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奥斯维辛之后，我们还能写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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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维辛集中营
奥斯维辛之后，我们还能写诗吗？
前几天，大家可能都看过不少日本援助中国各地的物资箱上，写了一些诗句或词句，以传递温暖的援助之意。
结果某媒体对此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中最惹人争议的是引用了这样一句话，“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话，认为意思大概指的就是经过奥斯维辛集中营那场浩劫之后，再写诗、搞文艺，观赏这些艺术就显得很残忍了。甚至推而广之地认为，如果我们面对巨大的灾难，再继续闲情逸致地谈论文学和文艺创作，这难道不“残忍”吗？
在德国纳粹时期往往难以幸存。创作仿佛与正义、人性、良知已经决裂。那么，灾难之后，如何写诗，如何继续生活？
引经据典并不稀奇
值得在意的是诗句背后的体面
首先我们来看看那篇评论里的引用，实际上本身就存在错误。
你可能也知道，这个句子是德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及社会学家西奥多·阿多诺的名言，他在自己的好几本著作里，先后几次回顾这句“诫条”。然而，他的原文并不是“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
他第一次写下这个句子，是在他1949年的一篇著作《文化批判与社会》里，其中他说的是，“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
《文化批判与社会》一文后收录阿多诺《棱镜》文集，翻译原文：文化批判正面临着文明与野蛮的辩证法的最后阶段：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也是对这样一种认识的侵蚀：今日写诗何以是不可能的。
请注意，不是“残忍”，而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想不必多说，那就是在这时候将发生疫情的地区比作“奥斯维辛”，合适吗？
第三个问题则是，日本这些地方政府或民间团体善心援助我们，在物资箱上特意引用了一些汉语诗句，来表达关心和情意，这时候我们回应的却是“写诗是残忍的”，这难道就是对主动援助我们的外邦，一种“体面”的回应吗？
实际上，日本送来的这些物资，上面所附的诗句，很多也是有中国人的身影在背后的，比如舞鹤市捐赠的物资上引用了王昌龄的诗句“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据悉就是一位在当地政府工作的华人建议，并被舞鹤政府采纳使用的。
不过即便如此，我觉得日本这次这样的行动，仍然有一些值得我们留意，甚至效仿的地方，那是什么呢？
当然并不在于他们是否会写汉诗或者引名句，而是他们在捐赠救援物资的同时，还能想到附上一些句子，这些句子不仅要体面、贴切，而且能够恰当地表达出这种援助希望传递的情感，并给予这种情感一个语言的赋形，这一点才让我觉得是他们真正的厉害之处。
什么才叫做“体面贴切的语言”？它并不一定非得是诗句，比如你是否注意到冲绳民间组织向福建援助儿童口罩及医用手套时，物资上附上的句子，叫做“守礼之邦，源远流长”。
我们知道，冲绳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曾经是中国的藩属国之一，一直以来都以自己奉明朝正朔为傲。今天虽然它已经是日本的一个地区了，可是如果你到冲绳旅行就会观察到，很多的建筑物、习俗都与我们的福建省有着历史渊源，而冲绳也有相当多人是福建人移民的后代。
今天冲绳民间组织捐赠的物资上写着“守礼之邦”，这其实也包含了历史上它与中国的渊源。
在冲绳那霸有一座牌坊，上面挂着一副匾额即写着“守礼之邦”，它的由来便是明朝万历帝的一封册封诏书，其中一句“惟尔琉球国，远处海滨，恪遵声教，世修职贡，足称守礼之邦”。
那霸守礼门
所以，冲绳以这样一句话来表达自己的“守礼”之意，我认为可谓绝妙之笔，而且你能感受到这种用心，也是一种对细节的专注和负责，这都是让我非常佩服的地方。
“同一性”追求
从对思想的同一，到对族群的同一
我们再回头谈一谈，“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这句话，到底该怎么理解。
历来有很多学者都尝试对它作出解释，但要理解阿多诺的这句名言其实相当困难。原因在于这句话并没有看上去那样简单，必须放在阿多诺的思想背景之下来理解，而阿多诺的思想本就非常复杂。
我在大学时期，曾经有段时间非常喜欢研读阿多诺，但是他也是我认为最难读的哲学思想家之一。
德语世界有很多思想家写的东西，我们都会觉得难读，但可能没有一个比得上阿多诺，尤其是他晚年的作品，故意用一种特别的语言来表达他的一个核心观念，即“非同一性”。
何谓“非同一性”？他认为西方思想从希腊文明以来，一直不能摆脱一种对于“同一性”的追求。
