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是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伦理学家的思想，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本身既是心理学家，又是社会学家和伦理学家——当然，他首先是个小说家。我的讲话中要谈的，正是这些思想。
首先谈一谈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谈谈他生活中的几个事件，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显现他的性格，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勾勒出他的形象。
以下这段话说得再精彩不过了：“虚假的伟大是愤世的、难以接近的：它感到了自己的软弱，所以躲藏起来，或许至少也不正面出现，只在迫不得已之时才勉强露面，以吓唬一下人们，它从来不暴露本相，也就是说，从来不显露其真正的渺小。”
他从来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超人；再没有比他更谦卑、更富人情味的人了；我甚至认为，一个高傲的人实在是无法完全理解他的。谦卑这个词不断出现在他的《书信集》和作品中：他为什么会拒绝我呢？我根本就不是在强求，我只是在谦卑地恳求。（1869年11月23日）“他常常以某种谦卑让我吃惊”，《少年》中的少年这样谈到他的父亲，当他试图弄明白他父亲和他母亲之间可能有过的关系，以及他们爱情的性质时，他想起了他父亲的一句话：“她出于谦卑而嫁给了我。”
我最近读到了亨利·博尔多先生的一篇采访录，其中的一句话稍稍有些让我惊讶：“首先要努力去认识自己。”采访者恐怕是理解不了的。——当然，一个自我探寻的文学家是在做一种很大的冒险；这就是找到自我的冒险。从此之后，他就只写冷冰冰的、符合自己的、果断的作品了。他模仿他自己。假如他知道他的线条、他的界限，那是为了不再超越它们。他不再害怕显得不真诚；他害怕显得前后不一。真正的艺术家在创作时，总是处于对自己的半无意识中。他实际上并不知道自己是谁。他只有透过自己的作品，以自己的作品，在自己的作品之后，才能真的认识自己……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就没有寻找过自己；他只是狂热地投身于自己的作品之中。他迷失在他书中的每一个人物身上，因为，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都能找到他。过一会儿，我们将看到，一旦他要以自己的名义来说话，他就该有多么笨拙；而相反，当他本人的思想通过人物的口来表达时，他又是多么雄辩啊。他正是通过赋予人物以生命，才找到了他自己。他就活在他们每一个的身上，他这样把自己交托给了人物的多样化，其最初的效果，就是保护了自身的前后不连贯。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个作家，比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更充满自我矛盾，更前后不连贯；尼采会说，这是“对立性”。如果他不是一个小说家，而是一个哲学家的话，他可能会更有条理地把自己的思想理顺，但那样一来，我们就会失去最好的东西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中的事件，无论它们多么具有悲剧性，也还是一些表面上的事件。使他激动不安的激情，似乎深深地震撼了他；但是，在此之外，永远还留有一个私密的区域，一个连种种事件、种种激情都无法达及的区域。关于这一点，他的一句短短的话会给我们以启迪，只要我们把这句话跟另一段文字作一个比较的话。他在《死屋手记》中写道：没有一个人活着而没有一个目的，并为实现这一目的而付出某种努力。目的和希望一旦消失，忧虑就常常会把人变成一个魔怪…… 但是，这时，他兴许对这一目的有所误会，因为，他立即就在下文中说：我们所有人的目的，就是自由，就是走出苦役营。这是他在1861年写的。而这就是他当时认定的一个目的。当然，他因可怕的囚禁而痛苦不堪（他在西伯利亚待了四年，又服了六年的强迫兵役），他痛苦不堪；但是，一旦他重获自由，他就能意识到，他真正的目的，他真正希望得到的自由，是某种更为深刻的东西，它跟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并无什么关系。在1877年，他写了这句非凡的话，我愿将它与我刚才读的那一段作个比较：如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高级的、秘密的——甚至对我们自己来说也往往是秘密的——生存理由，它完全不同于我们多数人为自己的生命制定的外在目的。
人们有时候说，他的癫痫病的最初发作，是在西伯利亚时期；但是，在他被判刑之前，他实际上已经病了，只是到了那里之后，病情越来越严重罢了。“一脸病恹恹的神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健康状况从来就没有太好过。然而，就是他，这个身体虚弱、小病小痛不断的人，被指定去服兵役，而他那位身强力壮的哥哥，却获准免予服役。
1841年，即他二十岁那年，他被任命为士官。他那时正准备考试，要在1843年获得军官头衔。我们知道，他作为军官的俸禄是三千卢布，而且他还在父亲死后继承了遗产，但由于他的生活十分自由放荡，此外还要负责最小的弟弟的生活费用，他竟落得个债台高筑的下场。只是在他逝世前几年，他才真正摆脱了拮据的困境。
