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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预言可怕的未来, 是为了让人们现在就有所行动

先知书店 先知书店店长荐书 2021-09-12



他们预言可怕的未来,
是为了让人们现在就有所行动
文、 编:少年X

1867年7月的一个夏夜,时任两江总督的晚清重臣曾国藩,在与幕僚赵烈文聊天时谈到时局,忧心忡忡,不知清王朝还能撑多久。

而赵烈文作出了一个惊心动魄的预言,他说:

“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44年后,清朝果然土崩瓦解,接踵而来的混乱局面,也为赵烈文所言中:“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

因为这段精准的预言,原本名不见经传的赵烈文,被史书永久地铭记,乃至于被后世冠以天才预言家的名号。

赵烈文的伟大,是因晚清的悲剧。如果清朝得以中兴,那么赵烈文这三个字便也淹没在浩浩汤汤的中国历史中,难寻踪迹了。

因此,对于预言来说,其实存在着一个不可能的三角:预言家的伟大、预言的精准、好的社会结果,这三者不可能同时成立。

一个灾难性预言的成真,成就了预言家,却也是社会本身的悲剧。如果历史波澜不惊,则预言家也复归平庸,难称伟大的先知。

但伟大的先知,往往并不以伟大为荣,他们之所以预言可怕的未来,是为了让人们当下就采取行动,制止那样可怕的未来。

批评家瑞卡兹说:“预言家担负着双重任务,他既要用自己的言辞影响未来,又要成为一个真实的预言家——一个不出差错的预言家。”

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曾在《未来简史》一书中,对人类未来有一个极为可怕的预言:

随着基因技术的进一步突破,人类的智力和寿命可以用“上帝的手术刀”进行编辑,从而使社会上出现了少数智力超群,且永生不死的“神人”,这一极小部分人垄断了人类一切的资源,且永久地奴役着绝大多数人,历史于此处终结。

尤瓦尔·赫拉利忧心的是,当基因编辑技术被少数富豪垄断时,智力的天然分配和死亡这个唯一公平的系统就失效了,未来的不平等将成为永久性的事实。

只有听众不把这个预言当作耸人听闻的诳语,并进一步采取行动,重申人类的普遍价值,为技术加上约束,这种反乌托邦的未来才不会成为现实。

如果说技术的预言尚属于没有发生的现实,那么,托克维尔、哈耶克、唐德刚所作出的三个世纪预言,不但在历史中无数次得到验证,当代人如何对待它们,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后代的命运。



▌托克维尔的预言:坏政府的改革,会导致更严重的革命

1856年,路易十六的头被砍下整整64年后,一部轰动欧洲的书《旧制度与大革命》诞生了。


在这部巨著中,托克维尔作出了一个超越时代的预言:

 

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候,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


托克维尔出身法国穿袍贵族世家。法国大革命时期,他的家族作为革命对象被大规模迫害。


托克维尔的外曾祖父马尔泽尔布是思想开明的法官,他曾在国王面前为人民的权利辩护,当议会审判国王路易十六时,他又挺身而出为落难的国王担任辩护律师,最后被送上了断头台。


托克维尔的父母也被革命派逮捕入狱,判处死刑,因随之发生了热月政变,才幸免于难。

 

但托克维尔在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时,并没有像一般的保守主义者那样抨击革命的血腥与暴力,而是难能可贵地对大革命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思考。


民众往往以为,那些最先被推翻的政府,是最坏的政府,但是托克维尔发现,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下最繁荣的时期。


在托克维尔笔下,路易十六并不是一个贪婪、昏庸的国王,他尊重公共舆论,鼓励发展经济,屡屡出台改革政策。


他关爱穷苦百姓,救济贫民。当御前会议判定,国王猎物在王室管理地区,毁坏周围农田,应当付给农民赔款,路易十六慷慨地站在农民一方,亲自撰写赔款的各项理由。

 

正如历史学家米涅所说,就路易十六的胸怀和品德来说,是最适合于他那个时代的。当人们对独断专制的政治体制不满时,他就自愿地放弃专制;当人们对路易十五的荒淫挥霍感到愤恨时,他能够品行端方,生活俭朴。


在路易十六统治后期,尽管法国因为卷入北美战争而负债累累,但人们却依旧能继续发财致富,富有创造性。

 

然而,就在路易十六的改革步步推进,到了“深水区”的时候,反而激化了矛盾,引来了革命的风暴。这完全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到来的革命。


托克维尔窥见到大革命过程中的暴力、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力的藐视,都源自“旧制度”多年“教导”的结果。


法国的激进革命者希望推翻旧制度,建立一个理想的新制度。


但事实上,革命不仅没有摧毁旧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反而是以表面摧毁的方式最终完成了这一历史过程:


