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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庸之恶”比邪恶还可怕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大焕点睛 Author 童大焕


“平庸之恶”比邪恶还可怕

文:童大焕 编:先知书店店长李强


网络上与人交流,发现很多人无法对事物做出准确、清晰的判断,根源往往在于概念的边界能力非常弱。往往用大而化之的概念,代替准确清晰的边界。而且,越是如此,往往越显得高大上,显得神秘而有学问。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基本上也是假大空,与西方思维的逻辑、数字,形成巨大分野。这,也许是文明在后来拉开差距的本质原因。

 

比如中医,我们说中医是天体物理学,讲究人与宇宙的和谐,天人合一,很高大上吧,简直包容一切。但是它与现代医学相比,一针见血直达本质的功夫真是有天壤之别。

 

瑞德西韦与中医在中外疫情中的表现,将这个问题呈现得淋漓尽致:

 

2020513日,美国药企吉利德科学宣布,该公司已经与5家位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仿制药生产商签署了非独占自愿授权协议,将瑞德西韦供应至全球127个国家。这些国家几乎涵盖了所有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以及一些面临显著医疗障碍的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中国未被包含在内。


2020322日晚,央视新闻频道《面对面》栏目,董倩专访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讲到“要让中医药漫灌,就是全都给”。

 

董倩:为什么要用这个词,漫灌?

 

张伯礼:太多了,病人太多分不清了,分不清你就只能说都给。因为是一个病因,相同的症状,在这种情况下,在古代也是用一锅大锅药给大家喝。我们叫通治方或者叫标准方。

 

董倩:您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中药起到什么作用?

 

张伯礼:起到了一个隔离的作用,起到了一个安抚人心的作用,起到了一个把它鉴别的作用。

 

董倩:那您觉得您的药,更多的是心理抚慰,还是说真起作用?

 

张伯礼:真起作用,加上心理抚慰,治疗的同时加一点抚慰,让病人觉得最起码我吃药了。

 


这个比较之所以有意思,是你会发现,我们在处理诸多问题上,几乎处处都有中医“模糊思维”的影子。


 

人不思考,不管在哪里、不管在什么环境下,都容易陷入“平庸之恶”。

 

比如,即使在美国,也有很多人把比尔盖茨视为冠状病毒制造者,仅仅是因为他在2015年做过关于病毒是人类未来最大敌人的演讲。

 

中国环境下,也有很多人不思考或者不善于思考,被各种阴谋论、病毒起源说弄得晕头转向。

 

最新例子是:日本“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告诉大家:日本政府的医疗检测机构,从20191月至3月的血样中,检测出了新冠病毒的阳性抗体。这一消息是谁宣布的呢?不是一般的人,而是日本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

 

实际情况是:

 

为了确认检查棒的准确性,日本对被认为新冠病毒尚未发生的20191-3月采集并保存的500人的献血进行了调查,结果2人显示阳性。

 

这句话被误读或故意误读成201913月就出现了阳性抗体。

 

正确理解是:已经有足够的流行病学证据排除了201913月新冠病毒在日本发生的可能性。现在是用这种完全不可能有新冠病毒的血样,反过来检测检查棒的误差率。有人说,也许用酱油,数百份酱油,也许也能检测出“阳性抗体”。这其实是“伪抗体”。

 

可见,词语、概念边界清晰的重要性,这是理性思考、独立思考的第一步

 


 

当然,制度环境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一个信息封闭、不喜欢、不允许独立思考的环境下,独立思考能力会成为社会的稀缺能力。

 

但是,良好的逻辑思考能力、思考方法,作为一种文化基因,在中国人的传统里,的确一直是匮乏的。

 

以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对应欧洲的希腊时代为分野,思维方式的基因已经深深地打下。

 

这也是公元1500年来,中国一直缺乏造福全球的重大创新的原因,也是缺乏良好的制度选择和改进能力的原因。

 

那为什么公元1500年到公元2008年中国缺少改变世界的发明(后来有屠呦呦的青蒿素)?

