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烟史 | 新老“烟鬼”不得不看的香烟往事

元宇宙数字馆 2023-08-23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衣公子的剑 Author 衣公子

“ 开始是你造就了你的习惯

后来是你的习惯造就了你 ”

贝才先生

中国人抽烟，大概开始于明朝，是从外国传入的。从前的中国书里称烟草为淡巴菰，是TOBACCO的译音。烟对身体有千百种害处，但嗜烟者常说只有在吸烟时才有灵感，或许也正是这一点，让人对烟欲罢不能吧

汪曾祺曾在《烟赋》中写道：

“对于抽烟，我可以说是个内行。放在鼻子底下闻一闻，就知道是任何香型。若是烤烟型，即应有微甜略酸的自然烟香。最重要的当然是入口、经喉、进肺的感觉。抽烟，一要过瘾，二要绵软。这本来是一对矛盾，但是配方得当，却可以兼顾。”
在外资巨头英美烟草的刻意打压下，简氏兄弟的南洋烟草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老刀牌卷烟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卷烟之一，在民国时期，是家喻户晓的知名香烟品牌，与“哈德门”、“大前门”、“三炮台”等齐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常被用作联络代号，一些相关的电影电视里也可以见到老刀牌香烟的影踪。

一、外资打样，民企抄袭

1881年，当烟草大王詹姆斯·杜克（James Duke）获悉卷烟机的发明，第一时间搜寻起世界地图，更确切地说，是搜寻世界地图附注中每个国家的人口数量。突然杜克用他肥硕的手指猛戳“4.3亿”这个数字，冲着下属大喊，“中国！中国！这里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下属们颇为不解，因为据他们所知，中国人不吸卷烟。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不久，伊比利亚水手们就把这种原产于中美洲的神奇作物，带往全世界各个港口。天朝上国多年来根深蒂固的习惯是用烟袋吸食的旱烟。

雍正年间，烟草已是很多权势官员的心爱之物，奏折中多有称颂烟草乃经济作物，既创造财富，又有利财政。然而，尽管中国官员言之凿凿“九宇遍氤氲”，雍正却不为所动，颁布多条圣旨，督促种植烟草的农民“竟行拔去”。

皇帝的意志没有遏制烟草的流行，乾隆年间访华的马嘎尔尼使团，留下多人记载：中国遍地烟草，甚至拿着烟管的年轻女孩也并不罕见。

不管别人怎么说，杜克就是对中国人有信心，他立志要引领中国完成一场巨大又神圣的消费升级。

英美烟草由英美资本家共同出资600万英镑设立，总部设在英国伦敦，分支机构遍布全球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堪称烟草王国。1902年，英美烟草在上海陆家嘴设立工厂，开始了杜克期盼中的远东征服。它在上海、汉口建立的大型烟厂，发展迅速，其雇工数量在1915年已经达到1.3万人，成为西方在中国设立的最大工业企业。

此外，英美烟草在华北平原种植了数万英亩的美种烟叶，有30万户共约200万农民以此为业。更令人吃惊的是它遍布全国的细如血管般的销售体系。“城门上、城墙上、大街小巷的每一堵空墙或空牌上，衙门前柱子的砖头底座上，处处都贴满了英美烟草的巨幅广告宣传画”。由于英美烟草公司轰炸式的广告，广袤的中国乡村之中，很多人不知道“孙中山”是何许人，却很少人不知道“大英”牌香烟。

1909年，中国消费卷烟50亿支，其中英美烟公司包办了其中的40亿支。不出杜克所料，英美烟草一来中国就收获巨大成功。纵观整个民国时代，它的市场占有率从来没有低于55%。

英美烟草公司原名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Company，江湖上简称BAT。没错，自古以来外资巨头都叫这个名字。

和鸦片一样，外资烟企的扩张利润惊人，白银外流严重。有志之士奔走相告，呼吁自行设厂制造卷烟。

1902年，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天津提倡“实业新政”，以官商合办的形式，招股开办北洋烟草公司。第一家股份制民族卷烟企业拔地而起。《章程》中深情款款地写道：“自纸烟盛行，中国之利源外溢者岁不下数万金，若不筹抵制，销烟日广，隐患日深”。

可惜，一来外国资本强大，二来官僚资本向来腐败无能，仅仅三年后北洋烟草就走向解体，再一年后宣布破产。英美烟草举重若轻，索性再接再厉，把“中国商父”盛宣怀创立的三星烟厂也兼并了。

