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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伯林：追求自由的路上，绕不开的名字
以赛亚·伯林：追求自由的路上，绕不开的名字文：徐友渔 编：木叶
▌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引领者
伯林的思想有一个特点：他最出彩、最深刻的见解不是在自己的专著中阐述，而是在思想史的讲演中，借助于说明、分析其他思想家的理论，阐明某些思潮的影响和意义时“顺带地”涌现出来。
伯林被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但据一些人的理解和解释，对他来说，多元论比自由主义更重要、更基本，自由主义可以从多元论中推导出来。
伯林认为人类的价值观和文化是多元的，这指的是，它们各自都有存在的理由，但它们彼此是冲突的，而且我们不可能把它们统合为一个综合的体系，也不可能对它们比较高下，加以排序，列出最优者加以推广，它们是没有公共尺度可以衡量的。
关于多元论是否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在哲学家和伯林思想的研究者中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家对这一点是没有争论的：多元论在伯林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在论述马基雅维里、维柯和反启蒙思潮时都论及于此。而且，在文化多元论越来越为人们重视和支持的当代，他的学说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两种自由观的伟大创见
对中国思想文化界来说，伯林思想的新颖性和震撼力表现在他关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区分的论述中。
他在著名论文“自由的两种概念”中作出这区分，积极自由指不受强制，消极自由指成为自己的主人。
这两种自由观初看起来差别不大，但在历史中被哲学家往不同的方向发展，最后演变成直接的冲突，产生严重的后果。
一般认为，自由主义的自由观是主张消极自由，而积极自由最终会走向自由的反面，因为这种观点会导致这样的主张：有人比一般人更了解人的本性和真实需要，这种人实施的强制是帮助人实现自我，而不是奴役和压迫。
伯林在思想史研究中引入了一种意象性对比：
有些思想家像刺猬，他们的研究是全方位的，力图创造包罗万象的理论，所有的观点都是从一个具有普遍性、指导性的原则推导出来的；有些思想家像狐狸，他们东走走、西嗅嗅，零敲碎打、就事论事，他们的兴趣和目的多种多样，没有关联，甚至相互矛盾。
柏拉图和黑格尔是刺猬型思想家的典型，也是一元论哲学的代表。这个比喻在西方和中国都引起了人们莫大的兴趣，显然，伯林是赞成多元反对一元的，他的说法促成人们的思维方式摈弃一元、崇尚多元。
▌经历可怕的20世纪，仍泰然处之
伯林1909年出生于拉托维亚的里加，1921年随父母移居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古典课程，学业完成后长期在牛津大学工作，从事研究和著述。
他的学术生涯一帆风顺，在二十三岁时就成为名流云集的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成员，并在四十八岁时被册封为爵士。
伯林1945年得到机会出差莫斯科，他在列宁格勒与诗人阿赫玛托娃的相见，成为他终生难忘的事件，他们彻夜交谈。
饱受苦难、与世隔绝的诗人把伯林当成西方文化的代表，把与他的交谈当成与巴黎、伦敦、罗马重新建立联系；而对伯林来说，阿赫玛托娃的信任和交心带给他的高兴，超过了在西方世界诸如维吉尼亚·沃尔芙、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凯恩斯对他的看重。
在思想家当中，伯林因为他的世俗性而显得突出。他喜欢交际、善于处世，一直过着养尊处优、舒服快乐的生活。他喜欢与社会名流打交道，曾把布罗茨基约到伦敦一个贵族化的高级俱乐部见面，弄得流亡诗人手脚无措、满心困惑。
他曾坦率地对人承认，他活得快活，是因为他总是生活在表层上。他有自知之明，从不自欺欺人，他的幸福笼罩着内疚的阴影，在回答他一生中最吃惊的事情是什么时，他说，那就是，在经历二十世纪那么多可怕的事件之后，自己竟然还能如此平安、如此幸福地生活。
▌中国人与伯林相见恨晚
中国人与伯林的相识可以用相见恨晚来形容。他于1975年离开自己亲自募款筹建、担任院长的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十年之后，我去英国留学，成为该学院的成员，遗憾地无缘与他见面。当伯林于1997年去世时，中国大陆知识界毫不知情。
一位台湾学者把消息传过来，并认为如果我们不表示对这位当代重要思想家的关注和了解，对于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有些说不过去，但他写的纪念文章被北京一家以思想文化性著称的书评杂志一再拒绝。最后，还是南方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组专文。
进入新世纪后，伯林的著作被翻译为中文，像雨后春笋不断出现。
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一窥伯林思想全貌，并通过他对西方思想、历史的诠释加深对于西方文明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