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大湾区可作为国际与内地金融体系的转接平台

编者按

6月10日，由财新传媒主办的“财新峰会香港场：双向开放 携手未来”在港召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证监会副主席李超、中国银保监会首席律师刘福寿等数十位来自两地高层官员、知名学者、顶级企业家等嘉宾出席并发表演讲。

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香港交易所董事总经理、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教授出席论坛并发表主题为“新经济转型与新金融发展——香港支持新经济融资的市场创新”的演讲。巴曙松教授认为，不要指望在目前动荡的外汇市场条件下，在资本管制上有很大的放松，“互联互通”这个机制提供了非常大的扩展空间。

演讲 / 巴曙松教授（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香港交易所董事总经理、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6月10日下午，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香港交易所董事总经理、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教授在2019财新峰会香港场上指出，“粤港澳大湾区要发挥它独特的作用，可能就要继续发挥以欧美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和中国内地金融体系之间转接平台的作用。”

巴曙松教授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对国际金融体系和内地金融体系都熟悉了解，且积累了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的经验。互联互通框架制度设计的核心环节在于选择香港作为节点，实现了国际交易结算托管制度与国内交易托管制度的对接和转换。

全球的金融体系有欧美主导的金融体系，以及中国40年改革开放逐步形成的一套市场体系和框架架构。巴曙松指出，“我们很难想象欧美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而放弃它几十年来形成的制度，中国也不会为了吸引外资就把各种市场制度放弃改用国际欧美这一套”。

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在设计环节则实现了转换，以交易方式的差异为例：内地的交易是穿透式、一户一码制的，一个身份证就有一个编码，而香港和欧美是多级托管制，它是市场逐步形成交易积累下来的交易方式。巴曙松称，要实现这两个体系的对接，是在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谈判中费力最多的环节；最后的解决方式是，在海外还是用多级托管制，用香港统一结算统一进入国内市场，到上交所履行股东权益。

他认为，这一设置非常有效，“以债券通为例，原来银行间市场账户不到300个账户，那是之前那么多年开放的结果，因为需要投资者在中国市场开户，资金要汇过去、设立办公室，要按照同一套结算托管制度。债券通设立后，采用多级托管，现在开户的户数应该超过1000户，仅在两年的时间，开放效果比原来好很多，非常踊跃，而且这个势头还在继续保持之中”。

巴曙松教授称，不要指望在目前动荡的外汇市场条件下，在资本管制上有很大的放松。“互联互通”这个机制提供了非常大的扩展空间，因为这个机制实际上是一个封闭的体系。

巴曙松教授续称，“如果不想在资本管制方面放得太开，就把互联互通的类别扩大。比如现在只是一部分股票，能不能放开到更多股票？现在只是现货，能不能放开到ETF，下一步能不能放到衍生品？因为海外投资者要管理风险，能不能放开到商品？”互联互通机制就像内地与香港之间透明封闭的天桥，更多是一个资产配置平台，而非资本流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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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财新网2019年6月10日（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作为一位研究人员个人的看法，不代表任何机构的意见和看法）

本篇编辑：都闻心