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所谈的“历史”自然不是人们实际活动的第一手历史，而是被书写成文的第二手历史。有一句名言“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甚至于“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这在以前的时代的确常常如此，但我现在想质疑这句话在今天的有效性，即我们观察到的社会、观念的改变，以及书写、发表、传播技术的巨变，或已使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历史已不再可能仅仅是按照胜利者的意志和褒贬来书写的，甚至也不会仅仅是由那怕是比较客观公允、或具有超越精神的胜利者来书写。这不仅是指胜利者的观点和态度将有所调整，而是说不仅旁观者、失败者也将可以大量地自己书写自己的历史。这样，历史就将不会是仅仅一部简单的“成王败寇史”。 这并不是说，历史将会是一部评价完全反过来的“败王成寇史”，或者认为历史的主流话语将一定会由失败者来提供，而是说，历史将由此呈现一种多样性和多面性，而这样的比较全面的历史或将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我相信历史还是有一种基本的真实或真相的，而且同意兰克所说的历史写作者应当努力追求“如实直书”。“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女孩子”这句话，常常被误认为是胡适的原话，但这句话至少表现了一种现代比较流行的、具有相对主义倾向的历史观。而我们即便在某种程度上同意这句话，还是可以将“打扮”理解为从不同的立场所进行的对历史的解释，或者理解为从不同的观察角度所看到的历史现象，尽管理论解释和观察角度可以有种种不同，有一个比较基本的“历史真实的核心”还是存在的，即那还是一个“孩子”甚或“女孩子”的基本事实。而对何谓“失败”与“成功”，以及“失败者”与“成功者”，我们或许也还要有一些辨析。“失败者”与“成功者”可以指人物，也可以指一个团体、一种势力、一种运动、一个政党或阶层、阶级等等。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将主要说人物，虽然他们也无疑总是代表着一种力量、利益或理念。我们这里所说的“失败”与“成功”，将主要是行动领域内的，尤其是政治领域内的成功与失败。的确，这一领域内的“成败”有它的确定性，也相对好辨认，比如说，政治上的成功和失败常常就被理解为获得或巩固了政权，造成了对社会的巨大影响、乃至实现或基本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念等等。但是，这种行动或“立功”领域的“成败”还是有局限性的，会和“立言”的思想观念领域和“立德”的道德领域不相称，不吻合甚至成反比的，其本身也还有一种从多长的时段看的问题。秦始皇成不成功？他灭了也曾是相当强大的六国，统一了当时的“天下”，建立起一个福山所说的“第一个具有强大国家能力的国家”，但却旋即因迷信暴力和专制，“二世而亡”，也在后世留下持久的争议。甚至希特勒一度成不成功？他也曾让德国的经济从危机萧条转入飞速发展，使国土大量扩张，国民扬眉吐气，但也不久就因其暴虐残忍的侵略扩张而使一度不可一世的第三帝国灰飞烟灭。还有一些更复杂的人物，比如凯撒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拿破仑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战胜了雅典，但自身很快就在历史上湮没无闻，从后世看更远比雅典的影响要小。春秋时吴国灭了越国，而越国君主勾践卧薪尝胆，反过来又灭了吴国，但在越国灭了吴国之后我们还知道多少越国的事情？它也很快湮没无闻了。而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影响较逊、比较明显的政治上的“失败者”曾经也都一度是成功者，否则他们早就在历史上藉籍无名，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他们了。在这一意义上来看，历史的确不能是简单地从行动领域内的“成败”来观察，更不应简单地从一个短时段内的“成败”来观察。我们且不说另外的观念和精神领域了，涉及政治的知识分子，在观念和精神领域影响巨大的人们，在政治领域几乎常常都是“天生的失败者”。被卷入政治审判且被处死的苏格拉底、耶稣当时被人看作是“失败者”，有政治抱负的柏拉图、孔子也都可以说是政治领域的“失败者”。但有谁比他们在观念和精神领域更为成功呢？所以，中国古代先贤所提出的“三不朽”是有道理的，是比较全面的衡量事、更是衡量人的标准。当然，这也是历史领域内的、而非超越信仰的“三不朽”，即中国古代先贤认为在历史中、而非永恒的彼岸长存的，不仅有正面的“立功”，还有“立言”和“立德”，而“立德”甚至可以说是更重要的。
▌历史不怕偏见，而怕过于单一
