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差异化金融发展路径

编者按

2017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将粤港澳大湾区提升为国家战略。本文中，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香港交易所集团首席中国经济学家、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教授从专业的角度，分析了粤港澳三大湾区在资本市场结构、城市产业结构、金融服务的供给与需求等方面的差异。

文 / 巴曙松（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香港交易所集团首席中国经济学家、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王志峰博士（挖财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际金融研究院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2017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将粤港澳大湾区提升为国家战略。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域是“9+2”的11个城市，即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九个市，以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整体面积约5.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不足1%，总人口约6800万，不足全国总人口的5%，创造了全国近12%的GDP，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将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纽带与沟通枢纽。

全球三大湾区都是以“金融＋”的形式促进经济发展，而粤港澳大湾区的差异化优势为创新提供了巨大空间。以纽约湾、旧金山湾和东京湾为代表的全球三大湾区，均已形成了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产业互补、错位发展的多核格局和多样化、综合性、产业链齐全的城市群体系，湾区经济已经对所在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分别以“金融+科技”、“金融+服务”、“金融+产业”为特色，金融综合服务业是城市群产业链发展重要的一环产业，与此同时，配合“科技驱动、一体化物流支持和现代旅游业+”，金融的发展是湾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需要关注的是，配合不同的经济发展需要，在不同金融监管体系下，不同湾区的金融市场形成了金融业态发展程度各异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结构。与其它三大湾区不同，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一二三四”（即一个国家、两个体制、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三套监管体系、多个监管主体”的特征，在金融市场的动态发展中如何发挥多体制的优势并保证监管有效性，给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机遇和潜在挑战。

十一个城市产业结构特点各异，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三个核心集聚城市与周边城市形成差异化的金融发展路径。在粤港澳大湾区政府政策与合作方面，各级政府通过CEPA合作、泛珠三角合作、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9+2”的11个城市在政府合作机制、金融市场融合、产业链融合、基础设施融合，以及科技融合等方面持续深化，各城市逐步明确自身在大湾区建设中的定位。

在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产业发展方面，大湾区城市群泰尔指数显示，香港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与合理化程度一直领先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粤港澳大湾区区中的大部分城市在提升产业结构质量的同时，优化了劳动力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分配。

在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金融服务的供给与需求方面，对大湾区各城市产业空间分布和金融专业化进行分析，其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的空间分布从香港的一城独秀，发展到以香港、深圳和广州为核心集聚城市的“中心—外围”结构。香港金融集聚中心的功能主要分散到了深圳与广州，形成了3个城市辐射其他城市的效应，其余8个城市中，特别是东莞和佛山，金融业规模占比提升都较为明显。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产业结构差异化，有助于实现各城错位发展与湾区金融发展整体最优，未来需要加快推动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绿色金融，以及便民民生金融的融合发展。

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中心特征和金融中心的发展方面，大湾区金融行业发展GL指数显示，香港与内地金融产业融合程度在波动中逐步深化。香港与内地金融贸易服务规模保持快速增长趋势，香港对内地金融服务保持顺差且净出口金额持续增加，内地对于香港的金融服务需求不断扩大。整体而言，应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及金融科技运用的机遇，进一步推动金融融合。在金融融合路径选择上，应该在整体规划中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连接内地与世界的枢纽，以金融科技发展为抓手推动金融融合，以及提高金融风险监测的重视程度。

粤港澳大湾区四大金融市场领域的融合日趋成熟。一是股权市场方面，粤港澳大湾区正成为内地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进行连接、转换的关键区域和平台，股权市场的发展和融合在推动科技创新形成产业并进一步形成经济增长动力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港交所为大湾区实体经济持续注入源源不断的资本活力。2013年底以来，在港上市的大湾区广东九市企业在港交所的市值占比由的7%上升至 2018年9月15日的15%，在全部中资股中的市值占比由11%上升至2018年9月15日的24%。

二是债权市场方面，通过灵活使用点心债、中资美元债、熊猫债等产品，大湾区企业有效提高自身融资效率，同时推动跨境债权市场的快速发展，随着湾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境外投资者配置需求持续增长，大湾区跨境债权市场将迎来进一步的发展机遇，围绕实体经济的债权产品创新将释放巨大潜力。

三是外汇与跨境人民币业务方面，大湾区内人民币跨境流通机制已覆盖居民与企业基本的金融需求，香港作为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投融资的重要门户地位稳定，澳门正打造“葡语系国家人民币清算中心”。未来，以大湾区为整体、充分利用珠三角与港澳各自的特色与优势，创新更多与人民币在全球配置相适应的市场工具、管理手段与政策便利，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既是粤港澳大湾区实体经济发展的需求，也能为中国金融对外开放提供“试验田”与“安全垫”的作用。

四是碳金融市场方面，自2011年内地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以来，大湾区碳金融交易活跃度以及碳金融创新持续保持全国领先水平，粤港澳碳金融合作紧密；在发展绿色经济成为大部分国家共识、境内碳金融衍生品内在需求在持续加深、碳金融全球区域合作经验逐步成熟的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碳金融市场融合面临进一步深化的机遇，应考虑将香港纳入全国碳金融体系，推动广东碳金融交易进一步对外开放，利用香港先进衍生品服务经验开发更多碳金融衍生品，以香港为纽带推动中国与国际碳交易市场对接。

  延伸阅读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报》2019年5月30日（总第1659期）第1版（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作为一位研究人员个人的看法，不代表任何机构的意见和看法）

本篇编辑：黄宇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