 

那是因为工业革命之前,全球都停留在凭经验理性过着基本的、落后的农牧业生存方式的时代,人绝大部分时候靠天、靠经验吃饭;

 

进入工业革命以后,主要靠逻辑理性吃饭,中国就开始逐渐落后于世界了。

 

 

也有人认为,宗教信仰才是根本的。有人转了“(刘)亚伟说”:

 

本人以为,基督教对于人类文明最直接影响,是彻底解构和消除了人们“自以为义”“自尊为圣”的道德优越感:你们是一群罪人,你们能有的智慧是自私自利和趋利避害,你们最高的智慧就是敬畏、谦卑与知无知。

 

这个教义成为了现代政治文明秩序的逻辑起点:在这样一个个罪人组成的世俗社会里,必须依靠刚硬的制度约束,在用权力制约权力的同时,还须以规则造成一个惩罚性社会环境:欲望让你生出的作恶念头刚刚出现,就会有第二个念头来警告你,让你马上想到规则和制度的存在,意识到不那么做才符合自己的利益。

 

如果在上述意义上肯定宗教的重要性,其本质就是两点:

 

首先,恐怕必须是告诉大家“人人都是罪人”的教派;这是自我谦抑的前提。

 

其次,其教义的本质,是让人知无知。知道自己是无知的罪人,从而努力去求知去思考。这,与阿伦特的“平庸之恶”不谋而合




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上的瞩目人物汉娜·阿伦特在旁听并评论手上沾满鲜血的纳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审判的时候,没有按社会和朋友们所期待的那样,对艾希曼进行简单的谴责,而是通过更深邃的透视,对悲剧产生的根源进行深思,认为艾希曼的恶,是因为丧失了思考的能力,而这就是阿伦特对“平庸之恶”的论断。

 

阿伦特没有把艾希曼描绘成恶魔,这已经让犹太人不满,更让他们愤怒的是阿伦特不仅批判了发生于纳粹德国的“平庸之恶”,而且笔锋一转,指出在犹太人当中存在的“平庸之恶”。

 

阿伦特认为,之所以会有六百万犹太人遭受屠杀,与犹太社区的领袖同纳粹的合作有密切关系。同时,整个犹太社会对于大屠杀也保持着一种沉默,没有勇气去反抗。这种对邪恶行为的沉默和纵容,也是一种“平庸之恶。”

 

她的五篇报告在《纽约客》上刊登之后,引起轩然大波。阿伦特的同事及朋友反对她出版关于艾希曼审判的书籍,以色列甚至专门派人到美国威胁阿伦特。她最亲密的犹太复国主义战友在垂危之际,也不愿意原谅她。

 

围绕着阿伦特,在美国、欧洲和以色列展开了一场场辩论,很多亲密的朋友因为阿伦特的观点激烈争辩乃至决裂。

 

事情发展到高潮,学校高层找阿伦特谈话,要她放弃教职。

 

阿伦特以公开辩论来回应各界对她的指责。辩论会上,阿伦特再次阐述了思想的重要性。她说:

 

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来,人们通常把思想称为一个人和自己有声无声的对话。如果人放弃了这种自我的对话,便不能做出道德判断;如果人人不愿意思考,便会使大规模的犯罪成为可能。思想的外在表现不是知识,而是分辨是非和美丑的能力。我希望在那些罕见的和千钧一发的时刻,思考能够赋予人们预防灾难的力量。

 


尽管,血腥残酷的20世纪已经成为故纸堆上的历史,但“平庸之恶”的幽灵并未消散——权健公司中,那些每天贩卖有害保健品但从未想到举报的人是“平庸之恶”;某互联网公司中,那些用搜索排名技术向大众推荐“莆田系医院”的程序员是“平庸之恶”;这次疫情中,那些为了利益不顾底线的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是“平庸之恶”......

 

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并不是想说谁的责任更大,或者用制度之恶遮蔽个人之恶,她重在探讨集体罪恶和个人责任之间的关系。这是所有人都会面临选择的难题。 

 

为识别、消解“平庸之恶”,先知书店力荐阿伦特作品集。阿伦特不仅是“平庸之恶”的揭示者者,更是“极权主义”的掘墓人。图书市场上,阿伦特作品的版本较多,翻译和出版的水准也良莠不齐,再加上近年来其作品陆续绝版,收藏她的作品越来越困难。先知书店经过一年时间努力,有幸集齐阿伦特最经典的作品,推荐给书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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