几年后,在1789年消失的、旧制度下的法律和政治惯例又出现了,就像一条河流悄然演变成暗河,流经之地没多远,暗流就又重新出现,然后用老水冲刷新鞋一样。

 

这是一条奇怪的历史曲线,学者朱学勤先生称之为“托克维尔曲线”。


时至今日,很多国家的转型之路依旧布满荆棘,危机一触即发。所有关心政治的人们,都应该谨记托克维尔的告诫、深究托克维尔的政治哲学:

改革一旦开始,万万不可中止;民主的陷阱,恰恰就在于民主本身;私有财产是自由的基石,市民社会是自由的屏障;为面包而放弃自由的人,既得不到面包,也得不到自由;贵族精神缺失的社会,必然陷入弱肉强食的丛林。



▌哈耶克的预言:国家垄断铸币权,会导致经济循环奔溃


在哈耶克生命的最后时光,这位20世纪的思想巨人,一直在思考个人自由的实现方式,力图找到一种“不算太糟糕的经济制度”。


通过分析历史上多次大萧条、大通胀、大失业,哈耶克发现了“铸币权被垄断”与“通往奴役之路”的隐秘关系:


一旦赋予“法币”不可撼动的正当性,个人就无可避免地“在冠冕堂皇的旗号下被剥削”,“无论多低的通货膨胀,都会积累成全局性的大灾难”。


如何破除“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大规模失业—个人自由被剥夺”的周期性诅咒?哈耶克说,“首先要使个人免于滥发货币的强制剥削,破除对铸币权的垄断”。


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再次凸显凯恩斯主义“货币刺激”的危害,也证明了哈耶克“货币非国家化”的先见之明。


◎被忽略的财富转移:国家超发货币


亚当·斯密说:“我相信,世界各国的君主都是贪婪不公的,他们欺骗臣民,把货币最初所含金属的真实分量次第削减。”


从东方的汉武帝到西方的英国国王,从两千年前的王莽,到两千年后民国,直到最近的委内瑞拉,只要铸币权被垄断,就绝不可能抑制住超发货币的冲动。


并且,由于这些货币是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强制流通的“法币”,因此百姓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无论“法币”贬值得多么厉害,他们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财产被稀释、被掠夺,直到通货膨胀引发经济萧条、压垮整个国家。


可见,铸币并不会创造财富,恰恰相反,它往往是掠夺财富。


但即使如此,长期以来,国家垄断铸币权的现象,仍被人们视为“天经地义”。直到哈耶克在晚年的最后思考,终于打破了这个“神话”。


◎货币的非国家化:个人自由的根本保障


哈耶克主张,货币的使命应该回归个人自由本身:只有铸币权真正掌握在私人机构手中,个人自由才可能得到最大保障; 对货币信用的选择自由,不仅是个人经济自由的切实保证,而且是制止通货膨胀、经济持续增长的不二法门。


货币是财富的度量衡,一切物质财富都要兑换成货币才能进行流通,因此谁控制了货币的发行权,谁就控制了人类。


在世界历史上,历代政府都将货币的发行权紧紧攥在自己手中,因为这是他们从民间汲取财富的方便法门。


正如哈耶克所说,拥有暴力背书的政府一旦掌控了货币的发行权,就会难以抑制地发行货币,直到经济崩溃。


但是,每当经济陷入低迷,民间反而会渴望政府的经济调控,甚至呼唤用“大水漫灌”来刺激经济。


但是哈耶克警醒我们,经济危机的本质,往往来自于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而当一国政府开始走向凯恩斯主义,就意味着巨大的灾难即将来临。


因此,哈耶克的预言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很可能在未来再次上演,对于‍每一个勤劳、诚实,合法创造财富的公民来说,如何捍卫自身的财富,应对政府超发货币导致的经济危机,关乎着自身的根本权利。


哈耶克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前瞻性预言,是每一个人都值得深入了解,并引起警惕和深思的。




▌唐德刚:中国的第二次历史转型,犹如船过三峡险流

历史学家唐德刚,在研究历史数十年后,将中国四千年历史,分为三大阶段:封建、帝制与民治,以及一次已完成的转型,和一次未完成的转型:

第一次转型,从封建制到帝制,起于秦国“商鞅变法”,完成于汉武帝与汉昭帝之间,历时三百年之久,此后约两千年,“百代都行秦政法”。
 
第二次转型,从帝制到民治,起于第一次鸦片战争,至今犹在转型途中。

唐德刚先生说:“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要经过一番“惊涛骇浪”的古今大变,这个艰难的变革期就是“历史三峡”。

他预言道:“此一转型至少亦非二百年以上难见肤功也。换言之,我民族于近代中国所受之苦难,至少需至下一世纪之中期,方可略见松动。”