“同一性的追求”，尽管这个讲法很抽象，但是站在这个背景上理解今天这句话才会更为确切。
要理解“同一性”也不简单，我今天姑且非常粗浅地解释一下，什么是“同一性”，让我们试着从另一个角度切入展开。
奥斯维辛是什么？当然就是纳粹时期最有名的一座集中营。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个集中营以及当年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其实和我们一般在历史上见过的其他大屠杀不一样。
第一个不同点在于，历史上民族清洗本来并不罕见，但是如此大规模的立意要灭绝另一个民族，在阿多诺看来就是一种对“同一性”的追求。
这种同一性的追求，从最粗浅的层面上说，就是要求一种非常“纯净”的文化和思想的同一，而这种“同一”甚至扩大到对于族群的同一。
基于这种对同一性的追求，犹太人族群在德意志纳粹德国看来，在德意志文化之下以及雅利安人世界里，就是一个不可被吸收、不可被完全同一化的“他者”或者“杂质”，所以他们认为必须彻底消灭这个族群。
奥斯维辛之下，一种“文明”的伪装
另一个不同点，是以奥斯维辛集中营为代表的这一场种族灭绝，和历史上其他大屠杀不同。
历史上很多大屠杀场景往往是原始的、混乱的，带着一种极其残忍的情绪而爆发出的大规模仇杀，可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却是极其精密的，甚至可以说是具有德国风格的那种“理性”。
比如说，集中营的流程是经过精密计算的，什么时候需要处死什么人、没被处死前这些人应该做什么，集中营的整个运作就像德国人造车一样流程严密井然。
而这种所谓“理性”，与德国为代表的启蒙运动里所追求的那种理性，有什么不一样吗？还是说，尽管表面上看起来不一样，但实际上存在一些共通点？阿多诺就认为是有共通的东西存在。
当年的德国是个什么样的德国？
我们常说，德国是个有贝多芬的德国，是个有巴赫的德国，是一个高度的有文化，懂得欣赏艺术美学的国家。我们今天谈美学，这个字其实就来自德国。
这样一个追求高度审美、纯粹的国家，能够产生歌德与席勒的国家，为什么会干出这么灭绝人性的事？
更让人大惑不解的是，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一直流行一种说法，就是其中的指挥官常常会在闲暇之余，在办公室里播放巴赫的音乐，可想而知，这是一个多么荒谬的场景。
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集中营，就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离德国魏玛很近，魏玛是德国的文化名城，是歌德与席勒的城市，李斯特的故乡，巴赫曾经在那里工作过好几年。
但是就在这个城市的边上，居然有这样一所集中营。而且集中营的中心有一棵树，被称为“歌德橡树”。
“歌德橡树”遗址
这棵树曾经被认为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一个象征，但对于不同人，背后的象征意义是不一样的。
对于集中营里被囚禁的人来说，它代表的是他们原本认知的那个德国，与眼下正在折磨他们的德国，完全是两个版本的德国。
而对于里面的那些党卫军，对于那些看守集中营的德国士兵来说，这棵树则代表着他们的民族，他们种族的优越性。甚至这些军官会在这棵树下朗诵歌德的诗，旁边则躺着集中营里被处死的那些犹太人的尸体，还有焚毁尸体所升起的熏烟。
正是因为这样一个追求审美艺术的德国，干出了这样的事情，而且在做出这样灭绝人性的罪行之时，依然带有一种病态的“理性”，带有一种“文明”的伪装，所以阿多诺认为，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过去所有的诗歌、所有的艺术，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都要打上一个问号。
在这种情况之下，仍然可以写诗吗？
为什么说“写诗是野蛮的”？
为什么阿多诺会说“写诗是野蛮的”？我们常说，野蛮是文明的对立面，但阿多诺一直强调，文明与野蛮，是可以对立统一的。
奥斯维辛集中营，与其说是纯粹的野蛮的产物，倒不如说，它就是德意志文明，甚至西方文明发展到这个阶段的一种极端结果。
在这个结果的发展过程中，所有西方文明、欧洲文明、启蒙运动以来的文化，其实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仍然根据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古典美学理想来创作艺术，来创作文学，这难道不是野蛮的吗？
那么，为什么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经历这样一场浩劫之后，仍然用过去的那种语言来创作，就会出现很大问题。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从歌德以来，那种对美的崇高的赞颂，对美好生活的目标与理想的追求，在一场人类浩劫之后，如果继续去追逐这些东西，是不是相当于忘记了所歌颂的这些文明背景里，曾经出现过这样一次灭绝人性、匪夷所思的惨剧，那么创作者还好意思继续说，生活其实很美好吗？
在阿多诺那样严肃严厉的人看来，这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
