的，而且甚至使任何如此做的尝试都成问题。因此产生的结果是，如果科学生产出一种测量权力的方法，那么它会改变社会实在；换言之，它会摧毁替代品并揭露它们是错误的假定。然而，在或然性的界限内更有甚者，科学会发展出自己对测量权力的替代，在社会的其他领域中作为纯粹、简单的科学领域得到讨论。
3
交往媒介的功能在于传播简化的复杂性。他人所做的选择限制自我的可能选择，因为它在特定条件下传播，这在后面有更严格的定义。通过交往媒介传播的这类依赖性区别于一般的干预和相互妨碍（诸如他人听电台广播而让我不能睡觉），乃是在于他们假定可能受到符号制约的某种交往过程。因此，它们在文化上是可塑的，可能通过演化而改变，而且与大量的系统条件兼容。
例如，就权力而言，成为主要的兴趣点的这种选择功效的传播，也不是某种结果的具体实现。权力不是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产生的，在这种情况里，他人具体地规定自我的行动——例如指导他尽可能牢固地旋入给定的螺钉。更典型的，而且更令人满意的，是把权力——如其他的交往媒介一样——看作是把限制加之于伙伴的选择范围。迄今为止在权力理论中占支配地位的因果观念还没有被抛弃，但必须被转换成为抽象的形式；它没有在现实的具体条件下指出不可变的联系——权力的表现，与行为——它也没有限制权力的功效达到这种情况，即自我的行为，要是没有来自他人的传播权力的交往，会走不同的路。如果这是实情，那么人们会错误地假定，一开始，总存在一个任意特定的决心，后来通过他人的权力被折服（或打破）。然而，事实上，权力差异的存在以及对以权力为基础的决策的预期，对下级而言，甚至形成相反的决心也会变得毫无意义。而且恰恰是由于这一点，权力的功能在于：它确保可行的因果链、不依赖于服从权力的参与者意志——不管他是否愿意。权力的因果关系在于：使意志中立化，没有必要违反下级的意愿。这也影响他，而且更准确地说，当他意图做同样的事情：他知道他反正得这样做。权力的功能在于调节偶发事件。就如每一种其他的媒介代码，权力与可能的（不必是实在的）他人和自我选择的差异相联系；它“取消”差异。
因此，掌权者的权力令人不满地被描述为原因，或者是潜在的原因。相反，它倒是可以与催化剂的复杂功能相比拟。催化剂加速（或减缓）事件的触发；它们在过程中本身没有变化，以从系统和环境的偶然联系期望的有效联系（或可能性）的比例，它们引起变化。因此，它们最终适时地产生收益——对复杂系统构造永远是一种批判的因素。在这方面——而且我们遵循康德看法，把这叫做图式论概念——它们比它们各自的产品更为一般。在催化过程中催化剂没有变化，或者比之加速了的（或减缓了的）过程所生产的或抑制的各种结果，它没有以相同的程度变化。
要记住，我们在此谈论的是现实的结构（而不只是分析的摘要），因而我们可以说，权力是一种机会，创造这种可能性：实现不大可能的选择组合。实在的可能性包括一种自动强化的趋势：如果人们知道，某些事情是可能的，人们就宁可计算事件将发生，而不是计算它不会发生，而且它越是相关联，启动这种过程运作的阈值就越低。这同样适用于不大可能性，就如每一个驾驶员知道的那样。因此，在先的决策必然每一次决定是否把不确定的事件看作是（非常/完全/非常不）可能的，或看作是（非常不/完全/非常）不大可能的。这里，纯粹心理学法则起作用。另外，处境的社会定义将逐渐起作用，并影响对可能的或不大可能的知觉。而且就它们而言，借助于符号普遍化的交往媒介，这些定义可能成为典型的阐述。
权力的催化功能已经以非常复杂的因果复合体为基础。这恰恰是因为权力只被理解为符号普遍化的交往媒介。借助符号控制的选择复合体提出抽象阐述，同时确保，权力不是被看作是依赖直接行动的某种东西，和由掌权者对权力服从者的干预。仅仅由于假定交往过程，即权力服从者总是通过掌权者的过去或未来的权力作用的某种间接的（不只是实存的！）选择性路径学习。正是使权力的交往媒介普遍化的特殊功能，使这种偏离成为可能，因而使人们有可能辨别权力代码和交往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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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交往媒介的典型特点是，在它们分化的基础上有专门的互动组合，而且其中有特殊的问题。