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中国为何没能
像欧洲一样摆脱“内卷化”？
文：仇鹿鸣 编：木叶
中国与欧洲为什么走上了不同道路？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江南？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西欧，而一度领先的亚洲经济却与“经济崛起”失之交臂？
这些是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在其经典力作《大分流》一书中探讨的一系列影响现代世界经济形成的关键问题。今日看来，仍未过时。
▌《大分流》与中国历史的大哉问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关于明清江南经济发展及其性质的研究，可谓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热点，其研究的关怀与温度虽随着政治风浪几经起伏，却一直保持着相当的关注。
从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到建国以来的史学界在意识形态指导下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关于停滞论、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斯密陷阱、内卷化等种种论争，江南一直是话题中的主角。
与著名的李约瑟问题一样，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大约也是存在于很多学者心中的大哉问，驱使他们进入明清江南的世界。
美国学者彭慕兰的《大分流：中国、欧洲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则对于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与以往颇为不同的答案，因此一经出版就在国际汉学界和大陆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彭慕兰早年曾攻读欧洲史，后来才转向中国史研究，所以他对西方学界对于资本主义兴起和早期欧洲经济发展的研究相当熟悉，《大分流》一书主要通过对西方学界有关16-18世纪世界经济史大量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梳理，为我们勾勒了这样一幅图像：在1750-1800年这一阶段中国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与欧洲最为发达的英国在经济发展上没有明显的差异，如果不是一系列的偶然因素的作用使西欧分流了出去，西欧经济也将走入与江南经济相似的“内卷化”轨道。彭慕兰的研究是建立对大量现有研究进行整合的基础上，他在书中大量引用了西方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彭慕兰本人对西方学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熟悉，这从他书后所附有的近50页的参考文献可以窥见一斑。《大分流》以中国和欧洲作为互相比较的单位，作者强调进行东西方比较所用的单位必须具有可比性，而现代民族国家理所当然不是必然构成这些单位。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更适合与整个欧洲而不是具体的欧洲国家进行比较，正如中国既有富裕的江南也有贫穷的甘肃一样，欧洲同样既包括英格兰也包括巴尔干。
而江南在18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使其成为与英格兰（或者英格兰加上尼德兰）的一个合理的比较对象。●在第一部分作者首先对一般的经济因素，如人口、人民生活水平、生产资料、劳动生产率、农业生产状况、科学技术水平等等进行了比较；其次比较了欧洲和亚洲的市场经济状况，包括土地和劳动力要素市场以及农业和手工业的产品市场。得到的结论是：西欧最发达地区远非独一无二的，它们看来与欧亚大陆其他的人口密集的核心区域有着共同的重要经济特征——商业化，商品、土地与劳动的互相修正，市场驱动的发展，家庭根据经济趋势对其生育和劳动力配置的调整。作者同时指出，没有理由认为发展模式会“自然而然”地在任何地方导致工业突破。●在第二部分作者对奢侈品的消费和一系列政治经济金融方面的制度因素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西欧的生产力或经济并没有独一无二的高效率，与其把16-18世纪其他先进经济看作“没有成功的欧洲”的实例，倒不如把这一阶段的西欧看作一种并不特殊的经济可能更为合理。作者同时强调，一般认为体现西方优势的一些制度，如股份制公司，在此阶段并没有在商业竞争上的优势，欧洲人在没有武力支持的情况下，在与中国商人的竞争中并不占据优势。●在书的第三部分，作者首先比较了欧洲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制约因素，指出在当时的中国与欧洲都出现由人口增长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介入，欧洲经济也将和中国经济一样陷入“内卷化”。然后作者讨论了，是什么因素使欧洲摆脱了这样的命运，走上了分流的道路。作者认为英国蕴藏的大量的易开采的煤提供了工业化的能源，而英国煤矿含水量高的特性，抽干煤矿中的水的需要使得蒸汽机有了用武之地。而北美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糖、木材和棉花等原材料，是英国摆脱了人口增长所导致的生态压力，这些原材料也成为原始工业化向近代工业过渡的助推剂，因为英国本身不可能出产足够大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原材料。而新大陆所提供的白银，使西欧具有了足够的购买力来获取非洲的奴隶和亚洲的奢侈品，前者为北美种植园工业提供了劳动力，后者推动了“勤俭革命”的发生。作者认为在解释西欧为什么在19世纪成为新的世纪经济中心时，市场以外的力量和欧洲以外的关联应该占据重要地位。彭慕兰的观点一经提出就立刻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对他持批评态度的以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黄宗智，以及20世纪70年代挑战波斯坦“新马尔萨斯人口论”而声名鹊起的罗伯特·布伦纳，还有明尼苏达大学中国史学者艾仁民等几位最具代表性。