唯独旅日华侨简照南、简玉阶创办的南洋烟草公司脱颖而出，欣欣向荣。

英美烟草已经一个接一个踩灭了中国的竞争对手，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BAT先后向香港巡理府施压，控告南洋的“白鹤”、“双喜”商标仿冒英美的“玫瑰”和“三炮台”。那个年代洋人一不高兴，中国人往往只能乖乖妥协。被判决失去两大畅销品牌商标的南洋从此一蹶不振，于1908年宣告破产。

就在英美烟草觉得大局已定，可以安然享受庆功party的时候。简照南的叔父简铭石出手相助，9万港币买下破产的南洋烟草。简照南再四处筹借4万，以区区13万元，重新开业，易名“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BAT遇到了一个固执的对手。

洋人傲慢地笑了笑，行，那就接着打吧。英美烟草暗度陈仓，大批买进南洋兄弟明星产品“白金龙”、“黄金龙”将浸水的湿稻草覆盖其上，待到香烟发霉，唆使小贩或廉价兜售或向南洋索赔，此计大大挫伤南洋兄弟市场形象。同时英美烟草利用自己多年积累下的强势地位威胁经销商，绝不允许贩卖对手的卷烟。

再次被逼到绝境的南洋兄弟，放手一搏，总体而言战略有二。

一来“玩命地降价”，二来猛打爱国牌。
“中国人请吸中国烟！”南洋兄弟出现在哪里，这个口号就喊到哪里。无论是广告还是参与的慈善救灾、社会活动，只要有机会，南洋兄弟都会宣读告同胞书，抵制外资，提倡国货，结尾最是骇人——“好用舶来，不知死所”——翻译过来就是，喜欢用进口货的国人，死无葬身之地。

真是“不转不是中国人”啊！

当然，简氏兄弟最得意的还是自己的这个创意。从大本营广东开始，每逢有人举办葬礼南洋兄弟便赞助英美烟，尤其是请抬棺材的人叼着英美烟出殡；再通过警察署的关系，让死刑犯在赴刑途中猛抽英美烟。在向来迷信的广东把英美烟草添上“不吉祥”的标签。英美烟草一度滞销。

谁让烟草的利润那么丰厚呢！BAT和南洋兄弟为争夺国人双指双唇间的位置而展开的你争我夺，连当今最顶级的广告公司都望尘莫及。

彼时电影刚刚兴起，城市人趋之若鹜。可是电影产业初兴，造价高，供应少。英美烟草灵感乍现，自己掏钱拍电影。电影中，无论是英勇帅气的男主角，还是性感迷人的女主角都自然而频繁地把玩着英美烟草吞云吐雾。

在电影放映时，影院里巡游的卖烟小弟生意好到爆炸。BAT在消费者需求培养、销售渠道、市场推广、品牌形象建设上一石多鸟，赚得盆满钵满。不但拍电影，甚至投资建影院，在东方古国一手托起“内容”和“平台”两座高峰。

眼红的南洋兄弟立刻投入模仿，可惜砸钱拍出来的电影不好看，没市场。也可怜这家多灾多难的民族企业，实在没有遇到好时候。20世纪初的中国观众不像100年后的我们，未经历经年累月脑残剧和戏子家事的洗礼，保留了正常的审美，不是瞎编个故事凑几个流量明显再花钱刷评分就能收割的。

不过南洋兄弟不气馁，一计不成又出一计。民国传奇人物潘达微主持下的广告部盛邀民国美术大家，以《三国志》、《红楼梦》等传统故事为素材，创作小烟画。消费者每集齐一套指定内容的烟盒可以换取自行车、热水壶等精美礼品。

仔细算来，无论是遍布微信朋友圈的植入性广告，还是支付宝集福送现金，都是民国商战玩剩下的。

中国人的卷烟消费已经从1900年的3亿支暴增到1937年的800多亿支。

搭上市场的指数级扩张，南洋兄弟挺过了同英美烟草的恶战，但是随后爆发的抗日战争，令这家民族企业跟随华夏大地风雨飘摇，最终被权贵资本代表宋子文收入囊中。

二、做中国人自己的好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主席就曾向杨立三等人抱怨国产香烟质量不好。“现在做的纸烟质量总比外国人制造的要差，要拿点好烟招待外宾，但纸烟两面没有中国字，都是外文，很不好。”

1950年毛主席批示，“所有党政人员一律不要用外国及外商的纸烟，亦最好不吸私营纸烟”。很快烟草业的外企、私企改造拉开序幕。1951年，南洋兄弟公私合营，汪道涵出任董事长。一年后BAT留在中国的业务也被收归国营。