交往媒介只是在自我理解的共同生活方式中提升的，那时影响是偶然的，因而有时是相当不可能的。当且仅当物品是匮乏的，对他们中某些人而言的积极主张，就某人而言，才是他人的一个难题，而且这种处境于是得到交往媒介调节，这把某人选择的行动转化为他人的经验，而且使它在那里成为可接受的权力。在匮乏的视野下，影响以特别的方式变得不牢靠了，因此，鉴于这种非同寻常的处境，一种专门的普遍化的交往媒介可能产生，在此情况里，简化了的复杂性传输变为可能，而在其他情况里则是不可能的。这也表明真理是如何产生的。在无可置疑的假定和信念范围内，信息的某种程度不可能性的产生，因而也在确定性标准开始起作用之前，在调节真理和非真理确定的专门代码可能形成之前。真理是克服的怀疑。它不仅可能因认知期望的纯粹失望而释放，而且可能因具有明显增加真理认知能力的一套认知工具而释放。
这种关注点，随不断增长的偶然性而推移，对于权力的交往媒介形成也是必要的。并非每一次实施建议的行动都是有疑义的。人们并不愿意使他们已得到的某种东西失去，而是接受它并紧紧地抓住它，等等。但是在特殊的情况里，我们是否可说，如果建议者把自己限制在对他人行动提建议上，而且使他自己的行动限制于规约他人的行动，那么环境的具体网络可能不再实现所需的全部选择的传播。否定的诱惑也随选择的偶然性一起增长。于是，选择的传播只可能在特殊的前提下发生，而且权力代码重建这些前提并使这些前提制度化。只有借助符号普遍化的交往媒介，它们才可能成为可信期待的基础。
用一个定义，即用范畴来说明权力是什么和不是什么，难以概括这个问题。然而，问题联系引出独特的且可描述的各种境况。人们可以说：因为影响逐渐被承认为一种行动，它的选择性只涉及某些他人行动的激活和引导，所以影响变为偶然的程度越大，那么自然处境的利益和谐可能被列人的范围就越小，动机激发就越有问题，制约选择传播条件的代码和个人的动机的归属就越有必要。从互动的背景出发的这种研究，以后可能在下述主题内被社会演化理论吸收，即随着社会分化的增长，处境的重复发生率也增长，在这种处境中，不管偶然性和专门化程度有多高，如果已获得的发展水平被维持，那么选择的传播必定发生。在重要的功能领域，处境的利益和谐不再足够频繁地发生，或为此而足够专门化。于是针对这类问题的、权力的特殊代码的发展，对于进一步的演化来具有不可避免的优先权。
然而，这种论证路线在其他的媒介领域有其相似情况，而且受到它们的支持。只有从某种发展阶段开始，日常交往才那样负荷信息，以致真理本身变得成为问题。只有从某种发展阶段出发，物品的储备如此之大，以致从匮乏的观点看，对偶然性介入不设防，才是有意义的。人们可能会进一步说，只有当其他人的感情和世界的形象如此强有力地个人化——而且这种手段已变得如此偶然——以致人们不再确信它们，并且由于这种原因，即人们甚至必须按文化专横地强加的标准去恋爱，那么作为专用的交往代码，爱情才是必要的。于是，甚至作为交往媒介的艺术也依赖已增长了的偶然性，即显然被生产出来的作品的偶然性，但是不再由具体的日常生活世界的需要来维持。全部这些是互动的成问题的领域，即选择传播问题的变化形式，而且同时是社会系统演化的各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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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旧的权力理论相比较，大部分重要差异或许在于：交往媒介理论以代码与交往过程的差异为基础，用概念阐明权力现象，因而不是站在一个立场上把权力作为一种资质或能力归之于伙伴的一方。权力“是”代码指导的交往。把权力归于权力持有者受制于这种代码，具有范围广泛的结果，包括遵从动机、责任、制度化的强化、为愿望的改变提供具体的方向，等等。尽管双方都在行动，但是任何事情发生，都单独地归之于掌权者。然而，科学分析不应当使自己由于包含在它们对象中的归属规则而转变；这类规约并不使权力持有者比服从权力者更为重要，或者在任何意义上说，在权力形成中“更具有原因”。包含在媒介代码中的归属规则本身是另外的可能科学分析的对象。人们还可能再次提出关于它们的功能问题。为此，分析工具必须首先从归属中抽象出临时决策。同时，这种需要表明科学系统从社会的较大的分化，在我们的案例里，表现为科学与政治学的范围更大的分化。