如果说除了成败没有另外的标准，世界将只会是一个纯功利的世界，甚至是一个把人降低为纯粹动物的弱肉强食的世界。这就构成了一个胜利者应当尽量比较客观公允，乃至让失败者也来撰写自己的历史的理由，即成败不能完全取代道德的评价，后者不能完全由前者来决定。这和走向开放与多元的现代世界潮流也是吻合的。而我们即便从中国古代的历史书写中，也还是能看到这样一种宽容精神的一些特征。不谈各种野史笔记，即便是作为传统正史的二十四史，司马迁作为胜利者的汉朝的“太史公”，但同时个人又是政治上一个“失败者”的“刑余之人”，他所写的《史记》还是非常客观和公允的。比如他对项羽的“悲剧式英雄”的描写，对一些刘姓皇帝皇室劣迹的揭露和讽喻，以及在《史记》中所给予的从伯夷叔齐、到孔子、到陈胜吴广这样一些政治上并不成功者的较高地位，都可以看到，他对许多仅仅从权力的观点看的“失败者”，所体现的一种同情的理解和大度的精神。他对这些失败者绝没有在道德上进行“污名化”，对其中有些人甚至是相当赞许乃至敬仰的，他对政治的胜利者也没有大唱赞歌。这也许和汉代文网不密和他自己的道家思想都有关系，加上他的个人史学才华，遂使《史记》成为中国正史中一部最富有才情和独创性，同时也最富有兼容并包精神的开山之作。到了二十四史的最后一部《明史》，这是由作为胜利者的清朝官修，集体撰写，在体例和史料上应当说更为严谨，更为考究，但文网也已加密，观点相当正统，然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某种对失败的前朝人物的相对客观公允的叙述和评价，而不是持一种胜者皆善、败者皆恶的思维。从长远来说，最好的、最真实的历史可能还是旁观者、也是比较客观者撰写的历史。有些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必须是隔开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看得比较清楚。而这时的历史书写者已不再是利益的当事人，不再容易受偏见的纠缠。有些善果或恶果也在较长的时间里才能比较充分地显示出来。不过我们这里还是要着重讲失败者自己书写自己历史的意义。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失败者，有些失败者其实可能正是思想和道德上的先行者，实践某些后来大行其道的理念的先驱者，只是因为太超前或时运不济而失败。还有些成功和失败者在思想和道德上可能是“半斤八两”，只是在实力或武力的角逐中有些成功，有些失败；但的确也还有不少不仅在政治上失利，也在道德上失德的失败者。第一种失败者自然应当尽力书写自己的历史。而且，只要他们能够书写和传播自己的历史，他们实际上就不会完全失败，甚至成为最后的胜利者，而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的“书写”（广义的历史“书写”也包括口传、授徒讲学等等），他们的“书写”给他们带来了最后的胜利。孔子周游列国失败后尽全力整理历史经典，撰写《春秋》，对春秋时代的成功和失败者有自己的道德褒贬，而他的政治和道德理念也就因此留传下来了，他不能“为当世法”，却可以“为后世法”。如果这些失败者完全不去“书写”，他们也许就真的完全失败了。而即便是上述最后一种政治和道德上都堪称失败的人们，我觉得也应当让，甚至鼓励他们自己撰写自己的历史，如此不仅可以留下大量的史料，也还是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些不易看到的历史侧面。而且，失败且失德者也不就是始终如此，一生如此，他们也曾成功过，也做过一些好事。比如被认为要对文革“负责”的四人帮、林彪集团中的不少重要人物，近年来就都写了自己的回忆录或其他形式的文字资料，从而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研究史料，而且也的确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少有人知的历史场景，这就使我们对那一段历史的理解更加丰满了，更加接近真实了，而这对他们自己的个人形象其实也有一种弥补和修正的作用。有些失败者撰写的文字中自然还是会有掩饰或者美化，或者含有陈旧的偏见——但这种现象不仅在失败者那里存在，在胜利者那里也同样存在，而一些失败者反而可能更有可能吐露真情，他们已经没有什么要失去的了，有时在失败之后也更有可能体会和看清人世间的真相。所以，即便他们的回忆录中有一些曲笔，但我们应当相信，这对于有史识的人们是不难鉴别的，尤其不难为众多求真求实的史学同人在一种各自分工、而又互相协作和补充的努力中清楚地鉴别。而且，公正的历史评价恰恰是要通过分析、梳理和比较各种各样的史料，包括各种有偏见和谬误的史料来形成。追寻历史的真实最怕的是完全没有史料，将档案尽行封锁、或使众人钳口；次之是只有“一家之言”、充斥片面褒贬的史料；而有各种各样见解和观点的丰富史料恰恰可以为形成比较客观公允的历史研究和评价开辟道路。