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中国人欠了一笔思想上的债
自由不是实现其他更高目的的手段，自由本身就是最高目的。——阿克顿勋爵
一个文学家、艺术家在写书，或者创作自己作品时一定要有激情，没有激情写出来的东西就干巴巴的，不能感动自己，更不能感动他的读者。
我自己在写作中也有这个问题，常常看到一些史料就会有一个冲动：这些应该写下来。这些写下来后也有很多问题在心里反复出现，最大的感慨是——为什么很多问题一再出现？
鸦片战争前后是这些问题，整个19世纪不断重复，到20世纪还在重复，为什么？我有一个感慨，中国人欠了一笔债，思想上的债。
法国知识分子有些人对世界影响很大，比如萨特，西蒙波伏娃，等等，很多中国人都读过，但认为最值得读的是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
法国一些影响世界的思想家其实很多是带错了路，他们的思想其实给世界产生不好影响，左倾思潮影响了全世界。
我想中国人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没有人正视，我想直截了当提出：中国人的思维，中国百年来的思潮，反反复复，但有些东西是错的。这里面思潮的缠斗影响非常巨大，因为人得一切行动都受思想支配。
究竟百年来中国思潮在什么地方、围绕什么东西缠斗？在我看来围绕着三个问题：人的自由有多大，是决定国家兴衰的重要因素？
第一，人究竟应该摆在什么位置上？为什么中国百年来发展不起来？因为中国两千年历史上原本只有臣民，是三纲无常支配下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得伦理关系。
每个人，是家族、宗族的一部分。整个中国的社会制度、法律就决定了中国人没有独立人格，这在多方面都体现出来了。
很明显的，经济上没有自由。我的书中很多地方提到过，清代道光年间乃至整个19世纪都出现一个问题：我们能做生意吗？老百姓有自由吗？有经济上的自由吗？
江浙商人提出“我们能到辽宁那边做生意吗？能到直隶做生意吗？”朝廷说不行。当地总督不敢决定，报到朝廷，不批准。这样的事一再重复。
我自己的生活中有过这样一件事，70年代我参加广东佛山地级干部会议，当地一个公社书记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我们的农民不用生产队长打锣就能开工了？不用去催。那时队长拼命打锣拼命叫，农民就是拖拖拉拉不愿意开工。
为什么改革开放解散了公社，不用人叫他就自己开工了？
因为他们的经济自由恢复了，仅仅恢复了一部分，中国人就有了饭吃。但经济上这样的事，自19世纪以来到20世纪经济上都是这样。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那些先驱们一再提出：一个国家一定要有报纸，一定要有国会，这个东西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但是，办报的问题，19世纪一直在缠斗，20世纪还是在缠斗。
什么人能办报，办报要根据什么手续？究竟有多大的空间？这些事表明，人的自由有多大，是决定整个国家兴衰的第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社会要稳定，关键是怎样才能真正稳定。19世纪时，社会是不稳定的，相砍相杀。
除了相砍相杀以外，天灾不断，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动荡不安，有一亿多中国人死于非命。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能安安定定生活？
到20世纪依然是一亿多中国人因战争等非正常原因而死亡，这又是为什么？究竟怎样才能稳定？
好多志士仁人开出自己的药方，有人说改良，有人说拿起刀枪干革命。结果一再革命，社会还是动荡不安，后果相当悲惨。
怎么样才能够维持社会稳定？我们非常珍惜的一个安定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为什么就不能得到？知识分子、历史学家是不是应该做出自己的回答？
第三，怎样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原来我们是天朝大国，一统天下，但整个世界处在全球化过程中，我们的大门关不上了，关上的大门，人家要来冲击，要你打开门和你做生意。
人家本来要求通商，但看看林则徐给英国国王的书信，我想大家会哑然失笑，他说，天朝大国无所不有，皇帝因为考虑到你们的困难，你们若没有中国的大黄和茶叶就会影响你们的健康和生活，所以我们的皇帝还是恩准与你们交易。
就是这样的指导思想，但这并不是昨天的笑话，后来我们仍一再重演这样的故事。
在融入世界一体化过程中究竟该怎么处理国与国的关系？
曾国藩提出：小事不要计较，大的东西要坚持。但大清帝国皇帝坚持的是外国公使不进北京，假如进入要行三跪九叩礼。
他们坚持的是这些东西。李鸿章更提出纲领性的意见，19世纪70年代他提出八个字：外须和戎，内需变法。
我想，这八个字是不是在现在的中国人生活当中仍然起着作用？
什么时候我们既能维护自己国家主权，又能跟外面所有的国家人民平等相处呢？
是时候了，察古观今，中国人特别是知识阶层应该大声宣告：先贤梦寐以求得大同世界——世界一体化正在敲门，当下各国的利益冲突都是可以化解的小波澜，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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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早已进入现代文明，但为何文明却在东方国家迟到？本文作者袁伟时虽已耄耋之年，但仍坚持在公共问题上频频发声，捍卫真相和文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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