毛主席一度钟爱由四川什邡特供的雪茄烟。

1971年“九一三”事变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野心暴露，伟大领袖身边的各项事务都被严加防范。考虑到从四川什邡的特供雪茄烟中间要经多方运转路线长，遂暂停供应。毛主席一度重新拿起上海生产的“中华”。为了让毛主席抽上雪茄，什邡卷烟厂的特供烟生产小组举迁北京南长街80号四合院，代号“132小组”。

这132号雪茄，烟叶种植只限于天府之国新都县独桥河两岸200亩油沙地，以猪粪、麻酱、香油作为肥料。为保证营养，不能长得快，浇水严格控制。年产1000公斤。烟叶摘下存放三年，一捆25公斤的烟叶再精挑细选其中的5公斤左右用甘草、桂皮、四川特曲酒、缅甸香精等材料配置的香料喷洒两次。

如此精耕细作自然供应有限。除了132号雪茄，响应毛主席号召的“中华”，立志要做中国人自己最好的高级卷烟。为“八大”献礼的熊猫香烟，后来成为邓公的最爱，设立之初对标英国555牌香烟，是赶英超美意识形态的产物。两者从烟叶到包装都是绝对的高标准，同样受生产力之限，只能限于特供。

“一五”期间，国家明确“优先发展重工业，相应发展轻工业”的经济方针，作为消费资料的烟草行业没有得到政策的大力支持。在此阶段，中国烟草的发展可以概括为：生产力低下，优质烟草产品只能满足特需；市场主流烟草产品数量众多、标准繁杂、质量低劣。

令人意外的是，大多数中国人吃不饱饭的三年困难时期，卷烟却供不应求。在动荡岁月里聚在一起吸烟成了少数的乐趣之一。1852至1982年，农民被允许在计划之外种植、出售晾晒烟，农民又抽起了旱烟。国家的放松、人民的刚需，造就计划外烟厂300多家，小烟厂林立，是国家批准设立的烟厂三倍之多。不过这当中并没有规模化的生产，效率低下，质量低劣。中国的烟草业走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人民的肺眼看就要无家可归。

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1979年，50多岁的褚时健彻底平反了。

可是玉溪卷烟厂是个十足的烂摊子。这一年，玉溪完成总产量30万箱，但是其中6万箱积压在仓库，此外还有大量涉及质量问题的退货——一包烟只包了十九根，一条烟只装了9盒，犯的都是这类低级错误。

这是云南玉溪烟厂生产的一款香烟

厂里的明星产品叫“红梅”，但是工人自己都戏言“红梅红梅，先红后霉”。褚时健精挑细选生产线上最好的红梅参加云南省香烟评吸会。专家吸了一口，评价道：烟丝质量差，长短不一，烟梗较多，烟叶的成熟度不够，缺乏烟草固有的香气。卷烟用的纸张很劣质，薄、脆，轻轻一按就裂开，包装箱也是又薄又差……

褚时健听不下去了。

分开的这几十年，西方香烟没有一天不思念中国人民，终于等到杀回来的这一天。20世纪80年代全中国都记得万宝路荡气回肠的广告语：人马纵横，尽情奔放，这里是万宝路的世界。连同555、骆驼、健牌等，西方高档香烟迅速走红中国。褚时健偶尔也会拆开几包抽，每次都不甘心地说：烟丝好、技术好，说起来不稀奇，但是我们就是没做到。

褚时健决定回到最重要的事情上来：抓产品质量。机器不行，他顶着压力花261万买来世界最好的烟支卷接机MK9-5。烟叶不行，就和万能的广东商人搞“串换”。大胆创新，很快收到成效，1982年玉溪纪委以褚时健“投机倒把”，给了他一个“党内严重警告”。

欣慰的是，工厂和工人已经尝到了改革的甜果。背了处分的褚时健继续贷款2300万美元，拿下10台卷烟机、12台包装机、2台滤嘴成型机、2台运输机，拼接成的一条以德国、意大利名牌组建的生产线。玉溪卷烟厂一跃成为世界一流的生产企业。这笔贷款在当时堪称天文数字，相当于整个云南省的外汇指标。

买、买、买，相对还算容易，培育充足、优质的烟叶原料却很难。褚时健去了一趟美国。美国不仅是烟草种植大国，也是香烟消耗大国。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内消耗卷烟1040万箱，香烟消费总值超过470亿美元，烟草业当之无愧是美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美国，褚时健学习到了烟叶种植的最高标准。比如，美国一亩烟地最多种植1100棵，而云南普遍多达2000棵，由此导致个头高的烟叶才能照到阳光，大多数烟叶光照不足，质量差。此外，烟叶种植的株距、行距、每月根据温度的浇水量各种指数，都有详细的记录和把控。褚时健满腔热血，立志超越美国。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食品工业部副部长宋裕和说过：卷烟工业过往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掠夺的工具；今后则应为人民祖国积累资本、增加收入。