其中以提出“内卷化”概念而闻名黄宗智在《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发表题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流：中国、欧洲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的文章对彭慕兰书中的计算方法提出了全面的批评。黄宗智认为彭慕兰没有很好地理解内卷这一概念，没有把握住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之间及单位土地上劳动密集度和单位劳动资本化之间的重要区别。面对黄宗智的批评，彭慕兰在《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发表《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回应黄宗智先生》一文进行了全面的反批评。彭慕兰与黄宗智的争论的焦点与其说是集中在如何认识中国江南的经济状况，不如说是如何来界定当时西欧的经济发展水平。两人都承认江南经济的高度发展，同时也认为江南经济的发展不足以抵消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生态压力，江南经济无可避免地正在走向死胡同，尽管两人在江南经济的发展程度与开始内卷化的时间上存在分歧。但两人对如何理解当时西欧的发展水平，西欧经济是否也和江南经济走在同一道路上的认识完全不同。在如何评价西欧经济的发展方面，曾经攻读过欧洲史的彭慕兰似乎对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更为熟悉，运用得更为熟练。同样《大分流》在国内学界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学者对《大分流》的讨论不仅仅是停留在学理层面，《大分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新左派与自由派论战的一个延续。《大分流》将西方的优势归结为偶然的因素，这是立论于西方现代化成功来源于其制度优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所无法接受的，绝大多数自由派知识分子对《大分流》持激烈的批评态度。
秦晖在谈及《大分流》时表达了他的反感：论点都是说西方的制度没有任何好的，而不发达国家则都是好的，第三世界所以落后是因为西方抢夺造成，与制度并无关系。这些论点实在很荒唐，但是在国内却有人支持这种论点，这就更荒谬。与之相反，新左派对此书却是大加赞扬，崔之元曾发表《生态缓解，奴隶制与英国工业革命：评〈大分流：中国、欧洲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一文，对此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中国学者对一本讨论现代化发生原因的书给予如此大的关注，不仅是在于学理的上的反思与追求，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也自己的现实关怀寄予其中。对于一名历史研究者而言，《大分流》还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方法论上的启示。《大分流》大体上可以反映出西方汉学在研究范式上的一种转化，和西方学界一些新的观念对于历史研究的影响。以费正清为代表这一辈西方汉学家，其问题意识的中心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其理论的预设是中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弃儿，是一个特殊的、不正常的、需要加以研究的对象。其研究问题的内在理路是用线性历史观进行思考的产物，即现代化是所有人类社会必然的发展方向，任何偏离这一发展方向的社会都是不正常的。而在彭慕兰的研究中，问题意识颠倒了过来，“为什么英国没有变成江南，为什么西欧没有最终走上内卷化的道路，而分流了出去”，从而摆脱了线性历史观的纠缠？彭慕兰注意到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与不确定性，毫无疑问这样一个理论预设是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的，在世界范围内毕竟只有西欧的少数国家产生了突破，发展了资本主义，在这个视野下进行的比较研究无疑更会产生很多新的思考，使我们更深入地感受历史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从这个角度而言，彭慕兰的《大分流》如果说在具体的观点、具体论证方面还可以进一步讨论的话，但他的思路和视野无疑是将现有的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从《大分流》及其一些相关的研究当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见西方汉学研究范式的转化，由“西方中心观”转向“中国中心观”，由“中国特殊论”转向“西方特殊论”，这种学术理路的转换，不仅意味着长期统治西方学术界“西方中心论”的日趋没落，更意味着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西方汉学界学术范式的转换不但对于我们如何进一步地将研究推向深入具有启示作用，更要促使我们去思考中国历史研究中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我们应该注意到历史的断裂，历史的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历史是被建构而成的这一系列的特点。就以彭慕兰所讨论的问题为例，西方无疑直至现在依然是这场分流的受益者和胜利者，作为一种强势的文化，其在对这段历史的建构过程无疑具有支配性的话语权。这就要求我们在对这段历史进行解读时更加注意解构这种强势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大分流》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如何更好的解读历史、思考历史的方式与视野。为此，李强好书伴读诚挚推荐包括《大分流》在内的“彭慕兰作品集”，从一位西方史学家新的视角下，重新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他的作品极具争议又极具参考价值，多一个审视世界的角度，也就越接近历史的真实。
来源 | 文章转载自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原标题《为什么中国与欧洲走上不同的道路？》，内容有删减，图片选自网络，感谢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