在下面的叙述中，我们将不断涉及泛化代码与选择的交往过程的差异。代码的符号泛化，期待可能按它而形成，对于权力分化为专门媒介来说是必备条件，专门媒介可能与特殊的问题组合相关联，产生某种行动，而且从属于某种状况。进一步说，泛化的媒介代码在社会演化进程中包含累积发展的出发点。从这些观点看，社会理论对权力感兴趣。这不应当排除下述可能性，即组织和互动理论可能借助于简化了的权力概念工作，诸如在它们的权力概念中已经假定的那些东西，身份的差别，或信息和计算的充分可能性。然而，就比较大的社会而言，在这种圈定的前提范围内，人们不可能得出有关权力含义的任何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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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受到人们重视的对帕森斯（Parsons）著作的全面批评，特别是对他的权力理论的批评中，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表示惊讶，帕森斯在他把权力看作是符号泛化的媒介时，使它如此接近地等同于合法的权力，等同于“已确立的权力”，而且他把它当作社会的正常状态。笼统的且具个人叙述特色，把这种观点被当作是说教，理智上荒唐的，是乌托邦，是误导，在表明权力持有者的横暴和自私后，就被打发了。代表社会学家的这种惊讶本身就使社会学家们惊讶，甚至更为惊讶，因为它是以社会学框架叙述的。当然，这是无可辩驳的，社会学可以而且应当关心横暴的和自私的权力实施现象。然而，这种兴趣不应当发展为关于社会现实的概念和理论，发展为有成见的观点。
帕森斯理论的实际成就是，用相对自主的（随后本身向批评开放的）概念系统取代作为危机和对抗科学的社会学成见。然而人们判断这种分析工具恰当，这是不容置疑的，可强制实行的合法权力的制度化，与横暴和自私相比，是具有更大社会含意的现象。日常社会生活必定在很大程度上诉诸规范化权力，也就是说，法理的权力，而不是横暴和自私的权力实施。限于某些地区的例外实际上能说明这种事态。合法的暴力的干预是更值得考虑的；要不扰乱和改变几乎全部正常的社会生活，人们简直不可能回避它。横暴性和自私性是与许多社会状况不相容的现象，如此长久存在，它们没有瓦解制度化权力的支配地位。当然，这种论点并不证明任何单独的横暴行动的正当，况且，并不证明容忍和接受它是正当的，就如我们通过宗教史和财富分配史所知道的那样。但是这样阐述问题在历史和理论两方面其实是次要的。它假定二元图式的引入，区别借方与贷方、正确与错误、或遵从与不遵从。
由于提出符号普遍化的交往媒介理论，我们正努力避免这种争论。形成“支配秩序”与“批判”二分的条件是理论本身的一部分。这就把这类分裂看作是交往代码的要素，而且询问它们发生的先决条件，它们的功能，它们的结果，它们的补偿机制，它们的发展机会。这种理论可能也具有道德说教和保守的特征，就如古尔德纳所说的那样，要是人们假定它与他已经揭示的特征一致的话；它之所以是保守的，乃是在于它希望保留这种选择，表达一种意见，实事求是地赞成或者反对权力的表现。
〇本文选自尼克拉斯·卢曼《权力》第一章“作为交往媒介的权力”，瞿铁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为权力会导致创伤性脑损伤。[图源：36kr.com]
〇编辑：山本木子 〇排版：彭彭
〇审核：弥章 / Y.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