也就是说,自1840打开国门开始,大致要到2040年才能顺利“通过三峡”,如果历史出了偏差,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

不过,唐德刚先生相信,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

世界民主化潮流,浩浩汤汤,如三峡之水,一路东流,纵有漩涡、礁石、人工堤坝等障碍,却无法阻止其奔腾,无法更改其航向。

到那时,“国有定型,民有共识,以我国我民,我才我智之最大潜力,走入人类历史上民治主义的新时代,开我民族史今后五百年之新运。”

民众可以在喝采声中,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

但是,回到当前的现实语境中,这次犹在途中的转型,如船过三峡险流,激荡无比。已在其中航行过的,有文化名人,诸如“小册子作家”胡适;有政界大佬,比如“外交第一人”顾维钧;还有那些被贴上标签的风云人物,如“窃国大盗”袁世凯。


傅国涌先生曾指出,历史三峡论的价值,“并非是时间上的预测,不是到底多少年出‘三峡’的问题,而是对一种隐隐约约的历史脉络的清晰洞察,更是对本民族命运与前途的深情关切”。


从现实层面来说,唐德刚先生的历史三峡,是通过论述“帝制-民治”这一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最后阶段,来阐述转型的艰难、复杂、长期,并反思当时中国政治的现实,给后人以警醒。

在唐德刚之后,无数历史学家仍在接续这一世纪预言与历史困境,正如《1840年以来的中国》的作者王人博老师所说:近代以来的任何一段经历,都是那个时期国民的共同抉择,历史就像一个民族亲手剪裁的衣服,一旦穿上,就再也脱不下来了。

如果未来的路,比想象中的更窄,我们更应直面历史的真问题。

在一个强制传统悠久的国家,由帝制向民治转型的阻力之大,往往超乎想象,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往往不会主动推进政治改革,而民间又缺乏强大的政治力量来助力这一转型的加速。

一个国家在历史行程中迟到,这可是大事。轻则发展迟缓,重则饿殍遍野,血流成河。

 

从1640年光荣革命开始,人类历史正式步入了现代文明。然而,在了解法国大革命对满清的影响后,我们发现和以往认知不同的是,鸦片战争前的满清政府,并非对世界大势一无所知,文明的迟到,绝非始于鸦片战争之后。


如何才能拥抱现代文明,彻底摆脱“历史三峡”的预言?对于每一个生活在政治现实中的人来说,是一件轻则决定利益,重则决定生命的大事。




▌最伟大的预言家,
都是最优秀的思想家

 

在《圣经》旧约中,有三种人物是最厉害的:君王、祭司、先知。


君王负责治理、祭司牧养百姓、先知传达上帝的启示。有时候,他们的一个思想、一个预判、一个警告甚至一句话,就像闪电一般,穿透历史的迷雾和沉沉的思想黑夜,照耀出人类的明天。


纵观人类历史,像哈耶克、托克维尔、唐德刚这样既能深入历史细部,探究人的行为逻辑,又跳出细节,站在前人肩膀上看整体,通过预言警示人类本身的弱点的大师寥若晨星。他们的预言之所以伟大,正是在于他们的预言做到了以下几点:


带着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洞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人性亘古不变,人类大多数问题的答案,都已经写进了历史,一切人文学科,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历史学。


当今现实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未来也越来越难以预料,只有带着对现实情境的问题意识,身进入历史现场的人,才有能力预言未来。


正如英国的一句谚语所说:“最好的预言是过去”。一切伟大的预言,无论是哈耶克对货币超发、托克维尔对改良与革命、还是唐德刚对中国转型的思考,无不是深挖到历史深处,致力于将其中最关乎人类命运的答案揭示出来。


 ◎见证了人类历史的大灾难,怀着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深刻忧思


往往是那些经历过动荡年代,亲眼看见过人类大灾难的学者,才能深刻认识到人类自身的脆弱和愚蠢。


托克维尔、哈耶克、唐德刚三位学者的人生,刚好横跨三个世纪,他们或见证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或目睹了席卷世界的战争,或亲历过国家的几次大转型,他们对人类命运的关心,对未来世界的预言,绝不仅仅只是停留在纸面,而是有深入骨髓的体会。


因此他们提出预言,比起学术追求,毋宁说是要用自己的良知和洞见警醒人类,让人们有所行动。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先知的世纪预言”书单,包含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唐德刚的《历史的三峡》的世纪预言,以及仍在接续唐德刚世纪预言的王人博老师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在这个大多数著作都陷入鸵鸟式思考的时代,他们的世纪性预言却超越了时间的局限,警醒我们要对历史保持谦卑、对权力与理想保持警惕,否则灾难将一再重演。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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