经历这样一场浩劫，再继续赞颂生活的美好，而且使用的语言都还是这场浩劫发生之前的表达形式，这些表达在阿多诺看来，同样是造成这场浩劫的原因之一。
所以他认为，在这之后，怎么可能还用这样的语言形式呢？这难道不是用凶手的刀在受害者的墓碑上刻下更残忍的纪念吗？
与阿多诺同时代，有一位非常伟大的德语诗人，也是一个犹太人，叫做保罗·策兰（Paul Celan）。他有一首非常著名的关于这场痛苦经验的诗，题为《死亡赋格》。
保罗·策兰
很多人认为，保罗·策兰与阿多诺有一个关于“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的间接对话。为什么说是“间接对话”？
保罗·策兰在写《死亡赋格》的时候，还没有读到阿多诺所说的这些；而后来阿多诺是看到了《死亡赋格》，又回头修正了自己的讲法。
在阿多诺修正自己讲法的同时，保罗·策兰也看到了阿多诺的这句名句。关于如何写诗，他也有了很多反省。
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保罗·策兰的诗风变得非常的冷峻，非常的灰色，没有了他早期创作的那种音乐性。这正是因为他试图掌握一种全新的语言，这种语言不能再是以往那种审美典范之下的语言——
他意识到，过往那种语言用以描述今天他所经历的事情、描述这样一个产生浩劫的世界，是那么的苍白，那么的无力。
所以保罗·策兰决定找寻一种新的话语，一种不漂亮的语言，一种不再是过去那种审美典范所认为美好的诗句。
而阿多诺在读完《死亡赋格》后也深受触动。后来他在自己的一本经典著作——《否定辩证法》(Negative Dialectics)里，写了一句话，他说：
“人们无法摆脱这种趋势，就如同无法逃出集中营周围的电网一种。日复一日的痛苦又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因此，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你不再能写诗了，这也许是错误的。但提出一个不怎么文雅的问题却不为错：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你能否继续生活，特别是那种偶然地幸免于难得人、那种依法应被处死的人能否继续生活？他的继续存在需要冷漠，需要这种资产阶级主观性的基本原则，没有这一基本原则就不会有奥斯维辛集中营。”
这句话其实讲得更狠了。
他一方面承认写诗还是可能的，《死亡赋格》就是一首遭受酷刑的人发出尖叫的诗篇；可是他又进一步说，在浩劫之后甚至连继续日常生活都是不对的了，为什么呢？
因为继续日常生活，就表示对这种灾难的无视，假如是假装这场灾难完全没有发生过那样继续日常的生活，这是一种冷漠的表现。
而这种冷漠，正是造成奥斯维辛集中营这种事情发生的原因之一。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人类浩劫，正是因为你的麻木，你的冷漠。
无法直面痛苦与黑暗的核心
我们自己将是野蛮的
实际上，阿多诺究竟在表达什么？
他想说的就是，当我们经历过灾难之后，假如这时候我们写的诗、创作的文学艺术，是一些无视灾难本身、无视灾难痛苦的作品，而且用了一种导致灾难可能发生的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语言，甚至更等而下之，去创作一些歌颂的诗、一些欢庆的作品，把那些发生过的灾难当成一种了不起的值得歌颂的事件，这种“写诗”即是野蛮的。
除此之外，如果我们只是继续自己的日常生活，假装一切没有发生过，不再去注意历史上曾经有一些人经受过的伤害，无视他们的苦难继续安心地过自己的生活，追求自己生活的理想之美，那么这种想法就是冷漠的。你没有看到这个世界的不公平、不公正，没有听到历史里的那些尖叫，这是不对的。我们需要直面那些痛苦的黑暗的核心。
而现在被高度统一、高度同化的语言，是很难去掌握这个核心，很难掌握那些个体痛苦的，这种时候就需要重新创造出一种语言，不是为了逃避，不是为了假装我们眼前的事情不存在，而是为了更加勇敢地直面它的核心。
这个核心指向的，可能正是我们人性本身具备的一些东西，它可能包含着毁灭我们、引导我们走向堕落的种子，所以我们需要更深切地挖掘它。
文学并不是不能够让我们转移痛苦，很多时候这的确是必要的。
可是，更严肃的艺术创作，在更严苛的思想家比如阿多诺看来，它是不能回避那种野蛮的，否则我们自己就将是野蛮的了。
历史不是剧本，真相永远不止一个。人类所面临的“奥斯维辛”问题并没有因为历史的过去而终结。
面对奥斯维辛，人们一开始总是要陷入彻底的绝望和极端的恐惧，随之而来的是压抑人的沉默。浩劫之后，写作或写诗的根本改变是异常艰难的。相对于生活在大众的流行意见和普遍情绪中，孤独地反思过去而又秉持对未来的真诚希望，需要洞察人性的智慧，更需要直面人类实际存在状况的勇气。
黑格尔说：人类最大的教训就是从历史中吸取不到任何教训。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任何漂亮的空话，甚至神学的空话都失去了权利，人类只要还存在灾难，就绕不开反思奥斯维辛。反思奥斯维辛，就绕不开反思纳粹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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