最初，陀思妥耶夫斯基过着一种放荡的生活，他终日出没于剧院、音乐厅，看话剧，看芭蕾舞。他无忧无虑。有一次，他租下了一套公寓，只因为出租房屋的人的模样讨他喜欢。他的仆人偷他的东西，而他也乐于被偷。运气的或好或坏，常常使他变得喜怒无常。1843年，他来彼得堡定居。那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好身无分文，靠着赊账买面包和牛奶，来维持生活。“费奥多尔是那样的一种人，跟他在一起你活得很开心，但他总是缺钱。”里森坎普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于是，他们住到了一起，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是个很难缠的伙伴。里森坎普明明让他的病人在客厅里等候，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冒昧地去接待他们。每当某个病人显出可怜的模样时，他就用里森坎普的钱来接济他，或者，当他自己有钱时，就用自己的钱来接济。某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刚刚收到从莫斯科寄来的一千卢布，就赶紧拿去还了一些债，然后，当天晚上，他就拿剩余的钱去赌博了（据他自己说，是去赌台球了），于是，第二天早上，他不得不又向他的朋友借上五个卢布。我忘了说，他最后的五十个卢布被里森坎普的一个病人偷走了，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种友谊的激情冲动下，把那个小偷请进了自己的房间。1844年3月，里森坎普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分手，后者也并不见得有什么好转。1846年，他发表了《穷人》。这本书当即获得了巨大成功。1849年，他和一群嫌疑分子被警察逮捕。这便是所谓的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
我们很难说清楚，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的政治观点和社会观点到底是什么。
他的《书信集》和《作家日记》中的许多段落，为我们显示了他的一种完全相反的观点。而整整的一部《群魔》，则为我们展现了一场对无政府主义的审判。但是，他毕竟是跟那些聚集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周围的嫌疑分子一起被捕了。他被监禁，被审判，被判处了死刑。直到最后一刻，死刑才被改判为苦役，他被发配去了西伯利亚。但是，你们中可能还有些人不太熟悉那些事件，我还是愿意给你们读几段有关他的判决和他的监狱生活的信。以下就是1849年7月18日的信，是他在等待着判决的监狱中写的：在人的身上，有着坚韧度与生命力的一种巨大潜力，说真的，我原来并不相信它们会有那么多。而现在，我从亲身的经验中知道了。然后，在8月份，他疾病缠身的时候：丧失勇气实在是一种罪过……尽力地工作，“带着爱”，这才是真正的幸福。我早先想的更糟糕，现在我知道，我身上原来储备着取之不尽的生命力。——《书信集》现在，我给你们读一下12月22日他那封短信的几乎全文：今天是12月22日，我们被带到谢苗诺夫校场，在那里，他们向我们全体宣读了死刑判决书，他们让我们亲吻了十字架，他们在我们的头顶上折断利剑，他们还给我们做了最终的清理。他们把我们中的三个人捆到木桩上，准备行刑。我是第六个，他们是三个一组三个一组地处决的，因此，我就是第二批，我只有一小会儿时间可活了。我回想起了你，我的哥哥，想起了你们全家人。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脑子里想到的人只有你。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不止一次地读到对死刑和对犯人生命最后一刻的影射，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射。不过我现在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延误时间。
在出发前往塞米巴拉金斯克之前，他有半个钟头向他的哥哥告别。据一个朋友的说法，他倒比他的哥哥更平静，他对哥哥说：我在监狱里的那些朋友，他们可不是野兽，而是人，他们兴许比我还更好，比我还更有德行…等我一出来，我就要动手写作；在这几个月时间里，我经历了很多事；而在即将到来的那些时间里，什么样的事我会看不到，我会体验不到啊！对将来的写作来说，素材是绝对不会缺少的。此后在西伯利亚的四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被允许给家人写信。
据奥雷斯特·米勒的说法，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54年3月2日出狱；而据正式文件，他于1月23日出狱。因为有些信没有收入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集》中，所以请诸位允许我在此读其中的几个段落：看来，我终于能够跟你更长久、更安全地交谈了。但是，首先，看在上帝的分上，我要问你，为什么你没有给我写上哪怕只言片语？我万万想不到会这样！在我的监狱中，在我的孤独中，有多少次，我感到了真正的绝望，我想到，你兴许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整夜整夜地思考你的孩子们的生活，我诅咒命运让我无法伸出手来帮助他们。