而给我们对一个新时代来临的相信还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像上述这些政治失败者的书写，在共和国的前二十多年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只要一个人被打倒，他就几乎是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在一堆“恶名”之下完全沉沦，再也不可能发声。而今天他们都有可能纷纷出书，虽然有不少目前还是在境外出书，但研究历史者也都不难得到。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开放，也一定会有更多的开放。当今要走向现代繁荣富强的中国，是不可能自外于平等自由的世界潮流的。历史学也必然要和其他思想学术一样，走向一个比较客观公允、通情达理的方向。 而我们还要注意，近数十年高科技的飞跃发展，给这种思想学术的自由开放所提供的前人难以想象的便利条件。在传统社会、以致于霍布斯鲍姆所称的20世纪“极端的年代”，要保留、传递、出版文稿、甚至写作都很困难，但今天即便是想禁止失败者言论的胜利者，也难于完全封住他们的笔舌了。发明了印刷术的传统中国的文化，在世界古代文明中已算是比较先进，一般的写作也有相当大的空间，但政治历史的写作还是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而过去刻版印书，也需要颇大的财力，且容易闹出动静，据说宋遗民郑思肖写出自己的《心史》之后，只能以铁函沉入井中，在四百年之后的明末才被发现。而明遗民王夫之，虽然也还是能够隐居写出自己的大量作品，但也只是到了近两百年之后的晚清，才由曾国藩兄弟所设的金陵书局大规模地刻印其遗书。在20世纪的前苏联时期，一个异议作家也难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写出自己的作品，或者偷偷写出来了也不可能出版，他们得想方设法地保存其笔写的书稿，而要将书稿传递到国外出版也颇不容易。但是，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除了个别极端封闭的国家，人们可以廉价和容易地利用各种方式来进行写作，且很容易在网络上收集到各种历史典籍和资料，并将自己的作品分多处保存于各种介质如U盘、硬盘乃至云端。一个小小的芯片，就可以储存无数的资料、文件和书稿；而一次轻轻的点击，也可以将大量书稿、照片、摄像等资料轻易地传递出去。专制的胜利者已不可能再垄断历史，甚至倾向于专制的政治家也不可能再轻易取得或保持胜利。政治上的欲求成功者越来越需要借助一种兼收广纳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他们需要有广阔的胸襟，或至少作出一种开明的姿态，直到真的变得开明。当然，任何时代，任何情况下，都还是会有政治和行动领域的成功与失败，得意和失意。甚至我们也不敢担保人类自此之后就不会有历史的逆转和倒退。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我们至少可以判断说：一个失败者也完全可以参与来书写自己历史的新时代已经来临。诚然，这个时代不仅失败者可以书写历史，即使是历史旁观者，即使是一个普通的个人，也可以书写历史。历史不怕偏见，但怕偏激。相比之下，当下人们更需要的能力，反而是辨别是非真假的能力——不被偏激所裹挟的能力，正因如此，何怀宏才发出这样的感叹：“我有时想，我们社会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也许并不是因为我们心肠不够好，而是因为我们脑子不够清楚；并不是因为现在生活的这几代人中善良的人太少，而是因为糊涂的人太多。”而想要不糊涂，不被爆炸的信息所淹没，最重要的就是根据良心准则，形成自己的判断标准。这是在价值混乱时代，保持理性，保持心灵自由最重要的一种能力。
为此，李强好书伴读诚荐“何怀宏作品集”：《良心论》《道德·上帝与人》签名版 。
当前，新的社会要求与传统的道德基础有相脱节的情形，导致人们常对目前的社会道德状况感到不满。作为个人，我们常常感到相当无力和信心不足。我们迫切需要何怀宏老师这样，对“底线伦理”的认知与共识进行分析的声音，寻求道德建设的动力和信心。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称他为，“严谨治学、长于思考的优秀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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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转自公众号：东方历史评论，文章作者：何怀宏，图片源自网络，感谢原作者。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李强好书伴读尊重原创，版权为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