云南省会书记普朝柱、分管烟草的副省长朱奎都是褚时健的支持者，不谈虚的，上来就算账。两人得出结论：只要最终是为国家的财政收入着想，企业的形式如何是可以商量的。

因为“投机倒把”背着“党内严重警告”的褚时健不敢自作主张，积极寻找更高层的授意，直接找到了国家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却拜访三次不知道怎么开口。

时间长了，刘仲藜都纳闷了，问他到底什么事。褚时健给刘仲藜算了一笔账：1元的烟农补助，将会带来5元的利税回报。如果财政部灵活处理玉溪卷烟厂对于烟叶基地的补助投入，将其计入税前的成本，那么烟厂交给国家的税收增长每年都不会少于10亿元人民币。

一笔账，算到了刘仲藜心里。那时候正是刘仲藜犯难的时候，国家财源枯竭，中央财政收入尤其增长乏力，连续多年被动性财政赤字。连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都对他说：你这个财政部长真是囊中羞涩呀！

几天后，褚时健拿到书面文件，财政部支持将对烟民的补贴计入税前成本。

终于，万事俱备，褚时健开始实践把烟田作为“第一车间”的核心战略。赶超自己心目中烟叶种植旗帜的美国，褚时健只花了两年时间。

1989年，玉溪卷烟厂产量超过100万箱，利税超过20亿，成了无可争议的行业老大。1992年，玉溪卷烟厂直接出口的卷烟达11万件，为国家创汇1100万美元。1993年，25万件， 2500万美元，一年后的1994年，直接出口创汇攀升至4000万美元以上。

褚时健的重度粉丝王石说过：褚时健一年创造300亿元税利的时候，万科的经营规模才30亿元，差距非常大；我们去年才缴了300亿元的税，而褚厂长在二十年前就达到这个数字了，那还是二十年前的300亿元。

改革开放初期，只有凭副食品供应券或批条才能买到香烟，香烟严重供不应求。

以“红塔山”为标志的玉溪烟厂的香烟，成了市场上最俏的商品。玉溪卷烟厂成了聚宝盆，不仅是云南省财政的重要来源，跟着卖香烟的经销商都成了千万亿万富翁。作为结果，褚时健手中的经销批条成了权力明争暗斗的锦标。

1994年，中纪委接到举报，贵州省委书记刘正威夫人，时任贵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的阎建宏贪污及收受巨额贿赂。其中调查组发现，案件涉及5万件红塔山香烟，获利千万，遂顺藤摸瓜开始调查褚时健。

阎建宏伏法的同时，儿子和儿媳携巨款出逃美国。在美国，儿媳遇到一位姓薛的有为青年，坠入爱河，离婚再嫁。薛带着巨额财富回国化身天使投资人、微博大V，诲人不倦的同时尤其重视指教失足女青年，最终在帝都不敌朝阳群众。说来已是后话。

1980年实施的财政包干制，把税利的大头留在了地方政府。由于烟叶的特殊农业税、卷烟的销售税相当丰厚，地方政府迫不及待地发展烟草种植，各地区卷烟厂如雨后春笋。相较于1952年至1970年平均每年5.1%的增长率，卷烟生产在1980年至1990年达到平均12.3%的增长速度。伴随生产力的爆发，卷烟终于，“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四、偷偷的赚钱，打枪的不要

历史上，烟草公司才是营销之神、Marketing God。比如，为了诱导女性点上香烟，竟然把香烟胡诌为“自由的火炬”，在女性柔软的耳朵边反复鼓吹：来吧，点上烟吧，让衔在双唇间的香烟成为指引女权崛起、男女平等的灯塔。

糟老头子们，坏得很。

同样，从BAT的杜克“中国！中国！去中国！”开始，西方烟草巨头觊觎我华夏大地久矣。某巨头高管直言：猜想中国的吸烟统计数据就像试图思索空间的极限。多家烟草巨头的报告里都兴奋地提及，只要把中国女性的吸烟率提高到西方女性的20%，那么就会开发出6500万的新烟民。

为中国烟草操劳一生的华裔烟草专家左天觉一直对西方烟草公司的念念不忘感到不解。他无法理解西方烟草公司为何紧盯中国市场不放，曾经对BAT的一群高管表示：即使实现本地化生产，中国老百姓也不可能负担起英国、美国那些高级香烟的价格！

西方学者的预言最终错得离谱。多年之后，中国人不但负担得起，而且一年要抽掉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烟，相当于排名第2-29位的所有国家烟草消费量的总和。而西方烟草公司却再没有在中国人的肺中找回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