由此可见，他内心中最痛苦的，不是感到自己被遗弃了，而是无法伸出援助的手。我们所知道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狱后的第一封信，是他于1854年3月27日写的，当时，他在西伯利亚的第七步兵营当列兵。它没有出现在比昂斯托克先生的译文中。信中这样写道：请给我寄……不是报纸，而是欧洲历史学家的著作。还有经济学家的，教会教士的。尽量要古代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塔西陀、普林尼、弗拉维乌斯、普鲁塔克、狄奥多罗斯等人的法语译本。然后还要古兰经和一本德语词典。当然，所有这一切不要求一次寄齐。总之，你尽力而为吧。还请给我寄皮萨连的《物理学》，再要一部生理学的论著，哪一本都行。假如法文本比俄文本强，就要法文本的。所有这一切，都要最便宜的版本。所有这一切，当然不必一次都寄了；而要慢慢地寄，一本接一本地寄。不管你能寄多少，我都会感谢你。你明白，我是多么需要精神食粮啊……
在这里，我生活在孤独中：如同往常那样，我躲着人。更何况，在整整五年中，我被人看管，有时候，对我来说，孤身独处恰恰是最大的快乐。夏天我实在忙得很，几乎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但是现在，我已经有些习惯了。我的身体也有了一些好转。而且，我没有失去希望，我带着相当的勇气展望未来。
1859年11月2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圣彼得堡。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时，他结了婚。娶的是一个苦役犯的遗孀，她还带了一个年龄不小的孩子，听说这孩子脾气十分古怪。陀思妥耶夫斯基收养和哺育了他，他有抚养的怪癖。“他没有太大的变化，”他的朋友米留科夫对我们说，他又补充说：“他的目光比以前更大胆了，他的面部依然显现出坚毅的表情。” 1861年，他发表了小说《被欺凌与被侮辱的》。1861到1862年，他发表了《死屋手记》。他的第一部伟大小说《罪与罚》只是在1866年才发表。
1863、1864和1865年，他积极主持了一个杂志。他在一封信中谈到了这过渡性的几年，语气是那么雄辩，使我忍不住要在此给你们再读上几段：我的生活被折成两段，一段是过去，以及我生活的一切理由，另一段是未知数，没有一颗心能代替两位死者。严格地说来，我已经没有生存的理由了。建立新的联系？创造一种新的生活？仅仅是这样想一想，就让我觉得恶心。于是，生平中第一次，我感到我没有任何什么可以替代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我爱的只有他们，而一种新的爱不仅不会有，而且也不应该有。
在我们刚刚听到的这绝望的呐喊声之后半个月，也就是在4月14日的信中，他又写道：在我勇气和精力的所有储备中，在我的心灵深处，仍然存在着某种纷乱的、模糊的东西，某种近乎于绝望的东西。纷乱，苦涩，对我来说最为反常的状态……而且，我孤独一人！再也没有四十年的朋友了。然而，我似乎始终准备着生活下去。这很可笑，不是吗？
我很想把这句话跟《罪与罚》中一个非凡的句子作一下比较，在这本书的最后几页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们讲述了占据了主人公心灵的奇怪感情。他仿佛觉得，自己是第一次开始真正的生活：是的，过去的这一切苦难又算得了什么？在这回归生活的第一阵欣喜中，一切，甚至包括他的罪行，他的被判刑，他的流放西伯利亚，所有这一切，在他的眼中似乎都是外来的、局外的事，他几乎要怀疑这一切是否真的发生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墓碑上刻着：“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是受苦受难的一生。但值得注意的是，命运虽然对他不公，但他从未怨天尤人。他虽然一度误入歧途染上恶习，但他从未丧失过良知。
他虽然有时为了应付出版商而匆忙赶稿，但他从未粗制滥造。他虽然在面对革命问题时有些迟疑，但他从未放弃过人道主义的信念。他是一位始终关心人性的作家，他是一位有良心的作家！
有人曾说：如果说俄罗斯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青藏高原，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上面的珠穆朗玛峰，他是文学的塔尖，文学的巅峰。
在世界各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小说几乎是每个文学爱好者有志于攀登的高峰。
为此先知书店诚荐：“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典文集“，译林出版社翻译的这套，十分便于普通读者的学习、借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文译本中，本文集的优势十分突出：忠于原著，容量巨大；收录全，范围广；注解翔实，文笔优美。豆瓣评分9.5。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件终身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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